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國際問題研究的誤區
方言

也算是個業內人士吧，一段時期以來，看了不少研究國際問題的文章，有些話如哽在喉，今日終於一吐為快，希望與諸位同好共同探討。

一、今天是多極世界嗎？

日本《每日新聞》去年11月1日發表過一篇題為《美國一極統治結束，美中兩極時代開始》的採訪報道，大意是說中國經濟的崛起正直追美國。這裡談到了國際問題研究中經常談到的“極”字，其實，這裡的“極”與兩極世界的“極”風馬牛不相及。

這方面的爭論已持續很長時間，大致可分為三種意見：單極、多極和一超多強。由於官方定位，自然“多極”觀占上風，一超多強則是折中。但我們應該首先弄清這個“極”字的意義。如果“極”是指有不同意見的大國，那麼憑心而論，“一超多強”最符合當今世界的實際。然而，原來兩極世界中的“極”並非只是這樣簡單的意義。

當時除了蘇美兩家，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有強頭倔腦、經常獨樹一熾的法國，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更有獨立發展的中國。用現在的評判方法，當時就已經是多極世界。那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如此說呢？因為從蘇聯誕生起，全球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意識形態，兩個各自封閉的圈子，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且相互以消滅對方為最高宗旨。因此，儘管美國與法國、日本有着相當的矛盾，中國甚至從蘇聯陣營中“脫穎”而出，也沒有改變兩極的格局。

蘇聯解體，東歐變色，宣布了原來兩極爭鬥中的一極的失敗。這不是蘇聯一個國家的興衰，而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生產方式、一種意識形態的失敗。因此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很神氣，寫下《歷史的終結》一文，他認為，最近這一百年來，人類的歷史是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巨人之間的鬥爭之中發展的。一“極”敗退，另一“極”自然一統天下。

冷戰結束後，美國幹了三件大事：解放科威特、干預科索沃及報復阿富汗，都相當成功，為什麼？除了美國實力強大的因素，還因為單極世界，只有一個標準。冷戰期間世界有兩個警察管，自然會各自庇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也等於有兩個治安條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有5個警察，有5種治安條例，那肯定是一場災難，也定要決出個雌雄。而現在是老美一個警察管，陣線不容易模糊。因此911後美國會極具威脅地說出：要麼站在我們一邊，要麼站在恐怖分子一邊的話語，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落後民族及下層平民（他們的領導階層不斷從西方化中獲得大量的好處）為了生存，以和平的經濟戰爭來對抗西方領先的全球化潮流根本不可能，只能以暴力的恐怖行動來孤注一擲。911事件就是對這個單極世界的一種反抗，或者說必然的掙扎。為什麼發生在穆斯林世界？是因為他們更滯後，走極端。如果中國沒有改革開放，說不定駕駛飛機的是華人。隨着改革開放，中國最終加入了WTO。中國化了100多年的時間，很明顯地走過了從受列強欺壓、到站起身來挑戰世界、再到逐漸融入世界大家庭這三個進程，最後從中獲取了很大的利益。

那麼這個明擺的事實為什麼我們視而不見？非也。我們提倡多極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宣傳上的需要。因為無論從意識形態、中國的大國地位，都不允許我們處處受制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我們在嘗試着學習接受這個單極世界的國際規則，但又因為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我們不僅不能任人擺布，而且要在世界舞台上有獨立的聲音。

由於中國國內發展不平衡，融入世界的過程不僅是複雜、曲折，還會有反覆。因此未來與美國為首的單極格局時不時地發生矛盾是正常的，但融入的大趨勢已定，誰也阻擋不了。我們需要時間來不斷修正自己。相信經濟越發展，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越能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其實是相當快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天翻地覆，發展的勢頭有目共睹。西方如果還不能忍受，只能說明他們性子太急，是近視眼或者是瞎子。而如果終有一天中國進入8國集團，說明中國從一個農民變成了紳士，亦並非是壞事。

中國曾經對國際形勢的總評價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因此要聯合第三世界的一幫窮哥兒們起來造反，也曾經輸出革命。現在則認為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和平與發展”，因此願通過改革開放，逐步融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由此分享科技發展和全球貿易的成果。當然也有不利之處，是美國處處為難我們，要我們時時事事按照他們的標準，鄧小平的對策是：我們不當頭（也當不了）。我們要在與之周旋的過程中獲取我們最大的國家利益。

用最簡單的話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信奉誰富誰光榮，而後者信奉劫富濟貧、或均貧富，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俄羅斯與中國都逐漸採用“誰富誰光榮”的價值原則後，這個世界還能說多極世界嗎？無非是大國之間的國家利益的爭執罷了。因此，阿富汗、巴勒斯坦、尼泊爾還有拉美等國內的反叛會顯得那麼無力和無助，再也無法戴上光榮的花環。格瓦拉如果在今天犧牲，他恐怕不僅不是英雄而且是狗熊了。因此千萬要認清：當我們嘴上唱着多極世界的時候，心裡着實要明白這是個單極世界，無非是我們還有點不太習慣、不太賣帳。而如何認清這個問題，往往影響到我們的重大國策，多極世界中，我們往往可以自搞一套；而單極世界中，只有一個標準、一套規則。

二、過去已經發生的一切都是最合理的結局。

2001年12月，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他下台10周年之際感慨萬分地說：蘇聯當年有可能也應該保留下來。他當然可以發表個人的想法，但他不懂蘇聯的解體因為確實發生了因而是最合理的。

人類有充分的思維能力，因些很喜歡聯想，導致搞學術的人忘乎所以，也染上了這個毛病。常常有文章這樣論證：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在諾曼底登陸行動失敗；如果阿波羅11號在完成人類登陸月球的創舉後，未能安然重返地球；如果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二戰爆發前8年，就已在紐約被出租車碾死……現在的世界，將會是另一番面貌！

美國國家檔案館全國出版物與文獻委員會的羅傑.布朗斯，曾編輯過一本名為《可能的歷史》的著作，搜羅了近80件可能就此改寫歷史的重要事件，如邱吉爾1931年在紐約被一輛出租車碾過以後“奇蹟般生還”，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早在1912年10月14日的一起暗殺事件中，要不是一疊厚厚的筆記擋住了一顆子彈，早已命赴黃泉等。

這種假設，可以在文學作品或電影中用來啟發讀者的幻想，然而，用在學術上是幼稚的，因為既然事實已經發生，證明在各種合力的作用下產生這樣的結果是最符合當時的情況的。

黑格爾早就說過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話。比如，在歷史事件發生的過程中，事先可能存在好幾種結局，不同利益集團的人紛紛為之呼喊和行動，但結果揭曉後，往往就是最合乎當時的情理的，因為結果的事實已經擺在你面前。這一道理雖然淺顯，但許多人並不領會。因此他們會撰文證明奴隸社會是如何的殘暴，戈爾巴喬夫是如何倒行逆施等等。實際上，只是根據現在的標準，才能說奴隸社會殘暴，從當時來看，正符合當時的實際。蘇聯的建立和它的崩潰一樣，都有道理，也即說，它的誕生是合理的，它的崩潰也是順理成章的，千萬不要以為誕生是對的，崩潰就是不對的，或者說誕生是錯的，崩潰就是對的。現在，有人批馬克思主義就象打死老虎一樣，數落起它的不是來，沒一處是好的。他就不想想，為什麼這位德國老人的智慧會在全球風行一個世紀，對占世界近半數的人口產生過影響，它的誕生、延續和消亡有着它深刻的社會基礎。

有人會反駁說，既然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那麼人為什麼還要不斷地改天換地呢？其實很簡單，人類熱衷於不斷追求理想的境界，以批判過去及現在的不合理來試圖改變現實，因此，既得利益者滿足於現狀，“吃虧者”則喋喋不休地進行大批判。當然，這種論戰和爭執永遠沒有罷休的時候，正是這種相互間的鬥爭推動着社會前進，從而演出一幕幕生龍活虎的歷史活報劇來。

人們很容易遣責過去的荒謬，殊不知這種評論往往有點馬後炮或者隔靴騷癢的味道。我們在研究歷史事件時應該注重於分析它的成因，以作為今天的教訓，而無需過多的道德的評判，既然已經發生，就是“對”的，這個“對”並非指道德上的標準，而是說它當時有存在的充足理由。我們要避免重複歷史的悲劇，應該根除其生存的條件。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歷史就是實踐史，實證史。

美國的特點就是跟隨現實變化快，如伊朗的巴列維國王、菲律賓的馬科斯總統等，都曾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但一旦國內形勢變化，美國也立即勸說他們退出或出走。無所謂永恆的原則，現實就是原則。再如有人說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很曖昧，到底是接觸還是制裁？其實很準確地反映了美國面對的現實，希望中國隨着他的路子走。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不確定性，他的政策也隨之不確定地搖擺，他們是在等待。唯有的缺點是他們性子比較急，巴不得希望中國馬上變成象俄羅斯的樣子，但中國人更聰明，先將經濟搞好，對國民來說，轉型期的痛苦會少許多。說白了，這也並非是哪一個人的高招，現實使然而，因為與俄羅斯比較，中國的經濟基礎太差，地區差別很不平衡。

又如，反導條約最終被美國放棄，說明它定有內在的理由。如果定要將國際問題的專家們分為三等。那麼第一流的高手是預先料到這樣的結局，公之於眾，並早作準備。第二流則事後深刻闡明美國最終放棄的理由，以作後事警告。而最差的一種則是遣責、分析美國放棄的無理，要求恢復（政府作秀、外交表態另當別論）。對蘇聯解體也一樣，一流專家事先指出它會崩潰（極其稀少！），二流事後分析它為什麼崩潰的原因，最差的至今還在喋喋不休地證明蘇聯的崩潰是戈爾巴喬夫個人所為，蘇聯不應該解體，或者說它本來如何可以不解體。

台灣立法院選舉後，許多文章抨擊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全面失敗，有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就持反對意見，認為中國對台政策的框架沒有必要改變，也不可能改變。我也想在此說明的是，即便大陸將來最終承認台灣的分治狀態，也不能就此證明先前的政策錯了，因為當時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還只能走到這一步。要知道，凡是合理的又總會變成現實。可能會有先知者精確地預測出事情的發展方向和轉折，但他無法將它提前或者拖延，事情的結局往往是所有複雜的合力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即使是領袖，個人的作用實際也是渺小的，人們無非常常被英雄的光芒所迷惑罷了。

三、選好時間的座標

蘇富比拍賣行去年在紐約拍賣出了一封寫於1822年、以美國第5任總統門羅的名義酌字斟句的外交書信：要求清朝的道光皇帝歸還一艘在中國南部海域遭到洗劫的美國船隻及船上的銀錢和鴉片。據說門羅為措詞動了一番腦筋，稱：您的智慧與仁慈，讓我決定親筆敬告陛下有關我的弟兄們遭罪的消息，那些施暴的邪惡之子不值得做您的臣民。最終該信以超過標價兩倍半的近2萬美元被神秘買主收進。

於是馬上有人將它與去年4月初的中美撞機事件後的中美關係相比，認為歷史讓人驚詫地相似。好象門羅當年的處境與今天的小布什沒有什麼兩樣，但實際上，在經歷了180年的歷史滄桑後，畢竟有着天壤之別。

在我看來，在國際問題的學術研究中，選用何種時間的座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象經驗不足、天天進出股市的股民那樣來分析國際局勢，聽到風就是雨，看到紅綠線閃亮，心驚肉跳。一有風吹草動，萌發無限感想。這種人恰好反而對長期的走勢看不清。小布什發表一個簡短的講話，美國務卿吹了一陣風，都會引起嚴重的關注而神經兮兮，這簡直有點唯恐天下不亂的味道了。如目前，中美關係是我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影響着對外關係的總軸走向。如果以每星期和每月為座標來看，中美關係老是出問題，麻煩不斷，尤其是誤炸大使館及撞機事件後，使人揪心。在撞機事件發生後，相當的悲觀者驚呼中美關係已到了危急的關頭，甚至有即將開戰的架勢。911事件後，有些人又迫不及待地歡呼中美關係的急劇轉折，頗有點象林黛玉似的見微知著，一葉知秋般過于敏感。如果我們以10年為座標，就會看到中美關係明顯是在穩步前進的。

當時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是911事件改變了一切，實際上現在我們冷靜下來看，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因為恐怖流血事件一直都有，無非有時高潮有時低潮而已，這次的特點無非第一是死的人特別多，第二是美國本土受到了襲擊。這裡可以用一個比喻：專家與記者的眼光是不同的，記者是驚呼每天的變化，把芝麻看成綠豆大，因為他的尺度是每天，而專家的尺度是以年、10年甚至世紀算。可惜的是，我們專家的文章一般幾個月、甚至幾星期後就再沒有人提起了，而享廷頓或福山等的文章雖說並不使人都會認同，但至少會讓人們爭論幾年或幾十年，這就是區別。對錯姑且不論，至少說明他們是學者，然而我們的許多專家僅僅只能是記者，寫過的論文上個月剛發表，但以後恐怕再也不會有人提起了。

這方面我們可以隨意找出幾個例子，如美國的戰略重點到底在歐洲還是亞洲？戰略東移的過程究竟持續多久？到現在是否完成？爭了好幾年，有說到現在正在轉移的，也有說至今仍然以歐洲為重點的。還有關於俄羅斯經濟走出低谷的問題，也爭了好幾年，不知現在是否走出？使外人對俄羅斯的真實經濟狀況至今不甚了了，真讓人一頭霧水。當然，這裡有水平問題，有稿費的問題（總得為稻梁謀吧），還有新聞炒作的問題，但我們總希望搞清楚，專家與記者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不要隨便混淆。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專家通常以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為尺度，則記者以每小時、每天的時間為尺度。

國際關係的理論基本都是洋人的，不僅深奧，且不一定管用。我們也很可能有鑽營國際問題研究的臥龍先生，但我們還不了解。有了互聯網，我們很希望有多位常年來辛苦耕耘的學者拋出引人發聵的論點或著作，使我們耳目一新、為之一振的。但請記住：千萬不要關在象牙塔里，或老是在圈子裡免費送送人的。很可惜，至今很難讓我們能夠記得住哪一位。

想到哪塗到哪，見笑。如願交流本人在yulin49@hotmail.com恭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