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南海爭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在香格里拉會議上，南海爭端議題已然成為主導議題之一。為了遏制中國在南海地區的建島行動，美國除了直接派出戰機監視以外，更是在香格里拉對話會後直接宣布對越南這一反對中國建島至為堅定的國家增加180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以幫助越南購買美國的巡邏艇。

另外一則較早的消息則宣稱，在南海地區，菲律賓與越南已經達成一致意見，將會聯合抗衡中國的建島行動。考慮到更早時期美國與日本在東海問題上的聯合聲明，似乎在狹長的西太平洋地區，北起日本海，南到馬六甲，已經隱隱呈現出列國聯合圍堵中國的局勢，而其中最關鍵的力量，顯然就是美國。

在此格局下，中國據理力爭的聲明，連同力所能及的實際行動，看起來當然無可厚非。畢竟，早在很多年前，中國輿論界就有一種大受歡迎的所謂“C”型包圍圈的類陰謀論說法。美國與日越菲諸國越來越明顯的聯合，在很多國人看來，不過是這種包圍圈日益收緊的證據罷了。那麼，為了打破這個包圍圈，中國在已經大大增長了的國力基礎上營建一些必要的前沿基地，不僅政治上極為正確，而且邏輯上極為正當。就此而言，美國人對中國在南海地區行動的反應，委實是“過度”之極。

美國人為何要在南海地區反應如此過度？有人歸咎於希拉里任國務卿時期提出的“重返亞太戰略”，認為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美國將戰略中心從911之後的中東移到了東亞，將主要的戰略敵手從基地組織轉向了中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不過仔細分析，這恐怕有“自我證實”的邏輯問題。

“重返亞太”確實是奧巴馬政府希望強化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霸權存在的戰略舉措之一，但是就美國自身而言，希拉里卸任之後，該戰略已經被冷凍，奧巴馬政府與其說更加關注亞太，不如說更加關注美國國內，關注美國的經濟復興和社會重建。

實際上，梳理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大致能夠看到一個極其明顯的收縮輪廓。近五年來，美國在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已經在絕對的下降，美國所謂插手他國事務、實施霸權政治的記錄，實際上也較小布什時期絕對地下降。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我們分析中國南海爭端的重要背景。

那麼何以美國在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偏偏要強化南海地區的存在呢？這恐怕要從中國找理由，恐怕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

在世界政治中，“崛起”並非一個純粹可愛的詞語。在西方理解中，它意味着如同1860年以後德國突然成長為歐洲超級大國一般、完全改變老歐洲既定政治版圖的“撕裂式”的政治突變，意味着肯定會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可怖”前景，因而也必然會伴隨着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即霸權戰爭。所以當最初中國官方引用學者的話，以“和平崛起”描述本國國力升騰的現實和未來外交戰略時，西方世界根本無法理解；後來轉而使用“和平發展”一詞，希望以此昭示給世界一個溫和的、國力平緩上升的大國形象，似乎起到了一定的釋疑作用。

然而，其他國家更多觀察的是中國硬實力尤其是戰略力量的提升速度。這也就是長久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指責中國軍事不透明的理由所在。既然他們無法獲知（當然，主要是根本不相信）中國的戰略意圖，那麼他們只能靠衡量中國的戰略能力來評估中國的可能動向。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集中精力大搞國內建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可算作超高速經濟建設時期；近年來，中國的各項改革猛然發力，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陡然加速，在國際事務中有所作為的籲求也不斷高漲。上世紀末受美國悍然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刺激所引發的中國國防裝備更新換代熱潮，也在十年磨劍之後呈井噴之勢。於是國際社會屢見中國從2010年之後大批高精尖武器裝備研發、列裝。

國防現代化本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補課之舉”,然而如此超乎國際社會心理預期的發展速度，加上中國展現出明顯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強勢和越來越主動的外交舉措，所有這些合在一起，就極容易造成這樣一種全球觀感，那就是當美國因為戰略決策而深陷反恐戰爭的泥潭、西方世界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而無法自拔、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哀鴻遍野之際，中國既保持了一定量的經濟增長，又在大規模地進行國防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升級，並且越來越強調戰略投放能力，越來越強調中國的世界利益，東風壓倒西風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當此之際，中國周邊的某些國家基於各種考量，在曾經與中國存在“爭議”的地區貿然採取政治或軍事行動，打破了原來中國與相關國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默契和平，也打破了中國試圖努力營建起來的“和平發展”的溫和局面。就像是巨龍緩緩出水時突然有一個淘氣的孩童投下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本不該那麼緊張的局勢一下子就足以令天地變色。

同樣的，在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爭端中，中國的行為無論多麼合理合法，都極容易讓其他諸國將這些行動與歷史上謀求改變秩序的崛起國聯繫起來，從而營造出一幅新興國家蠻橫挑釁現實的虛幻圖景，進而加深列國對中國作為現存秩序挑戰者的恐懼。於是，美國作為老牌世界霸主，無論多麼不相信霸權戰爭理論，多麼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都無力反駁現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沒有足夠實力保持直接存在，就只能通過扶植盟友，增強盟友的能力來包圍、制衡中國。這就是當前在西太平洋地區美國對中國戰略遏制的根本邏輯。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個明確規劃好了的所謂“C”型包圍圈。美國人並沒有那麼深謀遠慮，那麼高瞻遠矚。目前中美在南海，乃至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對峙，都可謂情勢性發展的結果。而情勢性發展的意思就是，雙方都不希望局勢持續惡化，都不希望最終走向武裝對抗。也就是說，是可以解局的。

首先，美國及其盟友連同其潛在盟國必須深刻認識到也已經認識到當前中國在捍衛自己領土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中國在南海地區不惜耗費大量物力財力進行島嶼建設，本質上與中國是否營建前沿軍事基地無關。實際上，這些人工島嶼距離真正的後勤補給基地太遠，太缺乏戰略屏障，而距離潛在敵人又太近，恐怕在真正戰爭時期也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營造它們，展示的是中國政府維護本國尊嚴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中國絕不肆意欺凌任何國家，但也絕不縱容群小犯我。

中國一貫主張相關區域的爭端只能由兩國政府通過富有耐心的外交磋商心平氣和地予以解決，實際上過去幾十年中相關各國尤其是中國正是本着這樣的默契共同維繫了該地區的和平。而在世界整體經濟形勢下滑刺激列國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不斷上升的背景下，有關國家徒恃在中國韜光養晦時期擅自改變現狀所占得的若干利益，不僅反對中國行使對該區域享有的早已達成共識的“共同開發”的權利，而且貿然引入域外大國，試圖以此制衡中國，進而謀求過去已經被其擅自改變的南海局勢永久化和合法化。這除了刺激矛盾之外，毫無益於爭端的解決。中國人素不信邪，更非欺軟怕硬。在遙遠的大洋之中營建島礁，宣示的正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這種精神偉力。

其次，美國必須清楚，當下全球政治的穩定，根本地維繫於中美兩國關係。只有通過對話和談判，中美兩國才能在若干關鍵問題上達成一致。正如俾斯麥告誡的那樣，政治是一門追求次好的藝術。南海位於中國的家門口，正如同墨西哥灣之於美國一般，美國怎麼可能允許蘇聯在墨西哥灣保持存在？所以美國必須清楚，適當放棄乃至逐步撤出美國人在西太平洋地區本不大受歡迎的霸權勢力，才是該地區保持和平的根本所在。

如果美國不能將其國內慣行的政治妥協靈活運用到對待中國問題上來，如果不能接受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的必然增加，恐怕中美之間的直接對抗終將形成。

最後，在處理南海糾紛過程中，我們應當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斷上升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警惕本應當根據中國和平發展大戰略的基本要求穩妥、慎重處理的南海爭端在不那麼冷靜甚或因為中國已經滋生出來的龐大物質資源而極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會公共輿論和民族大眾情緒的脅迫下走向極端，失去應有的戰略靈活，切忌因為我方的誤判而促成、強化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一致行動。

正如毛主席不斷告誡的那樣，高明的政治應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敵人，增強自己。在南海問題上，能否掌握分寸，適可而止，絕不因為戰術緣故而擾亂整個和平發展的戰略布局，將極大地考驗中國政府的戰略素養。在此，有必要重溫毛主席的“戰略天才”：

“……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退避三舍’。……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就是‘禮尚往來’，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必須注意幾個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出自《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領導人民對敵鬥爭的策略，必須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開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從有理、有利、有節的觀點出發，一步一步地和穩紮穩打地去進行，決不是大喚大叫和橫衝直撞的辦法所能成功的。”（出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