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Kim Jong Un)已經像個中世紀專制君主那樣統治朝鮮了,但他最近的怪異法令事實上是試圖改變時間。為紀念戰勝“邪惡的日本帝國主義”70周年,這位朝鮮普巴(poobah,意為至高無上的君主——譯者注)頒布法令,規定他的國家將把時區推後半小時,以抵制日本在占領朝鮮半島時強加於朝鮮的時區。
這一法令或許怪異,但歷史上不乏統治者更改時區以彰顯自己權力的先例。當這類決定將真正的權威制度化時,它們顯得專橫;而當這類決定只不過是假裝權威時,它們呈現出從不安到荒謬的各種面貌。
推進時區的是新科技,但時區的面貌則是由政治上的心血來潮決定的。當工業的刺耳節奏取代了太陽設定的農業節拍時,時區就誕生了。在農業社會時期的19世紀中葉,美國有300多個時區。隨着鐵路的發展,一個私營部門解決方案誕生了:幾家鐵路公司在1883年強制分出四個時區,一直沿用至今。
全世界很快理順了時間——基於倫敦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MT)劃分成數個縱向時區,但具有象徵意義的古怪、異常安排依然存在。
對不順從的民眾強行施加單一時區,就如日本曾經對朝鮮做過的那樣,除了可以展示力量,還能提高行政效率。沒人能控制太陽,但統治者可以控制臣民能看到多少陽光。納粹德國在它占領的西歐國家實施統一時間。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去年侵占克里米亞後,在該省強行實行了莫斯科時間。
但是,出於象徵原因而採用不方便時區,就顯得缺乏安全感了。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後,毛澤東在全國推行了北京時間。中國現在只有一個時區,而橫跨同樣緯度範圍的俄羅斯有五個時區。每年冬天,中國西部地區居民都有好幾個月得在黑暗中起床。但實行新的時區,看起來可能像對新疆西部地區受壓抑的不滿分子作出讓步,其中一些人已經非正式地用起了當地時間。
同樣地,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後,也將英帝國統治時期的幾個時區合併成一個,然後刻意將這個統一時間奇怪地設定為比倫敦時間早五個半小時。統一時區浪費電力,而且為了讓太陽和時間相一致,印度最東邊的省份阿薩姆邦的農民不得不使用非正式的“茶園時間”。
而當一個時區的設定純粹出於象徵意義,它真的會顯得奇怪。2007年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將本國時區調後半小時,讓委內瑞拉的鐘表與鄰國對不上時間,這麼做唯一明顯的理由就是因為固執。
最有趣的例子莫過於西班牙。西班牙大部分國土都位于格林尼治子午線的西邊,其實本應該與英國和葡萄牙遵循同樣的時間。可是西班牙全國使用的是歐洲中部時間,與波蘭位於同一個時區。西班牙的一個國會委員會已經得出結論,使用錯誤的時區導致西班牙人起得太晚,容易疲倦,且生產效率低下。
西班牙現行時區是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留下的一個老謀深算的遺產。當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要求佛朗哥放棄中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佛朗哥這個人對壞主意有敏銳的判斷力,他抵擋住了希特勒的壓力。但他知道一切保持一致對法西斯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於是他作出了一個了不起的、毫無意義的姿態,改用了柏林時間。(提醒一下,1945年希特勒在德意志國(Reich)崩潰後自殺,而佛朗哥則是在30年後安詳地死於位上。)
不難看出朝鮮此次更改時區在“荒謬光譜”上處於何種位置。考慮到朝鮮一團糟的經濟情況,平壤方面採取何種時區其實沒多大重要性。日本當年輸掉了戰爭,但日本的經濟奇蹟贏得了和平。金正恩能改變時區,但他無法逆轉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