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人語
2004年 08月16日章立凡：會黨與政黨（再修訂本）
會 黨 與 政 黨 章 立 凡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結社，往往被稱為“朋黨”，在漢語中含有貶義。孔子就說過：“吾聞君子不黨”，《論語》中對此的注釋是：“相助匿非曰黨”１。按照《說文解字》，“黨”字由“尚黑”兩字組合而成，釋義為“不鮮也，從黑尚聲”。 據謝國楨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考證，“黨”與“社”是有區別的，大體上在朝為黨，在野有社，朝野之間，相與互動。為免煩瑣，本文只從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結社講起。 政治結社可分為知識分子結社和民間結社兩種。前者基本上是公開活動而相互間信守一定的秘密，後者則以地下活動為主，帶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中國農民的造反以及黑社會的活動，多與後者有關。 知識分子結社形式，無論在朝在野，多屬清流議政。遠可追溯到東漢范滂、李膺、張儉等黨人，史稱 “鈎黨”；其後歷經唐代“清流”、宋代“元祐黨人”等朝廷黨爭，到明末被稱為“社黨”的，有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和張浦、張采等的復社。 再看民間結社，秦末就有“大楚興，陳勝王”的讖語作為農民起義口號，自東漢張角創立“五斗米道”後，以宗教迷信為外衣的民間結社形式更絡繹不絕，不勝枚舉。歷時元、明、清三代的白蓮教，則是其最著名的例子：朱元璋嘗為白蓮教徒，清代林清、李文成起義及義和團暴動，皆有該教之血脈。 到了明末清初，漢族為反對異族的統治，這兩種結社開始相互融合。自黃宗羲、顧炎武、朱舜水、傅青主等大知識分子與民間勢力結合“反清復明”起，逐漸形成洪門的天地會、哥老會、三合會等秘密會黨。後來以官府漕運為背景的安慶幫（清幫），也逐漸認同了反清的宗旨。 蕭一山先生在《天地會起源考》一文中分析說：“白蓮教起於元末，是北方一個帶有政治性的秘密會社，它們只有‘彼可取代’的用心；天地會起於清初，是南方一個帶有政治性的秘密會社，它們並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所以南方的天地會支流與北方的白蓮教支流，在清代雖然一樣的活動，而意義顯然不同。最後天地會變成了革命黨；白蓮教則變成了義和團。”２ 關於洪門起源的掌故，據學者考證，與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全家被清兵屠戮以及清初的偽“朱三太子”等故事有關。蕭先生分析說： “明朝遺老看透了中國人的特性是不講民族而講家族的，是不講國家而講君上的，是不講後世而講祖宗的，是不講先民而講宗派的。於是利用鄭氏部曲的心理，下級社會的弱點，江湖豪傑的義氣，造出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復仇說，民族國家的大義，自然寄托在裡邊了。”３ 近代史上洪秀全的“拜上帝會”，首創知識分子利用外來宗教、經秘密結社發動農民起義的先例，但與天地會也不無關係；戊戌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等，與會黨有密切聯繫；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均利用會黨的力量從事革命活動，如孫中山是美國洪門致公堂的“紅棍”（執法者），黃興與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結盟，陳其美是青幫大老，等等。 會黨是國家秩序的破壞者，亦是民間正義的維護者，故有“王法管得到的地方我們不管，王法管不着的地方我們管” 之說。除了民族革命（其實核心是種族革命）的一面之外，也從事暗殺、綁架等恐怖活動。內部則實行家長統治，分為若干山頭，類似封建家族中的各房，等級森嚴，層層論資排輩，產生各房各輩的掌門人；處於等級金字塔尖上的會黨首領則如同族長，擁有極大權力，平衡各山頭的利益與矛盾；其內部有嚴格的幫規家法，大老們議事決策具有神秘性，且實行恐怖統治，發現成員有違犯家規或不忠實言行者，會給予極嚴厲的制裁；對外則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報復性，不容外人過問批評其內部事務或團體行為，其成員在社會上的不法行為往往受到包庇。 中國近世政黨往往帶有會黨色彩。孫中山在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時，就要求黨員宣誓效忠於他本人，但遭到黃興的抵制。蔣介石本人是青幫分子，執掌政權後，繼續會黨政治作風，推行個人獨裁和特務統治，抵制民主憲政，更受到強烈的批評。而國民黨內則公然結黨營私，日見腐敗。 支持中國反清革命的海外洪門，後來逐漸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陳炯明與孫中山分裂後，晚年將致公堂改造為致公黨，就是從會黨向政黨轉化的案例。會黨聞人如張瀾、司徒美堂、朱學范等，也在歷史的大變動中，完成了從會黨領袖到民主人士的角色轉換。 按照季特爾提出的定義，“政黨是一部分有組織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單位，根據其選舉權的使用，去參加政治，監督政府，以實現其主張。”４ 現代政黨的功能是什麼？根據M.．瓦坦博格的闡述，主要有如下特點：（1）一致和忠誠的象徵；（2）政治利益的表達和集約；（3）在選民中間和議會內部動員過半數的勢力；（4）投票者的社會化和確保大眾支持；（5）不滿和反對意見的組織化；（6）補充政治領導人和獲取政府職位；（7）使對抗和糾紛制度化、系統化及社會化；（8）克服地方主義和促進國家的利益；（9）實現政策目標；（10）使政府決定合法化；（11）促進政府的穩定。這些功能可以歸納為：①利益的集約功能；②補充和選出政治領導人的功能；③決策機構的組織化功能；④政治的社會化功能。５ 當然，這是西方代議制民主下的現代政黨，在封建主義根深蒂固的中國土壤中，始終沒有給它以生存的空間。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帶有民粹派傾向的知識分子精英，主張直接與社會下層群眾結合發動暴力革命，因此也有一些會黨人物加入了革命隊伍：成為烈士的工人領袖汪壽華和成為叛徒的顧順章，是兩個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殺汪精衛案的重要當事人華克之，原是被稱為“暗殺大王”的會黨首領王亞樵的部下，後來成為上海特科的骨幹。舉國一致的抗戰期間，會黨人物組織了活躍於蘇、滬的抗日隊伍“忠義救國軍”，也有不少中共黨員加入。從史料上看，青幫大亨杜月笙與中共是有合作的。至於利用青幫、洪門的通道從事秘密活動和輸送軍火物資，則是嚴酷的鬥爭形勢下所容許的手段。 當時的中共是一個農民成分占90%以上的政黨，其中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遊民無產者，其參加革命初衷，還是“均貧富”的樸素農民革命思想，嚮往着“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的快意，這種人最易成為會黨政治的擁護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會助長決策的不透明和家長作風；而在白色恐怖下險惡的生存環境，亦需要經常以嚴酷的紀律來控制內部。黨史上一些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的錯誤，當與會黨政治的思想不無關係，是應當認真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的。 1949年以後，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問題擺到了中共領導人的面前。軍事上勝利的速度超過原先的預料，無論從組織結構上還是從幹部的思想上，尚缺乏接管一個大國的準備，這種欠缺主要表現為烏托邦主義及會黨思想的影響。如何從一個造反的“武化集團”（毛澤東語）轉化為治理國家的現代政黨，成為對領導人的重大考驗。國家政權的鐵掃帚橫掃了舊社會一切陰暗的角落，迅速取締了煙、黃、賭、毒及一切幫會、行幫、會道門，一時弊絕風清，人人稱道。會黨對灰色地帶的控制迅速被黨組織和基層政權所取代。 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決策不透明、宗派主義、家長作風、個人崇拜和殘酷鬥爭等會黨政治遺風，仍在對政治生活發生影響，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革命造反”精神指導下的“紅衛兵運動”等風靡全國的暴民政治，總是令人想起庚子年“奉旨滅洋”的義和團。 高度集權的前蘇聯解體後，中央政權的式微，令黑手黨和經濟寡頭大行其道，在黑白兩道之間如魚得水，成為至今困擾着俄羅斯領導人的社會毒瘤。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和相對寬鬆的社會生活環境，也給腐敗及其他醜惡現象提供了溫床和發展空間。腐敗官員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網，共同禍害良民百姓；受到輿論監督和黨紀國法查處時，則層層回護，相助匿非，猶如《水滸傳》中“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江湖忠義。其實這也是會黨政治的遺風在作祟，是對國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會黨政治在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起過革命的作用，但歸根結底是封建家族主義的產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過時，現已不再具有任何的進步性。經濟體制的改革會帶來經濟民主，經濟基礎的變動也必然影響上層建築，對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國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維。驅除會黨政治的幽靈，消滅政治腐敗的溫床，確立廉潔、民主的現代政黨政治，既是歷史的潮流，又是現實的必需。
2004年4月8日 風雨讀書樓 同年6月30日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