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月11日），美國最新的關於七個核打擊目標計劃被披露後，給世界各國愛好和平人們的心中投下了國家恐怖主義的陰影，美國右翼勢力對全世界人民的核訛詐，並不是什麼新鮮貨，而是美國一貫的強硬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體現，乃是西方文明殘酷、醜陋一面的體現。小布什政府的這種野蠻心態將把世界重新拖入核戰爭的恐怖之中。

美國對伊拉克可能發動的新一輪打擊也是新殖民主義戰略各個擊破策略的組成部分。目的完全不是推翻薩達姆政權，而是制服阿拉伯的反抗力量，擺平阿拉伯世界，從而為打擊下一個目標——比如伊朗，鋪平道路，然後照此類推。

所以從更深一個層次去認清美國霸權主義和西方新戰略的本質，去認清未來世界的發展態勢，同時相應的作出應變，是我們這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有些人認為，在世界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是偶然的阻斷正常進程的事件，其實不然，這是必然出現的一種對抗，它的出現表明現行國際準則和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的利益失衡和隱患。

我認為，美英聯軍針對阿富汗的報復性戰爭，標誌着國家恐怖主義和西方列強重新謀求瓜分世界和統治世界的戰略性調整，標誌着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標誌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已經失去意義，轉變為以生存、發展為主題，在大國間展開戰略優勢的爭奪戰，具體表現為奪取世界資源的控制權和技術的領先權，目的是謀求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小國則成為大國鬥爭的犧牲品，他們被迫尋求依附，而不肯依附的小國將遭到無情的打擊，被視為異端。

從世界穩定和長遠的戰略角度看，美國選擇強硬的戰爭手段解決國際衝突，將面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新的挑戰，這就必然促使它走上更加強硬的極端主義的道路。

雖然我們反對用恐怖主義的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因為這種極端的手段會給弱小的國家及其人民帶來戰爭和災難，並給大國提供了發動戰爭的藉口，但是，如果從客觀的角度來評價9．11事件，我們仍然要說9．11具有戰略性的意義，它首次以極端的大規模的對抗表現了對美國的刻骨仇恨，讓美國人第一次真正知道美國在世界上並不受歡迎，相反許多人對它恨之入骨。這表明，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正在受到質疑。

因此，9．11恐怖襲擊事件是國際矛盾和利益衝突的一次激烈形式的爆發，是世界當代歷史演變的必然結果，而不是一次偶然的犯罪事件或簡單的恐怖襲擊事件，也不是聯合國決議和西方大國的領袖們所詮釋的那樣簡單，他們說什麼9．11恐怖襲擊事件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挑戰，這些說法的本質是想為美國和西方發動戰爭尋求理論依據，並企圖掩蓋由大國爭霸造成的嚴重的國家犯罪行為。聯合國已經日益變成大國推行政治的工具，成為西方單邊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推銷者，所以聯合國將有可能失去民心。

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細節，無疑是殘酷的和恐怖的，導致了許多無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是，從它的根源上看，是由不斷積累的怨恨所激變出來的，它的打擊目標無疑是西方強權，正因為雙方的力量是那麼的懸殊，作為不對稱性的強弱之間的較量，當然沒有任何有效規則可以用來制約雙方，一方掌握着強大的核武器以及一系列尖端技術，另一方幾乎是赤手空拳，所以恐怖襲擊的手段才會那麼突然、冷酷和殘忍，顯然，9．11恐怖襲擊事件本質上是採用非法手段打擊了頭號霸權的當代範例，是對大國強權政治的有力反擊，實際上宣告了兩種文明和兩個利益主體之間在全球化時代不可調和的衝突的開始。這必將引發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的關於生存和發展的鬥爭。

依據世界歷史的經驗，以及在我最近一系列的發言所積累的判斷基礎上，我們可以對未來的國際趨勢作一些簡要推測。由於預測未來的具體發展從理論上說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採用若干模式去思考，下面我把未來世界的可能趨勢分為大致三類發展模式，即西方中心模式、多極對抗模式和多極合作模式。

首先，正如大家已經看到的那樣，新型尖端科技、通訊與信息處理系統，以及冷戰結束後市場經濟的客觀運行結果，都使得國際間的壁壘將逐步被打破，意味着“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已經客觀處於實際進程之中，但是並不意味着國際間的矛盾和衝突趨向緩和，並不意味着當前主要由西方大國所決定的國際法準則和競爭遊戲規則就一定合理，同時也並不意味着存在一種人類發展的唯一“標準”，換言之，全球化不應當等同於西方化。

第一種是西方中心論的模式，根據熱力學的熵定律，情形可能如下：中心國（或中心圈）憑藉老牌列強的強力優勢（雄厚的資本、先進技術、強大的軍事力量）繼續推行新殖民主義戰略（儘管改變了形式），其從國外輸入資源、在國外建立生產基地、占有國際市場、散布新信息、消耗能量的過程即是統治世界、獲取權益的過程，其結果必將使被輻射國承受由此帶來的沉重負擔：貧窮、落後與環境的惡化，從而淪為下等民族，它必將導致新一輪的強力對抗，使世界和平成為空談。這種模式是歷代帝國、殖民統治與德、日、意法西斯思想的現代翻版。所以將來美國有可能逐漸走上法西斯納粹德國的老路，我們應當警惕。

這樣的世界前景從各民族覺醒之日起已經日益變得不能被接受，但是這樣的觀念仍然以強大的慣性存在於各種現代鬥爭之中，我們從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所謂“與國際接軌”過程中同時而來的政治與經濟的衝突等方面可以感覺到強權的影子，例如艱難漫長的中美兩國關於中國重新加入WTO的談判，“與國際接軌”這個說法本身就讓人不舒服。

美國推行西方中心論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西方的現代文明，這個文明宣揚一種無限享受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它腐蝕和瓦解各民族的古典文明和民族精神，根據它自己的價值準則在文明和野蠻之間劃出“標準”，宣揚西方文明是高貴的上等文明，而其他文明都是下等的野蠻的文明。根據西方現代文明的本質來看，它所追求的目標必然是以一種單一價值觀的現代文明取代和消滅多元的各民族的文化。

美國和西方公眾對阿富汗戰爭的支持是西方文明神聖不可侵犯觀念的必然體現，在他們眼裡，穆斯林恐怖分子對美國本土的襲擊就是野蠻對文明的挑戰，對人類的挑戰，而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轟炸和打擊則是正義的和人道的行為。

美國和西方聯軍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表面上是對恐怖主義的還擊，本質上卻是對反抗西方統治的一次鎮壓行為，而同時給出的援助是一種安撫行動，一種主子民族給落後民族送去的嗟來之食，但是即使他們獲得全勝，而不從根源上找自身的原因，不改變以犧牲他國利益來發展自己經濟的那種掠奪性模式，將來仍然會不斷出現新的對抗，重新形成新的反抗勢力。

所以，美國國家恐怖主義是這個模式的必然產物，它要維護西方單邊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必然以種種手段繼續加強其尖端武器的研製，並擴充軍備，比如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和推行北約東擴政策，同時以西方單邊主義的人權、民主和自由等冠冕堂皇的所謂文明準則推行野蠻的強權政治，奴役第三世界。

中東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關鍵是美國的阻撓，美國阻撓的內在原因就是希望藉此長期的消耗和拖垮阿拉伯世界，從而保證美國在中東和海灣的政治利益。

我們應該注意到，中東問題事實上早就可以在拉賓時代予以解決，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英美兩國才被迫迅速調整中東政策。英美答應將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主張轉變為實際的行動，從正面來說，是美英為打擊恐怖主義而對阿拉伯世界作出的妥協和退讓或安撫，但反過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9．11恐怖襲擊的直接結果之一。

但是從最近以色列的種種醜惡、野蠻的舉措來看，本屆沙龍政府已經淪為美國國家恐怖主義的幫凶，他們不顧巴勒斯坦人民的長期痛苦，繼續奉行高壓政策，將一切來自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反抗統統視為恐怖主義，採取武力襲擊難民營，軟禁阿拉法特，大規模摧毀巴政府機構，等等，本月11日，以軍在難民營給許多巴勒斯坦難民身上標上記號，充分暴露出以色列人已經淪為新的納粹，他們忘記了當年希特勒是如何侮辱他們的。我們要警告他們，他們畢竟生活在阿拉伯地區，他們要長久的安寧，就必須也給別人安寧，如果繼續製造仇恨，他們的子孫未必有好的下場。以色列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光榮的民族，我們不希望大衛和所羅門的子孫們淪為敗類，我們希望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正確的人道的回答。

美國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上，也一直奉行口是心非的政策，企圖利用這些問題拖垮中國，以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事實上，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兩黨政治和軍事鬥爭的歷史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西方的介入已經超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的範疇，具有分裂中華民族的企圖。西藏和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與1922年在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合併成蘇聯是不同的性質，也與南斯拉夫問題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1929年改稱南斯拉夫）之前，它們本身就不是一個整體。多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達賴喇嘛從事西藏獨立的活動，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分裂中國，美國的行為早已超出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新疆以南疆維吾爾族為主的“東突厥斯坦”獨立的鼓吹者一直高呼“殺回滅漢”的口號，目的也是以民族問題為藉口企圖分裂我國。所以，台灣、西藏和新疆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物，無需美國人干涉。

多年來，凡是能夠達到削弱中國利益的事，美國都積極參與。通過遏制中國，美國便會在東部亞洲和西太平洋方面獲得政治和戰略利益。

雖然，美國大多數人民本意上是不願意發生戰爭的，但是，西方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和高水平的大規模消費生活就必然需要資源的供給，就必然占有太多的資源份額，這樣就會直接導致利益的失衡，從而引發戰爭。

所以，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無限發展模式和西方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從長遠的觀點看，美國模式的後果和危害將大大的超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

然而，根據第一種模式內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必然產生第二種對抗的模式，其情形如下：被全面激活的民族生命力從西方列強的文明中感受到了現代價值的誘惑，但同時也激起了強烈的復仇和恢復古老傳統的鬥爭意識，從而爭相仿效現代文明，並利用這些現代技術以實現各自的目的，從而以種種手段建立出大小不等的小中心國以謀取世界和地區的權力，這必將導致多極鼎立和對抗的狀態，必將重返戰國時代，其結果是新一輪的鬥爭、區域聯盟和有限資源的加速消耗。

各種區域霸權主義、全盤西化論以及各種極端主義就是這個模式的產物。

其中全盤西化論是對西方文明和模式的全面模仿，也包含着對西方強權的崇拜。現代日本就是典型的範例，日本不僅致力於現代化，還積極的謀求西方化，目的是在將來重新奪回失去的勢力範圍，在亞洲重建日本霸權。

區域霸權主義則是小中心國的範例，這樣的觀念始終存在於一些民族和一些人的觀念之中並對現實政治產生影響，例如過去日本軍國主義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和“皇道樂土”就是一個典型，它是野蠻的日本封建軍閥的武士道精神、神秘的天皇統治意識和現代科技、西方價值觀相結合的畸形怪胎，日本人在戰時對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應當從這個層面上加以深刻研究，才能有助於我們認識它的本質，從而認識“明治維新”的歷史片面性，這就有助於我們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的死灰復燃保持警惕。

薩達姆的伊拉克所尋求的區域霸權主義本質上是對抗西方，侵略科威特只是表面的現象，目的是與西方爭奪石油資源的控制權，並謀求重建阿拉伯帝國。波斯灣戰爭後，美英不間斷的轟炸伊拉克，目的就是拖垮和制服伊拉克。美英在波斯灣戰爭以後長時間地制裁伊拉克，已經完全超出了範圍，變成了對阿拉伯人民的奴役，十年來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一百多萬人死亡，其中更多的是無辜的兒童。

卡扎菲的利比亞所追求的目標與薩達姆相類似，所以，引起美國的極端憤恨，美國多次襲擊利比亞，並在洛克比空難發生後對它予以嚴厲的制裁。目的也是拖垮和制服利比亞。

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則是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他們最終選擇恐怖主義戰略對付西方列強，也是這個對抗模式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俄國自沙皇時代起，就想找到通往印度洋的道路。在1973和1978年蘇聯策動阿富汗軍事政變和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是一個和平、中立的國家，蘇聯入侵後，美國迅速作出反應，對阿富汗反抗蘇聯給予積極的支援。可見，是蘇美兩國的爭霸行為將阿富汗人拖入了深淵。蘇聯撤軍後，阿富汗山窮水盡，滿目瘡痍，而隨着政治利益的喪失，美國也迅速拋棄了貧窮的阿富汗人，阿富汗從此陷入無休止的內戰。這些事實的後果是，阿富汗人民對世界大國充滿了仇恨，使他們成為世界上最為孤獨和苦難的民族，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的瘋狂行為就是這種仇恨的後果，但是國際社會沒有對此引起足夠的重視，反而加大了制裁的力度，其結果是恐怖主義占了上風。

面對西方的強大，他們以及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已經永遠失去了奪得技術領先權的可能，也失去了發展或中立的可能，而現行國際準則是以大國之間相互取得平衡為基礎的，這個準則並不關心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使他們長久以來被迫被拖進大國的角逐之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世界的迅猛發展態勢，他們就必然會重新尋找出路，而極端主義的對抗手段就是選擇之一。

第三種模式是人類唯一應該選擇的、但也是最為複雜的多極合作模式。

這個模式具體說來就是，為了世界的光明前景，必須走國際協作、共同發展的道路，即以多極的、區域的、集團的、民族的多元統一完成“全球一體化”過程，其目標是權利多極、權利平等、文化多元、利益合理分配和可持續性發展的良性循環。

依據世界的多種因素如地理、資源、地區優勢等等差異，必然是有所分工基礎上的整體統一，但是分工必然帶來威懾力量方面的強弱差別，這就需要尋求一種在多元文化並存基礎之上的共同精神準則，從而消除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權主義，那種歷史上弱國就理應挨打的強盜邏輯應當被超越。換言之，多極的政治格局是相互制約、限制霸權的有效手段。而世界的文化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共存，所以，在這個前提下，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和博愛”是不切實際的和利益傾斜的理想，真正的人類理想應當是有限發展下的人類協作和利益的適度平衡。

因此，世界各國都必須對“現代觀念”進行調整和超越，並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廣泛領域內進行複雜的調整，以尋求多元的、民族的和本土的有限發展機制。如果做不到這些調整，人類將面臨許多不可預料的嚴重後果。

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全球一體化”。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是“全球一體化”真正本質的問題，如果人類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全球一體化”必將淪為新一輪的軍備競賽，顯然，有限發展下的人類和平共存是最終解決人與自然重新統一的重要保證，是解決國際衝突和地區衝突的根本出路，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生路。

然而，人性的本質是貪婪的，任何強大的帝國、政黨和集團都不會自動推出歷史舞台，這樣人類必然處在長久的對抗和鬥爭之中，甚至以共同毀滅為代價，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而實現這個全球利益適度平衡的新世界的前景是十分黯淡的。

從具體的可操作性來說，我認為，中國要在未來的世界上占據一席重要的位置，就必須把兩件事情辦好，一個是將現代的高新科技搞好，建立一個高效的現代化的系統，特別是軍隊，另一方面，絕對不能扔掉我們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這是作為中國人立於世界的價值論基礎，這方面我們遠遠沒有做好，我們這幾代人都是有責任的。從上面的推論來看，我堅持認為，一個充分西方化的世界是十分危險的世界，但是這樣的事情正在悄悄發生，總有一天，人們會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