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牛虎”之爭：中國“崩潰”！

索額圖

本文是《中美“牛虎”之爭：美國的策略與中國的對策》的續篇。前文分三部分，（1）中美“牛虎”之爭不可避免，（2）美國的策略，（3）中國的對策，陸續貼在萬維“軍事論壇”。本文試圖對前文第三部分引出的問題，即中國會不會象前蘇聯一樣突然崩潰，作一分析。如感興趣個別討論，請通過EMAIL suoetu@yahoo.com

在前文第三部分，筆者聲稱，“只要中國在中美長期對抗中不致突然崩塌，中國就贏得了對抗戰的初步勝利。”但文中並未對這一立論作出解釋。很顯然，不回答這個問題，不解釋所謂的“對抗戰的初步勝利”，中美“牛虎”之爭的提出就沒有什麼意義，或者仍然無法得出一個較為肯定的結論。前蘇聯是社會主義大國，中國與之有類似的情況。選擇蘇聯作為我們分析比較的對象，有現實意義。以下筆者結合對前蘇聯崩潰的原因分析，對中國“崩潰”這一大家關心的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蘇聯的崩潰

前蘇聯崩潰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經濟崩潰在先
眾所周知，前蘇聯的經濟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或消費品工業在整個經濟總量中占的比重較小，其產出不足以滿足國內需要，主要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來達到供需平衡。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建立在非“經濟”核算的基礎上，是對蘇聯有利而對其他成員國不利的不平等貿易。蘇聯官方制訂的盧布的價格高於其實際價值，盧布被指定為經濟共同體內法定“儲備”貨幣，他國被迫接受這種不平等的貨幣比價和貨幣體系，瑞士法郎僅被用作共同體國家對西方貿易的計價尺度和結算工具。蘇聯用本國盧布價格標定的被高估了價值的重工業品和低成本的石油等資源換取他國低價值因而也是大量的輕工業品。長期的不平等貿易，損害了各國的經濟和經濟利益，掩蓋了蘇聯工業本身存在的高消耗，低效率的問題，同時在各國人民心上埋藏了不滿的情緒。一俟維持和控制這種強制形成的貿易體制，貨幣體系，和產品專業化分工體系的外部力量鬆弛或衰弱，蘇聯經濟就將失去賴以完成循環的基本條件，工業結構失衡的問題就暴露無遺，災難必然接踵而來。八十年代東歐各國風起雲湧的“離心”運動帶來的原有經濟貿易體系的破壞，是導致蘇聯經濟崩潰的重要原因。

美蘇近乎瘋狂的軍事對抗以及蘇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大量地抽吸和浪費了蘇聯的資金和資源，同時把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也全部捲入其中。縱使蘇聯使用不平等手段榨取各成員國的經濟資源，仍然滿足不了其軍事開支的需要。從七十年代開始，蘇聯為支持國內社會福利開支及維持其龐大的經濟共同體內的物流周轉已顯力不從心，發展到八十年代，蘇聯已經欠下各成員國甚至西方各國巨額債務，除了出賣黃金以外，根本無力彌補，而且多入少出的“貿易”需求仍在繼續擴大。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們千方百計想掙脫蘇聯的控制，主要目的是追求經濟自立，擺脫蘇聯的盤剝。蘇聯龐大的重工業體系由於其服務對象主要是軍事，不能為解決蘇聯整體經濟問題開闢任何出路，相反，國家和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是為了讓這一空有工業產值，幾乎沒有多少經濟產出的工業體系得以運轉，它變成了蘇聯及共同體成員國的沉重負擔。蘇聯經濟進入八十年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經濟“崩潰”並不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因而也沒有相應的量化界定。如果把入不敷出，無法償還外債，和支出剛性等為特徵的“難以為繼”的宏觀經濟狀態定義成經濟崩潰，那麼蘇聯經濟早在八十年代前期就已經崩潰了。而之所以經濟崩潰沒有立即反映出來，導致國家崩潰，是因為專制社會強有力的對人民和物資的控制力起到了作用。控制人民可以防止革命的力量產生和凝聚，計劃分配物資可以很大程度上減輕物資短缺的嚴重局面。而對其他成員國的軍事占領可以在一定時期內防止債主逼債。但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不可能持續很久。一般地，經濟崩潰的嚴重後果是通過其它社會形式表現出來的，比如政權的更迭或社會動亂。從這一角度看，蘇聯國家的崩潰是經濟崩潰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它只是一個過程延伸的必然結果。讓世人感覺到的或值得研究的是其突然性。專制政權對消息情況封鎖極嚴，經濟的嚴重狀況不為外人所知，重要的政治決策大多在小範圍內進行，受領導人個人意志左右，隨意性很大，這就使得蘇聯乃至任何專制政權體制下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會具有某種突然性。而突然地國家崩潰，必有其如下所述兩點深層原因。

（2）政治決策錯誤
戈爾巴喬夫在八七年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異想天開，或別有用心。歐洲國家經歷過文藝復興的洗禮，經歷過多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民主的思想和實踐已經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任何悖離民主的做法或制度，除非它有明顯的優勢或對現實政治有顯著的改善，否則人民在革命的狂熱冷卻之後，決不會認同，相反，會產生反感，排斥，強烈懷舊或崇外。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蘇聯頭腦清醒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幻想徹底破滅。二戰打斷了蘇聯人民反省的過程。戰後和平日久，民生改善，蘇聯社會的思想者重新開始了這一過程，卻依然遭到了驅逐和鎮壓。人民大眾沒有發泄情緒的渠道，卻在心中積聚了對政權的不滿和厭惡。工人農民偷懶怠工，不愛惜國家財產，官員消極腐敗等社會現象，是這種問題的外在表現。戈爾巴喬夫雖然不是從工廠農莊起家，卻在蘇維埃政權殘酷時代誕生，在政治舞台上成長壯大，大部分年月呆在蘇聯政治的邊緣地帶，除了忠實執行黨的政策外，他仍可以是一個冷靜的思想者和觀察者，他和普通百姓對政權和制度應當有相似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了解。現在看來，這是事實。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戈爾巴喬夫順應民心，選擇民主改革的道路。這其實是一個樸素的，直覺的，戈爾巴喬夫這一代人和更年青的蘇聯人必然會認同的選擇。他和他的同僚們選擇向市場經濟過渡，卻是一個魯莽的決定。《牛虎之爭（上）》已經對蘇聯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面臨的結構問題和資金困難作了較初步的分析。他駁斥“把向市場過渡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企圖”的說法，這只能說明他對當今世界和人類歷史以及市場經濟認識的無知。隔壁中國的改革似乎與他沒有任何關係。西方世界對他的格外呵護，他幾乎一點警覺都沒有。他也許認為自己頭腦始終是理智的，但他的所做所為卻是急燥的，沒有任何策略和智慧可言。用中國的話來講，他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他面臨的管理國家的任務非常艱巨，有許多經濟政治關係急需要澄清和理順，但他卻單挑“理順”聯盟內共和國間的關係及改變與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下手，忙於解套。他沒有認清楚他所處的嚴峻形勢，他在與一個準備滅亡蘇聯的人同台共舞，而且西方國家虎視眈眈，等了多少年，只等着這一天，蘇聯民主變革的跡向出現。

政治和經濟改革急躁冒進，使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加劇了現存的社會和民族矛盾，點燃了蘇聯社會的兩堆乾柴，民眾厭惡現政權的情緒和民族分裂的傾向。在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民族分裂主義者可以將民族分裂的企圖與任何問題掛釣，把所有的罪過推給政府，把本民族未來的前途鎖定在分裂這一條路中。當這兩堆大火同時燒起來的時候，統治集團最多是只烤鴨，什麼國家？什麼統一？原來的都已經變得不重要，將來的誰也不關心，他們只想着燒，燒掉原來的一切，直到柴盡火滅。剩下來是政治家們的事，他們決定這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體，讓筋疲力竭的人民怎麼活。

（3）蘇聯政權喪失民眾基礎
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統治者已經意識到蘇聯人民對蘇聯政權的厭惡情緒。為了緩解社會矛盾，蘇聯吸取了北歐各國社會民主黨也就是所謂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管理國家的成功經驗，在蘇聯推行社會主義福利政策，為國民提供福利住房，家家有汽車，戶戶有別墅，等等。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卻不能根本改變蘇聯人民的消極的心理和思想狀態。人民“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勞動熱情並沒有因此提高，帶來經濟效率的增長。官僚主義和官員的腐敗愈演愈烈，政府的效率低下，警察被用作唯一有效的統治國家的工具。一直認為被蘇聯奪去獨立和自由的加盟共和國依然怨恨不已。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是舊怨加新恨，時時圖謀擺脫蘇聯的盤剝。而蘇聯政府卻背上了沉重的無法推卸的財政負擔。

“軍事論壇”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貼過一篇題為《中國不得不面對比蘇聯更悲慘的命運：四分五裂》的佚名文章，我不同意作者的分析和結論，但其中引述的一段前蘇聯外交助理的高爾基阿爾巴托夫的論述卻非常深刻：“七十年蘇共的暴政，從根本上滅盡了對道德和正義的信仰，人們也習慣於懶惰，並學會了通過私下或公開竊取國家財富的辦法來致富。當官的利用職權極盡貪污受賄的能事，而平民百姓則想盡辦法從國有企業偷竊財富。沒有人真正留戀蘇共的暴政，而這個暴政卻在七十年中消滅了一切可能的不同政見者，並且在這個國家從上到下的一切政治管理機構、所有的社會階層中培養了兩億多的蛀蟲。就象一棟大樓，遠看時覺得它龐大壯觀，可近看時發現已經風雨飄搖，當走進這棟樓時才發現每一根房梁、每一根支柱都已經被無數的蛀蟲侵蝕得爛透了。無論是誰碰一下這房子，這房子都會垮掉，而且是垮得乾乾淨淨，你想扶都扶不起來。到底是葉利欽還是戈巴契夫的錯？他們只是在歷史的那一時，在那一位置上推了這房子一下。”

這樣的國家，就是“蛀蟲”們也不會喜歡的。很顯然，民眾的好惡，在克留奇科夫的進攻部隊發起對葉利欽躲藏的蘇維埃大樓的攻擊之前，在這關鍵的時刻，決定了蘇維埃的命運。他們自覺地圍起人牆，以三個年青人的生命為代價，阻擋了坦克前進。不忍開槍的士兵和將軍們放棄了努力。

葉利欽在《告俄羅斯公民書》中宣稱政變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毀譽蘇聯，破壞我們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威信，讓我們重回到冷戰和孤立蘇聯的時代”，但政變是在一個重要的日子前一天發動的，即八月二十日原定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第一次簽署新聯盟條約，也就是蘇聯正式走向解體的一天前，葉利欽此處到底指的是哪一個蘇聯呢？是指被他即將解體的蘇聯呢？還是未來的“新蘇聯”？恐怕是帽子戴錯了。但是這些語言卻很容易地煽動民眾的情緒，達到“揭露”政變者的目的。我以為，亞佐夫、克留奇科夫、亞納耶夫，普戈們並非要讓蘇聯“重回到冷戰和孤立蘇聯的時代”，如果那樣，戈爾巴喬夫就不可能自八七年提出“新思維”以來迅速推進改革，相反，他們的努力是在試圖挽救蘇聯免於分裂！但阻擋坦克的民眾那時並不知道他們的這一意圖和計劃，他們的努力被莫斯科的市民誤解了。而葉利欽則是藉機造謠，為自己抹粉，把民眾拿來當槍使了。所以，戈爾巴喬夫是誤國者，葉利欽是竊國者，發動政變的將軍們是悲劇英雄。民眾，在政治漂搖的時代，根本沒有能力也無法判定政治上的誰對誰錯，他們最終決定了的蘇聯的命運，而那一刻是什麼樣的命運仍然是未知的。今天，那些緬懷前蘇聯時代的國際威風和優越福利的人們，該對那次事件中的角色們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了。人民大眾在任何時代，參與任何政治事件，總是事後才覺悟的。這就是為什麼人類需要英雄，現代國家需要英明領袖的緣故。

蘇共的變革始於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以一九八七年戈爾巴喬夫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為標誌，全面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歷經六年時間，卻因政治改革太過超前而不能成功，或者說由於經濟改革無成效，未能消除阻礙政治改革的社會問題，政治改革演化成一場社會革命，引起社會動亂，在改革的初級階段即已失敗，八一九政變試圖挽救蘇聯免於分裂，結果卻導致蘇共政權加速瓦解。蘇聯的崩潰，標誌着過去一百多年中人類探索共產主義事業的努力宣告失敗，標誌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歸於破產，標誌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最終確立。世界重新回到上個世紀初帝國主義紛爭，弱肉強食的時代，世界將與資本主義同呼吸，共命運，人類除了追隨資本尋求生存和發展之外，再無選擇自身命運和前途的可能。這無所謂對和錯，好和壞，這是人類共同努力導致的結果。人類的追求從此不再為選擇任何主義而困擾，變得單一和物質化，那就是活着，活得更長，活得更好。

（二）中國的“崩潰”
嚴格說來，由蘇聯的崩潰類比中國存在邏輯上的不合理性，因為當前的中國與崩潰前的蘇聯處在不同的發展或改革階段。蘇共在改革的初級階段就已經失敗，中國曾經面臨與蘇聯改革前相似的經濟政治狀況，但中國已經成功渡過了難關，步入了改革和發展的高級階段。依葫蘆畫瓢，比照上述蘇聯崩潰原因分析中國崩潰的可能性，顯然文不對題，沒有多大意義。《中國不得不面對比蘇聯更悲慘的命運：四分五裂》一文的邏輯錯誤正在於此。西方主宰的世界之所以驚奇蘇聯之崩潰，其實骨子裡是慶幸“共產主義”終於崩潰了；美國無時無刻不在祈盼中國的“社會主義”或中共專制政權象蘇聯一樣快快崩潰，用中國話講，就是企盼“中國變天”。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希望中國做為一個國家徹底滅亡或消失。由於社會主義事業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流年不利，命運如何大致已明了，加上國情差異，中國也可能面臨另類“崩潰”。

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雖然當時中國沒有巨額債務，但整個社會物資匱乏，百業凋蔽，國庫空虛，民生潦倒，人民解放軍是中國政府手中治療社會百病的最有力的也是幾乎唯一的工具和手段。經歷了十多年的動亂之後，英明的鄧小平以第二次解放中國人民的豪氣和膽略，選擇恢復經濟建設這條道，搞包產到戶，搞門戶開放，為中國社會和經濟帶來了生機。也許是因為身在其中的不便，或者由於開國元勛特有的救國救民的胸懷，鄧小平沒有選擇問罪於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制度變革的做法。鄧小平始終是樂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他的思想和影響醞釀形成了中國八十年代求穩不亂，柔中有剛的政策風格，為中國社會和經濟走出困境創造了條件。如果是華國鋒執政，繼續推行教條主義路線，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就找不到出路，得不到解決，人民的生活在打倒“四人邦”之後仍然長期得不到改善，人民就會轉變為否定政府的力量，中國真有可能如同蘇聯一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崩潰。如果當時中國上台的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中國人民心中最後的一點寄予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希望就會被打破，“文革”無需任何人發動，會再次回到人們中間。而就是那最後的一點希望，得到了鄧偉人的愛護和利用，它支持中國渡過了改革開放前期最難的那幾年，而沒有發生社會動亂。請別忘記“小平你好”那條橫幅，它說出了中國人心中的話，不只在讚揚鄧本人，也包含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的肯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有今天，有賴於鄧偉人打下的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這一點只有到蘇聯崩潰之後，中國的改革事業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出現停滯以來，才會看得更清楚一些。這是中共比蘇共精明之處，也是中國人民族性格和華夏文化精髓品質的體現，是中國人自己在歷史的危機關頭拯救了自己。

就目前的狀況而言，中共政權面臨的問題確實嚴重，民眾對政權的不滿，官員的腐敗，已經發展到了政令不通，動亂頻發的狀態；一些人膽大妄為，不計後果，十足的末世心態；領導層一些人大智若無，權欲膨脹，不顧國體國格甚至國法，不看時代春秋變化，企圖重溫前代偉人億萬人仰慕的舊夢，令世人為之側目。如果說中國的老百姓還能忍受什麼的話，那就是經濟還不是一團糟，還有飯吃；人雖糊塗但已經老了，還有盼頭。

本人雖曾潛身經濟學多年，但由於多年在外，現在搞的又是編程，對國內經濟狀況沒有切身體驗和跟蹤研究，拿不出深刻和有水平的見解，只能根據網絡文章提供的信息做些臆斷。如《牛虎之爭（下）》所稱，中國的經濟改革並不成功，但對外開放卓有成績。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象蘇聯經濟一樣幾乎死掉，重要原因是門戶開放，為中國經濟提供了資金和技術支援，中國產品打進了國際市場，獲取了利益，為國家掙來了外匯，國家得以運用外匯手段調濟資源和技術短缺等問題，通過加入國際市場經濟大循環，中國經濟被帶動起來，找到了出路，獲得了發展。國營經濟因為沒有達到這一步，陷入了目前的困境。這正好說明中國經濟改革的不徹底，不成功。雖然當前國內失業嚴重，已經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這應是任何人都應預料到的必然結果，不應責備中國政府或朱熔基。中國國企不排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大量冗員，國企就沒有發展可言。我持有的觀點是中國政府讓他們失業，卻沒有為他們今後的出路着想，實現“工者有其股”的主張就是要建立一種社會主義工人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直接關係，使他們面對經濟大勢所逼，不至徹底失望，防止不滿的情緒轉化成否定政府或革命的力量。當年中國革命不就是利用了朱氏定義的“弱勢群體”嗎！海外一些文章突然間關心起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可你們曾經在國企呆過，了解國家主人們的所做所為嗎？盜竊國家資財的是主人們，違犯勞動紀律，不服從生產紀律的是主人們，爭利益，爭位子，拉關係的是主人們，拉幫造反，去廠長家坐炕頭的是主人們，最艱苦的崗位上看不到主人們，有點技術的主人們敢扔下火熱的爐子回家睡大覺，敢XX車間主任和廠長們，他們是社會主義主人還是社會主義蛀蟲？有人說“農民問題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我說這是掙眼說瞎話。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民沒有一天成為中國政府的“問題”！相反，歷次折騰，災難總是由農民來承受，因為城市吃穿總要由農民來提供，而農民靠兩隻手就能生存！農民不論什麼時候，總是被壓迫和剝削的對象，總是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才能聽到農民絕望的聲音！投資放在城市，投給工人的是多少，投到農村的又是多少？我可以專文列出中國工業自建國以來“支援”農民兄弟的生產工具的清單！屈指可數而且質量低劣。江浙農民靠勤勞和智慧致富，撐起工業半邊天，可這個社會的人們仍然不忘給他們加上“農民企業家”的大號，難道“企業家”還需定成份？言外之意，不就是想說“農民”，當了企業家不也還是“農民”嗎！在社會主義蛀蟲的行列里，有農民的份兒嗎？農民，他寬大的胸懷容忍了中國的蛀蟲，他厚實的脊梁扛起了中國！中國的領導人們，討好工人，是肉包子打狗；討好農民，是固國之本；而如果農民已經痛苦不堪，生存絕望，政府卻仍然漠不關心，聽之任之，中國必將覆國！工人們，收起你的眼淚，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學點本事再就業也不遲！我們這裡四五十歲的大齡青年或爸爸媽媽們不也得重新學習再就業嗎！

我記得當年有這樣一種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剩餘價值被資本家剝奪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剩餘價值以利潤的形式上交國家，國家用來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種說法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慰工人階級的目的，使他們滿足於現狀，不要抱怨工資低，“為共產主義的美好明天而奮鬥”。目前國內解決國企的手段已經明朗，那就是股份化或破產。反正工人階級是什麼也撈不着的，仍然掙低工資，甚至沒工資可掙。不管時代怎麼變或怎麼稱呼，工人仍然是工人，共產黨最終驗證了這個命題。中國如是做，顯然已經不把工人階級放在眼裡了，工人階級做為中國社會的領導階級已經成為歷史，中共再也沒有姓社姓資的困擾或顧忌了。蘇聯不顧人民的感受，急急忙忙向市場經濟飛奔而摔倒了。中國改革，雲里來，霧裡去，只等到人民三杯過後，醉眼朦朧，千呼萬呼始出來，猶抱瑟琶半遮面，轉過身來，小娘子原來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到底有多大區別，我們暫且不去管它，但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不論在哪個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和管理方式大抵是相同的，如果這還不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那就需要重新命名，比如“社會資本主義”可不可以呢？如果這樣，算不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經“崩潰”了呢？對中國政府來說，市場經濟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多多收稅而不用為企業出路發愁。中國政府今後要做的事是用好手中的錢，搞好基礎建設，完善市場機制，為企業保駕護航，少買些外國的武器，多給搞武器研究的知識分子們發些錢，或給每人配上一台小轎車。。。。。。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二十多年來，幾乎沒什麼突破或實質進展。究其根源，當政者生怕政改引出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政權的禍水，革了自己的命，或者擔心西方插手，操縱中國的民主進程。蘇聯政改失敗，得到教訓的是中國。只要共產黨能撐一天，它就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任何推翻共產黨的企圖，都會受到當政者的鎮壓。這是中國政改的底線。除此之外，任何幫助共產黨維持統治的努力，都會受到歡迎。中國是大，其實共產黨更大，裡面什麼古今奇人，什麼中外思想，什麼奸雄或智者都會有，但都罩着一層外衣，外人能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毛澤東曾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沒有派，他非搞出幾個來不可，以達到消除任何黨內潛在敵人的目的。而今天的領導人既不可能象毛澤東那樣下狠手段清理門戶，他們就會一方面對弱者出氣，找軟的掐，使所謂“殺雞給猴看”之手段達到威懾對手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們會奉行得過且過的拖延戰術，儘量維持現狀，苟且偷生。這就是中共黨內鄧小平之後權力鬥爭激烈和加劇的原因所在。權力鬥爭是一種和平較量，是低烈度的利益衝突，既得利益方往往是保守的，不思進取的，我們就不能指望他們在諸如政治改革這樣高風險的政策實踐中做出有實際意義的舉動。大的政策的轉變，往往只能隨當政者的更替才能實現。而繼任者又會陷入與前任同樣的困境，他所能做的仍然是漸進的，改良的，邊摸索，邊觀察，瞻前顧後的政策實踐。從這一角度看，我們同樣不能寄胡錦濤以很高期望。當推翻一個獨裁黨不那麼容易或可能的情況下，能夠爭取或支持黨內的開明派執政，能以較小的成本，達到一定程度改善民主民權的效果，不也是一種可行的途徑嗎？

經歷了一百多年革命的風風雨雨，今天的人們已經認識到革命並不是一種最好的達到目的的辦法。而實踐證明，走改良的道路，卻常常可以達到更好效果。美國烏托邦州立大學教授們的討論正是戰後廣大西方工業國家的社會實踐。如果中國將來有人掌權後象戈爾巴喬夫那樣推行全面徹底的民主改革，我擔心中國會亂。不會因為中國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識，操作或運用不了民主而生出亂子，使民主改革夭折，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着這樣幾種危險人群，這幾種人不讓我們的老百姓得到民主！有一種如政客，他們沒有原則，沒有人格，能適應任何變化，任何時代，他們偷機鑽營的行徑可能是民主制度無法防止或制止的，而這種人的存在是對民主秩序和社會公平的極大危害；另一種如無賴，他們的最大特點是不守紀律，他們甚至以流氓手段破壞民主選舉的結果；還有一種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害怕民主，他們會使出各種手段破壞民主進程，這種人有錢有勢，是對民主進程最大的危脅，而恰恰是這種人在現實中國社會占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甚至民主進程還會依賴他們來推進。在轉向民主的過程中，這些破壞因素可以製造混亂，激化矛盾，引發動亂和衝突，乃致分裂和戰爭。這是中國推行民主體制改革的最大風險。如果無視上述特別是第三種人對民主的致命危害而提倡民主體制改革，中國將重蹈蘇聯覆轍。

民主思想源於西方，民主實踐歸功於資產階級，是成千上萬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獻身的人們換來了人類社會嶄新的人生觀－－民主和人權。民主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就如同幾千年形成的皇權思想在中國人心目中難以割捨一樣。民主可以喚起西方人熱血沸騰，為自由而戰，就象開明的皇帝可以摘取民心，贏得天下人的頂禮膜拜一樣。民主思想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就象中國人的儒家思想如“忠孝”浸透在每一個人的思想和日常行為中一樣。西方人為民主而自豪，中國人為有明君而歡呼雀躍。西方人熱愛民主，但同時也知道，民主是爭取來的，不是別人給的，所以他們決不會放棄表達民主權力的任何機會；中國人喜歡明君，是因為明君會體察民眾也就是“我”的疾苦，為“我”代勞，不用“我”去操心。如果總統是笨蛋，西方人心中明白，下回我不選他就是了；如果中國的皇帝或領導人是“昏君”，中國人嘴上不敢說，心裡卻在賭咒：老東西快點兒死吧！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但我以為中國人打心眼兒里更喜歡“明君”。明君既出，首先歡呼的將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小部分人喜歡民主，大部分人喜歡明君而害怕民主，他們需要明君愛護他們，重視他們，讓他們當官，或讓他們專心研究，不要為衣食操心，過上仕大夫的上等人生活，念兩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古訓，看着夕陽西下發出讚美。百姓既已盼到明君，他們會變得更有耐心，對未來會更加滿懷希望，稍許的好處就會令他們感恩戴德，社會的好多問題反倒容易解決了。任何明君，如果連中國農民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都解決不好，還能稱“明君”嗎？而任何領導人，只要安撫好農民，農民由衷地喊出兩聲“萬歲”，“青天”，他的政治資本就撈足了！誰還敢動他？農民直到今天仍然在念着鄧小平的好吶！那個時候，就沒有多少人再願意聽民運人仕們的吶喊，讀他們的文章了，人們會認為他們很沒趣兒。中國經濟就會在相對平穩的環境中繼續發展和壯大，讓中國政府底氣十足地面對任何強權。。。。。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但經過一次次革命和運動蹂躪的中國人民並一希望通過推翻專制政權的途徑來達到目的。用漸進改良的方式一步步逼近，直到條件成熟，瓜熟蒂落，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這是中國人民可以接受甚至是滿懷希望的實現民主的方式，如台灣民主進程所走過的路。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之後，改良的道路是成本最低的，可能的，現實的，並不遙遠。只要開明的領導人出現，他就會在讚美和勸誘下一步步走向更開明，更開放，順應民心，體現民意，追趕潮流，彪炳時代。更何況，中國市場經濟會培養出“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他們是財富與智慧的化身，更是推進民主改革的中堅力量；他們將視政治為工具，如果與己不利，他們會用糖衣炮彈把政府官員統統打倒，再設法登堂入室，反客為主。不必妄言什麼政府在利用他們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時代不同，今非昔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他們將必然是那個社會的主宰。今天的中國，刻意淡化憲法有關核心條款，模糊中國社會的性質，已經早早為他們打開了走上政治舞台，主導中國社會的大門！“三個代表”證明中共除了人所共知的“三大法寶”之外，還有一“護法大寶”，那就是“見風使舵”。這個法寶集古今謀略之大成，匯中華智慧之精髓，與天地共長久，立中共於不敗。中共在危機關頭從沒有被自己的理論信仰所限制和約束，一切以達到目的為原則。外來任何主義思想都是中共的工具，毛澤東將之發揮到登峰造極。偉人們即去，留下智慧真空，讓繼任者們手足無措好些年。“三個代表”是中共面對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的大趨勢所做出的適應性調整。中共自知人心所向，無法逆流而動，更何況搞好經濟可以強身固本，讓共產黨富起來，順從民意，可以占盡風頭，獨領風騷，後來居上，做得利漁翁，何樂而不為？“三個代表”，是秉承馬克思主義“揚棄”之哲學真諦，吐故納新，金蟬脫殼，使中共演義升華，成仙得道。“三個代表”標誌着當今中共已經“成熟”起來，總算又找回了黨的靈魂，學會了使用看家法寶。政權的顏色在中共看來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保住政權本身。從這一點看，將來的政權變得更加開明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而現時的不開明多少是與主要領導人衣服領子以上的部分相關的。

通俗地講，“代表”的含義不就是“誰說了算”嗎！中共到底要選擇代表誰或代表誰說話辦事，目前仍不可妄斷，但在西方或美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應該是資產者階級，因為他們是這個社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資料以及先進管理的實際的擁有者或控制者。如果他們不開辦實業僱傭科學家和博士碩士們，比如我們這些人“高科技人才”，我們就沒法活，但他們離了我們照樣活，因為人家有錢。不知中共怎麼定義先進文化，依我的非專業解釋，應是促進社會進步，財富積累，和平共處，人性升華，生活改善和立足長遠，維護自然，保護人類的思想，學說，藝術，行為規範及其物化物。誰來創造或引入先進文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先進文化和誰最終結合。結合的對象決定先進文化為誰服務，誰就是先進文化的代表。由於先進文化離不開物質條件和人文條件，歐美社會的先進文化歷來是和有錢人或思想者即社會精英們首先實現結合，並由他們主導，享受，弘揚並受到保護，進一步發展成為全社會認同的價值觀，行為準則或政策體系。美國文化以商業性為特徵，它的代表自然是這個社會的主人－－資本家或有產者。中國文化中最大的部分是傳統文化，顯然是落後文化，古建築，古文獻，和中國人思想中的古舊觀念是其代表，已經沒有人群特徵了。現代文化的主要內容大概就是激進的革命文化了，共產黨曾經是這種文化的代表，今天中共重提“代表先進文化”，說明中共要拋棄它，另擇先進。當代中國處在改革年代，政策多變，人心思變，思想混亂，文化斷檔，舊的不適應時代需要，新的只有外來的－－西方商業文化，二十多年來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出任何足以影響中國人思想或行為的東西。那麼中共要代表的“先進文化”到底是什麼文化，它在哪裡？“以德治國”之“德”是先進文化嗎？讓現代社會的人們照古代人的“德”去做，似有削足適履，“克己復禮”之嫌，行得通嗎？豈不自相矛盾？當今世界占主導的文化是西方商業文化，先進與否難下定論，但除此之外別無選擇。莫非江總書記所謂“代表先進文化”的真正目的就是代表當代西方文化？！如果是這樣，“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如何能實現？總書記，三個“代表”已經打起來了！如何讓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啊？！總書記應當趕走“三個代表”撰稿人。

如果中國人民有選擇的機會，不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中國的有產者，或是知識分子，甚至是中國當今的越來越年青化的統治階層，他們最大可能會選擇市場經濟制度和改良政治的道路。而種種現象表明，現實中國正在向這一方向全速挺進，勢不可擋，無人願意或根本沒有社會力量去“阻擋歷史潮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黨的領導，等等概念，將不知不覺地從人們的眼界和思想中淡化和消失，中國將會潛移默化，進化成一個獨具特色的現代化國家，中國在走向世界強國的道路上會更快，更強大，更令世人敬慕。這就是中國的另類“崩潰”， 也即中國的新生。

如果紅色政權繼續褪化，直至某一日中國的資產階級完全控制了政權，或者照搬美國民主體制，或者實行“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發揚光大封建皇權，繼續推行專制統治，西方或美國還會攻擊或圍堵中國嗎？

會的！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本質上並不是民主信仰或社會制度之爭，而是資源之爭。不論中國的政權如何變換，中美爭奪的命運是不會變的。從政治上搞垮一個國家，比從經濟上扼殺一個國家要省力得多，但必須等待時機。中國社會只要不出現大的政治動盪，美國就無從下手。只要保持經濟有效和相對平穩的發展，並帶動周邊國家致力於建立西太平洋經濟區，將這一廣大地區的資源和人民溶入經濟一體化進程，國際資金就會越來越多地流向這一地區，加速這一地區的發展；進入美國的資金和技術，人才就會相對減少，從而削弱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和美國的實力，加劇美國國內財政金融狀況的惡化，“空心化”帶來的經濟高成本進一步拖住美國經濟恢復和增長，迫使美國降低國防或政府支出，收縮其對外用兵，武力稱霸的戰略，美國力不從心，也就無法搖撼中國這個巨人，吃不下這頭“牛”。中國如果能撐到這一天，中國就將是這個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極或支柱，對世界將產生真正實質性的影響，周邊或世界將有許多國家和地區將依賴中國而生存，他們將樂意支持中國向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方向發展。不管GDP 或GNP 差美國多少，中國或中國為中心的西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的實力已經不是可以通過軍事手段可以摧毀，圍堵戰略可以奏效的，中國的時代就會真的開始！

多麼美妙的遠景啊！中國只要撐着，別趴下，就有希望！“中國就贏得了對抗戰的初步勝利。”中國如果轟然崩潰，什麼都沒有了。我以為，中國的政治走向如上分析，還是可以把握的，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繼續增長是無疑的，但其最終會變成西方或美國經濟的附庸，還是中國可以自主，相對獨立的區域經濟體，仍然難以推測，或者由於索郎才疏識陋不可及。但我不甘心，於是搬出祖宗之法，立起一卦。“牛虎”之爭，牛為坤，虎為艮，地山謙卦也。地中有山，即高山低藏在地中，象徵謙虛。《易》卦詞曰：“謙，亨，君子有終”。我高興了。這不就是要中國堅持“韜光養晦”的國策嗎？！牛虎謙動六爻變出重艮卦。天吶！兩個艮卦加一起乃兩隻老虎相遇，就是說老牛將來要變成老虎，與美洲虎較量啊！艮卦的意思是靜止和對峙，“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就是互相敵對，不相交往，這是二虎共存的必然結果。上六爻爻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意思是說，將來某個時候，中國堅持韜光養晦，名聲遠聞，但志向尚未實現，順從者眾，背逆者寡，可以出兵征討四周鄰國了。互出震坎，震為龍，為東方，為雷霆，坎為魚，為水，為江湖，龍舞東方，雷霆萬鈞，翻江倒海，吞魚伏鱉，這是指中國在平定叛逆的過程中，在東方海上必有大戰或大作為，消滅敵手，威震四方，從此變成世界一強，亞洲虎！

也許是巧合吧！讓我們努力相信這將是真的！中國再忍耐些時月，裝作老牛，繼續裝下去。直到有一天，“老牛”發威，以龍的睿智威猛，而不是牛的魯莽愚笨，衝出去，讓這世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