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習近平秋天訪美時，他的議事日程中必將包括他之前所說的“新型大國關係”。該表述仍不夠清楚，一些美國人擔心他是攪亂美國聯盟關係的工具。中國學者則回應說它是一種真誠的努力，旨在避免讓一個崛起中大國和一個既有大國發生危險的碰撞，正是這種碰撞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展望未來，悲觀主義者預測隨着中國日益強大並謀求將美國住處西塔平陽，一場衝突近在眼前。一些人說，各方接納各自的勢力範圍可以預先組織這場衝突，美國應將其活動範圍主要局限在東太平洋。但用這種方式應對中國崛起將毀掉美國的可信度，並導致地區內國家追隨中國而非與之抗衡。相反，如果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發揮影響，那麼就能加強地區各國自發的抗衡反應，並有助於用一種鼓勵中國採取負責任行為的方式來塑造環境。

中美有機會建成新型大國關係

對中國崛起的恰當政策反應必須在現實主義和融合之間找到平衡。當克林頓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首次考慮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時，一些批評人士曾主張在中國變得過於強大之前採取遏制政策。我們拒絕採納這一建議，原因有二。首先，結成一個反華聯盟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大多數地區內國家都希望（並且現在仍然希望）與美國和中國都搞好關係。更重要的是，這種政策將不必要地造成今後與中國的敵對關係。正如我在五角大樓負責東亞事務時所說過的，如果把中國視為敵人，那它肯定會成為敵人。

相反，美國選擇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融合與保障”的政策。美國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美日安保條約也得到重新定義，以確保中國不會成為橫行霸道的國家。如果中國到處耀武揚威，那鄰國就將設法制衡中國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只有中國能夠遏制中國。

這是在評價中美相對實力時的關鍵一點。正如閻學通在有關中國如何擊敗美國的著述中所寫的：“想要為自己的崛起營造融洽的國際環境，北京必須發展比華盛頓質量更高的外交和軍事關係。沒有任何一個領先的大國能與世界上所有國家交好，因此中美競爭的核心將是看誰擁有更高質量的朋友。”

在這一點上，美國處於從這種網絡和聯盟中獲益的更有利位置。華盛頓有大約60個條約盟友，中國則僅有幾個。

一些分析人士將中國視為隨着國力增強、急於推翻既定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但中國並非像上世紀的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是完全的修正主義國家。雖然中國參與創建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並發起了一些適合其需求的地區組織，但中國從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現有國際組織中獲益頗多，而且並不希望毀掉這些組織。美國的盟友在幫助營造鼓勵負責任行為的環境，中國也關心自己的聲譽。

此外，技術和社會變化正在為全球的議事日程增添一些重要的跨國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代表着權利在各國之間的轉移，而且代表着權力從政府擴散開去。應對這些全球威脅將需要加強包括中國、歐洲和美國在內的各方合作。

中國渴望在東亞扮演更重要角色，美國則有一眾需要它肩負防禦責任的亞洲盟友。誤判總是可能發生的，但衝突遠非不可避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有賴於經濟的高度增長，高層領導人認識到中國需要數十年才能接近美國經濟的發達程度。此外，中國也承受不起像皇帝統治下的德國所採取的那種政策。政策太冒險就會使國內外的收益和穩定性承受風險。

換言之，與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相比，美國有更多時間來管理與崛起中大國的關係，中國則比當年的德國有更多的動力來約束自己。這提供了一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機會，如果美國繼續避免採取遏制戰略、中國也接受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的話，美國和中國是否會設法發展這樣一種關係就是另外的問題了。人為錯誤和誤判總是可能發生的。但是只要作出正確選擇，衝突就不是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