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于光遠作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主席團執行主席李昌聯合發表《李昌、于光遠在科學院召開的科學報告會上批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的講話，內容被發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報》上，受到人體特異功能的支持者張震寰、錢學森等人的攻擊。1993年2月19 日，于光遠在北京二〇二醫院由妻子孟蘇和秘書胡冀燕接受作家陳小雅採訪。談話中于光遠明確表示，“特別對錢學森反感。要我說簡直是可恥！可恥！他明明知道是假的。”還稱“錢學森這個人，從科學家變成政客；從內行變成外行。江澤民居然表揚他，有嚴謹的科學態度。”陳小雅將此次訪談錄音整理，收錄於《陳小雅文集》。

　　20世紀80年代，北京一場氣功宣講會上，人們集體做功

　　于光遠：初中一年級，我在北京的第三中學念書。我買了一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離我這個學校一二百米，就是現在的官園那個地方，一個房子裡住着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叫雷天覺的人。他懂《易經》，“乾。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亡途彌貞。見龍在天，利見大人。”經過介紹，我們兩個 “哲學家”就會面了。他比我大一歲。他是在一個師範學校，四年制。我是初中三年制。畢業是同一年畢業的。我們一談，談了三年哲學。他後來考了大學預科。他要考一們學問，完全是為了謀生，但是自己覺得最不感興趣的，最沒有意思的學問。這就是機械。小孟的專業。畢業論文很簡單：設計汽車的座位，怎麼樣使司機的那個座位最平穩。他說，這就以免干擾他的“哲學思想”，後來他出國。1949年，他在上海的哪一個系統作總工程師。後來沒多久，我們見面了。他呢，哲學還是過去的哲學，我早就變了好多遍，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就給我宣傳人體特異功能。他給我看一本書，說用一付撲克牌。特異功能的人都有撲克牌。不知道是25張還是30張。他作了一個研究，是假心理學的。他自己叫做心理學。說一個人的情緒。思想。感情，合起來差兌，比例是什麼關係。高興的時候差兌多少，不高興的時候差兌多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小孩得了重重的獎勵。他就去差兌，跑到聖父牆那兒去跪着禱告。禱告後全差兌了。我這個朋友相信這些事情，要送給我一本。我說這個東西西方人搞ESP“超信息”，我早就明白了。這是在1949年，就出了這麼一本“偽科學”的東西。我也是那時最早接觸這門“偽科學”學問。

　　他學的學問，機械，最不喜歡的使他成為學部委員；最喜歡的卻變得一錢不值。反右的時候打了右派。但他那個人還是哲學家，胡說八道。中國要搞妓女制度呀，什麼都講。

　　我堅持科學家的原則。特別對錢學森反感。要我說簡直是可恥！可恥！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陳小雅：為什麼呢？

　　于光遠：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錢這個人幹的可恥的事情相當多。美國國會的檔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時候怎麼樣幫美國服務打我們中國。這方面的材料都有。我這個“小哲學家”是從12、3歲開始的。我的《20歲以前》你可以看看。1927進初中。就是讀老子《道德經》，什麼哲學（哪一派的）也搞不清楚。糊裡糊塗，好高騖遠，似懂非懂。

　　陳小雅：從哲學家到科學家的路子似乎不是很順的。哲學的宇宙和物理學的宇宙完全是兩個東西。

　　于光遠：我就有一個本事，不懂的也能啃。我們一談半天，一談半天。

　　陳小雅：聽說您就自己是怎麼樣一個科學家的問題與小胡有過爭論。您為自己沒抓緊挺遺憾的。

　　于光遠：《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本書是應該寫出來的。應該說有份量的東西，這是一個。再就是這場鬥爭。現在他們搞一個大型藝術政論片《大道》，昨天來拍，他們讓我拿着薄一波提的詞，我意識到他們要拍我這個鏡頭，把他的字顯出來。我就不願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我理解，薄現在還是有點作用。《歷史的潮流》提了詞，但搞到最後還是個商人形象。《大道》可以看看，文字類似《河殤》，聽說《河殤》上也有我的鏡頭，但是很短。

　　陳小雅：是現代化會議上您的鏡頭。

　　于光遠：我不同意裡面的一個觀點，說布哈林當年和斯大林的辯論，都是布哈林對。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因為還有個備戰的問題。二次大戰前，如果沒有備戰的經濟，沒有高度的統一，蘇聯不可能打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個人的性格是另一回事情。

　　于光遠：我接受了三百多家的聘書，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一“最”。

　　胡冀燕：中國，不一定是世界。

　　孟蘇：國外兼職和兼薪不分，國外沒有這種事。

　　陳小雅：您接受聘書是來者不拒嗎？您接受的原則是什麼？

　　于光遠：只要你不是不好的，我就不拒絕。大小不拒。可是我不喜歡的我就拒絕。

　　陳小雅：比方說呢？

　　于光遠：各式各樣的。比如和左派有關係的，我就不接受。但沒有大小之分。大到省的顧問，小到一個村的顧問。這都沒有什麼區別。我都接受。

　　胡冀燕：文件有規定的，公司的顧問不能兼。研究會的，某個課題的某一本書，行政系統的都兼。但經營性質的都不兼。

　　于光遠：上海大世界有個“吉尼卡”，出了一個《世界第一》，專門搜集。《新民晚報》登了兩次。在有些方面我又很孤陋寡聞。一次到新疆，用到一種東西，叫“洗滌劑”。

　　孟蘇：他還以為是什麼新東西，後來才知道家中使用已經好幾年了。象這樣好多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象他，我很追求時髦，喜歡用新產品。他觀念還可以，但一到具體操作就不行了。

　　胡冀燕：有些知識屬於常識以下的水平。

　　于光遠：我現在知道，韋維的名字還是李谷一叫她改的。原來的名字太俗氣了。

　　陳小雅：可能你對小事的不敏感，正是為了保證對某些大事的專注？

　　胡冀燕：我們出去的時候，他大方向特明白東西南北極清楚，但進到樓裡面准出錯。他往這邊走，一定是那邊對。後來我對他說，以後你想往哪邊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就對了。

　　于光遠：我的毛病是進出不成比例。進的少，出的多。我善於吸收一些東西。什麼東西都可以吸收下來。什麼東西到我這兒來都會變成學問。你講賭博我也可以講一通。但我不是一個好鑽典籍，讀好多書的人。

　　胡冀燕：只要看到的東西他就能記住。在適當的場合就會自動跑出來，用上。

　　于光遠：我說我是常識水平，是說我對於康德，是康德的常識水平；對於尼采，是尼采的常識水平。對馬恩着作當然超出常識水平。所以，我講的科學家是這個意思，是科學的精神，原則，他的嚴謹。我經常講一件事情，“于光遠丟臉史”。1958年時，我是中央科學小組的成員。它是代表制。聶榮臻是組長。科學院是張勁夫。科委是韓光。重工業是王鶴壽。尖端是宋任窮。黨的機關是我。

　　在科學小組，我還是個秀才。向中央反映動態，于若木是我的助手。科學小組是決定大政方針的。有一次，聶總和我們去看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張勁夫匯報科學院的情況，我匯報各地方的群眾運動。山東省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說一個蘋果正在長的時候，把它剪下來，插在正在長的南瓜裡面，結果，蘋果長得很大很大。現在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群眾，超過我的科學頭腦。我作為一個科學小組的人，向最高領導匯報。我覺得是自己一件“丟臉的歷史”，從這以後，我就下定決心，我們搞科學工作的人，一定要堅持堅持科學性。要有嚴格的科學態度，這是一個原則。現在的人根本就沒有這一套。

　　所以，我現在說的科學家，是要有嚴格的科學態度，嚴格的科學精神，按科學的原則思考問題。自己不論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思考問題的方式應該是這樣的。科學家和政治家不同。我說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太會搞手段。

　　特異功能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背景。我從解放以來就處理這類事件。批判“人體特異功能”的意義，決不下於列寧批評“經驗批判論”，不動腦子的思想，盲從的思想，都在這裡表現出來。有一次我們在大會堂開會，趙紫陽進來聽了一會兒，說：“許多事情我們還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說得那麼死嘛！”我一聽很生氣。我說，你是總理，搞經濟聽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學的，我們不聽你的。

　　陳小雅：我為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呢？因為，它的出現，恰恰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恰恰是在強調科學與民主的時代，它出來了，而且那麼多科學家去付和它……

　　于光遠：沒有那麼多科學家，就一個。就是錢到處鼓吹，積極到極點。給它一種科學的形態。科技大學七個教員，寫了一本《意念論》，說天外有天，世外有世，人外有人。按照他們的說法，政治鬥爭就會是另一個樣子，因為就不能保密了；而且別的星球上的東西都能夠拿過來，就沒有商品生產了。它說這個世界就會大變樣。這個世界是好還是不好呢？它說，肯定是好的。“讓我們迎着暴風雨前進吧！”這樣的東西，錢看了以後，寫信去鼓勵。親筆信在我手裡。把它看作一個很大的科學成果一樣。說在深圳發功，北京清華圖書館的水的分子起變化。錢發表言論，要給諾貝爾獎金。

　　陳小雅：到底有沒有這事呢？

　　于光遠：哪裡會有這個事呢？不會有這個事！從真正的科學價值上說，一錢不值。錢學森這個人，從科學家變成政客；從內行變成外行。江澤民居然表揚他，有嚴謹的科學態度。

　　陳小雅：到底有沒有他們說的那種化學變化呢？如果沒有，就是騙子。也就不值得討論。

　　于光遠：科學的事情是這樣。你做了100個實驗都說沒有，他作了第101個實驗，說有。所以，靠這個東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但問題也很簡單，如果它有，那麼，整個科學就沒有用了。如果這個瓶子裡的丸藥能出來，那物理學還有什麼用處？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