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筆者的抗戰史系列研究的第五輯，內容包括抗日戰爭中最知名的共產黨八路軍的陽明堡機場夜襲戰，馮家溝戰鬥，陳莊戰鬥，狼牙山戰鬥，和新四軍的劉老莊戰鬥等五個大題目。大多選自共產黨自稱的抗日大捷，或有代表性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殉國精神）的學校教育題材。特別是陽明堡機場夜襲，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英雄連的事跡，早已越過戰史範疇，成為今日共產黨政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精神支柱之一，也是所有在大陸接受過學校教育的國人無人不曉的革命故事。其中圍繞着狼牙山五壯士的事實真相，還發生過實質上的國家政權對歷史研究者的政治裁決，並以此為機會2018年推出了全人大代表會議“一致表決通過”的 “英雄保護法”[1]，用法律作盾牌，以權力為武器，將追求歷史真相的學術研究，封印於“歷史虛無主義”之冷宮。
古今中外，為什麼戰爭中總是要有“英雄”出現？為什麼國家總要宣傳鼓吹英雄事跡，並利用於愛國主義教育？英雄的存在是否符合真實，其宣傳又具有何種政治面的目的？英雄的價值，到底是在“勇”還是在“忠”？在今日和平時代，學校教育中不弘揚國際法（日內瓦條約），人道主義，像戰前的軍國主義一樣宣傳“殉國”精神的國家意圖又在何處？這些都是有識者，教育者，歷史研究者首先應該認真思考的大問題。雖涉足於戰史研究領域，筆者與一般的所謂的“軍迷”，“歷史愛好者”，“老兵關愛者”的問題意識絕然不同。
筆者常年從事日本近代史的教育研究，熟知戰前日本的軍神（英雄）產生的經緯和特徵。大多都是出於政治需要，為了鼓舞侵略戰爭士氣，由軍部宣傳口和戰爭媒體人為創造出的形象。國家政權所渲染利用的內容。其一部分可能是事實（如殉死），但若進行嚴謹的學術考證，會發現所有宣傳中的形象和等身大人物之間，都會有很大差距。為什麼出現這種差距，其在當時的政治，教育領域起到了何種效應，應該如何評價，並吸取什麼歷史教訓，都是戰後的歷史研究者必須進行研究，教育的課題。
每年，在大學的一般教育(相當於中國的大課，在日本為選修科目)講義中，筆者肯定要提到日清（甲午）戰爭的第一號軍神木口小平（喇叭手）。是一個戰前無人不曉的軍國美談，產出在日本對清正式宣戰三天前，1894年7月29日。喇叭手的事跡當初被誤報，真實的主人公和姓名，在進入尋常小學教育課本兩年之後才被判明，但也沒有被糾正，為了維持宣傳教育效果，十年後才被教科書訂正[2]。所以並不能稱是事實上的英雄，而是一個被利用的，國家教化國民為戰爭賣命的思想工具。雖日中兩國戰爭的性質不同，所謂英雄出現的背景，目的，產生方法，作用等，如本書所實證的狼牙山的英雄人選，從當初的“七勇士”到選擇後的“五壯士”一樣，都有很多類同之處。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歷史事實，而是在期待“殉國精神”的宣傳效果。本書從歷史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出發，意圖就在通過史料對比考證，還原所謂英雄事跡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和事實真相。從國家的目的上指出今，昔的戰爭宣傳，英雄事跡教育的目的所在。
簡單的講，少數英雄出現的背景，是多數“非”英雄行為的普遍存在。若落實到“狼牙山五壯士”，可發現宣傳五壯士殉國事跡的背景，是1941年晉察冀軍區秋季反掃蕩戰役八路軍的減員損失（5050名）中，近半數出自“失聯絡及逃亡（2062名，戰鬥死傷僅為1922名）的現象[3]。此來自八路軍內部的士氣崩潰面的危機感，導致了軍宣傳口對五壯士跳崖殉國事跡的表彰。在此政治目的下，不殉國者，即使是戰死，也進不了英雄的選擇行列。此為狼牙山戰鬥中犧牲的一個班加一個機槍組近二十名人員中，只表彰最後跳崖者五名的理由。其餘的戰鬥犧牲者難道不是英雄烈士，為什麼八路軍史中未有記錄其姓名？
戰爭英雄的核心價值可謂有二，一是忠誠，二是武勇。但實際上若仔細分析，可發現兩者的價值並非對等。惟勇不忠，必生逆臣。所以，國家，政治所泡製出的所謂英雄（軍神），“忠”必大於“勇。在日本，諸如近代以後隨着皇國神話登場的楠木正成，児島高德，乃木希典，忠臣藏等人物，故事就屬於此輩。價值皆在對天皇，國家，領主之忠，並沒有多少武勇的事實。國內的抗戰英雄也同樣，通過本書的考證結果可知道，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英雄連等教育題材，價值皆在“殉國”盡忠。並沒有勇戰的事實。所謂五壯士殺敵近百，劉老莊83烈士勇戰數千日軍，殲敵數百的內容，通過考證結果可知，事實上都不存在，全部是宣傳機關事後創作的故事。可以說這種殉國精神，即是今日國內愛國主義教育中的核心價值觀，目的在培養對所謂國家——實際上是現政權，領袖，執政黨——的忠誠。
筆者並不否認抗日戰爭年代的殉國精神，也承認其民族氣節的高尚，作為的不朽。但意在指出第一，此種殉國精神的價值，僅存在於當時的歷史階段，不宜作為今日社會的教育題材。第二，作為戰爭史的一節，其事跡一定要尊重，符合事實，絕不能被宣傳所美化，或此取代歷史事實，更不能被利用於忠誠領袖，維持政權統治的教育工具。
歷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為了尋求事實真相，還是宣揚民族精神，充作愛國主義的教育工具？這是筆者作為歷史研究者，與共產黨的宣傳機關，御用學者，教育機關對立的焦點。也是筆者進行戰史研究的初心和動機。挑選宣傳中的英雄事跡，課本里的教育題材為考證對象的理由，也是為了昭明事實真相，揭露政治宣傳的虛偽，指出以宣傳取代歷史，將歷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工具的，抗戰史記錄中的病理現象，和其在今日教育中存在的危險性。不問時代變化將戰爭年代的殉國精神，強行導入今日學校愛國主義教育中的政治行為，象徵的只是教育的虛偽，軍隊的殘酷，和專制國家的制度的野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2018年4月2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簽署第5號《主席令》頒布，同年5月1日起施行。
[2] 當初宣傳中的人物是同部隊（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的白神源次郎，同日戰鬥中溺死。兩年後第五師團發表調查結果（真實者為木口小平）後，為了維持宣傳影響，尋常小學的讀書教本內容也未被訂正。直至義務教育開始實施的1903年，國定教科書才將白神源次郎改寫為木口小平（參考井出孫六著『明治民惺筏驓iく』「喇叭手の謎」一節、新人物往來社、1980年）。
[3] 《1941年秋季反掃蕩戰役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翻印，1959年5月，63-64頁。參考本書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