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過去數月的強硬談話，完全不能改變北京對南中國海的堅定政策。

上個星期，中國外交部不顧美國警告，宣布中國將繼續建設島礁來滿足軍事和民事需求。華盛頓若繼續以這種方式和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打交道，效果可想而知。很明顯的，美國需要採取新的方式。

制定一個更好計劃的首要步驟，是確保我們了解問題是什麼。長久以來，大多數美國政治領導人和決策者都低估了中國實力的增長，和中國要以其實力在亞洲爭取更大領導角色的決心。

這讓他們以為，美國的一些低成本、低風險外交策略，比如對南中國海問題的表態，便足以讓中國放棄對美國在亞洲主導權的挑戰。這假設只要美國顯示其決心，中國就會卻步。事實上，這正是美國把戰略中心轉向亞洲的基礎。但這戰略卻是說得多做得少。

目前，強硬的言辭明顯是不足的。中國不會輕易言棄。在亞洲爭取更大領導地位，是中國國家主席和其同僚的優先考量。他們並不魯莽，但他們準備努力嘗試，並接受真實的代價和風險來達到目標。

美國要抑制中國的區域領導雄心，就必須和中國有同樣的決心。美國若要中國後退，就必須大力阻止。

這樣的邏輯讓美國一些主要戰略家趨向探討走回冷戰思維的道路。嘗試與區域夥伴建立聯盟來抗衡中國是很自然的做法，包括舊盟友如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和更多不是盟友的國家如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簡而言之，一個亞洲的北大西洋公約機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思維開始影響美國同這些國家的關係。

然而，這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是這些國家是否可以有效地聯合起來抗衡中國。

它們抑制中國的共同利益，是否大過各自同中國這個經濟強國深化關係可以帶來的好處？

它們都不願意在中國的陰影下生存，但它們會不會為了要維護美國在亞洲的傳統領導地位而犧牲同中國的關係，就不是那麼明確了。

冷戰模式在亞洲行不通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固然態度強硬，但同蘇聯相比，在政治和戰略上對鄰國的威脅卻遠沒有那麼大，而在經濟上卻又充滿吸引力。

第二，從根本上來說，相對於美國，中國遠比蘇聯強大。中國的武裝力量比不上蘇聯，但經濟上卻遙遙領先，而且不久後還將趕超美國。事實上，根據一些指標，中國已在經濟上超越美國。

如果美國決策者希望中國像蘇聯一樣的瓦解，他們可能要等好長一段時期。

第三，美國和中國對敵涉及的自身利害關係，不像在冷戰期間遏制蘇聯那麼至關重要。

1950年代，美國的確害怕蘇聯會試圖主宰世界，並在美國本土對美國人構成威脅。我們比較難以想象中國造成類似威脅。這意味着，除了說它已經習慣了而且不願意失去領導力，美國真得需要維持一向來在亞洲主導權的原因並不是很明確。

當美國人問自己願意冒多大風險，和付出多大代價來維護在亞洲的主導權時，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中國越強大，情況就越清晰。除非美國願意更大幅度增加其國防開支，和冒美國城市受到核攻擊的危險（正如冷戰時期一樣），它就不可能期望在亞洲遏制中國。

大多數美國人希望美國還是亞洲的主要強國，但很少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如果他們認識到，美國區域領導地位的終結，不一定意味着中國將取代美國並建立自己的霸權，情況更是如此。

一個不是由美國或中國主導的亞洲新秩序，可以有多種模式。最理想的模式，是美國和中國分享影響力並相互平衡。

美國將後退一步，不再是區域唯一領導者，但卻繼續在亞洲的戰略和政治事務維持重大角色。

中國將前進一步，享有比封建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崩潰以來的更大領導角色。不過，其勢力將受到美國和其他區域強國的平衡與限制。

當然，類似上述的新秩序不容易建立和維持。北京與華盛頓的領導人都必須接受他們的實力會受到限制，而這是雙方都會感到不舒服的。可以想象，他們願意這樣做的唯一原因，是這看來是避免戰略競爭不斷升級——不但他們得付出沉重代價和冒巨大風險，鄰近國家也是如此——的唯一出路。

此外，中美兩國的經濟也有賴於它們尋求一種可以持續的“暫時妥協”。單是這個原因，就讓我們有理由期望，上述新秩序是有可能實現的。

不過，這需要細膩的外交技巧。而且，除非華盛頓認識到問題的重大，並了解到不能重演冷戰來解決，外交努力才可能開始。

作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戰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