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印度人在廣州獻血後，展示自己的無償獻血證

　　5月，印度總理莫迪將訪問中國，對於這樣重頭的出訪，印度媒體已提前預熱。4月初，就有印度媒體爆料說，多個中國城市的印度人社團期待着莫迪訪華，他將在上海會見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印度人。總體而言，在中國的印度人只有4.5萬，與日韓等國在華人數相比算不上多。儘管印度本國媒體對這一特殊群體的關注才剛開始，但不能否認，這些安居樂業的印度人正成為中印兩國關係快速發展的“潤滑劑”。《環球時報》記者近日採訪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印度人，聽他們講述在中國的感受，以及是如何對比中印這兩個大國的。

　　“我們要給上海頒安全獎”

　　就在華生活和工作的印度人數量，記者先後聯繫印度駐華使館和印度駐上海總領事館，但暫未得到詳細答覆。據印度Zeenews新聞網4月6日報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着4.5萬印度人。文章還提到，莫迪去年訪美時，曾應邀前往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說，受到成千上萬印裔美國人的歡迎(美國印度裔已超過300萬——編者注)。據一些接受採訪的印度人介紹，“北上廣”以及義烏的印度人最多，其中北京有一兩千人。上海印度人協會辦的刊物稱，約有5000印度人在印駐上海領館註冊，很多人是跨國公司或大型機構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和高管。廣州和義烏的印度商人多一些。義烏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來義烏的境外客商約44.4萬人次，而印度客商就占了1/10，接近4萬人次，成為義烏外商最大群體。數以萬計的印度商人在中國合法經營，但難免有個別商人鬧出點“風波”，2012年曾發生印度商人因拖欠當地商人大額貨款被扣事件。

　　上海印度人協會主席阿密特&＃8226;懷卡爾的老家是印度中部的那格浦爾。2009年，懷卡爾當時所在的一家德國企業把他派遣到上海，擔任亞太區銷售高級副總裁。現在，他11歲的大兒子和7歲的小兒子都在上海上學。2012年，懷卡爾被選為印度人協會主席，這個2006年由“上海印度女性聯盟”和“上海印度商人聯盟”合併的印度人社團，在他負責的這3年裡，會員從700人增加到1500人。在印度人協會的網站上，能查到所有委員會成員的手機號和電子郵箱，協會成員的名字和手機號也都在年度刊物上公開。

　　懷卡爾說，印度人協會經常組織公益活動，聯絡在華印度人的感情，比如一年一度的印度排燈節公益晚會。此外，他們也願意為上海市民做些貢獻。去年11月，上百名印度人協會的成員在上海市血液中心參加獻血。等到今年6月14日“世界獻血日”時，協會還會舉行這樣的活動。懷卡爾說：“我們很高興這樣做。”採訪中，懷卡爾再三稱讚中國人的守時和勤奮，他還說：“每次遇到新來的印度人，我都會告訴他上海給我們的安全感超過世界很多地方。我們應該給上海頒一個‘安全獎’。”

　　普拉迪普&＃8226;庫馬爾和太太安&＃8226;麗塔住在上海世貿濱江花園的高層公寓裡，天氣好的日子，從他們家的客廳能俯瞰黃浦江。在這個高檔社區，總共住着七八十戶印度人。庫馬爾來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在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上海等地做跨國企業高管的經歷。2006年，庫馬爾看到中國諮詢行業的機遇，創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同時也是另一家諮詢公司的合伙人。他說，那時中國的GDP增速很快，相關政策使跨國企業在中國投資和運營非常容易，商業發展前景很好。

　　上海的生活讓庫馬爾一家感到滿意。談到在廣場跳舞的中國大媽，已經當上奶奶的麗塔說：“中國老年人比印度老年人更活躍，也更快樂，退休仿佛是他們新生活的開始。”由於一家人都是素食主義者，麗塔還教會來家的鐘點工做印度菜，這大大提高了他們在上海生活的幸福感。現在，麗塔是上海一家名為“米飯媽媽”的公益組織成員，她們致力於幫助上海的弱勢兒童群體。麗塔說：“印度人與西方人差別很大。中國人把我們看成半個外國人，因為我們的語言、相貌，也因為我們的亞洲特性。我很高興，當地人接納了我們。”

　　“印度要學中國的地方有很多”

　　生活在中國的印度人，有時願意把兩國做對比。北京泰姬樓印度餐廳總經理麥赫諾&＃8226;帕斯塔卡亞來中國24年了，1997年他娶了中國妻子，1998年在北京國貿開了第一家印度餐廳。帕斯塔卡亞學的是酒店管理專業，畢業後在印度創業，想出一個“工業廚房”的點子，和做外賣差不多，但不太順利。幾年後，他決定出去闖闖，曾考慮過到頗受印度人歡迎的中東地區，那裡有700多萬印度人，直到一個朋友問他“要不要一起去中國”。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帕斯塔卡亞對中國一無所知，但他還是做出了選擇。來中國不久，就認識了會說英語的鄭女士，用帕斯塔卡亞的話說：“印中文化真的有很多不同，我們認真交往、磨合了好幾年，1997年才結婚。”那時候，他想買咖喱等家鄉的調料要去友誼商店，但現在方便多了，網購就可以解決。說起北京的變化，帕斯塔卡亞侃侃而談：“那時剛修完的二環路、三環路沒過多久就又擁堵了。以後北京有七環也不奇怪。”對於北京的霧霾，他也會抱怨，但他覺得“污染和發展有關，哪個國家都一樣，印度也有污染”，而且北京近幾年已經好多了，幾乎沒有沙塵暴。

　　帕斯塔卡亞在北京開的印度餐廳很受歡迎，吸引了很多社會名流。短短幾年內，他又開了兩家分店。生意走上正軌，讓帕斯塔卡亞更熱衷於傳播印度文化，他說：“很多中國人對瑜伽的印象就是減肥美體，其實它更強調呼吸冥想，是用來修身養性的。我希望能盡一己之力，讓更多中國人了解印度。”

　　來自印度南部城市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的珊妮，是獨生女，她有個好聽的中文名字“月光”，是當年一個去印度的中國女孩給起的。月光很喜歡這個名字，來中國後，她得知“月光”有了新的含義，不過，這個開朗的女孩笑着說：“在中國發展不可能成‘月光族’的，這也是我來中國的原因。”月光說，印度人口多，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所以像她這樣的獨生子女很少見。

　　月光的父親曾在英國、中國香港經商，她13歲首次來中國時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後又去了廣州和深圳。月光說：“你問100個印度人剛來中國時是否適應，可能99個都說不適應，因為印中的文化差異很大。可是我很適應，我想是因為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和中國有聯繫的原因。”現在，她最喜歡的中國小吃依然是粵菜系中的蝦餃。一年半前，月光到北京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MBA。談到為什麼放棄美國名校而選擇中國大學時，月光說，印度以前是英國殖民地，印地語和英語都是官方語言，她在印度的商學院裡學到的知識也都以歐美為範本，因此，選擇去美國留學意義不大。相反，她認為，再過二三十年中國肯定能超越美國，因此，她想“畢業後留在中國工作，見證歷史”。月光說，印度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很多，我注意到中國商場裡的售貨員、旅遊景點諮詢處和高速公路收費站等服務場所的工作人員多是女性，而這些工作在印度都是由男性來做。

　　“我在中國有3份工作，所以都沒時間刮鬍子了。”來自印度班加羅爾的尼廷&＃8226;達尼一見面就和記者開起玩笑。在意大利讀研時，一次到上海實習的機會讓他對中國產生興趣。2011年畢業後，達尼來到上海，現在，他是一家名為“綠色倡議”的環保組織負責人，同時兼職做室內攝影和建築諮詢。“綠色倡議”經常組織宣傳環保的活動，如每月邀請環保產業的相關專家和高管講座，每次參加的人數都有上百人。達尼對政治話題不感興趣，但更關注中國政府的環保舉措。達尼說：“在印度，環保問題還沒有像在中國這樣被重視。印度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仍是電力、供水等基礎設施建設，大氣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最近才被重視。”

　　達尼認為中國政府的治理很出色。他舉例說：“與上海相比，班加羅爾的交通很差。10公里的路程，我需要花一小時甚至一個多小時。”但他覺得，印度在旅遊業上有優勢，景觀和風俗仍保持原貌，但在中國，“所有的東西都被裝點過，越來越西方化”。對達尼來說，他希望可以簡化來中國的簽證手續。

　　“印中不要因為糾結過去錯過良機”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博士告訴記者，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4.5萬印度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起着推動作用，通過人員往來可以增進了解，促進中印兩國經貿、文化發展。但苗綠認為，人口大國印度在中國的人數還不夠多。

　　談到莫迪總理訪華，接受採訪的印度人大多充滿期待。懷卡爾說：“莫迪總理這次訪華，印中兩國政府將會有更多合作。我們希望中國人和印度人能更多地相互欣賞，加強兩個人口大國的交流。這也是印度人協會一直在努力做的。”

　　庫馬爾表示：“民間層面，印中兩國之間可以說相互信任。但在政府層面，彼此有些過于謹慎。我之前想把一些中國公司帶到印度，但印度政府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相關程序。在中國，美國公司註冊很容易，我的公司在中國註冊時也很容易。”他認為，中國穩步增長，印度也迅速發展，“兩國應以新的思維方式實現共同繁榮”。　　一位在中國生活了8年但不願透露姓名的印度學者告訴記者，印中兩國媒體有時會有關於對方國家的負面報道，如炒邊境話題，其實印度普通百姓不太關注這些報道。他認為，歐美媒體也經常有對印度的負面報道，這很正常，西方不願接受其他國家崛起的事實。說起1962年的那場戰爭，他認為，印中合作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如果因為糾結過去錯過良機，就太可惜了。他還談到，“莫迪總理對華友好訪問，希望印中往前看”。以前印度的領導人喜歡把耳朵捂上自己做決定，但莫迪不是，更喜歡傾聽別人的意見，比較開放，親和力強，因此贏得很多海外印度人的心，有不少印度人為投莫迪一票而特意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