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體能走出當前的陷阱嗎？

【公孫明按：是否能走出陷阱，這次習李的救市結論就是最簡捷明確的答覆！

本文作者的論據發揚了老子哲學中的“天之道, 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 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思想，甚好！】

王中宇 · 2015-08-31 · 來源：烏有之鄉

 

為了維持這對賭過程，經濟學家們創造各種理論為泡沫辯護。然而，泡沫終歸是泡沫，一旦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就必然破滅。且泡沫吹得越大，破滅越慘烈。隨着泡沫破裂，整個經濟陷入危機。

新平衡：希望與現實

   

貨幣中性？

從“迷失的貨幣”到“貨幣需求函數”

市場原教旨主義：“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貨幣信用周期”與“風險偏好”

上、下半場與儲蓄率

思考

   一般均衡論是主流經濟學界的核心理論框架。這一理論的實質是論證資本主義經濟體能自發地達到均衡狀態，並有自發的能力矯正失衡。由此，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合理性和萬壽無疆的前景。

   2007年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處於衰落、動盪中，至今不見企穩的跡象。資本主義經濟體能走出當前的陷阱嗎？2013年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出版《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為焦慮不安的人們帶來一線曙光。

   此書獲得國內主流經濟學界的廣泛好評。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全國人大常委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等，均出面推薦（見《彭文生：尋找中國新平衡》2013年05月20日財經網）。可見彭文生的觀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主流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態勢的看法。由此可以理解國內主流經濟學界當前的分析思路。

   彭文生指出：

   “在金融危機前的30年，主流的政策研究和市場分析框架有一個重要假設：貨幣信用中長期來講是中性的，只影響通脹，只要通脹控制住了，宏觀經濟就沒有大的不平衡。”（《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新著：《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2013-06-07 經濟學家）

   對此他提出了質疑：

   “經濟學界對主流理念的最大反思是其對資產價格和貨幣信用周期的特殊性重視不夠。”

   “金融危機再次提醒人們，資產價格和貨幣信用結合起來，有超越增長和通脹短周期波動的重大影響。正確理解我國貨幣信用大幅擴張的含義對判斷未來的經濟走勢至關重要。”（同上）

   換而言之，他認識到“貨幣中性”的假設不符合實際，而“資產價格和貨幣信用”對判斷經濟走勢至關重要。認識到這一點總是一個進步，可惜來的太晚、太淺了。既然“貨幣中性”假設是理論框架的基石之一，就應該研究這一假設為何不成立，抽掉這塊基石，理論框架會怎樣？

貨幣中性？

所謂“貨幣中性”來源於美國的經濟學家費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於1919年提出的費雪方程式：

MV=PY

其中M為貨幣發行總量，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可交易財富，這成為貨幣數量理論的基礎，是如今大學經濟學教科書的主要教條之一。根據這個教條，價格由貨幣發行總量M、貨幣流通速度V、可交易財富Y決定：

P=MV/Y

  亦即,如果貨幣流通速度V不變，價格由貨幣發行總量和可交易財富決定。增發貨幣只是等比例地影響價格，不影響可交易財富----經濟體的總產出。這就是“貨幣中性”假設的由來。所以各國的宏觀經濟調控當局主要集中於通脹率（即價格），認為“只要通脹控制住了，宏觀經濟就沒有大的不平衡。”（《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新著：<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 2013-06-07 經濟學家）

這個假設是否成立，本可用統計數據檢驗之。奇怪的是，直到彭文生出書的2013年，國內主流經濟學界一直在這個教條下撲騰，也沒見有人去檢驗它一下。

  費雪公式描述的是貨幣發行總量、可交易財富和價格間的關係。

  貨幣發行總量M₂由三部分構成：流通中的現金M₀、活期存款、準貨幣。其中的準貨幣為金融機構的各類存款（除活期外），銀行需為之付利息，因而必須將其貸出以賺取更高的利息，否則銀行將無法維持。活期存款的利息率很低，經常趕不上通脹率，它更可能對應於暫存的購買力。流通中的現金M₀直接用於購買商品和服務，它對應於社會購買力。因此我們需同時對這三類貨幣檢驗費雪公式成立與否。

  宏觀經濟調控當局關注的通脹率一般由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消費者價格指數(CPI)、零售物價指數(RPl)、GDP平減指數表現。對社會公眾影響最大，因而也最為當局關注的，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而反映整個經濟體價格變化的則是GDP平減指數。

  統計年鑑中的最終消費支出（當年價），相當於以不變價格計的最終消費支出乘以消費者價格指數。根據費雪公式，它與貨幣發行量應成正比例關係。因此，由二者作的散點圖應排列在一條由原點出發的直線上。用統計數據檢驗的實際結果見圖01：

圖01：費雪公式檢驗1（最終消費支出）

  數據顯示：流通中的現金M₀的判定係數R²高達0.992，樣本點幾乎全在趨勢線上，可見流通中的現金M₀基本上滿足費雪公式。活期存款的判定係數R²為0.967，樣本點偏離趨勢線，說它滿足費雪公式已經比較勉強了。準貨幣（其他存款）的判定係數R²更低，僅0.956，樣本點明顯偏離趨勢線，且有系統性的偏差。可見它基本不滿足費雪公式。

換一個角度看得更清楚。費雪公式導出M/PY =1/V,放到這裡就是貨幣/最終消費支出（當年價）為某個常數。數據檢驗結果見圖02：

圖02：費雪公式檢2（最終消費支出）

  數據顯示，只有流通中的現金/最終消費支出（當年價）近似於一個常數，活期存款/最終消費支出（當年價）顯然不是常數，準貨幣/最終消費支出（當年價）更不是常數。

  亦可用GDP代替最終消費支出作類似的檢驗。統計年鑑中的GDP（當年價），相當於以不變價格計的GDP乘以GDP平減指數。用統計數據檢驗的實際結果見圖03、圖04：

圖03：費雪公式檢驗1（GDP）

圖04：費雪公式檢驗2（GDP）

  數據同樣顯示：用GDP檢驗得出的結果與用最終消費支出檢驗的結果類似。

  可見，被主流經濟學一鍋煮的貨幣發行總量M₂，實際上由三個部分組成，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屬性。其中，流通中的現金M₀大體滿足費雪公式，在經濟體中主要扮演“交易媒介”的作用。而準貨幣基本與費雪公式無關。由於銀行需向儲戶支付利息，故而必須用其掙得更高的利息，才能維持銀行的運轉。可見這部分貨幣的實質是逐利資金，它不在乎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而在意於“以錢生錢”。至於活期存款，介於二者之間，更可能扮演暫存購買力的角色。由此可見，簡單地將貨幣發行總量M₂視為交易媒介，明顯脫離現實。

  這一假設脫離現實的程度，取決於三者占貨幣發行總量M₂的份額：

圖05：貨幣構成演化

  數據顯示：流通中的現金M₀占比最高的年份（1988）也僅有22.97%，其占比一路下滑，到2013年僅為5.29%。用它的屬性來代表整個貨幣發行總量M₂的屬性，怎能不錯得一塌糊塗？

  而準貨幣的占比從1990起就突破了50%，到1995年突破60%，到2013年竟高達69.52%！亦即貨幣發行總量M₂中有7成是逐利資金！換而言之，是逐利資金及其擁有者的偏好，在主導着貨幣發行總量的屬性。由此可見，貨幣的本質已經不再是經濟學家們聲稱的交易媒介，而是資本家的逐利工具。當資本家以追逐貨幣積累為核心目標時，他們將自己變成了貨幣拜物教的教徒，成了貨幣的奴隸----人格化的資本。

  觀察上述數據，至少在2000年以前，這些特徵就顯露無遺。非經濟學家的我，在2009年就發現了它（見《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科學時報2009年11月5日A3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269797.html）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界，竟不屑於作起碼的實證檢驗，就埋頭跟着費雪、弗里德曼們跑。被國際經濟危機扇得暈頭轉向，就不足為奇了。

從“迷失的貨幣”到“貨幣需求函數”

事實上，經濟學家們早就發現貨幣發行總量不滿足費雪公式。有意思的是，他們不去質疑費雪公式，不去分析貨幣的構成與作用，而是問：貨幣發行量長期明顯高於GDP的增長，卻沒有引起明顯的通貨膨脹，那超發的貨幣跑到哪裡去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西方經濟學家們稱之為“貨幣的迷失”，意指貨幣增量中無法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解釋的部分。於是，中國唯洋是從的經濟學家們也煞有介事地討論起“貨幣的迷失”問題來，相關論文在經濟金融類刊物上連篇累牘。

凱恩斯、弗里得曼、麥金農等人試圖用各種因素解釋貨幣需求量，涉及到的因素包括總財富、國內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股票市場、經濟預期、制度和經濟變革對貨幣需求的影響等等。由此提出了“貨幣需求函數”的概念。國內外經濟學家們用複雜的數學工具研究“貨幣需求函數”，但均未能提高對貨幣需求的預測能力，只是得出了“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的判斷。這只是對現象的另一種表述，沒作出任何解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提出“貨幣主義”，基於這個主義，弗里德曼倡導“貨幣數量規則”，將貨幣發行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名義錨”，意圖通過調控貨幣發行量，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和社會的穩定。

然而“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使央行無法確定合理的貨幣發行量指標，這迫使許多國家的央行放棄了這一目標。上世紀90年代，新西蘭最早試驗“通貨膨脹目標制”，以預訂的通貨膨脹率目標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根據通貨膨脹率與預定目標的差距來決定貨幣發行量的收縮與擴張。此後加拿大、英國、瑞典、芬蘭、智利、韓國、波蘭、巴西、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家都紛紛效仿。

而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操作目標，其理論基礎是“泰勒規則”（Taylor 1993年），Taylor認為，真實利率是唯一能和實際產出以及價格水平保持長期穩定關係的變量。因此央行應根據通脹率和總產出實際值與目標值間的差距來調節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不同於“通貨膨脹目標制”，“泰勒規則”關注的是利率。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隱含假設是：經濟體存在一個合理的通脹率，應據此調控貨幣發行。“泰勒規則”的隱含假設是：真實利率決定了實際產出與價格水平，且存在一個利率水平，在此水平上，全社會的產出與價格是可接受的。

廣州大學的鄧宏發現，通脹率與利率高度相關，相關係數高達 0.9（見鄧宏《利率與通貨膨脹率關係的實證分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卷第 3期2009年 3月）。可見無論“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是“泰勒規則”，其本質是試圖控制全社會的資本平均利潤率。利潤率太低資本擁有者將失去投資的動力，而利潤率太高，將導致高通脹，社會將難以承受。央行的目標就是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承受的水平，引導經濟體平穩運行。

至此各國的宏觀調控事實上已經背離了費雪和弗里得曼的理論。純粹靠經驗，在社會承受的通脹率和資本家追逐的利潤率之間走鋼絲。宏觀調控當局事實上是只顧眼前的機會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沒有清晰而被證實的理論指導，在黑暗中摸索前進。而他們摸索的道路卻將經濟體引向懸崖。

現在我們知道,所謂“貨幣的迷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問題。所謂“貨幣需求函數”不穩定是因為貨幣的主體根本就不是“交易媒介”，它當然不可能滿足費雪公式，它的不穩定不過反映了“以錢生錢”者在貪婪與恐懼間的擺動。作為以錢生錢的逐利資金，它有自己的邏輯，這就是“利潤極大化”原則。我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中，基於統計數據，已對其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見第一編 貨幣循環觀察 第一章 三大失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379.html；第一編 貨幣循環觀察 第二章 利潤極大化、凱恩斯主義與第四大失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565.html），這裡就不重複了。利潤極大化機制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本質特徵。無視這個本質特徵，將分析框架建立在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貨幣中性”上，這就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失足的地方。正因為如此，主流經濟學界才對經濟危機毫無預見能力，當經濟體已經掉下懸崖之後，眾多主流經濟學家仍盲目地堅持市場原教旨主義。

市場原教旨主義：“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2007年的次貸危機，被證明是這懸崖的邊緣，世界經濟跌下來後，至今看不到出路。而在2007年，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樂觀地認為。這只是一次規模稍大的調整。直到2008年20日美國政府要求國會批准一項總額達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仍認為，應等待他們堅信不疑的市場機制來解決問題，122位經濟學家聯名致信國會，反對7000億美元的救援計劃。他們宣稱：

“從本質上講，為了使短期的崩潰中止而弱化這些市場是非常短視的。”（《美國122位經濟學家聯名反對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中廣網 2008-09-25）

國家特殊津貼獲得者、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顯然認同這一觀點：

“目前的美國金融危機還是屬於金融現象，是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出現了問題，而商業銀行傳統的業務如清算、支付、存儲等還沒有受到破壞。從這個角度講，沒有必要認為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一些金融機構倒掉是允許的。”（《國內金融體系受到直接衝擊很小》廣州日報 2008-09-17）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教授孫立堅則樂觀地宣稱：

“美國政府已經責成高盛和大摩這兩家最後的投資銀行向健全的商業銀行體系轉換,將其中的一部分業務和人力回歸到傳統的支持實體經濟領域上來。這意味着美國投資銀行控制華爾街創造的金融財富的‘輝煌’時代宣告結束，從而將徹底告別濫用金融創新所帶來的‘虛假的繁榮’的投融資環境，世界經濟將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發展軌道中來。”（孫立堅《美國7000億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東方早報）

當世界經濟已經掉入深池7年多後，我們應該看出，這深池本身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和“泰勒規則”挖出來的。按這樣的調控準則，只要通脹尚可容忍，就可以增發貨幣，完全無需考慮全社會的貨幣發行總量與可交易財富間的平衡。於是貨幣增長率持續高於GDP增長率，多年積累起來，造就了一個深深的陷阱----在現有的價格水平下，巨大的貨幣存量根本不可能對應於現有的可交易財富。

直白地說，導致這一陷阱的，就是前述“迷失的貨幣”。統計數據已經告訴我們，在貨幣發行總量M₂中，增長最快並已經取得絕對多數地位的是逐利資金---準貨幣。它的目的是以錢生錢，而不是消費，因而不會反映到消費物價上。早期，逐利資金主要通過實體經濟賺錢，但很快實體經濟就不能滿足其胃口。其轉折點有三：

其一，金融機構自1994年從貸存差轉為存貸差（見圖06），此後存貸差逐年擴大，到2008年11月竟高達36.04%（見圖07）。此後當局推行4萬億財政刺激政策，才遏制了其繼續攀升，但從2008年8月到2015年7月，存貸差均值高仍居32.23%。意味着有約1/3的存款不可能從實體經濟得到其利潤。

圖06：存、貸差的轉換

圖07：（存款-貸款）/存款

其二、資本過剩。2003年以前，儲蓄率和投資率差異不大，但2003年後，儲蓄率系統性地高於投資率，且兩者差距持續擴大，意味着存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見圖08）

圖08：資本過剩的發生

其三、金融脫媒。2005年，金融界感到了金融脫媒的沉重壓力，存貸利差為銀行提供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商業銀行面臨資產方和負債方變革的雙重挑戰，‘金融脫媒’現象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業務經營方式的轉型。”（李倩《金融脫媒深化 四大銀行尋求對策》2005年08月17日 金融時報）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超發的貨幣不得不在實體經濟外尋找賬面利潤。這就是資本市場、房地產、影子銀行瘋狂的根源。它們本質上是對賭，而且賭注越滾越大，否則就無法維持。為了維持這對賭過程，經濟學家們創造各種理論為泡沫辯護。然而，泡沫終歸是泡沫，一旦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就必然破滅。且泡沫吹得越大，破滅越慘烈。隨着泡沫破裂，整個經濟陷入危機。

“貨幣信用周期”與“風險偏好”

彭文生從“資產價格”和“貨幣信用”的視角解釋經濟危機。他在《新平衡》一書批評經濟學主流分析框架：

   “對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及其影響把握的不夠”，“認為資產價格的波動與商品價格的波動一樣，長期來講是中性的”。

   所謂“資產”不是一般的商品，獲取它的目的不是消費，而是積累貨幣。有能力獲取它的人不是社會公眾，而是人口中的極小部分，他們擁有的貨幣除維持生計外還有剩餘，有條件“以錢生錢”。前述數據檢驗已經證實，這些錢基本不滿足費雪公式，不可能與商品價格一樣，是“中性的”。

   彭文生認為：

   “貨幣、信用的量是利率變動的一個結果，屬於內生變量，沒有獨立的影響”，主流經濟學界忽視了“和資產價格有關，但又有區別的貨幣信用周期”。（《新平衡》）

   對經濟周期的研究是主流經濟學的熱點之一。已被發現並有研究共識的最短周期，是四年一循環的所謂基欽周期。基欽周期又稱為存貨周期，其內在機制為：追逐利潤的投資衝動導致產能高速增長，而追逐利潤又導致工資的增長遠低於產能的增長，於是社會供給能力逐漸超過社會購買力，導致銷售不暢、存貨積累、利潤率下降，最終引發蕭條，大量廠商收縮乃至破產，靠銷毀多餘的產能來恢復供需平衡。

  比基欽周期長的是9～10年的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周期一般從設備投資占GDP的比例看出。投資收益的走勢直接影響着設備投資占GDP的比例，因而朱格拉周期反映的是實體經濟的投資周期。

   至於彭文生強調的“貨幣信用周期”理論，源於霍特里（R.Hawtrey，1879～1971）對商業周期波動的貨幣分析。霍特里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根源來自於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我相信，形成商業循環的波動的周期特徵完全來源於貨幣因素”（1928）；“存在某個貨幣和信貸的波動是商業循環的充分必要條件”（1927）。（轉引自樊苗江、柳欣《貨幣理論的發展與重建》第四章第三節魏克塞爾的貨幣理論）在他看來經濟波動完全是由於銀行體系交替地擴張和緊縮信用所造成的，尤其以短期利率起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發生危機，完全是由於繁榮後期，銀行體系被迫不得不採取緊縮信用的政策造成的。對信用的擴張或緊縮，彭文生着眼於“融資條件”和“投資者對風險的認知”：

   “金融周期最核心的兩個指標是信用和房地產價格，前者代表融資條件，後者反映投資者對風險的認知和態度，兩者相互影響，具有順周期自我強化的特徵。” （彭文生《金融周期看經濟》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50204120524.html）

   對於“投資者對風險的認知”，彭文生認為：

   “居民和企業持有的廣義流動性的快速增長，刺激其風險偏好，導致非銀行部門對風險資產的需求增加，這是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風險資產估值在過去幾年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儲蓄年齡(25歲－64歲)人口的風險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高，該年齡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全社會的總體風險偏好上升。另一方面，伴隨着非銀行部門的流動性資產快速上升(表現為M2的快速擴張)，非銀行部門的無風險資產也在快速擴大。”（同上）

   用“儲蓄年齡(25歲－64歲)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解釋“居民和企業”的風險偏好。這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對金融資產的風險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主要不取決於年齡，而取決於貨幣擁有量。一個人的貨幣擁有量遠大於其生存所需時，多餘的貨幣對他而言不過是籌碼，若再面臨實體經濟萎縮，就只能到資本市場去賭博了，這就表現為高“風險偏好”；月光族們根本沒有多餘的貨幣去冒險，金融系統根本感受不到他們的風險偏好。當他們“富貴險中求”時，能感受到其“風險偏好”的是公安部門。

   那到底哪些人擁有的金融資產足夠高，以至於可以在金融領域展現其風險偏好呢？統計局對此諱莫如深，央行也不公布相關數據。倒是私人銀行業的市場分析報告露出了端倪。

   2009年3月30日招行與貝恩公司聯合推出的市場調查報告《2009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雲湧》，提供了“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在體人口中的分布數據。2009年11月，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推出了的市場調查報告：《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提供了“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

   這兩組不同來源的數據，給出了一個相當一致的結果，見圖09：

圖09：金融資產在人口中的分布

  （原始數據及分析計算過程見： 第三編 兩極分化觀察 第二章 生產資料占有狀況觀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5722.html）

   數據表明：從金融資產分布的角度看，社會兩極分化極為顯著：“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總共占人口的0.23%，卻占有了84.9%的生產資料。從生產資料占有的角度看，社會被掌握在0.23%的人手中，這個群體共有303.9萬人。不妨將這個群體統稱為“有產者”。即使其中的“中下層”，其人均資產占有量也是“下層”人均值的1,310.62倍。於是這些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產性收入”。其中的“上層”僅占人口的0.015%，不到20萬人，卻占有金融資產的12.86%。在金融業的眼裡，他們是“高淨值人群”，是私人銀行業關注的“上帝”。

   而另一個極端是“無產者”群體，他們占國民的99.77%，卻僅占金融資產的15.1%。人均占有生產資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資性收入”為生。這個人群在金融領域，根本無“風險偏好”可言。

   由此可見，所謂“風險偏好”不在泛泛的“居民和企業”，而在約占人口0.23%的人群、尤其是約占人口0.015%的“高淨值人群”中。用泛泛的“居民和企業”來描述“風險偏好”的真實來源，最大的效用是掩蓋問題的癥結，這不是在做學問，而是在為那個特定利益集團打掩護。

   不過彭文生用“房地產價格”表徵“風險偏好”倒符合事實。一面是蝸居的蟻族，一面是瘋漲的房價，一面是政府的土地財政，一面是用貸款吹起的房地產和用房地產抵押的貸款。這豈止是“風險偏好”，分明是“高淨值人群”最後的瘋狂。

上、下半場與儲蓄率

   彭文生將貨幣信用周期描述為上、下半場，上半場信用擴張，下半場信用收縮。導致擴張或收縮的關鍵因素是儲蓄率：高儲蓄率----信用擴張；低儲蓄率----信用收縮。對信用擴張的原因，彭文生解釋道：

   “高儲蓄率意味着較快的資產或財富積累，而財富的快速增長也要求流動性資產的較快增長，貨幣是其中的流動性資產的主要形式。”（彭文生《貨幣長周期的邏輯》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13日《財經》）

   前面我們看到，在“貨幣”這個概念下，有三個類型：流動中的貨幣M0、活期存款、準貨幣（其他各類存款）。儲蓄率只對應於準貨幣。籠統地將儲蓄率與貨幣對應起來，掩蓋了貨幣的三種不同類型，而它們在經濟體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對信貸周期的“上半場”，彭文生描述道：

“儲蓄率上升意味着中國經濟從短缺型過渡到過剩型，物價上升對貨幣擴張的彈性係數下降。”（同上）

   將準貨幣高度集中於資本家集團，反映社會公眾購滿力的流通中現金M₀相對萎縮這個基本事實，表述為“物價上升對貨幣擴張的彈性係數下降”、“從短缺型到過剩性”，是用物與物的關係掩蓋人與人的關係。這樣的生產關係限制了社會公眾的購買力，卻擴張了資本家的逐利資金，導致一方面產能膨脹，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故在信用擴張的同時能壓抑價格，見圖10：

圖10：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注意，1994年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路回落，而正是這一年從貸存差轉向了存貸差。199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降到了2.8%，此後一直在這個水平附近徘徊，正是在1997年中國經濟進入了過剩型。對此，彭文生描述道：

   “供給過剩型的經濟使得政策過緊對就業的影響超過政策過松對通脹的影響，提高了當局對貨幣增長的容忍度，導致貨幣環境易松難緊。”（同上）

   這樣晦澀的描述掩蓋了金融系統持續性的結構失衡，掩蓋了這失衡背後人與人的關係----資本家集團對勞動者集團的剝奪。但它也暴露出宏觀調控當局面對的困境：怕通脹就要緊貨幣，但它首先緊的是就業，連帶壓縮了已經嚴重不足的社會購買力；怕失業就要松貨幣，但它首先鬆動的是資本家的資金來源，連帶使已經過剩的產能更加過剩，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資金只好湧入賭博性的資本市場、房地產業和影子銀行。

   這顯示出資本家集團和勞動者集團的高度失衡，經濟體的基本運行機制使前者有無窮的手段，將任何宏觀調控政策的利好歸於自己，利空推給勞動者。而宏觀調控的目的本是消除因資本家集團過度聚斂給經濟體帶來的困境。從個體看，幾乎每個資本家都理性而聰明，從整體看，資本家集團根本沒有形成本階級的整體理性。宏觀調控的本質目的是維護這個階級的生存環境，而這個階級卻總是讓宏觀調控失效，這豈不是在給自己掘墓？

   然而彭文生是樂觀的，這樂觀建立在儲蓄率下降的判斷上。

   “人口結構變動本身，越來越多老齡化、年齡大一點的，這樣一個總體年齡結構也是會使得我們社會的儲蓄率會有所下降，這個也會導致總體的消費率會上升。”（《彭文生：中國經濟增速還會回升》2012-07-18 網易財經）

   “消費率的上升意味着儲蓄率將下降，投資率也會相應下降。由於中國人均資本存量仍然不高，總投資需求會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導的強投資衝動仍有制度慣性，所以未來儲蓄的下降會快於投資的下降。”（《彭文生：兼顧效率與公平是新城鎮化的主要挑戰》2012年12月17日  證券市場周刊）

   這些理由言之鑿鑿，卻經不起數據的檢驗。央行的貨幣概覽有逐月的貨幣發行量數據見圖11：

圖11：貨幣發行總量

   數據告訴我們，自1999年12月始公布逐月數據，到2015年7月，準貨幣擴張到13.93倍，活期存款擴張到9.08倍、而流通中的現金僅擴張到4.39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彭文生2012年預言儲蓄率會下降，到2014年始，活期存款、流通中的現金出現了下降的態勢，而與儲蓄率密切相關的準貨幣卻持續上升。如果不是籠統地看貨幣發行總量，而是同時觀察三類貨幣的走勢，就能看到逐利資金與社會消費資金間的失衡不但沒有縮小，自2013年後反而加速擴大（見圖12）：

圖12：三類貨幣的同比

   我們已知，消費資金與逐利資金失衡，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籠統的說“儲蓄率下降”，掩蓋了貨幣增速放緩的結構性特徵。事實上，增速放緩、甚至面臨負增長的是流通中的現金和活期存款，前者主要對應於當期購買力，後者主要對應於暫存購買力。而對應於逐利資金的準貨幣（其他存款），仍保持着高速膨脹，導致危機的核心機制毫無收斂。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態勢！！

   然而，彭文生必須這樣論述，否則他期待的“新平衡”就失了根基。

思考

   至此我們看到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三個職業性習慣：

   其一、重視西方教條甚於重視實證證據。儘管其中許多人可能不承認，但茅于軾早就坦然地說：

“當理論與實際矛盾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我相信理論，並懷疑‘實際’是個假象，因為理論是經過千百萬人的實踐檢驗過了的。”（茅于軾《擇優分配原理》）

   因此，人們不能指望他們基於對現實的觀察分析，得出接地氣的研究結論。

   其二、用晦澀的術語講述物與物的關係，以掩蓋社會現實中人與人的關係。其導出的結論傾向於將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描述為客觀規律之必然。

   因此，人們不能指望他們背離資產階級的利益，站在社會整體的立場思考和論述。

   其三、一般均衡論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思維框架，哪怕它與現實明顯相悖，也要東拉西扯，搞出一個平衡的說辭來。然而，這套說辭過於武斷、脆弱，經不起歷史與數據的檢驗。

   當年金觀濤研究歷史時，使用了別樣的分析框架：觀察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若三者相互適應，該系統就是穩定的，反之則面臨瓦解的危險。以此觀之，傳統的中國社會這三個子系統是相互適應的，這導致了系統的穩定性。然而，土地兼併導致了經濟子系統內部的不穩定，官場腐敗導致了政治子系統的內部不穩定，這兩個子系統的不穩定又導致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瓦解，一個個看似穩定的王朝，就這樣走向了崩潰。（見金觀濤《興盛與危機》）

   從這個視角觀察，會發現過去30餘年來，精英集團竭力建構的系統，同樣追求三個子系統的相互適應：資本主義的經濟子系統支撐着政治子系統的官僚化、意識形態子系統的西方化；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子系統和西方化的意識形態子系統保駕護航；西方化的意識形態子系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子系統和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統辯護。因而，看起來這個社會系統具有穩定性。

   然而，這三個子系統自身卻因為內在的機制，迅速走向失衡。

   資本主義的經濟子系統，以貨幣手段進行聚斂，其效率遠高於農耕文明時期的土地兼併。僅僅30餘年聚斂的生產資料，就達到農耕文明時代需兩三百年才能達到的程度，以至於宏觀調控舉步維艱，兩極分化尖銳激烈，社會矛盾無可調和。

   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統，既無制度化的社會監督，又有資產階級腰纏萬貫、花天酒地、恣意妄為的示範，官僚集團不可避免地迅速、大面積腐化。使官僚集團徹底喪失了社會信用，官員們面對百姓質疑的眼光，往往是灰頭土臉，無言以對。

   西方化的意識形態子系統，一方面以“成功學”引導官、商謀私，一方面以“娛樂至死”麻痹大眾，為政治、經濟子系統服務。這一過程推動着這兩個子系統內部矛盾的積累。更為嚴重的是，西方化的意識形態子系統追求的是“財富控制權力”，亦即讓政治子系統演化為資產階級的保鏢。這與中國數千年的官本位傳統對立，使兩者陷入對抗狀態。結果整個社會系統日益走向失穩。這樣的大背景，使廣大社會公眾對西方化的意識形態系統徹底失望，把持意識形態系統的學閥、大腕、公知、精英們聲名掃地。

   歷史事實和數據證實，利潤極大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本質特徵，一個社會，只要以利潤極大化作為社會要素配置的核心機制，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體，與它標榜什麼，有什麼政體無關。而利潤極大化機制，是有史以來出現的效率最高的聚斂機制。它迅速地造就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使社會無法繼續運轉下去。

   建國六十餘年的歷史，讓國人充分認識到老子的遺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在當今的態勢下，與其夢囈“新平衡”，不如思考“人之道”、“天之道”將作何選擇。此刻，邏輯上的選項有四：

   其一、麻木不仁，聽之任之。結果是底層公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它本質上是“人之道”觸發“天之道”。無論結局是精英鎮壓屌絲，還是造反者推翻精英。在大量殺傷人口、毀滅財富的基礎上，將已經無法運轉的貨幣、債務系統清零，建立一個新的平衡。社會如西西弗斯重新從山底下向上推巨石。許多史家稱此為“革命”，它其實是輪迴中的一個必然環節，在劫難逃而已。

   其二、精英集團竭力向外擴張，靠外部的資源、市場、勞力、利潤，緩和內部矛盾。當年歐洲各國推行的殖民主義，德國、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當今美國推動的全球化皆屬此類。它本質上是以“人之道”避免危機。這條道路的可行性，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其一，存在可供擴張的空間；其二，擴張者比其目標對象強勢，不但能征服對方，還能有效管控被征服者，從其身上獲得源源不斷的資源、勞力、利潤等。即使這條道路一時能走通，它也是在更大的範圍推行“人之道”，今後必將有更強烈的“天之道”來糾正之，今天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主義”就是徵兆。

   其三、精英集團拿自己開刀，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降低資本聚斂的程度及其對社會的危害。西方的高額累進稅、財產稅、遺產稅和大規模的慈善事業以及富豪的“裸捐”，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福利制度等，即屬此類。這是“人之道”意識到“天之道”後，主動進行的改良。它能放慢矛盾積累的進程，但無法阻止矛盾的積累。

   其四、利潤極大化導致生產資料所有權高度集中，這一態勢為真正的“革命”創造了可能性。只要將這高度集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公有化，就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就是馬克思的思路。然而，公有化的生產資料，只能靠公權力運行。中國遠古歷史表明，存在過公權力私有化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階段----夏、商的奴隸制社會，它後來演化為生產資料私有制（見王中宇《另類史鑑》第一章私有制的形成 1.2 “大道既隱”之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9714.html）。因而，不解決公權力的公有化問題，馬克思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人之道”、“天之道”，我們走向何方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