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事順着說好說，反着說就困難了。可是一件事要順說反說都有理，它才真有道理。比如說諸葛亮的“隆中對”，它對天下三分的形勢、蜀漢立國的基礎與策略，分析得十分透徹，好像這是劉備一生的轉機，使他在迷茫中找到正確方向，從此就節節勝利了。但我們如果細觀歷史，就發現與諸葛亮見解相同的人多的是，劉備也不是處處按照“隆中對”行事的。歷史研究非常重視這些不規則的事件。如果我們暫時從諸葛亮所站立場挪開，而從劉備的角度來審視這個歷史人物，那麼諸葛亮並不是一個能左右劉備的人物，相反諸葛亮卻是在艱苦環境中接受各種考驗逐漸才走向成熟的，後來又是在蜀中人物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名聲大著的。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不是諸葛亮造就了劉氏父子，而是劉氏父子造就了諸葛亮。
諸葛亮在劉備手下變得謹慎
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在隆中請出了諸葛亮，這就是使中國知識分子激動了一千多年、並且準備繼續激動下去的“千古佳話”。但如前所說，劉備對諸葛亮的格外禮遇，是因為這時他手下幾乎沒有文臣(孫乾、糜竺之流那是不上數的)，他必須不放走任何一個可以網羅的人才。在他的心目中，一個27歲的年輕人，能夠暢談天下形勢，而且言之成理，已經很不錯了；再鍛煉十幾年，說不定會派上大用場。至於誰該當今後的丞相，劉備這時想都沒有想過。
諸葛亮年輕的時候很自負，自比於管仲、樂毅，又好為“梁父吟”，一副風流倜儻的樣子。 公元208年他作為大使派遣到東吳，連吳抗曹。他在孫權面前那一篇漂亮的說辭，具有強烈的縱橫家色彩。如果順着這個路子走下去，他可能會與其侄兒諸葛恪(仕吳)同一個風格。赤壁之戰之後，劉備與關羽、張飛、趙雲忙着帶兵平定荊州，諸葛亮卻派不上用場。直到劉備打下南四郡後，才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事實證明，這種冷落與磨鍊，日後對諸葛亮是大有好處的。
從公元209年到213年，五年之中劉備一直忙於爭奪地盤，諸葛亮則總是留在後方。這時，劉備的謀士隊伍，又多了龐統和法正，對諸葛亮應是個威脅。公元214年，劉備轉攻劉璋，命 令諸葛亮、張飛、趙雲溯江入益州，合圍成都。趙雲走的是長江這條路，攻占江陽(今瀘州) 、犍為(今彭山)；張飛走的是嘉陵江這條路，攻占江州(今重慶)、巴西(今閬中)；諸葛亮第一次單獨帶兵，走的是洛江這條路，攻占德陽(今遂寧)，應是很不容易的事。幾路人馬包圍成都之後，喜劇性的場面又出現了，劉備派遣入城勸降的是簡雍而不是諸葛亮。劉備這樣做 ，完全是因為簡雍與劉璋私交甚好，這叫“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但客觀上對諸葛亮又是一 次冷落。
劉備入成都，任命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同時又任命幫助劉備取益州立下大功的法正為揚武將軍，蜀郡太守。兩相比較，法正的地位高於諸葛亮。說到人際關係，法正可以在劉備面前隨便說話，甚至敢於管劉備的家事，諸葛亮卻不能夠。接下去，諸葛亮就留在成都搞後勤，任務是“足食足兵”，而法正卻可以不時跟隨劉備出征，積極建言。奪取漢中後，劉備又任命法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法正多詭計，已傳到曹操耳朵里，他惋惜地說：“我把天下的奸雄都收羅盡了，為什麼漏掉了法正！”
我們注意到，諸葛亮出山後的14年(至公元221年當蜀漢丞相為止)，只是劉備的謀士之一，並非劉備言聽計從的“軍師”。諸葛亮在襄陽時，說徐庶當個州郡官兒就該滿足了；徐庶問他的志向，卻笑而不答。可是經過14年磨鍊，諸葛亮狂傲之氣不見了，他學會了小心謹慎，事無巨細，都竭盡全力去做；在人際關繫上，他學會了忍讓和調和；在功名利祿上，他學會了克己。更重要的是，諸葛亮已經懂得劉備所說的“魚水關係”只是一種招賢術，他可以把與任何謀士的關係都說成“魚水關係”。可是諸葛亮仍然堅守自己的諾言，對劉備忠貞不貳。他甚至默認這種與劉備“保持一段距離”的位置。他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心態正是劉備所要求和欣賞的。
法正當了蜀郡太守後，驕橫狂躁，報復殺人，有人希望諸葛亮向劉備報告，諸葛亮說這辦不到，主公與法正有特殊關係，我無法左右他。這是諸葛亮在權臣前有意的退讓。當馬超當了平西將軍、關羽深感不滿時，諸葛亮寫信解釋，馬超有黥布、彭越的才幹，可以與張飛並驅爭先，當然比起美髯公(指關羽)來又略遜一籌，使關羽非常高興。這是諸葛亮從顧全大局的角度出發作出的合理奉承。這樣的人際關係，是諸葛亮過去未曾經驗的。有人說這些方面顯示了諸葛亮的妥協，不對。這些方面恰恰顯示了諸葛亮已走向成熟。
劉備在默默地觀察。他的過人之處在於不故意考驗屬下，但他重視一個屬下各種場合表露出來的綜合能力和個人品質。龐統聰明，但是性急(當然他早死了)。簡雍機趣，然而一副名士派頭，不是認真辦公的料。法正鬼點子多，常常出奇制勝，但算不得正統人物，也無法服眾。在群臣之中，只有諸葛亮最穩健、最方正、最得人心。因此，公元221年劉備稱帝時，早已成竹在胸，徑直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在公元223年白帝城託孤時，這個信念也沒有動搖。諸葛亮後來在《出師表》中回憶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這是對劉備 最透徹的了解。作為國君，他要找的丞相必須是謹慎的、任勞任怨的；傳奇式的人物反倒有害。以後的歷史證明，劉備的眼光沒有錯，他的確找到了一個完全可以信賴的人。
三國之中，蜀漢最弱，經受不起大的打擊，所以必須要求謹慎。請看一個最成功的例子。公元223年，南中叛亂，諸葛亮不是急於鎮壓，而是先派鄧芝出使東吳，修補與東吳的裂痕。公元224年，諸葛亮系統地作了一次人事調動，恢復發展生產，保障後勤供應。公元225年，條件大體成熟，諸葛亮才“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帶兵到南中平叛。他的平叛恩威並用，“七擒孟獲”，曉之以義，不但較長一段時間保證南中無事，而且還獲得一支少數民族勁旅——飛軍。這次行動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配合藝術上講，簡直是完美無缺！順便說 一句，諸葛亮入南中走的是西線，即成都-邛崍-漢源-西昌-會理-大姚，這條路現在“南絲路考察團”還在走，坐汽車考察都要一個月，諸葛亮當時走的是山道(靈關道)，包括作戰只用了三個月，進軍的神速就可想而知了。
謹慎是諸葛亮的治蜀法寶，但也就規定了蜀漢的狹小格局。接下去諸葛亮的五次北伐，都無大進展。除了缺糧的因素外，過于謹慎也是一弊。諸葛亮一生從不弄險，五次北伐都從祁山迂迴；魏延建議從子午谷偷襲長安，他不予採納。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公元263年魏伐蜀，鍾會軍走的就是斜谷、駱谷和子午谷，鄧艾軍則更是偷度陰平，“裹氈滾崖”，突臨江油關，使蜀漢在頃刻之間便土崩瓦解。軍事行動總是充滿了冒險精神。諸葛亮善於治軍，但不敢冒險，也就註定了終被他人所亡的命運。當然，我們不能因此把謹慎說成是諸葛亮的錯誤。蜀 漢以謹慎興，以謹慎亡，冥冥之中似有定數，怪不得人的。
諸葛亮在劉禪手下變成賢相
杜甫《蜀相》詩云：“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對諸葛亮的功業作了最高禮讚 ，但他是“開”與“濟”混說的。如果分開說，諸葛亮跟隨劉備打天下的16年，並不以賢相著稱，他只是一個謀士。公元221年，劉備稱帝，諸葛亮才當上丞相，但公元223年劉備就 病死白帝城，這三年中諸葛亮並無作為。看來，諸葛亮始終處於劉備陰影之中，只要劉備在，他就只能當個二等或三等角色。就說這三年，身為丞相的諸葛亮不能說服劉備停止伐吳，眼睜睜地看漢遭受巨大挫折，應是最大失職。劉備兵敗白帝，諸葛亮嘆了口氣說，要是法正還活着，主上不會遭此慘敗。因為只有法正才能勸阻劉備，這是諸葛亮深以為愧的事。但是諸葛亮扶持後主劉禪的12年，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託孤之時，諸葛亮43歲，劉禪17歲，年齡對比正好倒過來，“事之如父”的遺詔，從感情上說可以接受。這時，與諸葛亮等量級的謀士龐統、法正都去世了，接班人隊伍蔣琬、費禕、董允等都屬于謹慎型，不會成為政敵。諸葛亮既無伴君如虎之懼，又無禍起蕭牆之猶，他當然能充分展示他的才智，成為千古 賢相。
諸葛亮成為千古賢相，也是與劉禪的搭配分不開的。一個不猜疑、不牽制、充分尊重丞相的“中人之主”是歷史學家所渴望的，而劉禪恰恰就是。作為人臣，遭遇暴君與英君都是可怕的，因為你必須花絕大部分時間來對付他，即如魯迅所說只能“橫站”，要想竭忠盡智那是不可能的。在歷史上，像劉禪那樣，始終以子侄輩身份對待丞相，在順利和不順利，在生前和身後，都始終信賴諸葛亮，從不製造君臣危機，從不嫉妒丞相的功勞(即人臣最恐懼的“ 功高震主”)，是不多見的。這樣的關係才真正是“魚水關係”。
有人說，劉禪本來無能，只能素食屍位，當個傀儡皇帝。這話不對。公元225年，諸葛亮彈劾長水校尉廖立，說他自高自大，誹謗朝廷用的人都是小子，“有人說精兵簡政好，他就抬頭看屋頂，說是好個屁”。廖立狂妄自大，固然該罪，但劉禪也看出這裡面有諸葛亮的情緒，所以未判極刑，而是削職為民，流放汶山。這說明劉禪是有頭腦的。公元228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用魏延為先鋒，卻起用了只會紙上談兵的馬謖(與諸葛亮是同鄉)，招致全盤失敗，諸葛亮顯然是有責任的，所以諸葛亮上疏“自貶三等”，劉禪並不拒絕。第二年，諸葛亮到底取得武都、陰平，劉禪就恢復了諸葛亮的相位，並說出“君其無辭”那樣感人的話。這些處理只見劉禪有耐心、有分寸，並非庸才。公元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在祁山圍住司馬懿，形勢大好，可是都護李嚴糧草未辦，寫信通知諸葛亮班師，回來又誣陷諸葛亮“擅自撤退”，諸葛亮拿出書信對證，李嚴只好認罪。這個李嚴不比廖立，他是白帝城託孤時的第二號重臣，是劉備有意安插來牽制諸葛亮的。可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劉禪不徇私情，還是廢李嚴為平民，流放梓潼。可是《三國演義》100-101回卻寫成劉禪誤聽讒言，疑心諸 葛亮有纂國之志，從前線召回丞相，理由“久不相見，心甚思慕”，把劉禪寫成一個連謊話 都扯不圓的昏君，這種“藝術加工”使劉禪的形象受到極大的傷害。人們一方面讚揚諸葛亮是千古賢相，一方面又斥責劉禪是昏庸之君，實在太不公平了。
劉禪和諸葛亮的搭配是中人之主與智謀之臣的搭配，這屬於最佳君臣關係，所以蜀漢在這12年處於極盛時期。諸葛亮死後18年，劉禪尊重諸葛亮的人事安排，陸續任用蔣琬、費禕為相，這已屬於中人之主與中人之臣的搭配，本來相當危險，可是他仍全都能“承諸葛亮之成規，因循不革”，所以也保住蜀中無事。這說明劉禪並非“扶不起來的阿斗”。
如果說劉禪尊重諸葛亮，言聽計從，還是因為有“事之如父”的遺訓，那麼劉禪對蔣琬、費禕、董允的尊重，就明明白白表現出他有寬容之心、納諫之誠了。
公元243年，蔣琬估量了蜀漢的國力與自己的智謀水平，建議縮短戰線，只留姜維守涼州，自己到涪縣(今綿陽)屯衛，這是消極防守的策略，沒有多少亮點，但劉禪採納了。公元244年，劉禪想突破“十二個嬪妃”的編制，輔國將軍董允認為這不合規定，劉禪只好作罷。看來劉禪還有點克己之心。公元262年，即蜀亡前一年，姜維請求誅殺專權的宦官黃皓，這時劉禪已經昏聵，但還能叫黃皓前去認錯，說明尚未喪失一個國君最起碼的氣度。
蜀漢在最後十年(254-263)從混亂走向滅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史學家向來把蜀漢的滅亡歸咎於宦官專權，其實黃皓專權已遲至公元258年，離蜀亡只有5年了，即使黃皓天天幹壞事，崩潰也不至於如此迅速。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蜀中人物罄盡，連蔣琬、費禕這樣的平庸之才也沒有了。當然，這時的姜維也可以為相，可是姜維是西羌人，不足以鎮服由中原人士組成的朝廷群僚，因此出現了權力真空。看來中人之主一旦失去智謀之臣，的確很可能成為庸主。不過人才匱乏到這個程度，即使劉禪一夜之間變為英主，恐怕也無濟於事了。
公元263年，鄧艾兵臨成都，後主劉禪拉着棺材，自縛請降，向為史家所不齒。其實我們考察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劉禪的投降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一，從國力上講，蜀漢絕對不是曹魏的對手，遲早要被併吞；何況降魏又不是降外族，蜀人還不至於無法忍受。第二，投降事宜全由蜀漢老臣譙周主辦，此老已見過劉備代劉璋，曹魏代漢(後來他還見過西晉代魏)，故事重演，不足為怪。第三，劉禪此時已57歲，羌無鬥志，苟且偷安之心是可能萌發的。最後，我們如果撇開個人行為與道德批判，此時的中國也非統一不可了。漢末大亂，加上三國紛爭，中國人口由5648萬(桓帝時)銳減到767萬，已降到臨界值以下，如果再死拼下去，可能中華民族就此滅絕，或者只成為中原的一個小邦。
劉禪當了40年皇帝，時間不算短，但日子過得窩囊。我們可以與前後蜀相比(年代和規模都 差不多)，劉禪既無王衍那種“廣袤十里”的宣華苑，也無孟昶那窮奢極欲的摩訶池，我們從正史和地方志中都查不出劉禪修過什麼大型宮觀。前面說了，劉禪的嬪妃只有12人。他的皇后是張飛之女，儘管有人據張飛的書法勁秀可觀來推斷皇后也靈秀可觀，但這實際上是政治婚姻。最可憐的是劉禪巡幸最遠處就是到都江堰去看過岷江，用現在的習慣提法就是“一個小時的車程”。劉禪降魏後，移居洛陽，被封為安樂縣公，食邑萬戶，奴婢百人，劉禪很滿足。有一次司馬昭問他：“你還想念蜀國嗎?”劉禪說：“此間樂，不思蜀。”留下千古笑柄。但是，萬一這是一句大實話呢，萬一劉禪真的沒過上這樣好的生活呢，那不是錯笑他了嗎？寫到這裡，筆者真有點可憐這個阿鬥了。
諸葛一家，在三國都頗有作為，其中諸葛亮為蜀漢丞相，亮兄諸葛謹為吳國綏南將軍兼南郡太守，諸葛亮族弟諸葛誕曾為曹魏揚州刺史、鎮南將軍、征南大將軍。時人評曰：“蜀得其 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極力抬高諸葛亮，措詞失之偏頗。仕吳的諸葛謹，以善於進諫聞名，其辯才好像還超過諸葛亮。可是東吳的人才比蜀漢多得多，他能終於大將軍之職，已經很不錯了。仕魏的諸葛誕，很有將才，在平息淮南叛變中立了大功，但受到朝廷猜疑，不得已擁兵20萬，聚一年穀，據壽春自保，後被司馬昭攻破，夷三族。比較這三人的成敗利鈍，我們只能說，他們的本領都差不多，只是遭遇人君不同、在人才隊伍中序列不同，所以成就有大有小，並非他們本身有龍、虎、狗的差別。
“士”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極為特殊的階層。士有極大的能量，但士必須依附於君主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君主總是很壞的，他今天可能用你，明天也可能殺你。士們在惶惑之餘，希望能找到一個榜樣，這個榜樣應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作國君的必須禮賢下士，並始終如一 ，一是作人臣的忠誠不二，“士為知己者死”。後來他們找到了，這就是劉備和諸葛亮，這是士的最高理想，所以他們要以最高熱情來讚美。
在三國時代，諸葛亮的才幹稍遜於曹操，與司馬懿相仲伯，處於第二級。但諸葛亮的君臣際 遇最好，他從未受到了牽制，更用不着說猜忌和迫害了。因此，諸葛亮的才智可以全部發揮 出來，用圍棋為喻，這樣的臨場狀況，八段選手完全可以當九段用。當然，歷代知識分子推崇諸葛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羨慕他那獨特的“伊尹”地位，作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的報償，他有權教訓國君。不信，試取《出師表》讀之，看看那裡面一口一個“應該”，像不像老子在教訓兒子？這樣一篇“庭訓”被當作最經典的奏章保存下來，使千古的士階層為之 揚眉吐氣，並不斷從中找到信心和力量。當然，這一層意思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說破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