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一) |
送交者: 冀城 2002年03月11日18:53:22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國與英國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一戰,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擊潰數十萬陸軍,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甲午戰爭前的三十年間,清政府向西方各國借債總額只有四千多萬兩,戰後,清政府為了償還日本賠款,先後三次大舉借債總計三億兩,而且期限有的長達四十五年,本利合計六億多兩。 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艦艇、槍炮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國有工廠二千七百多間、銀行七百家、資本一億日元;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廠增加到七千六百多間、銀行一千七百多家、資本三億八千萬元。占領台灣後,日本在戰略上對華東、華南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是那樣地嘗到了戰爭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的欲望。 一、台灣事件 一八七一年九月,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其中第一款規定:“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 然而就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一八七一年十二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台灣,其中五十四人被台灣土著殺害,其餘十二人由清政府護送回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附屬國,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於是一面向本國報告,一面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台灣的態度。總理衙門回答說:“二島(指琉球、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台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藉口攻打台灣。 一八七四年五月,三千多名日軍在台灣琅橋登陸,七月,日本政府又準備對華宣戰。清政府急忙備戰,令沈葆楨赴台灣部署防務,先後調集一萬多軍隊到台灣,頗有與日一戰的聲勢。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爭取體面地結束戰爭。 清政府雖然沒有把日本與西方列強同等對待,但是看到日本的新式陸軍戰鬥力強,海軍也擁有兩艘鐵甲艦,具有一定實力,而當時中國水師都是舊式木船,難以與之匹敵,因而也不願用武力驅逐日軍,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台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在十月三十一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台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兩。《北京專約》為日本兼併琉球提供了根據,一八七九年四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二、甲申事變 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加緊發展在朝鮮的勢力,並力爭通過外交手段,使朝鮮脫離清政府控制,成為“獨立國”。一八八四年,日本趁中國忙於中法戰爭之際,駐朝公使竹添策動親日的“開化黨”政變,十二月四日一夜間推翻了保守派政權。次日,國王下詔革新政治,建立了開化黨政府。保守派連忙請求清軍支援,於是,袁世凱以保護朝鮮政府為名,率兵二千聲討亂黨,十二月六日攻入王宮。竹添寡不敵眾,自焚使館,連夜潛逃。動亂中開化黨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殺。這就是“甲申事變”。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報,立即派外務大臣率大批軍隊入朝,清政府也派了欽差大臣帶了陸軍和軍艦到朝鮮。對峙中,當時日本不少人主張趁中法戰爭之機迅速發動對華戰爭,但以伊藤博文為首的一派人,考慮到日本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不足,主張“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積蓄力量,而用外交手段解決目前這場糾紛。 一八八五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為特派全權大使,到中國談判朝鮮問題。談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國相要挾,最後李鴻章大怒道:“朝鮮事,中國並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預備打仗耳!”日本代表方才有所收斂。儘管如此,糾纏多日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條約簽訂後,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總領朝鮮事務,加緊控制朝鮮。而日本則加強經濟滲透,並且加緊擴軍備戰,等待時機。 三、軍備競賽 一八七四年的台灣事件,使中日關係進入對立階段。清政府受到很大刺激,開始認識到日本將“為中國永久之大患”,“若再不切實籌備,後患不堪設想”,分別任命李鴻章、沈葆楨為北、南洋大臣,籌辦海防。李鴻章認為加強海防,除添置炮台、大炮,建立海防要塞外,還需建立鐵甲艦為中堅的近代化海軍。當時定造一艘鐵甲艦需銀百萬兩左右,而當時每年的海防經費僅有七十多萬兩,雖然到一八七六年加至一百多萬兩,但左宗棠西征時又花費五千多萬兩,所以清政府一時無法籌款,只在一八七五年從英國訂購了八艘守口炮艦。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以後,清政府再次命李鴻章、沈葆楨大辦海防,但李鴻章苦於無錢。在他的屢次申請下,朝廷總算下決心撥款購買鐵甲艦,但此時英國又因中俄關繫緊張,不同意售艦。李鴻章只得向德國訂製鐵甲巨艦二艘,鋼甲巡洋艦一艘,這就是後來的定遠、鎮遠、濟遠艦。此外,北洋艦隊還向英國訂製了超勇、揚威兩艘快船和另外兩艘炮艦。南洋艦隊也訂購了一艘炮艦、二艘二千噸級的巡洋艦。旅順基地也從一八八○年開始建設。中國的海軍建設出現了一個高潮。 一八八五年朝鮮甲申事變後,清政府再次大受刺激,要求“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清政府採納了李鴻章等人的建議,於十月設立海軍衙門,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新建和改建沿海炮台,籌辦水師學堂。同年,李鴻章又向英國訂購致、靖、經、來四艘兩千噸級的巡洋艦。到一八八八年,所購各艦先後到齊,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南洋、廣東、福建也擁有二千噸級的主力艦四艘、一千噸級戰艦七艘。四支艦隊共有大小艦船八十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此後,清政府停止外購軍艦,把海防的重點轉向修、擴建沿海新式炮台基地。先後建成了旅順、大連、威海、大沽、煙臺、吳淞、馬尾、黃埔等大型海防基地,中國的國防力量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在甲午戰爭前的十多年中,中國憑藉大國的實力和洋務派的努力大辦水師,仍保持着一定的軍事優勢。但是,“大治水師”的龐大計劃由於得不到切實的財政保證不得不大打折扣。按照李鴻章等人的設想,定遠級鐵甲巨艦要有八艘,而當時只有二艘;濟遠級巡洋艦要有十六艘,當時只有五艘。李鴻章、左宗棠等提出的以輕息借洋款、開辦銀行、機器鑄幣、加洋稅、裁簡陸軍六至八成等籌款建議都未被清政府採納。對於那支人數達百萬之眾、權力分散、每年耗銀千萬兩的舊式陸軍,總理衙門只決定裁十分之一二。事實證明,這成了海防近代化的一個巨大累贅,並使近代化的大型海防設施沒有鞏固的後方和強大的後援。後來旅大、威海的失陷,也都是因陸軍不力而造成的,中國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早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志在向海外擴張。明治維新以後,近代化運動全面展開。在政治上,日本的帝國憲法於一八九○年開始實施,建立了憲法、內閣、議會等一整套君主立憲制度。在經濟上,日本到一八九四年工業產值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工廠超過四千間。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三年間,平均每年工業生產增長達百分之三十二,到一八九四工業資產已超過中國十多倍。在外交上,日本於一八八八年同墨西哥簽定了第一個完全平等的條約,接着又與美國、德國、俄國按照平等原則修改了過去的不平等條約,簽定了新約。英國雖沒有最後簽字,但也大致達成了協議,從而基本上恢復了國家主權。 一八八二年,中日對立隨着朝鮮問題的發展而不斷升級。日本對於中國的軍備新面貌感到吃驚,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認為應把假想敵從俄國改為中國,稱要與中國“一較強弱”。他在向明治天皇進呈的清軍調查報告中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軍制,如果仿效歐洲,則平時可徵兵四百二十五萬,戰時可達八百五十萬人之多。所以他認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中日兩國軍備競賽的氣氛濃厚起來。 在中國的軍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日本不斷撥款擴軍。一八八五年日本的軍費為一千五百萬日元(約相當於一千萬兩白銀),一八八七年增至二千二百萬日元,一八九○年後更猛增至四千八百萬日元,占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三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 一八八六年日本海軍開始實施第一期三年造艦計劃,一八八八年中國北洋海軍正式建軍後,明治政府以超過北洋艦隊為目標,又提出了龐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艦計劃,並先後向英、法兩國購買了六艘大型新式戰艦,使海軍力量一舉超過了北洋艦隊。一八九一年,日本政府更決定撥款五千萬元,在九年內建造四艘一萬一千噸級的鐵甲艦和六艘巡洋艦。一八九二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一八八五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總噸位七萬二千噸的海軍和六萬三千名常備兵和二十三萬預備兵的陸軍。 為了準確地判斷兩國實力對比和未來戰爭的勝負,日本自一八七二年開始向中國派間諜,逐年增加活動。到戰爭前夕,日本對於中國的各方面情況已瞭如指掌。比如,日本估計當時中國各省防軍、練軍的步、騎兵為三十四萬九千七百人,這與清政府一八九八年統計的各省練、防軍為三十六萬人相差無幾。日本繪製的東北、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地圖,精確到每個村、每條道路甚至水井。日本通過長期周密的偵察分析,在一八九三年後決心對華開戰,這表明中國在與日本進行長達二十年的近代化競賽中已經失敗。 四、東學黨之亂 一八九四年,農曆甲午之年,機會終於來了。朝鮮的封建王朝,積弱多年,國家日益貧困,內亂不斷,國內政局飄搖,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時。這年二月,“東學道”在南部的全羅道發動了農民起義,星火燎原,勢不可當。朝鮮政府幾次商議從中國借兵,但顧慮到日本若藉機出兵,局面會難以收拾,所以議而不決。到了六月一日,東學道攻克全羅道的首府全州,軍鋒直逼漢城,京城震動。六月三日,朝鮮政府終於下決心請求袁世凱出兵。袁世凱接到電文,立即向李鴻章請示派兵。 按照《天津條約》,中國向朝鮮派兵,則日本也可藉機出兵。袁世凱對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認為,即使日本以護衛使館出兵,也不過數百名士兵而已,不至於引起大麻煩。其實日本一直密切關注着朝鮮局勢的發展。到了六月二日,日本判斷韓王必將向中國求助,連忙派人向袁世凱打探,並表示“我政府必無它意”,極力慫恿袁世凱出兵。當天夜裡,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內閣會議上提出,雖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應作好迅速出兵的準備。會議據此作了出兵的決定。六月五日,日本內閣通過了關於日本出兵朝鮮致中國的照會,同一天成立了戰時大本營。但在表面上,日本卻不動聲色。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也被蒙蔽,在給清政府的電報中認為,日本議會正在爭執不休,絕無對外生事的可能性。 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決心。李鴻章當即命令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口,與先期到達的平遠合為一小隊,以觀形勢。自六月六日下午六時起,二千四百六十五名清軍分三批渡海,至六月二十五日全部到達朝鮮牙山。又派北洋水師的超勇艦前往牙山保護,恐其力量單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揚威艦赴牙山,留濟遠、平遠二艦泊仁川港①。 六月三日,袁世凱正式通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朝鮮已正式向清政府請求派兵。六日,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照會陸奧宗光,告知中國政府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帶兵赴朝鮮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早對此有準備。第二天,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即照會總理衙門,聲明根據《天津條約》,日本將出兵朝鮮。同日,日本外務省照復汪鳳藻:“查貴國照會中有‘保護屬邦’之語,但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為“屬邦”二字,雙方激烈辯論。對此李鴻章態度堅決,電告汪鳳藻:“文內‘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歷歷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故不問日之認否,礙難酌改。” 六月七日,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急電李鴻章,告知大鳥帶兵乘軍艦八重山赴韓。袁世凱也電告李鴻章:“大鳥來,慮生事”。六月八日,日軍開始出動,大和、筑紫、赤城三艦亦泊仁川港,並派出汽艇探測牙山。至十六日,日本海軍共出動了松島、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艘戰艦,載陸軍四千人、陸戰隊五百人入朝,兵力達到赴朝清軍的兩倍。 六月八日,日本駐韓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鮮,日本將派兵。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當即強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陸,談判歷經兩個多小時,趙秉稷說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軍停止登陸,日方則斷然拒絕,聲稱:“貴督辦雖千言萬語重複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認定其為必要,則不能聽從尊說。”當天下午,趙秉稷再次正式照會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結果再次遭到拒絕。六月十日,大鳥率兵入京,朝鮮政府得知後,又趕忙派代表前往勸阻,也被大鳥拒絕。當天午後,大鳥帶領海軍陸戰隊四百二十人,野炮四門進入漢城。 東學黨人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於是提出十二項停戰條件。朝鮮政府見日本大軍入境,知道大麻煩臨頭,希望早日平定東學黨之亂,好讓中日兩國撤兵。六月十一日朝鮮政府接受了東學黨人的條件,簽署了停戰協定。十二日,東學黨人退出了全州②。 朝鮮東學黨之亂解救了伊藤內閣。當時由於日本經濟危機,伊藤內閣岌岌可危,正處於要麼內閣總辭職,要麼解散議會的境地。伊藤博文已決意採取後一手段。清軍出動的消息傳來,內閣的緊急對策贏得了天皇和議會的認可,國內政治危機因而緩解。 五、中日決裂 六月十一日,大鳥致電外相陸奧,說朝鮮局勢已趨平靜,出於外交考慮已失去派兵的理由,並於十二日主動拜訪袁世凱,開始談判撤兵。同時,朝鮮政府先後照會了日本和中國,要求撤軍。在各方外交壓力下,撤軍談判開始比較順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輕易放棄這個機會?十三日陸奧復電,指示大鳥設法拖延撤軍,等到政府想出對策。因此在十五日繼續談判時,大鳥提出暫緩撤兵的兩點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麼也沒幹就回國,不僅極不體面,而且政府在國內難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國,怕單方面撤軍後受到欺騙。 在此同時,伊藤與陸奧終於商議出了一個對策。十六日陸奧約見汪鳳藻,提出兩點方案:第一,由中日兩國共同出兵鎮壓叛亂;第二,叛亂平定後,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內政改革。這意味着在今後朝鮮政府中,日本將與中國取得平等的參政地位。汪鳳藻當場拒絕,指出中日都不應該干涉朝鮮事務。李鴻章也指示袁世凱“任他多方恫喝,當據理駁辯勿怖”。十七日李鴻章又在會見日本駐天津領事時表示“國際事務,本皆依條約及國際公法之規定外無他。日本與朝鮮締約時,視朝鮮為獨立國家。但此次陸奧氏提出之有關議案,實難以理解其有絲毫道理”,因此“絕不能同意陸奧大臣之設想”,如日本“欲強遂之,除訴武力外無他”。 李鴻章在與總理衙門商量後,六月二十一日電令汪鳳藻照復日本:“㈠韓亂告平,已不煩中國兵伐剿,兩國會剿之說,自無庸議;㈡善後辦法,用意雖美,只可由朝鮮自行釐革。中國尚不干預其內政,日本素認朝鮮自主,尤無干預其內政之權;㈢亂定撤兵,乙酉年兩國所定條約俱在,此時無可更議。”理直氣壯,義正辭嚴。 此時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樣用幾句強硬的外交詞令就能嚇回去的了。進入朝鮮的日本海、陸軍已占了壓倒優勢,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繼續向朝鮮派出第二批部隊,並單獨促成朝鮮政府的內政改革。二十二日,日本照復汪鳳藻,強硬地表示:為了保護日本在朝鮮的利益,防止該國日後的變亂,“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這個照會被日本人稱為“對中國的第一次絕交書”。同日陸奧電告大鳥:“中日兩國之衝突,終於達到不可避免之時刻。”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後,清政府最高層中主戰空氣逐漸高漲。光緒皇帝主戰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戶部尚書翁同和、禮部尚書李鴻藻都主張開戰。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緒皇帝兩次諭李鴻章加緊備戰。六月二十九日,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向李鴻章請戰:“各艦齊作整備,候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往,並力拼戰,決一雌雄。” 日本政府在發出“第一次絕交書”後的第二天,又命令大鳥“立即向朝鮮政府提出改革建議,不必顧及朝鮮政府之聽從否。”大鳥接到訓令後,決定首先向朝鮮政府出示六月六日中國給日本照會的抄件,問朝鮮是否承認“保護屬邦”四字:若朝鮮回答其為主權國家,則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鮮主權的說法,朝鮮有義務及時將其驅逐出去,若朝鮮無力自行驅逐,則日本願以武力相助;若朝鮮承認是中國的“屬邦”時,則可指責其違背了日韓友好條約的規定(因為條約中日本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應當為十幾年來的欺騙行為向日本謝罪;又若朝鮮聲稱雖然自古以來被稱為中國“屬邦”,但內政、外交完全自主時,日本則可提出:平定內亂屬於內政,指責清兵借“保護邦屬”派兵是干涉朝鮮內政。不愧是資深外交家。 這個照會於六月二十八日向朝鮮政府發出,限二十九日前答覆。朝鮮一時不知所措,到了二十九日杳無音信。三十日,日本代表上門催促,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無奈回答說:“朝鮮從來就是自主的國家,清國對我作何等稱呼,系清國自己所決定,與我國無關。清兵駐在我國內,是應當時我國之邀請而來,故不能予以驅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開了這個難題。日本代表一時語塞,只得先回去報告。 在“屬邦”問題上碰壁後,七月三日大鳥又向朝鮮外務督辦正式提出了內政改革綱領。改革綱領的內容主要是促使朝鮮向現代化制度過渡,並使日本在朝鮮取得與清朝同等的地位。如果不論其對於朝鮮內政的干涉,若其內容被採納,對朝鮮應該說是積極的。可是朝鮮政府內保守勢力強大,滿朝文武對此提案一片反對聲,但又不敢明確向日本提出反對,不得已成立個“改革調查委員會”,企圖敷衍了事,矇混過關。但大鳥立即看穿了這個把戲,在七月十日又向朝鮮“改革調查委員會”提出具體實施方案,限期明確答覆,並準備了如果方案被拒絕時應採取的手段。 朝鮮政府受逼不過,七月十四日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復函大鳥說,日本的提案違背日朝之間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則,如果接受,則各國必定“紛紛恣意提出要求,則有傷朝鮮自主之體面”,還望日本撤兵為盼。 六月二十二日兩國互致態度強硬的照會以後,中日的和談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間,李鴻章先後於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向俄、英兩國請求出面調停,兩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都向日本提出過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準備,向兩國保證中日衝突不會影響他們的利益,又看準了兩國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盤,因而軟硬兼施,說如果對方硬要干涉的話,“日本將不惜舉國化為焦土拚死抵抗”。這樣,兩國對調停就沒有了積極性。特別是俄國,剛在新疆吃了苦頭,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中國的力量。 當時,李鴻章仍對和平抱有一線希望,並擔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減退”,所以在行動上猶疑不決。在李鴻章按兵不動的同時,日本的陸軍源源而至,到六月底已達到一萬人。對此,英國駐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代理赫德評論說:“日本是根本沒有什么正義可言的,除非藉口代別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撿便宜也可以算作正義。正義完全在中國方面。但我不相信單靠正義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單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飯一樣。我們必須要有第二根筷子——實力。但是,中國人卻以為自己有充分的正義,並且希望能夠以它來制服日本的鐵拳,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與此期間,在英國主持下,中日之間的談判形式上還在進行。七月七日、九日,總理衙門與日本代表小村壽太郎舉行了兩次會晤,中國堅持兩國同時撤軍再談朝鮮問題。小村認為這表明清政府缺乏誠意,憤然離席。陸奧外相得知消息,高興地說:“該仲裁之失敗,令我國在將來之行動上漸得自由,寧可為喜。”與伊藤商量後,陸奧指示小村在七月十四日向清政府提出照會:“近聞駐京英國大臣顧念睦誼,甚願日清兩國言歸於好,出力調停等語。但清國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於我政府之意毫無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開,總而言之,清國政府有意滋事也。則非好事而何乎?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這個照會被陸奧稱為“第二次絕交書”。 日本發出“第二次絕交書”的第二天,光緒皇帝頒旨命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商朝鮮問題的對策。在十六日的會議中,翁同禾、李鴻藻主張繼續增加軍隊,而其它大臣持觀望態度,所以會議沒有結果。光緒知道後大為震怒,嚴責上次辦理失當,此番須加整頓,宣示主戰之意,“並傳懿旨亦主戰”③。根據皇帝的旨意,當天軍機處電寄李鴻章一道諭旨: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 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 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李鴻章接到聖旨後,開始準備增兵。同日復奏增兵計劃:總兵衛汝貴率盛軍馬步六千人由陸路向平壤進發;馬玉昆統毅軍二千,由海路進軍義州④;與盛京將軍左寶貴商量派馬步八個營進平壤,會合各軍,增援漢城。同時與葉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師平壤,以集中兵力。若葉同意,則派丁汝昌帶一部分海軍戰艦到朝鮮海面策應。 在此關鍵時刻,七月十六日,英國和日本間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在倫敦正式簽訂。這個條約廢除了英國以往在日本的特權,承認日本的平等地位。這使日本擺脫了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件事明確地表明了英國對日本的支持。英國外相在簽字儀式上說:“這個條約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了清國大軍還更為有利。”雖然英國擔心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會影響其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但因為當時在遠東,英、俄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兩國都不願把日本逼到對方一邊。所以,儘管他們開始都告誡日本,到後來反而爭着討好起日本來。到七月二十三日,英國見日本發動戰爭決心已定,無法挽回,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其附近為戰爭的運動。”意思就是說,只要不在上海及附近發動戰爭,英國就不會干涉了。 日本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戰時大本營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通過了向中國開戰的決議。十九日,海軍艦隊改編為戰時編制:合併常備艦隊、西海艦隊及其它艦隻,編入聯合艦隊,任命海軍中將伊東佑亨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命其控制朝鮮西岸海面。海軍大臣樺山資紀又提出,若發現清國艦隊或是增援部隊時,日本艦隊立即開戰,在外交上有無困難,陸奧果斷地答稱:“作為外交上的程序,沒有什麼問題。” 也是在七月十九日,日本政府通過英國駐日公使轉告清政府,如果中國派兵增援駐朝軍隊,應視為對日本表示敵意的行動。大鳥接到陸奧的電訓,立即於當天向朝鮮政府提出四項強烈要求: 一、由日本自己動手架設漢城至釜山間軍用電話線; 二、根據日朝條約,朝鮮立即為日軍建造兵營; 三、駐牙山清軍師出無名,應迅速令其撤退; 四、廢除中朝之間一切與朝鮮獨立相牴觸的條約和協定。 當天夜裡,清政府駐朝鮮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凱見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國。後事留給駐漢城代辦唐紹儀。 第二天,大鳥再次向朝鮮政府提出通牒,限令“二十二日止予以確復,倘貴政府拖延示復,則本公使自有所決意從事”。當天半夜,大鳥再次發出照會,說中朝間一切條約均與日本國的平等地位衝突,必須加以廢除。可憐朝鮮政府接到通牒,驚恐不知所措。拖延到二十二日,勉強復照推託說:“清兵久在境內,實因我國請援而來,南匪稍平之後,已屢請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貴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辦轉請中國政府從速退兵。”大鳥接到復照,大發雷霆,立即發出最後通牒,說“貴政府如不予以滿意之回答,則為保護我權利,或須用兵也未可知”。同時與大島旅團長約定,於二十三日調日軍入漢城,並決定無論朝鮮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舉事。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日軍按計划進入漢城,一路鳴槍放炮。大鳥親率一個聯隊包圍了王宮。守衛王宮的朝鮮士兵寡不敵眾,被日軍攻破。日軍擄走國王,成立了親日政府。二十五日,朝鮮政府宣布廢除以前同清政府締結的一切條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在朝清軍。至此,日本終於具備了開戰的所有條件。 六、豐島海戰 七月十六日李鴻章提出的增兵計劃,在取得了各方協調之後開始實施。不過駐朝清軍因葉志超怕海路不安全,陸路又怕兵力單薄,通不過駐漢城的日軍防線,所以一直停留在牙山一線,沒有向平壤收縮。 朝鮮陸路多山,道路崎嶇,進兵遲緩;而從北洋軍隊的大本營天津出發,由海路進軍則非常快捷。所以,增援的路線採用了兩條海路:一是由天津渡海,在鴨綠江口的大東溝登陸,再由陸路馳援平壤;另一路由天津登船,到牙山登陸,增援葉志超部。第一條路較為靠近本土,路程也短,所以比較安全;而第二條路,要經過日軍重兵駐紮的仁川一帶,雖然中日尚未開戰,但也不可不防,所以決定租用英國商船運兵,並派軍艦護航。 七月二十一日,總兵衛汝貴率盛軍六個營、提督馬玉昆率毅軍二千名,由大沽口乘船,到鴨綠江口的大東溝,登陸後直奔平壤。 同時,選派總兵江自康所部及天津練軍共二千五百人,增援牙山葉志超部。雇用英輪高升、愛仁、飛鯨三船運兵,並從威海的北洋水師基地派濟遠、廣乙二艦護航。三船分批由塘沽出發:愛仁二十一日下午開,飛鯨二十二日傍晚開,高升二十三日早晨開。三船載兵情況如下: 愛仁,載兵一千名,長夫等一百五十名,大炮二門; 飛鯨,載兵四百名,馬夫、長夫、營帳等近三百名,馬四十七匹,另載糧 餉、炮械、帳房等物資; 高升,載兵九百三十五名,營哨官十六名,營務處、文案、軍械、管帳、 長夫等一百六十五人,另載山炮四門、半炮四門。船長以下中外工 作人員七十四人。 清軍運兵船的出發時間,早有日本偵探報知本國。日軍大本營獲得北洋軍隊將赴牙山的情報後,於七月二十二日向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秘密下達了作戰命令,令艦隊到朝鮮海面伺機襲擊。當天上午十一時,伊東召集艦長會議,會上決定編隊如下: 第一游擊隊:吉野(常備艦隊旗艦)、秋津洲、浪速; 第二游擊隊:葛城(西海艦隊旗艦)、天龍、高雄、大和; 本隊: 第一小隊:松島(聯合艦隊旗艦)、千代田、高千穗; 第二小隊:橋立、筑紫、嚴島; 魚雷艦隊: 母艦:比睿; 魚雷艇:山鷹、七號艇、十二號艇、十三號艇、二十二號艇、二十三 號艇; 護衛艦:愛宕、摩耶。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日本聯合艦隊從佐世保港出發。第一游擊隊先發,次為本隊,再次為第二游擊隊、魚雷艦隊、護衛艦等。艦隊離港時,海軍大臣樺山資紀乘船親自為艦隊送行,他的船上高掛“發揚帝國海軍榮譽”的信號旗。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答以“完全準備就緒”;聯合艦隊旗艦松島答以“堅決發揚帝國海軍榮譽”;第二游擊隊旗艦葛城答以“待我凱旋歸來”;護衛艦先頭艦愛宕則答以“永遠謹志不忘”。下午四時許,艦隊全部離港。 二十二日早晨,丁汝昌命濟遠、廣乙、威遠三艦由威海出發,護衛愛仁等運兵船到牙山,艦隊以副將方伯謙為隊長。二十三日,艦隊抵達牙山。次日早晨愛仁進港,軍隊開始登陸。七時許,僅用了一個小時,兩營士兵及彈藥器械全部登岸。愛仁隨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時,飛鯨來到。因為飛鯨載有大量錙重,卸貨較慢。到下午五時半,艦隊得到報告:日韓已經開戰,日本大隊軍艦第二天就到。方伯謙見事情緊急,考慮到威遠是木船,行動遲緩,不能承受炮火,萬一開戰,白白損失一船,就令威遠於當天先行離開牙山。到二十五日早晨四時,大部分兵馬器械已登陸,方伯謙考慮區區二艦決不是日本主力艦隊的對手,於是不敢耽擱,率濟遠、廣乙返航。 在威海臨行前,廣乙管帶⑤林國祥曾請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開炮,我等當如何應敵?”丁汝昌根據李鴻章“如倭先開炮,我不得不應”的指示精神,回答說:“兩國既未言明開戰,豈有冒昧從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開炮,爾等亦豈有束手待斃之理?縱兵回擊可也。”二十五日晨二艦起錨,魚貫開出牙山口。七時許,看見三艘日艦駛來,清軍將領推斷日本必定求戰,立即命令站炮位,準備禦敵。 日本海軍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艦於早晨六時半也到達牙山灣外豐島西南。是日,晴朗無雲,遙見豐島方向有兩艦噴煙而來,隨即判斷為軍艦,常備艦隊司令坪井航三下達了準備戰鬥的命令,以十五節的速度向目標接近。七時二十分,看清迎面而來的是北洋海軍的濟遠和廣乙,坪井航三隨即下達了戰鬥命令。 當時中日雙方參戰的軍艦情況如下: 艦名 排水量 馬力 速度(節) 火炮 乘員 制地 下水年代 濟遠 2300 2800 15.0 23 202 德 1883廣乙 1030 2400 15.0 9 110 閩局 1890 吉野 4225 15968 22.5 34 385 英 1892浪速 3709 7328 18.0 20 357 英 1885秋津洲 3150 8400 19.0 32 311 日 1892 比較之下,日軍的優勢實在太明顯了。 中日之戰,始於豐島海戰,中日兩國歷史學者均持此說。關鍵在於,誰先開的第一炮?日本海軍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戰史》的記載是:“七時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約三千米之距離,濟遠首先向我開炮。旗艦吉野立即應戰,以左舷炮向濟遠轟擊。”史書多從七時五十二分開戰說。而《濟遠航海日誌》記載:“(七時)四十五分,倭三艦同放真彈子,轟擊我船,我船即刻還炮。”究竟事實如何,讀者或許能夠做出自己的判斷。 速射炮的發射速度為克虜伯炮的五至十倍。日艦炮火極猛,濟遠、廣乙在彈雨中仍苦戰不已。八時二十分,濟遠發出的十五公分炮彈,擊中吉野右舷,擊毀幾艘舢板,又擊穿鋼板,損壞其發電機,再轉入機器間,但炮彈沒有爆炸,吉野倖免於沉沒。事後日軍拆開炮彈,發現裡面沒裝炸藥。浪速左舷尾也被濟遠擊中,海圖室被炸毀。 由於廣乙排水量小、火力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擊下受傷嚴重,炮戰四十多分鐘後,死傷已達七八十人。見難以支撐,轉舵向東走避。浪速在一片歡呼聲中尾追,被廣乙回擊一炮,彈穿浪速左舷鋼甲板,將錨機擊碎。坪井航三見廣乙艦體已毀,命停止追擊,而以三艦合擊濟遠,廣乙得以逃脫,但後來卻撞入朝鮮西海岸擱淺,後自鑿鍋爐焚毀。 八時半,廣乙駛離濟遠,而濟遠也有五十七人死傷,更受三艦合攻,勢難抵擋,便全速向西駛避。日艦在後猛追,濟遠見敵艦漸近,掛出白旗,然猶疾駛不已。浪速追到三千米處時,以艦首炮猛擊。濟遠在白旗之下又加掛日本海軍旗,浪速掛出信號:“立即停輪,否則炮擊!”兩艦相距只有二千七百米了,濟遠不得已發出停輪信號。浪速正要駛近,忽見高升、操江從旁駛過,又去命令停船,濟遠乘機全速駛離。後面的吉野則去追濟遠,兩船航速相差近八節。十二時半,吉野追近至二千米時,以右舷炮猛擊。在此緊要關頭,濟遠以十五公分尾炮還擊,連發四炮:第一炮命中舵樓,第二炮命中船頭,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命中船身要害處。吉野受傷,艦頭立時低俯,不敢停留,轉頭駛離。濟遠帶傷駛回威海衛修整。 前面提到,高升是第三艘英國運兵船,按照前述計劃從塘沽起航,而操江是北洋艦隊的運輸船,從威海出發,裝載文件、武器和餉銀前往牙山。途中兩船不期而遇,於是同行。兩船駛近豐島時,正遇上濟遠駛離。吉野去追擊濟遠,秋津洲責令操江停船,浪速則命令高升停船。 操江是一舊式木船,艦齡已有二十年,航速只有八節,船上五門舊炮火力甚弱,所以改為運輸船。船上官兵,管帶王永發以下共八十二人。王永發見前面高升被攔住,知道事情不好,連忙轉舵西駛。下午二時許,秋津洲逼近,掛出停駛信號,並發出一枚十二公分炮彈以示警告。王永發見情況緊急,慌亂間六神無主,準備自盡,被船上丹麥籍職員勸住。王永發便掛起白旗,又加掛日本國旗表示投降。操江後被解往佐世保港,船上二十萬兩餉銀、二十門大炮、步槍三千支和大批彈藥悉數為日方所得。被俘的清軍官兵在戰後遣返回國。 再說高升號。上午九時,浪速看見一懸掛英國旗的英國船駛來,斷定船內必定有中國軍隊,於是命令停船,英國船長被迫停駛。十點左右,浪速派代表乘一小艇登船,檢查商船的執照。英國船長出示執照並提請日本人注意是英國商船,但日本代表不予理會,反問英國船長:“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嗎?”英國船長答道:“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抗議下服從。”於是日本代表回去後,浪速再次掛出信號:“立刻起錨或者斬斷纜繩,隨我前進!”英國船長正準備遵命,船上許多清軍將士攘臂而起,全船騷動。船上清兵幫帶高繼善對大家說:“我輩同舟共命,不可為日兵辱!”他拔刀沖向船長大喝:“敢有降日本者,當污我刀!”大家齊聲響應,一船鼎沸。因語言不通,高繼善通過翻譯告訴船長:“寧願死,決不服從日本人的命令!”船長則試圖說服清軍將士投降,於是船上展開了一場辯論: 船長:“抵抗是無用的,一顆炮彈就能在短時間內使船沉沒。” 幫帶:“我們寧死不當俘虜!” 船長:“請再考慮,投降實為上策。” 幫帶:“除非日本人同意我們退回大沽口,否則拼死一戰,決不投降!” 船長:“倘使你們決計要打,外國船員必須離船。” 清兵不同意,把他看管起來,並看守了船上所有的吊艇,不准任何人離船。英國船長要求發信號請浪速再派人來,以便通知船上發生的情況。於是日本代表又乘小艇靠近高升輪。翻譯對日軍代表說:“船長已失去自由,不能服從你們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許他這樣做。”船長說:“請帶信給艦長,說華人拒絕高升船當俘虜,堅持退回大沽口。”他還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國商船,而且離開中國海港時尚未宣戰;即使現在已經宣戰,這個要求也是合理的。日本代表含糊其辭,駕艇回去了。 這時已經是十二時半,交涉已歷經了近三個小時。浪速掛出信號:“歐洲人立刻離船!”可是清兵不許放船,英國船長用信號告訴浪速:“不准我們離船,請再派一小船來。”浪速回答:“不能再派小船。”並向前開動,繞高升號一周,停在一百五十米開外。下午一時,浪速突然發射一枚魚雷,但沒有命中,又用六門右舷炮轟擊。十五六響後,高升開始下沉。船上官兵在炮火下用步槍還擊,直至船身完全沉沒。浪速對落水的士兵繼續開炮射擊。 高升沉沒後,法艦利安門號從桅杆上救出四十四人,德艦伊力達斯號救出一百一十八人,英艦播布斯號救出八十七人;浪速在高升沉沒後救起船長、大副和另外一名英國水手,同時俘獲兩名清軍士兵;德國人、北洋水師總教習漢納根自己游到了岸上;另有兩名清軍士兵游到附近孤島上,四十餘日後遇救。其餘八百七十一名清軍官兵及六十二名中外船員全部遇難。 高升號被擊沉的消息傳出後,英國輿論大嘩。英國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指出在中日兩國尚未宣戰的情況下,無故擊沉中立國商船,是粗暴地違反國際法。陸奧接到報告後,怕引起英國干涉,連忙下令調查,並向英國方面賠禮道歉,同時優待英國船長、船員以博得好感。八月八日,日本復照英國外交大臣說:“我能給予英國政府關於我國政府之忠實希望及保證:一旦證明日本海軍軍官之行動是違約的,日本政府將盡力給予一切賠償。”後來,隨着日本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英國考慮“不欲多事,得罪強者”,又從利用日本抵制俄國的大方針出發,不願為了一艘小小的商船引起衝突,所以漸漸地不再堅持賠款和道歉。後來上海的英國海事仲裁也做出了有利於日本的判決,認為日本軍艦有權擊沉高升輪,於是英、日兩國達成諒解。 七、成歡戰役 豐島海戰打響的當天,日本陸軍混成旅一部約四千人,也由漢城出發,南下進攻牙山清軍。牙山清軍本來只有二千多人,二十四日援軍登陸後,總兵力達到三千八百八十人。但牙山地勢不利於防守,故分出一隊二千人,由太原總兵聶士成率領,進駐東北二十公里處的成歡布防。 二十九日凌晨,南下日軍在安城渡遭到前沿清軍的伏擊,傷亡頗重。但由於日軍人數眾多,激戰二小時終於突破清軍前沿,清晨五時開始進攻設在成歡的主防線。日軍看到聶士成將炮兵主力布置在左翼,而右翼陣地未配備大炮,兵力薄弱,於是以一隊佯攻清軍左翼,而集中八門大炮猛攻右翼。雙方激戰二小時,清軍右翼失守。日軍兩路夾攻,聶士成終於不支,率眾突圍,向南與葉志超部會合。聶、葉合軍後,考慮到牙山不利防守,乃主動退出,並準備在當夜偷襲日營。哪知日軍早已料到清軍在牙山駐守多日,大量錙重不可能走遠,便命令戒備。果然當清軍夜襲時,日軍早有防備,清軍受挫而退,丟下大量武器彈藥。聶、葉主力繞道朝鮮東海岸,行程兩千多里,歷時二十多天到達平壤,與左保貴、馬玉昆、衛汝貴諸軍會合。 成歡、牙山之戰清軍共傷亡二百多人,日軍傷亡八十多人。戰鬥規模不大,但影響不小。因為此後朝鮮南部全部為日軍控制,並切斷了中國到達朝鮮西海岸的航道,日軍可以專心北顧,解除了來自海上和南部的後顧之憂。陸奧宗光說:“牙山戰捷的結果,漢城附近已無中國軍隊的蹤影,朝鮮政府完全掌握在我帝國之手中等喜訊,立時傳遍全國。從前那些應否以強硬手段迫使朝鮮改革,以及高談我軍先攻中國軍隊的得失等議論,已被全國城鄉到處飄揚的太陽旗和慶祝帝國勝利的歡呼所淹沒。”八月五日,進攻牙山的混成旅團返回漢城,大鳥圭介在漢城南郊扎凱旋門,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混成旅團經過凱旋門時,打出一面白旗,上寫“成歡之戰利品”和“清兵大敗之證”兩行大字。 八、八一宣戰 在得知日軍圍韓宮拘王及豐島海戰的消息後,七月二十八日,李鴻章致電總理衙門,明確表示了與日本決裂的姿態,同時着手進行備戰。在短短的幾天內,他主要抓了四件事:第一,嚴催朝鮮北路進兵。清軍終於搶先進駐平壤,併集結了一萬多人的軍隊,在戰略上意義重大;第二,國內禁止拍發密電。這樣,日諜只能用明碼傳遞情報,易被識破;第三,建議總理衙門嚴查間諜。此後,沿海各省都加強了防範,並破獲了幾起重大日諜案件;第四,採納丁汝昌建議,在威海口增添擋雷鐵鏈和木樁,以防日本魚雷艇偷襲。 七月二十九日,軍機處令李鴻章轉電汪鳳藻:“日本擊我兵船,業已絕好開釁。出使日本大臣汪鳳藻應立即撤令回國。”三十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華公使館、領事館,指出日本首先挑戰。當天,朝廷下諭撤回所有駐日使館、領事署,同時經美國政府同意,委託美國政府代為保護居住於日本僑民的合法利益。三十一日,總理衙門照會日本駐華臨時代辦小村壽太郎:“倭先開釁,致廢修好之約,此後與彼無可商之事。殊為可惜!”並對其下了逐客令。 同一天,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向駐東京各國公使發出通告:“帝國政府為使日清之間之爭議合理解決,並使彼此關係永遠協調,雖曾使用各種光明正大之手段,迄今顯然未奏其效。為解決此事,本大臣榮幸地通知閣下:帝國與清國現進入戰爭狀態。” 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下詔宣戰。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下詔對中國正式宣戰。 八月三日,清朝總理衙門向各國公使館致送保護各國商民教士的照會,稱:“現與中國尋釁者只日本一國,此外有約各國悉皆交好如常。”日本政府也要求美國政府保護中國境內日本僑民的安全,四日,總理衙門復照美國公使,同意保護中國境內的日本公民免受凌辱。隨後,歐美各主要國家,除俄國外,都先後聲明局外中立。 八月一日正式宣戰後,中日兩國都制定了相應的作戰計劃。清政府的作戰計劃可歸結為兩點:㈠以北洋海軍扼守渤海灣口,並掩護陸軍進駐朝鮮;㈡集結陸軍於平壤,再南下進攻日本陸軍。 八月五日,日本戰時大本營制訂出“作戰大方針”,其大體要點是: 這次戰爭的目標,是最後在直隸(河北)平原同清軍主力決戰,打敗清軍,迫其投降。上述目標能否實現,關鍵在海軍作戰之勝負。預計到中國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噸位、兵力都超過日本,海戰勝負難以預料,因此設計了三種作戰方案:甲案,海戰勝利,奪得制海權,立即由渤海灣輸送陸軍,在直隸平原尋求與清軍主力決戰;乙案,海戰勝負不分,則派陸軍擊退在朝鮮之清軍,實現扶植朝鮮獨立之目的;丙案,海戰失敗,制海權被中國奪得,則儘可能增派陸軍加強在朝鮮的防禦,擊退清軍的進攻。 根據後來的情況發展,日軍大本營實際上執行的是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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