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日中戰爭初期日軍的航空戰力及作戰方法

1.1.1. 研究方法

戰史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記述人物事跡，戰鬥情節，宣講自己一方的英雄史，而是要正確地記錄戰鬥雙方的作戰意圖、部署，從戰略、戰術、戰鬥結果（目的達成與否，損失，消耗）等全體面，記錄、還原整個戰略全體面的事實真相。這樣，才能使研究成果變為有普遍性的，即交戰雙方及第三者都能認可的共同文化財產。此時，唯一的價值尺度，就是是否能正確地，公允地記錄事實。不能像國家的宣傳，教育一樣，摻入僅通用一方的民族精神，政治立場。

為使研究成果具備普遍性，公允性，研究方法上，需要利用交戰兩國的檔案資料展開雙方向研究，以達到真正的“知己知彼”。在此，最重要的一環，是研究在戰爭和政治對立時代，不容易準確地掌握的知彼面內容。從現在各國的戰史研究狀況看，可以說最缺乏的就是這種對舊敵方的歷史情報，戰史檔案的研究和評價。己方的戰略意圖，戰鬥部署，兵力，戰術，損失等，今日基本都可以在己方的檔案資料中得到比較完整的還原。而對於敵方的此類情報，單方向研究中大多停留在一種推測，分析，或諜報工作結果的水準上。其準確度，和實際面會有很大差別。在戰爭中，或之後的政治對立(如冷戰)中，此類“僅知己，不知彼”的缺陷，受到對立國家間的保密制度，情報封鎖的影響，很難得到彌補，完善。而戰後和解逐漸達成的今日，若能排除政治面，教育面的影響，干擾，可以說雙方向研究的方法已不存在實質性障礙。

所以，今日至少在以科學為基準的學術界，應放棄既成的單方向戰史記錄方法，排出國家，政黨的政治面影響，積極地推廣雙方向研究，特別是應強化檔案資料的對比研究。此時，應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即是在戰損，敵情方面尊重舊敵方的自報（知彼）內容。不需要再固執己見，維護既成研究中對敵方戰略意圖，兵力部署，損失狀況（戰果）的推測。此類知彼（敵情）方面情報，都通過雙方向研究，從敵方自己的檔案記錄中找答案。不研究戰果，不推測敵情，只考證，準確地記錄己方的戰略方針，意圖，戰鬥部署，作戰過程和戰損（死傷，消耗）情報，將其公開予對方，才是今日雙方向戰史研究的正確方法。可以說此新研究方法的條件已經趨於成熟，舊交戰國今日基本公都開了戰史檔案，很多研究者也開始注重檔案資料的重要性，並開始在研究中收集利用舊敵方的戰史檔案。此時面對的一個大課題，就是對仍占據戰史研究主流的，舊單方向研究的體制、方法、研究成果的挑戰。

從上世紀冷戰時代開始的既成抗戰史研究，在國家政治對立的背景下，缺乏今日國際對比研究的客觀條件，多為單方向研究。特別是注重研究立場，意識形態和教育的大陸方面，有一種在政治指導下，按自國的立場，自己的史料，有選擇的研究方向撰寫自家英雄史詩的傾向。經常可見為提高己方的政治形象（如中流砥柱論），虛誇戰果，貶低友軍（國民黨軍隊）的現象。內容面也注重記錄戰果，戰績，輕視，忽略了戰略面分析，評價。史料面又不能接觸到，或不願信賴敵方戰史資料，結果出現了許多嚴重失真的研究結果。像平型關大捷一樣，斷章取義，僅突出共產黨的大捷，無視平型關戰役的存在，長年以來也一直不能在公平的立場上，從戰略整體上分析掌握其戰鬥的存在位置。在此種研究方針，方法的指導下，立場絕不會公允，內容也絕不會全面，真實。其結果導致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普遍性。記錄的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英雄史詩，一個民族的天方夜譚，很難走出國境，得到交戰對方和第三者的公允。

筆者研究戰史的問題意識，即在力圖用雙方向對比研究方法，糾正此類舊戰史記錄中的偏向。本書的選擇的題材，如陽明堡機場夜襲，馮家溝戰鬥，陳莊大捷等，都是共產黨所宣傳的抗戰初期大捷，很多是教科書中出現的材料。在當時國共合作抗戰的時代背景下，此類戰例記述過程中，存在着強烈的政治宣傳性格。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獲得來自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武器，褒獎，撫恤，向上級機關的報告中，經常出現虛報戰果，戰損的現象。還由於當時共產黨軍隊的文化水準，專業訓練素質不高，戰史檔案記錄資料（戰鬥詳報）也十分貧瘠。很多戰例今日都是以口碑或公開的宣傳資料為證據還原，從本論中的雙方向研究結果也可看出，實際上的事實真相與戰史記錄中的內容相差甚遠。

本章內容，是檢證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軍一二九師七六九團夜襲擊日軍陽明堡機場戰鬥的真相。此戰鬥經過軍史，黨史的大規模宣傳、美化，其名聲在大陸幾乎無人不曉。但實際的戰鬥背景如何？戰果內容是否真實？被稱擊毀敵機24架，殲敵百餘的證據出在何處？又是否能在日軍的檔案記錄中得到核實，檢驗？陽明堡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機場，日軍飛行部隊作戰形態如何，進駐機場的是哪一支部隊，何時進出，有多少架飛機，又是何種型號，戰鬥目的如何，戰鬥後又如何進行過損失補充？此類屬於敵情方面的內容，何以說，至今在國內有關陽明堡夜襲的戰史記錄中幾乎一無所知。相反日方的戰史記錄，卻能提出接近完整的答案。

為了還原陽明堡夜襲戰鬥的歷史真相，本章的考證重點在一，了解日中戰爭初期日軍方面的航空作戰基本狀態，戰力，和兵力部署情況，二，追蹤解明關聯部隊的履歷，行動，作戰記錄，三，考證日軍對八路軍陽明堡夜襲戰鬥過程的記錄，和損失，補充記錄。四，對比分析八路軍戰史記錄的真實性和問題點，並與國軍同期間的同樣戰例（夜襲邯鄲機場）進行比較，掌握國共兩方戰史記錄方法面的特徵。

1.1.2. 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陸軍的航空戰力

侵華戰爭初期的日軍航空戰力狀態如何？《支那事変陸戦概史》一書中有如下統計：

圖表1-1 日中戰爭初期階段的日本陸軍航空戰力《支那事変陸戦概史》

從表中可見盧溝橋事變前1936年4月，日本國內共有8個可以生產軍用飛機的廠家。雖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國，但比起還未起步的中國航空工業要領先一步。此時，日本全國的航空戰力合計有53個飛行中隊，飛機總數約1800架。相比之下，中國空軍約有17個中隊，470架飛機[1]。總數面約為日軍的1/4。

另據陳梓湘《民國廣東空軍滄桑史》[2]中統計，中國空軍抗戰初期共有飛機442架，其中中央軍所有數190架。稱國軍空軍此時“總兵力不過二百二十餘架”，呂芳上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2》中稱“原編之9個大隊計有飛機255架，暫編之一個大隊計有飛機40架，總計295架，連同航空委員會直屬之預備機10架，總數為305架”[3]。日中戰力比例約為5比3。由於初階段作戰中飛機的大量損失，至1938年，日中間的航空戰力比率下降到6比1[4]。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陸軍進入大陸戰場（不包括關東軍，海軍飛機）的飛機總數如下表中所示。共有偵察機84架，戰鬥機98架， 輕爆機36架， 重爆機24架，合計224架[5]。此數量後有損失，補充，至年底並無太大變化。

圖表1-2 盧溝橋事變時，日本陸軍在大陸戰場（不包括關東軍）的飛機總數

日本戰史叢書《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戰》記錄，

1931年9月“滿洲事變”當時，陸軍航空兵力總數為8個飛行聯隊，26中隊，至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時，增加到16個飛行聯隊，54中隊。全體區分為4個地域飛行團。第一飛行團為本土飛行團，共5個聯隊，第二飛行團為朝鮮飛行團，共2個聯隊，第三為台灣、本土合同飛行團，共4個聯隊，第四為關東軍飛行團，共5個聯隊。其中位於本土的飛行部隊，共6聯隊（12個大隊），24中隊[6]

圖表1-3 臨時航空兵團的編成 JACAR：C04120237600

盧溝橋事變後7月15日戰事擴大之前，為了赴大陸支援陸軍地面部隊作戰，陸軍參謀本部下達臨參命第五十八號[7]，以本土的航空部隊（第一飛行團）為中心，編成了“臨時航空兵團”（兵團長德川好敏中將），集結於“滿洲國”南部。此部分航空戰力，既是之後北支那方面軍（1937年8月30日組建）在整個華北地區的航空部隊主力。共有偵察機6中隊，戰鬥機4中隊，輕爆機4中隊，重爆機3中隊，合計18中隊（同前15頁）。數量約占此時日本陸軍所有航空兵力的約1/3。責任指揮官為第一飛行團長儀峨徹二少將（陸士19期）。

臨時航空兵團共有7個飛行大隊，4個獨立飛行中隊。飛機按作戰性能分為甲，乙，丙，丁四種。第一，第三大隊為甲大隊（偵察機大隊），第二，第八大隊為乙大隊（戰鬥機大隊），第五，第九大隊為丙大隊（輕爆機大隊），第六大隊為丁大隊（重爆機大隊）。每一大隊下轄兩中隊，中隊編制中架數不等，偵察，輕爆機為9架，戰鬥機為12架，重爆機為6架[8]。

此時，日本的航空部隊還處於草創階段，除滿洲事變後開始進入實戰階段的關東軍航空部隊外，都沒有實戰經驗。從技術，訓練到戰術面還屬於成長、摸索時期。赴華北參戰的臨時航空兵團最初的臨戰洗禮，是向大陸移動途中的損失。飛行各部隊在國內各地倉促動員編成後，為了迅速進入大陸戰場，兵團指揮部命令全體部隊於惡天候中強行向南滿洲前進，集結。各飛行部隊從動員地出發，7月23-24日在滿洲南部的綏中，錦州、山海關，承德，大連等機場集結完畢。僅此移動，集結過程中，臨時航空兵團未發一彈便自損了93式重爆機2架，95式戰鬥機9架，94式偵察1架，另外還有約十架飛機在飛行中走失，下落不明（同前24頁）。僅此移動損失即占兵團全體戰力的約1/10。

為了填補移動中出現的巨大損失空白，7月末，陸軍省批准補充飛機43架。補充後 “北支那方面派遣的航空兵力總數為偵察機8中隊（72架），戰鬥機7中隊（84架），輕爆機4中隊（36架），重爆機5中隊（30架），共24中隊， 222架”（同前28頁）。

關於中國空軍的航空兵力，據日軍是年8月2日的情報統計，在華北地區共有戰鬥機42架，偵察機16架，重爆機4架，總數62架（33頁），不足日軍航空戰力的三分之一（此為敵情推測，不足取證，在此僅供參考）。1937年10月太原會戰中，中國軍的飛行部隊首次亮相，自報在此方面（太原）共有飛機30架[9]。此數字約等於日軍在正太線，同蒲線方面投入飛機架數的約1/3。

比較起來，日軍的航空兵力，戰鬥能力遠超出中國空軍。但中國軍方面的航空戰力，此時處於迅速發展階段，特別是補充方面，並不像日軍一樣損失後需要上報核實批准，再等待廠家製造，而是全部從歐洲，北美購入，不斷被運往前線，且都是最新款式飛機。盧溝橋事變後，中國空軍主力主要集中在揚子江以南的蘇杭等地，北方戰地日軍機占絕對優勢，太原會戰前9月14日，中國空軍將一部編成“北正面支隊，以協助晉北，平漢方面陸軍的戰鬥，司令部設於太原。9月16日在太原作戰展開”，此後從平型關到忻口，太原，國軍飛機幾乎天天出現在戰場，9月份共擊落敵機4架[10]，已對日軍地面部隊作戰形成威脅，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新航空戰力。

1.1.3. 事變後關東軍航空部隊動向

除了本土派遣來華的臨時航空兵團，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關東軍飛行集團的一部分，也介入了察哈爾，綏遠，和晉北地區戰鬥。一小部分約兩中隊，參加了太原會戰。最初利用陽明堡作前進機場 (10月3-7日)的日軍，即是關東軍的臨時飛行隊（偵察機一中隊，7架）。關東軍飛行部隊從飛機數量面和作戰經驗面，都優越於本土航空部隊。但除去初戰外（1937年），並沒有介入華北方面作戰。1931年“滿洲事變”時，關東軍航空部隊已進入實戰階段，由於之後頻繁的“剿匪”作戰協力，熱河作戰的空中支援（1933年）和對蘇戰略警戒需要，航空部隊的規模不斷擴大，1935年12月改編後，已形成具有5個飛行聯隊，18中隊的關東軍飛行集團，兵力占包括台灣，朝鮮在內的日本陸軍全體航空戰力的三分之一強[11]。

1937年7月15日，陸軍參謀本部下令組編臨時航空兵團同日，關東軍也編成了6中隊戰力的“集成飛行團”，在飛行第十五聯隊長上條直大佐率領下，於滿洲南部各機場進入臨戰準備。其奉命執行的第一項任務即是在錦州，山海關，綏中等各地機場，接應從內地派遣來華的臨時航空兵團。集結完後與臨時航空兵團一同進入支那駐屯軍指揮下，參與了事變後平津地區的作戰。7月26日的廊坊爆擊，為日軍航空部隊在華首戰，以關東軍派遣的集成飛行團為主角。8月初平津地區戰鬥告一段落後，關東軍集成飛行團解散後歸滿[12]。

一面，關東軍為了借事變之機向察哈爾省（綏遠，包頭）方面擴展勢力，8月14日編成由東條英機為兵團長的察哈爾派遣兵團（由獨立混成第一，混成第二，混成第十五旅團編成，又稱東條兵團），19日進出張北，開始了對察哈爾省都張家口的攻擊作戰。此時，第二飛行集團（關東軍飛行集團）主力也奉命編成14中隊的飛行集團（指揮安藤三郎少將）出動協助張家口作戰。8月20-21日，協助混成第二旅團對張家口進行了大規模爆擊。張家口作戰結束後8月末，飛行集團留下上條臨時飛行團（偵察，戰鬥，重爆機各兩中隊）返回滿洲國境內（160頁）。

進占張家口（察哈爾省）後，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並未停止前進。八月底，南口戰役（8月8日-26日）後到達張家口的第五師團（坂垣兵團），與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鈴木兵團）匯合後，又開始獨斷向大同，綏遠方面推進， 9月13日占領綏遠省與山西省境附近的大同，10月14日攻克綏遠（今呼和浩特），17日占領包頭。控制了蒙疆地區（察哈爾，綏遠）全境。大同陷落前，協助察哈爾兵團作戰的是關東軍上條臨時飛行團的6個中隊，也隨着地面部隊前進，將基地機場從張家口推進到陽高。

此時，中國空軍的航空部隊也開始出現在華北上空，以洛陽，太原等地為基地加入實戰。首先出現在大同上空，之後又進入平型關戰場。9月25日，出現在小寨村上方的並不是八路軍宣傳科長蕭向榮所稱的日軍飛機[13]，按國軍和日軍兩方的檔案記錄，都可確定是前來支援友軍戰鬥的中國軍飛機。所以平型關大捷戰鬥中出現的所謂“敵機來襲與八路軍陷陣肉搏”的傳奇故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14]。八路軍所在的老爺廟，小寨村附近後方戰場，不僅沒有敵機，更未發生過肉搏。

平型關戰役中首先告捷的是國軍飛機。9月28日平型關口的激戰中，楊鴻鼎隊長率領的飛行第十六隊，在平型關口附近爆擊了三浦旅團的獨立山炮兵第三聯隊的一部（月野木部隊），一次性攻擊，使日軍方面出現空前的慘重損失（堀江彌市曹長以下22名死亡）（參考筆者的《平型關戰役研究》）。對比下日軍關東軍臨時飛行隊的飛機（兩中隊），由於解隊（主力歸滿）和再編，27日以後，才遲遲進入平型關附近戰場。

上條臨時飛行團為了打擊，消滅處於萌芽期中的中國軍航空作戰兵力， 曾連續偵察，爆擊了太原附近的敵基地機場（舊太原北機場，現太原鋼鐵廠所在地，太原城北北西5.5公里處）。9月19日清晨，對太原機場之敵進行了首次爆擊（日方自稱“擊墜敵機七台” [15]，國軍戰史則稱損失飛機一架[16]）。9月21日至22日，再次派出飛行第十二聯隊重爆機一大隊（93式重爆機12架），飛行第十六聯隊的戰鬥機一大隊，從陽高機場出發大舉空襲太原，並與駐太原機場的中國空軍發生激戰。此戰鬥被稱為日中兩軍航空部隊在華北地區進行的首次大規模空戰。日方報告戰果自稱“擊毀敵機9架”。戰鬥中，上條飛行團戰鬥機大隊長三輪寬少佐乘坐的飛機，於太原上空附近遭到中國空軍陳其光機截擊中彈，三輪寬墜機身亡[17]。

由於經驗豐富的三輪寬少佐死於初露頭角的中國軍航空部隊之手，此事跡得到廣泛關注，經過媒體等多方面宣傳，最終使三輪和“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一樣，成為了一個負面的傳奇人物。被國人賦予空中“四大天王”之一，日軍“驅逐之王”等稱號。實際上，此類戰爭中的神話，多是事後創作，在國內流行的故事，稱號也和“名將之花”同樣，都是由國內宣傳機關所賦予。據筆者調查，在日本國內能見到的，只有1943年佐藤喜一郎著『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中的“空中射擊第一人者”的一個誇張的文學表現，並不是軍內評價。一面，三輪是佐級軍官，其死亡之事實確實當時受到重視。見如下陸軍大臣的申請（進達），可得知1937年11月5日，三輪與四天后在“平型關大捷”中斃命的橋本順正（第五師團參謀），新莊淳中佐（兵站自動車第六本部長）一起受到追敘（死後敘位），三輪敘正六位，橋本，新莊敘從五位。

圖表1-4 三輪寬少佐敘位文件

有關太原會戰中的中國軍方面航空部隊的參戰概況，國軍戰史叢書《抗日戰史/太原會戰1》中有如下記錄：

我空軍方面，因平漢、平綏沿線戰況日趨緊張，為協助晉北平漢方面陸軍之作戰，以空軍一部，於九月十四日編成北正面支隊，以第六大隊大隊長陳棲霞兼支隊司令，設司令部於太原，以洛陽、西安、南陽為根據機場，以太原、臨汾、汾陽、長治等處為前進機場，隸屬部隊（1）空軍第七大隊，（2）空軍第二十七隊，（3）空軍第二十八隊（欠三分之一）飛機總數30架[18]。

有關9月21日的日軍太原機場空襲戰也有記錄如下：

二十一日六時，敵偵察機偵察太原，我機兩架起飛迎擊，敵即遁去。十四時敵轟炸機十四架、驅逐機八架，空襲太原，以驅逐機為前驅，我第二十八隊，由陳其光隊長率機七架迎擊，在太原上空激戰頗烈，當被我擊落驅逐機一架，墜於大盂附近，俘敵少佐三輪寬一名，旋即因傷斃命。我機毀兩架，隊員梁定苑陣亡，陳其光隊長受傷，其餘各機於十四時三十分先後降落機場。當激戰時，敵轟炸機乃投彈而去[19]。

國軍空軍正史稱，被陳其光擊落的三輪寬是日軍首次隕落的“空中巨魁”“敵陸軍航空隊的驅逐之王”[20]。

關東軍占領大同後，上條臨時飛行團解散歸滿。三周間作戰中飛行團損失機數不詳，但可確認戰死者為14名。《滿洲方面陸軍航空作戰》記載：

九月上旬，大同爆擊歸途，我重爆機一架迫降於敵陣地，秀島正夫大隊長（27期）以下五名戰死。另外赴太原方面搜索敵情的中隊長平長一大尉（41期）也未歸還，此期間出現了14名空戰中的犧牲者[21]。

圖表1-5 秀島正夫駕駛的93式重爆機  Wikipedia

以《台灣日日新聞》記錄和『日本空中戦士伝』一書記錄核對，可得知秀島正夫中佐指揮的重爆機一架，於9月2日大同爆擊的回途中，因引擎負傷迫降於張北西南30公里處敵陣地附近，堀，羽田，富永曹長，大島軍曹五名負傷。機組成員與來襲之敵戰鬥中全員與機體同歸於燼，“屍體被表示敬意的支那軍鄭重掩埋”[22]。另平長一大尉在9月10日協助聚樂堡攻擊中，中彈墜落，三輪寬少佐的戰鬥機，則於9月21日的太原空襲中墜落於太原西北部[23]。

圖表1-6 佐藤喜一郎『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陸軍畫報社、1943年

從以上戰例記錄中核對結果，可知8名機組人員的死亡和三架飛機的毀壞信息，另外應還有6名死亡者，但日軍資料中沒有詳細記錄。作為參考，國軍方面還有如下與日軍的空戰報導：

航空界息，敵機數架，突於十八日上午，往襲太原，我空軍聞報，即派第一隊前往攔擊，敵機經我空軍迎擊戰，倉皇逃竄，我空軍乘勝追擊，至忻縣附近上空，被追到開始交戰，我一機趁敵不備，升翔極高，旋用機槍向敵重轟炸機猛力掃射，該敵機中彈爆炸墜落...事後調查，被我擊落之敵機，墜地後，起火燃燒甚烈，內有戰鬥員三人，均被焚死[24]。

另外9月21日戰鬥中，包括大隊長三輪寬，至少有兩架日軍機墜落（報刊報導為四架）之事實，可以從以下1937年《抗日畫報》第12期中採訪陳其光（擊落三輪寬少佐的國軍飛行員）的照片解說中確認。

圖表1-7 1937年《抗日畫報》第12期

總之，協助察哈爾派遣兵團三周間的戰鬥中，上條臨時飛行團損失了以兩名飛行大隊長為首的14名機組人員，和5-6架飛機，可稱為是關東軍飛行隊開戰以來的一個大損失。

上條臨時飛行團解散歸滿之際，於9月23日編成了由飛行第十聯隊第一大隊長田坂國三少佐指揮的另一支留守蒙疆的航空隊，有偵察機一中隊，戰鬥機一中隊，稱臨時飛行隊。繼續以陽高機場為基地協助關東軍察哈爾兵團方面的作戰，直至12月中旬太原會戰結束後。此部隊編成後趕在平型關戰役後半（9月27日至10月1日）出現在平型關，茹越口附近戰場協助作戰。太原會戰開始後，10月3日至7日，又利用陽明堡前進機場，協助混成第二旅團對崞縣，混成第十五旅團對原平鎮兩地展開反覆爆擊，戰鬥結束後返回陽高機場。忻口戰役開始的第一天，10月13日，臨時飛行隊再次返回陽明堡機場（12日進駐，13日晚間撤出），對忻口敵陣地進行了一日空爆。之後轉進蒙疆參加關東軍方面綏包戰役。戰役後11月3日至8日再度返回山西太原方面戰場。從臨時飛行隊的戰鬥記錄可得知，其部是最初進駐，使用陽明堡機場的日軍部隊。

臨時飛行隊的兩個中隊中，釜井偵察機中隊於12月底被編入新成立的駐蒙兵團（大本營直轄，蓮沼蕃中將），能登戰鬥機中隊（能登大尉11月19日戰鬥中負傷後送，後改名板川中隊）則歸還於原屬的關東軍飛行集團（第二飛行集團）[25]。

1.1.4.  臨時航空兵團的動向與內部作戰分工

1937年底前，關東軍派遣的航空部隊和北支那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是如何進行作戰分工的？ 從疆土管轄的層面講，日軍的侵華作戰，與有所謂“獨立主權的滿洲國”並無關聯。守衛滿洲國的關東軍，也沒有理由捲入事變。關東軍趁火打劫的目的，最終在擴大“滿洲國”領土，即趁事變發生，將蒙疆地區（察哈爾，綏遠）也納入滿洲國的勢力範圍。為了劃清作戰地域，管轄權限，8月20日，關東軍察哈爾兵團被派遣到張北後，與支那駐屯軍（8月30日以後歸屬北支那方面軍）簽訂了一個航空作戰協定。規定支那駐屯軍（北支那方面軍）使用南苑機場，關東軍使用承德，多倫機場，南北作戰界線為外長城線[26]。

按照此規定，9月下旬，關東軍航空部隊主力撤出大同後，北支那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接替其後成為整個華北地區航空部隊主力。其作戰的薄弱環節即在國軍飛機活躍的山西方面。理由是山西省當初並不是北支那方面軍計劃作戰的地域。太原作戰的發生，屬於第五師團（坂垣征四郎）配合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東條英機），擅自盲動，挑起平型關戰役所導致的偶然結果[27]。從作戰分工面看，察哈爾派遣兵團活動的蒙疆地域，當初也屬於關東軍飛行部隊管轄。臨時航空兵團的重點作戰區域，在10月13日忻口戰役開始前一直集中在津浦線（第二軍），平漢線（第一軍）方面。太原會戰的偶發和正太線，同蒲線兩戰場的突然增加，造成北支方面軍的作戰壓力，和航空兵力極端不足的現象。

日軍在山西空戰能力的弱點，恰恰也是中國軍的強點。此刻國軍僅有的數十架飛機幾乎都集中在太原附近，用於支援山西戰線，所以出現了從全局看，雖日軍航空部隊總戰力遠遠優勢於中國軍，但在山西方面兩軍航空兵力接近，一時出現了可互角狀態。關於北支那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的兵力配備，戰史叢書『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戦』稱：

9月中旬，臨時航空兵團在新增加了第四飛行團司令部（春田隆四郎少將）和飛行第七大隊後，將原有兵力分割為兩部，新成立的第四飛行團（春田，11月以後稱藤田飛行團）被配置於津浦線戰場，協助第二軍（西尾壽造中將）作戰，第一飛行團（儀峨飛行團）被配置於平漢線戰場，協助第一軍（香月清司中將）作戰。

津浦線第四飛行團的基地機場設在天津，廊坊。平漢線第一飛行團的基地機場設在南苑，保定。此外，還有一個臨時航空兵團直轄飛行隊，任務是進行遠距離偵察及對兩飛行團的臨時應急支援。

平漢線方面“第一飛行團下轄飛行第五大隊（輕爆），第八大隊（戰鬥），獨立飛行第三中隊（重爆）”共有飛機48架 。津浦線方面“第四飛行團下轄飛行第二大隊主力（戰鬥），第七大隊（偵察），第九大隊（輕爆），獨立飛行第九中隊（戰鬥），共有飛機60架”。兵團直轄飛行隊，下轄“飛行第一大隊（偵察），第二大隊一中隊（戰鬥），第三大隊（輕爆），第六大隊（重爆）共有飛機60架” [28]。

如此，10月1日太原作戰開始前，臨時航空兵團主要在津浦，平漢線兩方面作戰。察哈爾，晉北一帶作戰支援（包括平型關戰役）由關東軍臨時飛行團（9月初-20日），臨時飛行隊（9月23日-12月15日）擔當。10月1日，太原作戰開始後，由於開闢了第三戰線（正太線，同蒲線），同蒲線忻口戰場，正太線娘子關附近也成為激戰場所。戰局日趨緊迫，飛書數量絕對不足，所以臨時航空兵團為了應急，不得不將平漢線方面第一飛行團的航空兵力逐漸轉入山西戰線，致使出現平漢線方面作戰中航空兵力不足的現象。

為了解決此問題，10月23日後，北支方面軍司令部調整了臨時航空兵團軍隊區分，第一飛行團（儀峨）轄飛行第五（輕爆二中），第六（重爆二中）大隊，第七大隊（偵查）一中隊，第八（戰鬥二中）大隊。航空兵團本部直轄飛行第一，第三兩大隊[29]。即增強了在平漢，同蒲，正太線方面作戰的第一飛行團的空爆能力。10月27日以後，臨時航空兵團又將津浦線方面第四飛行團的主力一部也調到平漢線方面補空。

從《第１軍機密作戦日誌》內容分析，太原作戰期間，第一軍腳踏兩支船，並未停止，放棄原任務的平漢線方面的追擊作戰，用兵一半（第十四，第一〇八師團）繼續向河南歸德，安陽方面追擊。一面又分兵一部（第二十，第一〇九師團）進入正太線方面戰場。所以置於東，西石家莊機場的北支那方面軍的航空兵主力，要同時支援平漢線和正太線沿線兩方面戰場的作戰，由於兵力不足和距離關係，對第五師團同蒲線忻口方面戰場的支援能力相對薄弱。因為石家莊機場離忻口戰場有170公里遠，普通的偵查無妨，但爆擊任務時距離太遠。不可能進行有效的反覆出擊。此時戰略價值一時上升的，即距離忻口戰場較近的陽明堡前進機場。10月15日後，除有進駐記錄的飛行第五大隊鹽田要一中隊的輕爆機（編制9架）外，可確定還有協助炮兵戰鬥的偵察機一架使用過陽明堡機場（後述）。也不排除還有2架前後的戰鬥機存在。

圖表1-8 太原攻略戰經過要圖  引自《支那事變陸戰概史》

有關此階段北支那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的部署，《支那事變陸戰概史》云：

第五師團的忻口作戰中，第一飛行團一部從陽高，之後從陽明堡飛機場出動協力，主力從石家莊機場出動協助第二十師團的娘子關攻擊作戰[30]。

此處的一部從陽明堡出動的部隊，即上述第一飛行團飛行第五大隊（園田，輕爆機）第一中隊（鹽田）。從各種資料中均可判明，先後利用過陽明堡機場的，是關東軍臨時飛行隊的釜井中隊（至13日）和北支那方面軍臨時航空兵團的鹽田中隊。第五師團方面在崞縣，原平鎮，忻口戰役中，釜井中隊曾一時利用陽明堡作為前進機場，並與第五師團之間攻擊前有過數次經“空地協定”實施的較大規模爆擊。留下記錄的一次是10月7日與本多兵團（2B）協定的原平鎮爆擊（2096頁），另一次協定時為10月13日的忻口爆擊（12日午後協定）（2018頁）。可以確定13日在忻口執行爆擊任務的是釜井中隊的7架偵察機，從陽明堡起落6回，計42架次，投彈368發[31]。太原攻堅戰中記錄，11月7日與篠原旅團（15B）也實施過另一次有空地協定的大規模爆擊（2145頁）。

繼釜井中隊之後，為協助忻口戰場戰鬥，北支那方面軍飛行第五大隊（園田）鹽田第一中隊（輕爆機），14日進駐陽明堡協助忻口作戰。也與第五師團方面有過空地協定的爆擊，由於沒有留下戰鬥記錄，實態不明。此類空地協定爆擊，大多是應步兵，炮兵要求的編隊定點爆擊，配合大型攻擊戰時實施。從兵力面看，鹽田中隊從陽明堡機場最大可出動的輕爆機也不會超過9架（編制數，實際運用數僅7架前後）。另外還有協助炮兵作戰的偵察機（從史料中可判明有一架），由於戰鬥中需要長時間滯空（2-3小時），每日兩次，所以執行任務時也需要利用陽明堡機場加油。但晚間是否在陽明堡駐機不明。

10月19日夜間，陽明堡機場鹽田中隊輕爆機遭到一二九師陳錫聯部夜襲一事，從日軍複數記錄中也可判明是事實。但雙方的戰果，戰損記錄卻有很大差距。此時應以戰損自報為原則，採用各自的戰損記錄。若以此為據，可確定日軍方面損失“93式雙輕爆擊機”一架，記錄為“大破”（兵站監部戰鬥記錄）。戰死者三名（飛行第五大隊地勤兵），負傷者兩名（警備機場的7D後備步兵第三大隊一小隊屬）。

而八路軍方面記錄戰損為“我傷亡約卅餘人（內營長一，指導員一，排長二）”[32] “傷16人，亡22人”[33]（此情報可信），或“我亦傷亡百餘人，營長一人連排幹部數人”[34]。後者是八路軍總部對第二戰區報告，雖有國軍方面的檔案記錄，但事實上是為了獲得撫恤金所報的虛假數字，戰後亦被八路軍戰史訂正。以上為按戰損自報原則統計出來的，可信賴的戰損數據。

其餘的所謂“戰果”記錄，如陳錫聯報告稱“將24架敵機全部焚毀，並殲日軍警衛部隊100 餘人” 等缺乏證據，更不符合常識。按本研究提倡的戰損自報原則判斷，內容均不可信。另外日軍兵站監部記錄的“敵軍死亡19名”，雖是清點戰場的結果，非常接近事實。但從史料性質面分析，也只能作參考。最終結果，應以八路軍自己記錄的“傷16人，亡22人”為準。

[1]支那事変史　大東亜戦史　叢書第１６號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　上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71345400、71頁。

[2] 陳梓湘《民國廣東空軍滄桑史》《中山文史》第34輯，1994年，86頁。

[3]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2 軍事作戰》，國史館，2015年，303頁。

[4] 《中國空軍》（行政院新聞局 ，1947年，11頁。

[5] 同前『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17頁。

[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10頁。

[7]  JACAR：C04120237600、昭和１３年 「陸支密大日記 第８號」(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 『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20頁。

[9]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年，第四篇第九章第二節插表第三。

[10] 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2 軍事作戰》，國史館，2015年，305頁。

[1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2年、97頁。

[12]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59頁。

[13] 《平型關戰鬥紀實》《新中華報》1937 年11 月24， 29 日。

[14] 參考筆者《平型關大捷研究》（新版）。

[15]  《台灣日日新聞》1937年9月20日。

[16] 前出呂芳上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2 軍事作戰》，306頁。

[17] 『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35頁。

[18]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6年，5頁，和第四篇第九章第二節插表第三。

[19] 前出《抗日戰史/太原會戰1》24-25頁。

[20] 《中國空軍》 行政院新聞局 ，1947年，33頁。

[21]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61頁。

[22] 《台灣日日新聞》1937年9月5日，10月10日。

[23] 佐藤喜一郎『空の御楯 : 日本空中戦士伝』陸軍畫報社、1943年、146-148頁，172頁，91頁。

[24] 《人報》1937年9月19日。

[25] 前出『満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61頁。

[26]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17頁，318頁。

[27] 拙著《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元華文創，2018年，56-58頁。

[28] 『中國方面陸軍航空作戦』朝雲新聞社、1974年、36頁。

[29]「北支那作戦史要」JACAR：C11110927000、1215-1216頁。

[30] 『支那事変陸戦概史』（JACAR：C13071345400）321頁。

[31]山西綏遠　主要戦闘経過概要　昭１２．９～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16120470400、2111頁。

[32] 《陳錫聯戰鬥報告》中國國家檔案局《浴血奮戰——檔案里的中國抗戰》2015年8月公布。

[33] 《八路軍，表冊》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360頁。

[34] 《朱，彭致衛立煌副總司令等電》中國國家檔案局《浴血奮戰——檔案里的中國抗戰》2015年8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