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1月13日文章，原題：中國對美需有謀 鷹派言論要不得 去年12月17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第25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上發表言論表示，“中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美國已經主導了體系和規則，中國願意加入這個體系，也尊重這個規則。”中國官員赴美“示軟”的表述與中國以往的強硬態度截然不同，引發國內外眾多分析人士的強烈關注。

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認為，汪洋副總理的上述謙遜表態是必要且極具智慧的。因為一來，宣揚自己是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當仁不讓的領袖，並不符合事實——中國的軍力還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中國如果取得一些成就就宣稱自己是大國，是夜郎自大的表現。“中國GDP總量大，經濟成就確實了不起，但想復興的心也不要太急。”

熊玠還提出，中國若盲目對美強硬、在媒體散布各式鷹派言論，相當於是刺激美國將中國“扼殺在搖籃”，相當於是邀請美國在世界拉幫結派對付正在上升中的中國，這相當於是在主動創造不利於自己的國際環境，是相當不明智的行為。熊玠認為，“韜光養晦不是裝孫子，中國古時就出現過萬邦來朝的盛世，但中國從未以大欺小，相反，中國以大事小。”

熊玠表示，在21世紀，中國需要讓這個傳統的領導藝術回歸。要知道，強力可以征服他人，但贏不來他人的心，這同時也說明，軟實力在一定程度上比硬實力更重要。自冷戰之後，國際關係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轉變，地緣經濟的重要性逐漸超越地緣政治，考慮到中美在政治層面有衝突利益但經濟利益共同範圍多，中國未來在發展對美關係時需要切記——必須強調中美兩國無直接衝突的理由、必須認識到中美兩國無需在同一方面做無謂競賽、必須強調兩國經濟的互補性。

熊玠認為，中國在戰略設計上需要聰明，美國發展航母，中國就可以發展潛艇，美國牽手東盟，中國就可以拉攏拉美，不直接硬碰硬，卻間接對抗;此外，中國還需要強調中美經濟方面的互補性，讓美國認識到中國需要美國、中國不希望與美對立，兩國未來合作空間廣泛。這才是中美兩國未來合作的智慧所在。但要更好地與美國打交道，中國也需要明白美國的擔憂在哪裡。美國害怕的，是中國的區域封鎖和反接近戰略，因為這直接威脅到美國在全球各自的存在感，讓美國無處立足。

熊玠分析稱，為創造更適合中國發展的國際大環境，中國就不能讓自己的崛起成為美國的擔憂，中國也不應該反覆宣揚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大國，中國應該繼續機智地“韜光養晦”，但與此同時，中國推行自己的國際戰略也不可放鬆警覺。

專家:日本已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 

王占陽

正確判斷國際形勢，確認“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這是當年鄧小平確立中國的新路線和新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在對國際形勢的這種判斷中，他對日本是放心的。他說，整體上，“我們不擔心日本對中國有什麼威脅”，“我們也理解日本應該有足夠的自衛力量。”日本有極少數人想復活軍國主義，“我們只擔心這麼一點”。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日本絕大多數人是反對這種傾向的。”中日“兩國沒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些基本觀點依然適用。同時，基於新的客觀事實和更多信息與分析，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確認，歷史發展到今天，即使有個別日本政客想重溫軍國主義舊夢，日本也已不會成為軍國主義國家了。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軍國主義重新成為主導思想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二戰結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軍國主義。但是，二戰結束後，日本的主流思想已從軍國主義轉為了和平主義，而且已經深入人心。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都是熱愛和平、厭惡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只是極少數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實。

第二，和平主義與民主制度相結合，使軍國主義更加成為不可能。日本過去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不僅有其社會思想基礎，而且還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礎。經過六十多年，和平主義的主流思想意味着，日本選民普遍反對一切戰爭，特別是反對侵略戰爭，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會使任何好戰的政客都會被和平主義的選民和議會所淘汰。

第三，現代日本經濟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戰爭。日本的和平主義不僅基於戰爭反思，而且還有現代日本經濟需要和平這種深刻的現實經濟根源。

一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已經從一個經濟體對另一個經濟體的戰爭，轉變為同一經濟體內部的戰爭，在主要經濟體之間，尤為如此。如以侵略戰爭破壞中國經濟，對日本無異於經濟自殺。二是麥克阿瑟解散了作為軍國主義經濟根源的日本財閥。時至今日，日本大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已是高級經理人員。把他們想象為曾導致二戰的日本財閥，是錯誤的。三是日本已深切地認識到，以和平的商業途徑獲得資源、能源、市場等，才是發展經濟的唯一正確道路。

第四，日本沒有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財政基礎。走軍國主義道路意味着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這就需要有雄厚的財力支持。日本目前正在面臨長期的財政困境。如果說中國現在的主題仍然是“發展”，日本現在的主題則已是“保持現狀”，但日本經濟想“保持現狀”很不容易。其次，在長期財政困境中，社保支出與防衛預算之間出現了深刻矛盾。在日本的民主體制下，擴大財政支出的社會壓力主要來自於社保支出。日本政客為了獲得選票，不敢怠慢選民的這種要求。現實就是，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沒錢打仗。

第五，日本沒有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軍事條件。軍國主義的崛起還須以能夠擁有和實際擁有相對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條件。但在現代國際軍事環境中，這種條件已不存在。

對於唯一曾攻擊過美國本土的國家，美國對日本的擔憂和防範實際始終放不下，美國決不希望再次出現一個窮兵黷武的日本。《日美安保條約》和駐日美軍具有防止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功能。基辛格曾反覆強調，駐日美軍會成為抑制日本強化軍事力量的閥門，《日美安保條約》就是為此而存在的。

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軍事大國，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軍國主義老路。軍國主義恃強凌弱，客觀上也是以鄰國的積貧積弱為前提的。歷史發展到今天，東亞同時出現了中日兩個強國，這是前所未有的。面對這種新形勢，現在的日本也已無人再奢望征服中國大陸了。

綜上所述，以往導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基本條件均已消失。極少數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既無力量、也不可能扭轉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只要中日兩國能夠處理好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中日和平友好的未來就是可期的。(作者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專家:中日友好不能成禁忌

凌星光

中日關係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持續敵對關係。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動的展開為此後的關係正常化作出了貢獻。1972年實現關係正常化，基於《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兩國40年間保持了友好關係，可是在2012年9月釣魚島“國有化”以後，一直陷入僵局。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有必要認真解決如何改善緊張關係這一課題。

目前，中日兩國當局都採取了長期作戰的姿態。政府級別的關係改善是相當困難的。在這種形勢下，加強經濟交流、民間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間的氛圍是一大關鍵。所幸的是，中日雙方似乎對此均無異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關係趨於正常化。雖說如此，但如果不恢復政府間的信賴關係，不謀求兩國政府關係的正常化，那麼，兩國關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為此，應該重新確認過去40年間締結的四項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構築信賴關係。

首先，應該在新的形勢下就如何認識“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里寫的“反對霸權”進行對話，推動在軍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賴關係。反對霸權是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和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主要內容，但它在新的時代裡顯然有了新的內涵。

其次，我提出“友好創新”的倡議。“創新”是中國最近常常使用的一個詞語。我所說的“友好創新”，就是要在持續40年友好關係的基礎上，根據新的形勢謀求新的創造性發展。目前，中日雙方都出現了過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敗的論調。這是錯誤的，必須根據事實講道理。

最近在中日兩國，說“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這個時候，我們越需要再次強調“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社會需要對安倍當局在歷史問題上刺激中國的做法表示明確抗議。對中國來說，不應該忘記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曾經幫了我們。雖然說中國當前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卻僅有日本的1/5。中國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學習，應該珍惜中日友好關係。

友好如何“創新”？我想提議，在日本開展“日中朋友之會”，在中國開展“中日朋友之會”運動。有在中國滯留經歷的人和有在日本滯留經歷的人都數以百萬計，特別是有留學經歷的年輕一代，能夠不帶偏見地審視對方。超越歷史認識問題和政治對立，活躍地開展草根交流活動，開展利用網絡的有靈活性的小團體活動，就能夠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筆者早就主張，現在的全球化標準是美國標準，中日應該攜手主導，努力創立東亞標準，並將其升格為全球標準。日本現在強調歐美國家的“普遍價值觀”，看來難以脫離作為工業發達國家的志向。不過，在今後二三十年間，中國和印度等國家的經濟力量將會飛躍性地增大，歐美發達國家的比重將下降。在這種形勢下，日本的意識也將被迫發生變化，一定會向亞洲更加靠攏。

嚴峻的中日關係也許會持續幾年，但是，我不認為能夠持續10年。(作者是日中科學技術文化中心理事長)

專家：日本對華沒好感醜化中國不等於敵視中國

日本對華好感度低不等於敵視

作者：庚 欣

日本媒體9月10日報道，不久前中日共同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日本人中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比例達到93%，創下過去10年該調查的最糟糕的記錄。這幾年類似民調結果時有發布，由此引發人們對於日本民眾中國觀的關切。

儘管對於民調方式有種種批評，但目前日本民眾對中國好感度低，確是不爭的事實。這中間有較為複雜的原因。

一是近年來關於領土等具有民粹色彩的糾紛凸顯出來，掩蓋了日本內部政治是非的分歧，尤其在歷史認識等問題上，對日本保守派持批判態度的人士也不便在涉及領土問題上明確站出來，因而似乎形成中日兩大民族的對立，這對民意影響很大。

二是中日國力以經濟總量為標誌出現逆轉且差距明顯拉大，安倍6年前入相時，中國GDP是日本的一半，等到他“二進宮”時，日本的GDP是中國的一半。這樣的劇變，日本民眾缺乏心理準備。同時中日紛爭增多，由此使不少人對中國高速發展有“不確定感”及“壓力感”，這些都會體現在民調之中。

三是日本民眾由於教育、戰後環境等造成對侵略歷史普遍認識不足，易於受到保守勢力的影響。中國批評日本歷史觀的錯誤，讓一些人感到中國“太強硬”。另外，日本媒體對中國現實中負面因素的報道比較偏好，比如環保、腐敗等問題。這些因素綜合發酵，導致目前日本民間的對華好感度陷入低潮。

筆者在日本生活居住多年，深感日本民意有其內在特點。日本人有一種“成年悲觀心態”，即處於飽和的成熟型發達國家，再加上長期蕭條及保守思潮蔓延，如同成年人易患“成年病”，甚至有些“未老先衰”。對很多人與事的評估都偏於悲觀、消極，這與處於高速成長中的中國人明顯不同。此外，日本民意受媒體及政府影響很大。因此，日本媒體及政府近來的對華“導向”顯得非常重要。日本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日本媒體及政府對中國認知及宣傳的偏頗，並指出這是近來民意低下的重要原因。

有人擔心，日本人對華好感度再度下降會影響中日民間交往。筆者倒認為，“好感度”低並不等於就是“敵意”。中國主導推動了40多年“民間友好運動”，中日經貿相互依存的現實，都使日本大多數民眾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主流“中國觀”。儘管有的人會醜化中國、不喜歡中國，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接受“中國威脅論”的主張。這就是安倍政權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受到日本多數民眾抵制的原因。這次民調中，有79.4%的日本民眾擔心兩國關係繼續惡化，希望改善兩國關係。這也顯示了安倍政府最近不能不作出努力，表達希望改善中日關係、恢復首腦會談的民意壓力。

可見，缺乏好感不等於不希望改善關係，也不等於要遠離中國。日前在一個關於去中國或印度常駐的網上調查中，日本民眾大多數選擇了中國。因此數據不可怕，急需要做的是準確把握日本民意背後反映出的中日結構性矛盾，找到各方應努力的方向及具體改善措施。。(作者是日本道紀忠華智庫首席研究員)

專家：中國鷹派咄咄逼人自損利益 希望鴿派獲勝

中國鴿派不輸鷹派

[新加坡] 馬凱碩

中國即將實現一個地緣政治奇蹟。198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不及美國的1/10。30年後，中國超越日本並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不曾動搖或擾亂世界秩序。然而，就在向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邁進時，中國似乎改變了自己的戰略。在一些人看來，如今中國已不再奉行過去30年來成功的“和平崛起”政策，反而改弦更張，採取偶爾“魯莽”的行為。

這種看法可以解釋西方日益形成的一種“焦慮”，即對地區和世界來說，中國將成為一條“危險的龍”。然而，在西方媒體如願令全世界相信中國已變得咄咄逼人之前，他們需要了解中國並非全是強硬派，這一點至關重要。與任何其他龐大的複雜社會一樣，中國內部也在激辯應在國際上採取何種戰略。當前，中國既有“鷹派”亦有“鴿派”。全世界正在密切關注，誰將在這場爭辯中勝出。

“鷹派”認為，中國曾遭受一個多世紀的屈辱，如今中國已經強大，能夠自豪地挺直腰板，在東海和南海果敢地主張本國利益。筆者的同事黃靖教授曾表示，中國軍方的“少壯派”正引領中國與美國走向衝突，他們在考慮自己能夠而非應該做什麼。這種局面非常危險。筆者同意這種看法。

但通過近期的赴華訪問，筆者認識到中國的“鴿派”並未在這場辯論中敗下陣來。他們有三個強有力的論據，能說服中國民眾相信應繼續奉行“和平崛起”政策。第一個論據很簡單：中國以前衰弱，現在很強盛，那中國如何做到的？答案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並將本國融入到開放且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之中。顯然，中國已成為這種開放全球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鞏固這種全球秩序符合中國利益。

第二，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與之類似的是，中國也已開始向非洲和南美洲等遙遠大洲投資。中國的未來食品供給、能源將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這兩個大洲。簡言之，與世界上任何其他經濟大國相比，保持國際海洋航線的自由和開放更關乎中國的利益。難怪“鴿派”聲稱，“鷹派”過於咄咄逼人地主張中國的南海權益，正在損害中國的更廣泛全球利益。

第三個論據比較複雜。過去25年來，中國之所以能夠擺脫西方孤立中國的企圖，是因為中國已將自己融入到受東盟啟發的地區和平秩序中。東盟的宗旨“協商和共識”已超越東南亞並傳播至東北亞。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就已認可東盟營造的這種積極地區氛圍，並與東盟達成首個自貿協定，使雙方獲益。中國領導人明智地意識到，一個穩固、團結的東盟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東盟地區出現不團結和不穩定，對中國的影響實則適得其反。所以，中國的“鴿派”們有理由聲稱，為了確保地緣政治奇蹟的延續，中國應該甚至更加堅定地鞏固而非弱化東盟的團結。這也是包括東盟決策者在內的大多數全球決策者，之所以希望中國的“鴿派”在未來幾十年與“鷹派”的論戰中最終勝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