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剛：新加坡模式和中國模式

2015年07月29日

聯合早報

吳俊剛專欄

比較具體的說，本文所要討論的是新加坡式的賢能政治和中國式的賢能政治。這裡所謂的賢能政治就是目前在中國清華大學執教的貝丹寧教授（Daniel A. Bell）所指的Political Meritocracy。1990年代初期，貝丹寧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數年，對新加坡政治有一定的了解。

新加坡的用人唯才制或簡稱唯才制度（meritocracy），大家都耳熟能詳。簡單地說，任用人的標準是看一個人的能力、實際工作表現，甚至人品德行，而不是看家庭背景，或是靠裙帶關係或財富。這是一種民主社會人人可以接受的原則。我們的公共服務體系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個原則擇優錄取，考核升遷的。但是，在政治上，如何落實這個原則卻似乎很少人關注。所以，貝丹寧的新著頗值一讀。

政治上選賢任能的課題之所以被忽視，或者說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是因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已經被西方的政治理論洗了腦，滿腦子充斥的概念只是一人一票，兩黨制，透明度，制衡，政黨輪替等等。好像這些就是民主政治的全部。但選舉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似乎少人理會。然而，這才是關鍵所在，也是新加坡建國元勛們最揪心的事情之一。

理論上，選舉就是要選賢任能，而民主選舉則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和過程，來選舉一個賢能的政府來治理國家，為百姓謀幸福。這應該也是每個選民心目中的理想。但在實際操作上，民主選舉的結果往往卻與人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在很多國家，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多數不是賢能政府，而是平庸或無能政府。

貝丹寧因此把目光聚焦到新加坡式和中國式的賢能政治。最近，他出版了新書《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深入探討選賢任能的課題，比較西方民主和中國的一黨制在選賢任能方面的優劣，當中也涉及對新加坡模式的觀察。

貝丹寧的“中國模式”指的不是中國的政治現狀，而是把中國所實行的選拔方法作為一種理想模式來討論。很明顯，他是偏向選賢任能的做法的，因為他觀察到一人一票制在這方面的明顯缺陷。作為一個來自加拿大的西方人，他服膺民主，因此，他的理想是民主與賢能政治的結合。問題是該怎麼做？做得到嗎？在一人一票已經成了根深蒂固教條的歐美，這確乎是不可能的。但貝丹寧認為，對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模式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中國更有條件實行賢能政治

在他看來，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實行“一人一票”沒有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選的領導是什麼樣的人。對於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可以有一些民主，但是基本上應該靠“賢能政治”。換言之，地方上可以有民主選舉，但中央政府領導人則應通過賢能制度選拔。

比較令新加坡讀者感興趣的，也許是貝丹寧對新加坡式的賢能政治的看法。他認為，新加坡的賢能政治和民選制度之間存有一種內在的矛盾。如果有朝一日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失去了多數，這個矛盾就可能顯現。理由是，新加坡的賢能政治是建立在一黨獨大的基礎上，由於長期的穩定性，讓行動黨能夠實行有系統的領袖培養計劃，讓有潛質的人歷經幾屆大選的磨練，這和一個多黨制政體是難以匹配的。因為，多黨政體往往造成政黨輪替，政權更迭。

換言之，如果政黨不斷輪替的情況在新加坡發生，建立在行動黨穩定執政基礎上的賢能政治就難以為繼。新加坡人才有限，這些人如果覺得投身政治，要經歷那麼長時間的磨練，結果又不確定，他們可能就會對政治敬而遠之，或者為了贏得大選而不作長期的規劃。因此，相形之下，一黨執政的中國反而更有條件實行賢能政治。

選賢任能，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延續千年的政治傳統，基本的機制就是科舉制度。這本來是個很好的制度，只是被扭曲了而失效。比如八股取士，能寫好八股文的才子未必就是治國人才。所以，考核制度重要，方法也同樣重要。今天中國的幹部遴選培養和考核制度，或許可以視為是回歸到選賢任能的儒家傳統。

但嚴重的腐敗問題說明，現行制度還有很多缺陷，必須不斷完善。比如，中共領導人知道，腐敗是可能亡黨亡國的，因此必會下定決心整治，同時完善防腐敗、反腐敗的措施和機制。貝丹寧認為，如果這個模式能持續改進，日趨完善，那麼“中國模式”有朝一日就可能成為“一人一票”以外人們可以選擇的一個替代模式。

至於新加坡模式，我們的確必須認識到，我們的賢能政治是建立在行動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上。這個穩定性讓政府能夠作長期的政策規劃，以及實行痛苦的改革，比如歷次的經濟結構重組，勞動力政策調整，以及遇上經濟衰退時的公積金大幅下調等等。如果政府沒有把握在實行這些痛苦而必要的措施後，還能繼續贏得下屆大選，那很可能就會轉而採取軟措施，應付一下短期的問題，把長期問題撇到一邊。希臘等國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情境。

一黨獨大和與之俱來的穩定性到底能維持多久，這是個沒有人能肯定回答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們屬於一個“例外”（exceptional）。這個例外得力於各反對黨的長期積弱。正如貝丹寧所觀察到的，一旦新加坡政治也走上“常態”，政黨頻繁輪替，政權不斷更迭，像其他許多多黨制國家一樣，那麼，例外就可能立即消失，不凡將會歸於平庸。因為，沒有一個無法長期執政的政黨能夠或有意願實行長期的政策。

新加坡模式到底能持續到什麼時候？新加坡政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都是未可知的。中國模式是否能最終演變成一個其他國家也會效仿採用的模式？這也是進行式，沒人能預見得到。兩個模式未來的命運如何，我們也只能持續觀察。

作者是新加坡前新聞工作者、前國會議員

新加坡的賢能政治是建立在行動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上。這個穩定性讓政府能夠作長期的政策規劃，以及實行痛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