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無疑是研究歷史最生動、最直觀的素材。

1826年，法國工匠尼埃普斯將一種瀝青融化後塗在金屬板上，經暗箱曝光後得到一張街景的照片。此後，又經過幾代人的改進，攝影術突飛猛進，舉凡人物肖像、山川河流、房屋街景、事件場景、飛鳥魚蟲……，無不成為攝影家的鏡頭之物。也因此，人類的歷史便更加有模有樣有聲有色多姿多彩起來。

有人說，照片是會說話的歷史，這是因為照片所攝取的內容能更直觀的反映某一歷史階段的風貌，其所承載的大量信息，還原歷史場景的龐大功能，是文字所無法替代的。照片，更能拉近現實與歷史間的距離。這也可能是它被眾多史家青睞的原因之一。

眼前的這組圖片拍攝於1937?1945年，跨越八年。誰都知道，這八年，正是抗戰的八年，中國軍民猶如處在煉獄深處，水深火熱卻又不斷奮進、同仇敵愾。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而抗戰，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國共兩黨，也暫時放下了多年的恩怨糾葛，將矛頭對準了侵華日軍。

有關國民黨方面的抗戰圖片，此前有章東磐主編的《國家記憶》，章先生從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出大量抗戰圖片，這些由美軍通訊兵拍攝的照片基本上涵蓋了中緬印戰場的方方面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那段浴血可泣的悲壯歷史，無怪乎有人稱讚此書，是“一部飽含人性的歷史”。基於歷史的原因，《國家記憶》所反映的僅僅是國民黨抗戰，而且也僅僅是局部戰場。

近日出版的這組名為《中國抗戰》的圖片集，正好補《國家記憶》之不足，是晉察冀軍民奮起抗戰的見證。這組照片得以面世，有着曲折的經歷。

還是《國家記憶》的主編章東磐，無意中得知美國民間攝影家喬?施瓦茲的後人藏有一批珍貴的抗日圖片，多方聯繫後得知，施瓦茲收藏的這些圖片共147幅，主要來自於沙飛主編的《晉察冀畫報》，是抗戰勝利後美國進步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從延安帶回美國的，全稱為《晉察冀邊區影集》。

斯特朗仔細地將這些照片按內容作了編排，分為《軍事鬥爭(一)》《軍事鬥爭(二)》《民主政治建設》和《冀中平原的游擊戰》四部分，放進四個天鵝絨封套的本子。她認真地將照片原有的中文說明一一翻譯成英文，部分字句的翻譯還反覆作了修改。

二戰後的世界政治波詭雲譎，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國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涉及美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各個層面，斯特朗帶回美國的這批照片只得束之高閣。

1958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離開美國，到中國定居。臨行前，教會贊助人和教會牧師朋友的身份使她把所有的個人物品寄存在洛杉磯一所聖教會內一個鎖着的地下室里。教會將這些東西都鎖在教堂的一個儲物間裡，使這批照片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裡被完整保存下來。

時間久了，可能是連斯特朗自己也忘了曾在教堂寄存過這些照片，直到1970年去世，斯特朗也沒再提起過它們。

幾年後，教會將這批物品拿出來拍賣，一位美國攝影師將照片買了下來。此人便是喬?施瓦茲。

得到照片的施瓦茲將之重新翻拍修補，在21世紀初，做了大型展覽，這些曾經蒙塵的照片遂重見天日。

這些照片，內容豐富，幾乎涵蓋了晉察冀抗戰的方方面面，有行軍路上、有操練格鬥、有戰鬥瞬間、有戰後檢討、有後方建設、有國際援助，甚至更有日軍赤裸裸的暴行……

當年，這些照片於《晉察冀畫報》登出後，引起了巨大反響，侵華日軍得知暴行被揭露，遂在以後的掃蕩中，將畫報社作為重點攻擊目標之一，也因此，畫報社專門成立了保護底片的戰鬥小分隊，在冀晉交接花塔山上與日軍周旋。“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這是他們提出保衛底片的口號，實際上，他們正用行動踐行了這一口號。

1943年4月19日深夜，畫報社正在加緊趕印第三期《晉察冀畫報》，卻傳來日軍掃蕩的消息，畫報社成員在副主任羅光達的指揮下，拆卸機器，按早就演練過的步驟分批裝運，分散撤離。突圍中，攝影師雷燁因不熟悉地形，跑錯了方向，迎面遇上日軍。他和通訊員頑強抵抗，與敵人短兵相接，身負重傷的他“趕走”通訊員，打碎隨身攜帶的相機等物品，做完這些後，飲彈自盡。是年僅26歲。

七十多年後再看，為那段受辱的歷史，為慘遭日軍殺害的同胞，為起而抗戰浴血疆場的先烈，也為冒着生命危險留下影像的攝影家。

記住歷史，並不是記住仇恨，而是如何消弭戰爭，使這樣殘酷的故事不再發生，任何挑起事端、叫囂戰爭的事情，都是不人道的，都應扼殺於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