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初，中國留歐學生在向列寧墓敬獻花圈時與前蘇聯軍警發生暴力衝突。

　　１９８９年５月６日，鄧小平在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８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但是，過去的事完全不講恐怕也不好，總得有個交代。”

　　這一席話，對我也有觸動。當年我參加的那場“紅場流血事件”，是否也需要交代和反思一下呢？

　　從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至２月上旬，全國各大報紙掀起強烈抗議、憤怒譴責“蘇修”在莫斯科紅場毆打中國留歐學生、肆意製造流血事件的怒潮。對於事件經過，介紹得概括而簡單，在那個“革命”的年代，似乎只需要人們知道“蘇修”打了“革命小將”，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混蛋”，“罪該萬死”，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造反有理”，這就足夠了！

　　３１年過去了，我們這批當年的“革命小將”已兩鬢霜染，過了天命之年。但那次事件的細微末節，仍清晰猶如昨日。

中國留學生血染紅場

　　１９６７年初，在駐外留學生“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派往世界各國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和另４位政治輔導員帶領６０名男女留法學生，由巴黎假道蘇聯回國，１月２４日飛抵莫斯科。在中國駐蘇使館，遇到４名比我們早到的留芬蘭學生，於是決定同路而行，乘２６日的國際列車回國。

　　兩年前我們赴法途經莫斯科時，曾去紅場瞻仰過列寧的遺容，這次還去不去呢？大多數同學認為，我們此次是專程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和]命”的，目的就是反帝反修，再次瞻仰革命導師遺容具有特殊意義。因此決定次日仍去紅場，向列寧、斯大林敬獻花圈。

　　既然是去“鬥爭”，就得有所準備。因為大家心裡明白，當時中蘇關係已極其惡化：兩黨來往中斷，公開論戰，邊境上大軍對壘、戰爭一觸即發，並且在一個多月前，全部留蘇中國學生已被蘇方驅趕回國了。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學生手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不但抬着獻給列寧的花圈，還有獻給被他們否定的已故領導人斯大林的花圈，“出事”就不是萬一，而是“一萬”了。

　　但是既要革命，就不怕“出事”，甚至不惜流血犧牲！為了減少損失，也相應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比如讓女學生和體弱的男學生站在隊伍中間，高大強壯的男學生站在外圍等等。

　　１月２５日午飯後，我們坐大轎車從使館出發。同時，使館用電話將此次活動通知了蘇聯外交部。車行２０分鐘即到達紅場。這天天氣陰鬱，很冷，氣溫在零下３０度左右。紅場上的參觀者已排着一字長蛇陣，直達列寧墓門。一名蘇軍少校引導我們抬着獻給列寧、斯大林的兩個花圈進入紅場。等了一會兒，警官把我們插進參觀者的行列，在我們身後很快又排上了近百人(出事時，我們才發現這批人都是便衣警察和特工)。這時，蘇警官不許我們把獻給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寧墓，爭辯無效，我們不得不把它放在陵墓一側的小道上。

　　我們在列寧陵墓門前的大理石上排成方陣，獻上花圈，開始脫帽默哀。還不到一分鐘，蘇警官就氣勢洶洶地喊“夠了，夠了”！默哀後，按計劃我們要朗誦毛主席語錄、唱《國際歌》。於是一個同學走出隊伍領讀，他高聲喊道：“請打開《毛主席語錄》第２２頁。”嘩，每人捧起了“紅寶書”。領讀念道：“最高指示：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突然，兩個軍警衝上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紅場是個嚴肅的地方，不許大聲喧譁！”使館領隊同志和翻譯即上前與蘇軍少校交涉。

　　這時隊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位同學接着領讀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斯大林的敬愛，對於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誣衊，到底都沒有用處。”

　　無庸諱言，這兩段語錄是針對當時“蘇修領導集團”的。蘇軍少校惱羞成怒，命令關上列寧墓的大門，同時向武裝警察和便衣特工發出信號。這些人蜂擁而上連推帶拉，企圖衝散我們的隊伍。我們６９人手挽着手，放開喉嚨高唱《國際歌》。警察們氣急敗壞，硬是架走了我們一個小個子同學，劈頭蓋腦地打倒在地，用大皮靴踢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學急忙衝上前去營救。我們的隊伍被拆散了。

　　在幾名蘇軍中校、少校的指揮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將中國留學生、中國大使館的陪同人員以及新華社記者分割包圍起來，三四個人圍着我們一個同志拳打腳踢，幾個士兵把我們獻給列寧和斯大林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學上前阻攔，被一個人高馬大的軍官攔腰抱住摔倒在地。幾個士兵學着樣子，抓住我們女同學的腿或腰部，扔進紅場邊的雪堆中。更可憎的是他們在棉手套里藏有鐵塊，把我們很多人打得鼻青臉腫，鮮血直流，甚至傷筋斷骨。雪地上到處丟棄着我們的眼鏡、圍巾、鞋和帽子。同學們竭力掙扎、反抗、互相攙扶着，義憤填膺地高呼“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列寧主義萬歲”，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６９人以及使館陪同人員、新華社記者無一例外、不論男女全部遭到毒打，３０多人受傷，９人重傷４人被當場打昏，我的腰部也被軍用皮靴踢了一腳疼痛難忍。隨行的女翻譯高呼口號，被蘇方警察拉住脖子上的圍巾使勁勒絞。他們阻止新華社記者照相，妄圖奪走照相機和膠捲。同學拼死衝上去保護，使蘇方軍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來，被搶走的“紅寶書”也被我們奮力奪回。

　　約半小時後，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和不少市民聞訊趕來，紅場周圍人山人海。蘇軍警的兇惡行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位蘇聯老人高喊：“不要打他們！不要打學生！”有些蘇聯工人還冒着危險衝上前來，引導我們撤出包圍圈。

　　下午１３點４５分我們撤離紅場。當大轎車行經鬧市時，我們打開車窗，將拳頭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蘇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揚！打倒柯西金！”，高唱《國際歌》。晚上，在使館電影廳召開了“控訴蘇修血腥鎮壓我留歐學生罪行大會”。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駐蘇聯大使館都分別派了醫生來中國使館幫助救治傷員，對我們的行動表示同情和支持。

紅場鬥爭在繼續進行。１月２６日下午３點５０分，我們６０名同學乘火車回國（９名重傷員改乘飛機回國）。傷了筋骨的、臉上有傷的，該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該包紮的則包紮。一些無傷的，也拄根棍子，跛着走路，以“適應國際鬥爭”的需要。使館給我們每人胸前戴朵大紅花，敲鑼打鼓地送行。蘇方呢？則前有摩托車“開道”，兩旁警車“保架”，後面是裝有對講機的小轎車壓陣，幾十公里，一路綠燈。幾十名革命豪氣沖天的中國學生，已經弄得他們心驚膽戰了。

　　許多外國記者在火車站等着我們。有的請我們講昨天的事件真象，進行錄音，有的用照相機拍攝我們的傷情。我們扔手捧《毛主席語錄》，高聲朗讀，唱《國際歌》，喊口號。蘇警察不斷地大喊：“不許你們擾亂社會秩序！”我們根本不予理睬，仍舊使勁地讀、喊、唱，吸引了許多外國旅客的目光。

　　中國列車在蘇聯國土上行駛時掛的是蘇方餐車。我們去吃飯時，發現每個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華小冊子，諸如《關於中國的事件》、《莫斯科新聞》、《中國紅衛兵在紅場上》等等。我們立即向蘇方列車長及餐車主任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撤掉小冊子。他們口頭上答應，但下一餐吃飯時，看到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數。我們又一次提出強烈抗議。蘇方列車長威脅說：“要知道，你們現在是在蘇聯的領土上，再這樣胡鬧，就不給你們飯吃！”這種蠻橫行徑，激起我們極大憤慨。大家一致決定絕食。我們在毛主席像前莊嚴宣誓：在蘇聯的旅程中許多晝夜，我們堅決不去蘇聯餐車吃飯。從１月２７日早晨到３０日晚上３個多晝夜，我們６０名學生９名援阿爾巴尼亞專家以及全體中方乘務員沒有喝蘇聯一滴水，沒有吃蘇聯一片麵包。

　　２７日，列車廣播裡傳來了有關部門給我們的慰問電和我國外交部發表的“最最強烈抗議蘇修瘋狂鎮壓我留歐學生”的聲明，傳來了人民日報社論和國內“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舉行的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憤怒抗議蘇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報道，大家萬分激動，淚流滿面，更增添了絕食鬥爭的勇氣和信念。

　　３０日晚７點抵達蘇聯邊境站──拉烏斯基。蘇方警戒森嚴，進行出境檢查。這是不許隨便說話，要安靜的。我們哪管這些，這邊車廂在檢查，那邊車廂齊聲朗讀毛主席語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氣得蘇方人員目瞪口呆又無可奈何。

　　３１日晨６時許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中國駐蒙使館的同志們帶着麵包、饅頭、罐頭等食品早已等待在月台上。大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使館的同志說：“你們為正義、為真理而絕食，好樣的，你們辛苦了！”不少同學感動得流着眼淚說，毛澤東思想和革命的意志鼓舞着我們，一點也不覺得餓。

　　２月１日下午２點到達北京站。陳毅副總理代表中央到車站迎接，和我們一一握手。在車站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給我們每人左臂上套了個“反修紅衛兵”的紅袖章。陳毅親自指揮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軍大衣，戴着放下帽耳的棉軍帽，打拍子的雙手戴着掛在脖子上的軍用棉手套，顯得笨拙而可親可愛。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被戴上了“反修戰士”的桂冠。２月１１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歡迎我國留學生聲討蘇修法西斯罪行大會”，會後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至此，對這個事件的宣傳逐漸冷清下來。

“左”的幽靈不會再在我們頭頂上徘徊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像鄧小平在同外國黨一些來訪的同志談到過去的爭論時說的：“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撫今憶昔，那當年狂熱的革命激情已回歸於理智的思索，這才悟我們當年的偏激和幼稚。“一·二五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從我們這方面講，其根源是國內“文化大革[和]命”的極左思潮。正如胡繩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說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工作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在對外交往中，也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他舉的例子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在北京發生萬人圍攻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事件，造成我國與西方關繫緊張的局面。對照紅場事件。設想一下，假如我們遵循蘇方的規定，在紅場上沒有讀毛主席語錄，沒有唱《國際歌》的舉動，流血衝突是可以避免的。但在當時，這種設想是不現實的。

　　在巴黎時，雖然我們遠離祖國，但每天晚上１０點準時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西歐的普通話廣播：從法國報刊和廣播電視中能不斷看到和聽到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及場面；在街上偶爾碰到從中國回去的法國人，有的還臂戴“紅衛兵”袖章，頭戴綴有紅五星的帽子，繪聲繪色地描述中國的革命。無論法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到處在談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紅書”。有贊成的，有反對的。為此，巴黎某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組織還牽頭召開了一次辯論會，辯論“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世界文化、人類文明是個大促進？還是大促退？”並邀請中國留學生參加辯論。

　　中國部分留學生和進修生經充分準備到會發言，着力抨擊“大促退”派，使大會最後表決時，“大促進”派占了多數。對同學更具感召力的是國內來信，說什麼如果不參加這場大革命，將是終生最大的損失和遺憾。……以上種種，使絕大多數同學不安心學習，渴望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風風火火地進行“造反”。甚至有同學到使館貼“小字報”，說使館執行了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１月１８日，當黃鎮大使專程到留學生住地傳達了中央關於同意所有出國留學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時，同學們歡欣鼓舞，摩拳擦掌，像渴望打仗的戰士要馬上開赴前線一樣。

　　我們就是帶着這種強烈的“參戰意識”，從資本主義的法國來到當時被稱為“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學們說，這是到了“修正主義的老巢”、“反修鬥爭的最前線”。所以，在紅場上的行為，完全沿襲了國內紅衛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國後我們中的一位代表向某高校作報告時說的：“紅衛兵就是要殺向人類世界的蟊賊，滌盪一場殘渣餘孽，砸爛整個舊世界！今天，中國的紅衛兵來了，來到了列寧身旁，帶着毛主席的教導，懷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壯志，以倒海翻江卷巨瀾的大無畏氣魄，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勇猛殺來了！紅衛兵威震莫斯科！”聽聽，這就是當時的語言，當時的情緒。在這種唯我獨革，唯我獨尊，老子天下第一思緒的支配下怎能不出亂子呢？！

　　當然，前蘇聯當局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兩國、兩黨關係不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一開始就對中國留學生抱着敵意，軍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說是居心叵測、蓄謀已久。對於赤手空拳、在列寧墓前只是念念語錄、唱唱《國際歌》的“書生們”拳腳交加、大打出手，實屬野蠻，有失人道。受到國際輿論的遣責也是咎由應得的。好在這一切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我相信，當“左”的幽靈不再在我們頭頂徘徊時，這樣的悲劇、鬧劇就永遠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