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的空中戰場是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中難度較大的一個課題，它是中、朝、蘇三國軍隊並肩作戰的惟一戰場，其複雜性在於蘇軍參戰是秘密進行的，而且在戰後幾十年三國對這一史實秘而不宣。最近筆者對原空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秉璋進行了採訪。

　　筆者：請您介紹一下空軍參戰之前的狀況。

　　王：空軍是新中國建立後才成立的，1949年10月25日，中央軍委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蕭華為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我為參謀長；我們三個人都是陸軍的幹部，對空軍是外行，1949年12月1日，前蘇聯援建的6所航校正式開學，這6所航校是在東北老航校的基礎上組建的。1950年6月19日空軍第4混成旅成立，這是空軍的第一支擁有正式番號的戰鬥部隊，此時離朝鮮戰爭爆發只有幾天時間了。空軍參戰之前劉亞樓曾希望“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後來毛主席說“一鳴則已，不必驚人”，這反映了中央和毛主席對空軍謹慎使用的方針。在空軍如何使用的問題上我們與蘇聯也有分歧，蘇方對我們的方針不理解。當時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羅夫大將與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總理發生爭執，一次是在六國飯店，另一次是在總理家中，這兩次爭執我都在場。扎哈羅夫說：“你們太謹慎了，打仗哪能沒有犧牲，大不了損失一些飛機和飛行員。”總理說：“不是我們不願意作出更大的民族犧牲，如果是陸軍犧牲50萬，甚至100萬我們都可以承受，但是空軍不行！空軍就這麼一點力量，損失掉就很難發展起來。我們的原則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發展，目的是越戰越強；如果越戰越弱，最終元氣大傷，甚至動搖了賴以發展的根本，那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期間中蘇雙方為中國空軍戰前準備和參戰等問題進行了反覆磋商，毛主席致菲利波夫的不少電報是由我起草的。

　　筆者：1951年7月您到莫斯科談判與蘇方代表也發生了爭執，甚至拍桌子鬧了起來。當時中方代表團是徐（向前）帥負責的，徐帥的回憶錄和傳記中對此事都有簡要記述，請詳細談一下。

　　王：那時徐帥是總參謀長，蘇方參與談判的是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1945年8月，他曾率蘇軍進入東北與日本關東軍作戰。他在與徐帥談判時態度很傲慢，對我們應該設有多少個軍區、多少個兵團、多少個軍，甚至連師的編制都進行干預。徐帥涵養好，耐心向他解釋，他聽不進去，一副教師爺的架子。我在一旁很惱火，心想我們打了那麼多勝仗，有了幾百萬軍隊，該設多少個軍、師難道自己還不清楚？第二天談空軍訂貨，由我與他對談。在北京時我們就與蘇方初步達成了訂購米格—15的協議，沒想到華西列夫斯基不認賬，不給米格—15，要給我們米格—9。我說美國在朝鮮的戰鬥機已經換成了第二代噴氣機F—86，只有米格—15的性能才能與之相當。華西列夫斯基說：“不是米格—9性能不好，而是你們中國人駕馭不了！”我一聽這話就頂了他一句：“現在駕駛米格—9的全是你們派去的教練員，我們的飛行員還沒放單飛呢！”他一聽就火了，拍了桌子，我那時年輕氣盛也拍了桌子，這一來就談不下去了。我打電報將這件事向國內報告，請求中央和主席指示，可是中央對此事一直沒有回電。吵架終究不是好事，可是吵得有理，批評也不是，不批評也不是，乾脆不理，我估計這就是中央不回電的原因。後來斯大林親自干預，指示有關方面按米格—9的價錢，全部給米格—15，共372架。

　　筆者：志願軍空軍大規模參戰前，進行改飛米格—15型殲擊機的訓練，有的只飛行了十幾個小時就投入了戰鬥。朝鮮空戰我方有中、朝、蘇三國空軍協同作戰，三方指揮關係是怎樣的？

王：朝鮮空軍力量較弱，在中國空軍大規模參戰之前，主要由蘇方指揮，蘇軍有一個叫羅波夫的中將在安東指揮，那時我們沒有指揮空戰的經驗，曾有過讓蘇方統一指揮的想法，主席不同意，堅持獨立自主。這樣我們在1951年3月，組建由劉震為司令員的志願軍空軍司令部。後來又組成了中朝聯合空軍司令部，簡稱“空聯司”，仍由劉震任司令員，中、朝雙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員。中、蘇兩軍的機場都在中國境內，朝鮮空軍的機場在鴨綠江兩岸都有。蘇軍是由他們自己指揮，他們的活動範圍在鴨綠江附近，中、朝空軍則要靠南些。既然有兩個指揮機構，就難免會出現協同不好的問題，曾經發生過蘇聯飛機誤擊我們飛機的事件。總的來說當時三國空軍的關係還是很不錯的。

　　筆者：1952年冬季，板門店談判陷於僵局，地面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艾森豪威爾出籠了一個在朝鮮東西海岸實施兩棲登陸的計劃。針對這種情況，中央軍委和志願軍總部將反登陸作戰作為首要任務，請問空軍是如何配合這一任務的。

　　王：1953年1月3日，彭總下達了《防敵側後登陸對空軍作戰的要求和指示》，空軍黨委決定由我草擬反登陸作戰計劃。1月5日，我去安東，與王政柱副參謀長會商。王政柱提出，能不能越過三八線去轟炸南朝鮮的軍用機場，將敵航空兵力消滅在地面。我說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的轟炸機白天出擊是不可能的，敵人的防空兵力太強，只能在夜間偷襲，可是我們的轟炸機大多沒有完成夜間訓練科目，加上夜間投彈命中率非常低，對敵人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脅，而且這一行動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會刺激敵人越過鴨綠江對中國境內的機場實施報復轟炸。我提出，不如積蓄力量，在敵人真的進行大規模登陸時，空軍不惜一切代價對敵兩棲兵力發起攻擊。只要我們的航空兵力有足夠的力量，並作好了準備，敵人是不能不顧忌登陸作戰的後果的。這樣我就開始與空聯司的同志共同制定具體作戰計劃，這份計劃是由我親筆起草的。回京後劉亞樓等同志審閱同意，隨後就以我個人的名義上報軍委，軍委秘書長黃克誠2月5日向毛主席上報，2月8日主席批示：“照辦”。

　　筆者：6—7月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後時期，空戰情況如何？

　　王：從6月中旬到7月27日停戰，擊落敵機25架，我們損失很小，應該說新的措施取得了明顯效果。在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空軍“邊打邊穩邊建”，實現了在戰爭中發展壯大的預期目的。從 1950年10月底組建第1個航空兵師（第4師）起，到戰爭結束時，已經發展到擁有25萬人、27個師、3000多架飛機的強大空軍。當時是僅次於美、蘇的第三大空軍強國，我們還有好幾個師裝備了當時最先進的米格—15比斯型飛機，如此令人吃驚的發展速度在世界空軍建設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不能不說這是嚴峻的戰爭形勢逼出來的。中國空軍在建軍初期非凡的發展經歷，對今天及後世仍有不可低估的啟示作用， 這是抗美援朝戰爭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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