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罵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布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姜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鑑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於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複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於東北的戰況復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於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黨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黨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着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麼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敘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着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持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着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棲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制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儘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制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係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中共曾採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於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於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布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党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復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裡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制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劃。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劃，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 問 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斯大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斯大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餘，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覆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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