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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里战斗散乱可是越打越大，张自忠无法判断敌情，更无法确定前路是否安全，只好停下来等待天明，况且先头的骑9师听到枪声应该返回接应。但是骑9师身负保护渡口的重要任务，根本不会顾及黑夜中的零星敌情，等到战斗扩大了，骑9师已经远去。

脱困途中黑夜里遭遇敌情有两条路，一个是停下来等待天明判明敌情之后再做行动，二一个是如果条件允许，还是按照原计划继续前进争取脱困。

脱困就是赶在敌军包围圈形成之前寻找间隙跑出去，现在日军正在形成包围圈，到了明日包围圈会越来越严密，况且此时已经接战，天亮之后日军必定增兵围剿，如果己方没有援军来到，情况肯定会比现在黑夜乱战严重的多。其实此刻张自忠率总部继续南行就可以趁乱脱出日军的包围圈，黑夜中你搞不清楚敌情、而敌人也搞不清楚你是不是？此时还是应该按照原计划跟随骑9师的路线南撤，即便再遇到敌情也要在黑夜中坚持继续脱困。

黑夜中张自忠选择停了下来等待变化，也许是期望第38、第179师在向方家集突击的战斗会扯破日军的包围圈，也许是期望骑9师能返回头接应。不过现在电台丢失，根本无法掌握这些部队的情况，死等下去也不一定是办法，张自忠无计可施，派出人员向窑湾留守的部队求援。

张自忠很清楚现在留守窑湾渡口没有几个人。5月7日总部渡河时副官处长段长贵留守渡口，5月8日第74师渡河时留下了一个工兵营保护渡口，现在窑湾的全部兵力就是这一个工兵营。张自忠向这个工兵营要援助，即便是这几百人全部赶来、能起多大作用？这一点张自忠应该不会想不到吧？

寄希望于一个没有用的援助、况且这个援助会不会及时赶到还是个问题，这说明张自忠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脱困的决心。

通信员在夜里跑了60里到了窑湾，向第33集团军副官处长段长贵报告总部被围和电台丢失的情况并传达救援的命令。

总部被围了！没有比这更加危急的情况了！段长贵一听就急了，立刻找来第74师工兵营营长赵德志。这种情况没有不着急的，赵德志立刻挑选了180人带着4挺轻机枪跑步赴援。

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危急了，第74师在窑湾留守机关也立刻向“正牌”师长李益智汇报情况。此时第55军军部在钟祥陈家台，第74师空架子师部和军部在一起，这是百里之外，根本就是解不了近渴的远水，而且李益智基本上是光杆儿师长，手里只有一个团，尽管如此，李益智得到报告后也指示窑湾的参谋随工兵营一起行动，当面向张自忠总司令请求任务。

于是第74师参谋和工兵营180人，由原通信员带路、立刻跑步返回包围圈援救总部。

天色渐渐亮了，散乱的战斗也渐渐明晰起来了，西面王集、南营的日军也向南瓜店方向集中，东南方向新街的日军也转向攻击，张自忠也看清楚了整个战场形势——南北向山谷中的第33集团军总部处于日军东西两面夹击之中！

山谷东侧是从关子口开始向南的十里长山，西侧是牛肋巴骨山、杏仁山，山谷长约8里、宽约2、3里，北端关子口宽约2里比较窄，关子口也叫罐子口即是此原因。山谷向南出了杏仁山就是大喇叭口了，前面就是板桥店镇到南营的大路，日军正是沿着这条大路东西两个方向夹击进攻。

张自忠布置第74师第443团守备喇叭口东侧的长山末端高地，也就是战史上所说的东山口，第74师师部也置于此地；第444团置于喇叭口西侧的磨石场；山谷西侧的牛肋巴骨山因形得名，状似两扇牛肋，第440团也就是警卫团前出守备西侧牛肋；东侧十里长山绵延十里，不是日军进攻方向，也无必要布置兵力；总部置于喇叭口连线内侧中间约1里、或者说几乎就是喇叭口连线上杏仁山下的沟沿里。

张自忠这样的布置是期望第38师能从西面沿着公路攻击过来、或者骑9师从南面返回头来接应，这样总部可以在第一时间与这两支部队汇合，也就可以立刻南下向窑湾渡口突围。张自忠寄希望于喇叭口东西两面的各一个团能扛得住日军的进攻以等待援军，不过从以往的实战经验上来看，这种没有预设工事的野战根本顶不住日军的进攻。

张自忠这样的期望还是放弃了依靠自身力量突围的决心。如果依靠自己，那就应该退守东侧长山，后面是十里山脉，回旋余地极大，后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所有脱困人员都是进入长山、日军也就放弃了追击。

天亮之后战事发展也是如此，三面的防守都顶不住日军的进攻。西面的第440团连续失去两个小山头，终于在日出之后日军确实占领牛肋巴骨山西侧一面。日军拉炮上山，居高临下炮击沟沿里，第33集团军总部立刻一片爆炸烟尘弹片乱飞，张自忠将总部东移2里至喇叭口中间平地的陈家湾。

日军东山口的攻击也十分猛烈，第74师原本就是轻装部队，这次又是轻装急进，而且在敌后已经转战7天了，粮弹俱缺，日军炮火之下毫无还击能力，到了9点已经顶不住了。

恰在此时，日军得到了确实的情报，“军的通信部队将截获张自忠司令部所发的无线电讯，随时通报给师团，以掌握敌人的动向。5月16晨，第39师团在扫荡沟圆（沟沿里）附近山地时，9时接到通信部队的通报说：‘敌第33集团军总部即在沟圆（沟沿里）！’”

日军战史这样写，说明已经破译了第33集团军总部通讯密码。其实国民革命军的历史就是一部密码被破译的战斗史，国民革命军就是这样一直使用着被破译的密码与敌人战斗，真是令人赞叹的大无畏精神啊，纵览世界军事史，国民革命军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泄密范围、程度和时长，是无可争议的独占鳌头，如果有第二名的话，那也是望洋兴叹、五体投地。

自打1931年4月开始，红军就已经基本上全部破译了国军密码，虽然委员长也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也是一样不管用，红军还是一破一个准儿，所以几次围剿都是大败亏输。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第10师师长李默庵给上海的太太写了一首诗用密码发出，结果这种闺房悄悄话和军事秘密一样，全部都让红军搞了去。4年后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周恩来赶赴西安碰见了李默庵，周竟然把李默庵的这首“画眉诗”背给了李默庵。李默庵大惑不解啊，自己写的这首诗、只发给了老婆、周恩来怎么会知道？难道是自己的帽子被他绿了？

周恩来一看已经急赤白脸的李默庵赶紧解释，不是帽子颜色的问题，而是密码问题，这才安抚住了准备掏枪的李默庵。

长征时“四渡赤水出奇兵”简直是国军密码史上的又一大笑话，红军冒用委员长密码，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出假命令，稍稍改变周浑元、吴奇伟两军的行进路线，如此红军得以钻隙而出。这封假命令是如此巧妙，在行文、口气上完全是委员长本人朝令夕改、顾头不顾腚的“风格”，而且两军行进路线仅仅是稍加改变而已，那个马夫也根本看不出来。刘伯承曾说过，“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这还能赢不了？

国军的密码对红军这群“土包子”不管用，那么对皇军来说那就更不管用了是不是？自打1928年5月，日军就开始了在中国的特别情报活动，对国军第二次北伐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工作，国军70％的密码都破译出来。不仅是军事密码，连同外交密码也一同破译，结果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外交动向全部都被日方掌握，自然是惨不忍睹。由此开始关东军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继关东军之后，1935年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也成立了侦破密码的特情班，1939年10月，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设置了特情班，1940年2月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也就是说，日军在华的所有“军”都设置了特情班。不过这个“军”是方面军、派遣军，而不是第11军这一级单位，因为破译密码需要特殊的人才和技术，而且使用破译的情报也需要一定的程序，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让人起了怀疑更改了密码岂不是自找麻烦？不过在这一点上，日军似乎过虑了，因为国军根本就不在乎。当然，为了工作效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

随着形势和战事的发展，1943年7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华北方面军的特情班合并组建中国派遣军特情部，共计543人。到了1944年2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共计880人，到了1945年1月达到991人。

战后日军战史宣称在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 90％，虽然后来国军稍微上了点儿心，但态度基本上还是随他去吧，日军的破译率还是在70%以上。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原会战”，也就是“中条山会战”，国军惨败，双方人员战损比为1：20，简直是骇人听闻，日本华北方面军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称，“在会战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要换成红军刘伯承的话，还是赌场“玻璃杯里押宝”那句话。

此次张自忠第33集团军5个师渡河作战，日军在一开始就掌握得很清楚，应该就是破译了电报，但这不是“军的通信部队”能干的，因为第11军就没有这个机构，而是中国派遣军转来的情报。而现在“军的通信部队……5月16日9时”认定“敌第33集团军集团军总部即在沟圆（沟沿里）”就更做不到了，因为昨夜张自忠就把电台搞丢了。

现在认定张自忠总部的位置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情班的破译专家了，昨夜夜袭，张自忠总部掉队人员不少，抓个俘虏一问就知道了，而且说不定张自忠的电台已经让日军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