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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位于三峡东口之北岸，号称“川鄂咽喉”。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所以宜昌是长江航运的重要转运站。

宜昌北上可达襄阳，南下可至常德、长沙，是第1、3、5、9四个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战略地位无可比拟。军委会为保卫宜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设宜昌守备工事，而现在的江防军两个军的任务就是专职保卫宜昌，而现在仅仅打了一天就失去了宜昌，实在是不能想象的战败。

反攻！夺回宜昌！如此重要的宜昌轻易失去，这对历史也交代不过去，委员长暴跳如雷，立刻调整部署、增调人马，准备反击宜昌。别的不说，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调第9战区宋肯堂第32军、彭位任第73军、周祥初第87军、郑洞国第8军归于陈诚指挥，立刻开拔北上参加宜昌反攻。委员长只知调兵而不知用兵，这4个军在长江以南，抵达长江即被天险所阻，况且日军沿江设防、飞机整日监视，基本上都没能渡过长江参加战斗，只好在南岸驻下，守备长江南岸吧。4个军中仅有第8军荣誉第1师渡过了长江，日军击之半渡，将荣1师冲散，连师长舒世存都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援兵到还得要些时候，现在宜昌怎么办？援兵是援兵，反攻还是要立刻进行的。6月13日委员长电令，“（一）右兵团应占领三游洞及以北三合岩、两河口阵地，迅速收容各部，并掌握有力部队，参加汤恩伯部队反攻宜昌。”

“右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宜昌，而现在却沦落到“收容各部……参加汤恩伯部队反攻宜昌”的地步，说明“右兵团”保卫宜昌的任务完全失败，而且也不能担负“反攻宜昌”，还是要靠汤恩伯啊。

“第30军、第75军、第85军及第94军，统归汤恩伯指挥，以一部攻占荆门、以主力由远安、观音寺之间，攻击宜昌方面之敌。”

这道命令可以算得上是战争史上最胡闹的命令了。当阳和宜昌东西相距百里，而“远安、观音寺”为南北两个方向，连线恰好与当阳、宜昌连线交叉形成十字。委员长的意图是汤恩伯主力插到十字交叉点之后向西攻击宜昌，那么背后的当阳日军会怎么办？这是要斩断日军的一字长蛇阵啊、还是要去自寻死路？

既然“一部攻占荆门”，那么汤恩伯主力就应该去打当阳。如果打下了当阳，那么西边宜昌的日军该怎么办？现在东边荆门已被汤恩伯“一部攻占”，切断了日军从东面援救宜昌的可能，那么宜昌日军现在自然要回打当阳以求退路，那么宜昌自然空虚，唾手可得。

反正委员长眼里只有宜昌，别的都不管，只要拿回来宜昌就行，不过为什么还要分兵一部去打荆门？还不如直接打当阳好了。

“（三）第92军应猛攻钟祥方面之敌，阻敌增援补给。”

钟祥是日军第13师团驻在，去年年底开始的“冬季攻势”中，张自忠第33集团军负责由北向南攻击钟祥，江防军一部由西向东攻击钟祥，意图两部夹击拿下钟祥，不过最后打了一个多月，虽有战果但是损兵折将也未将钟祥拿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军在钟祥筑有守备工事，而国军却没有攻坚武器，也就是说只要日军依靠工事，基本上就处于有胜无败的地步。

第92军原驻河南确山，跟着李长官一路瞎指挥现在转战千里来到了湖北西部，如此长途跋涉而来的部队，如何能打下日军的重要据点？如果安排在钟祥外围选择有力阵地，截断日军与宜昌的联系还是有可能的，何必要“猛攻钟祥方面之敌”而自取失败？

其实在此次会战刚开始之时，日军下枣阳、威胁襄阳，李长官根本无需慌张，驻确山的第92军直接南下打信阳好了，结果李长官调动第92军打枣阳、调动江防军两个军保襄阳，结果耍来耍去都让日本人给耍到了外围。

“（四）各部应不顾一切，猛力进攻，不可失机。”

此次日军第11军倾力来打宜昌，确实是用兵错误，如果国军在其他方向，特别是江汉平原北部大做文章，日军必定放弃宜昌回保武汉，宜昌自然不战可守，而且趁日军撤退之际，打几个阻击、尾追的，自然可以收获战果。而如果按照委员长就盯着宜昌不错眼的话，这反倒是日军之机啦，简直是求之不得。

“（五）为协调动作，着汤总司令与陈兵团长取得联络后，各该部即归陈兵团长统一指挥。”

“陈兵团长”的溃兵需要收容后才能投入汤恩伯指挥的对宜昌反攻，而汤恩伯的部队要听“陈兵团长”的指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里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一个月前日军进攻枣阳、襄阳的时候，委员长命令各部“乘（趁）长蛇出穴之倾，为铁锤痛击之举”，而此时日军打宜昌，委员长觉得铁锤不过瘾，干脆让汤恩伯率部直接切断日军这条“长蛇”就算了。好在前方指挥的陈诚总算是炮兵营长出身，无论如何水平再差也比炮兵马夫强一些，赶紧喊住委员长不能蛮干，如果这样打下去，日军“一字长蛇阵”首尾一起回击蛇中部，汤恩伯绝对讨不了好果子吃，于是陈诚在委员长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提出自己的方案——

“右集团以歼灭襄河以西敌人之目的，决向当阳之敌攻击，压迫于长江、襄河间而歼灭之。”

委员长昨天的命令是反攻宜昌，也就是让日本人把宜昌吐出来也就算啦，而“小委员长”的胃口明显要比大委员长的胃口要大，不仅要让日本人把宜昌吐出来，而且要全部留下来——“歼灭之”。这很明显就是做梦，自打开战以来，哪里有过一次歼灭日军旅团的战绩？而现在“襄河以西敌人”有三个师团，如何能“歼灭之”？陈诚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肯定做不来，不过这样的方案委员长肯定会喜欢，既然人家喜欢，为啥不说呢？当然啦，至于真干还是假干，那是另一回子事儿，陈诚在赋予自己右兵团如此大的作战目的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个后门“攻击开始时日，另电规定”，意思就是等一等，再等一等。

这个让日军等一等的作战方案中，主要有两个打击方向，一个是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李延年第2军、彭善第18军将宜昌日军消灭，然后再一个是汤恩伯围歼当阳日军，其他零星部队打敌后啥的也是不一而足，反正是要清扫“襄河以西”的架势。当然做不到是肯定的，至于能不能开始都很难说，因为“攻击开始时日”还需要等一等的“另电规定”。

委员长接到小委员长的作战方案后，自然是非常同意，于是暂且把斩断日军“一字长蛇阵”的念头先抛到一边，对陈诚的方案做了细化。首先是委员长对郭忏不是很满意，原江防军总司令刘兴在武汉失守之后去职，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当了副主任的闲职，后来干脆不干了回家办教育当孩子王去了。

江防军总司令一职就由郭忏来继任。郭忏是保定军校六期的炮兵科出身，不过在军阀混战中失去了根基，于是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可巧陈诚与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成婚，这种好机会谁能放过？于是郭忏自然要去送礼，这样就认识了保定军校八期炮兵科的学弟陈诚，被第18军军长陈诚委任为第18军少将参议，这算是找到了道路投身了“土木系”，在陈诚的提携下逐渐成为“土木系”的大将。“土木系”的另一员大将是罗卓英，是陈诚的同桌。当时陈诚是拿着别人的中学文凭冒名报考保定军校的，这假冒的确实不咋地，成绩太差不给录取。后来经同乡的国会议员杜志远向陆军部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涵疏通，才以备取生的身份入读保定军校。进了军校学习也不咋地，考试挂科还是何基沣帮他复习、押题才得以通过补考，这个事情咱们以前说过了。

造化就是这样弄人，当年走后门的“备取生”现在飞黄腾达，而学长、同桌倒是要来投靠。罗卓英是将才，代替陈诚领兵打仗，而郭忏是政才，陈诚的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啥的，都是郭忏牵头。

“土木系”的摊子越铺越大，处处都要亲信把持才好，于是郭忏于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司令，此时距离郭忏参加陈诚的婚礼仅仅六年。4月出任第94军军长，1939年1月升任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张自忠，郭忏的这个副总司令完全就是上升路上的一个台阶，3个月后，郭忏升任江防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