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蔣介石認賊作父不准打日海軍
越來越相信1931年的時候， 蔣介石是勾結日本鬼子的。 東北不抵抗也是蔣介石賣國協議的一部分。 蔣介石的賣國動機是鬼子幫蔣介石搞軍閥混戰，欺騙張學良藉機會吞併東北軍。 而欺騙張學良的說法包括許諾副司令， 拜把兄弟， 共同反共， 借日本鬼子對付蘇俄， 最能讓張學良上當的手段是出示蔣介石與鬼子簽署的賣國協議， 讓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推心置腹， 從而心甘情願地露出兩肋，讓蔣介石這個把兄弟插刀。  可憐東北軍30萬精兵，數百飛機，坦克，兵工廠，拱手送給了一萬多沒有重武器的鬼子， 成為日後全面侵華的資本。

蔡廷鍇憶淞滬抗戰：蔣介石認賊作父 不准打日海軍
核心提示：十九路軍自1931年10月起，從未領到應得軍餉分文。國民黨政府藉口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停止發餉（實際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從未欠發）。截至1932年5月底，軍政部欠發十九路軍的軍餉達八個月、六百餘萬元之巨。淞滬抗戰開始後，海內外同胞捐給十九路軍的款項，約有七百餘萬元之數（當時十九路軍曾編傭徵信錄》一種分發海內外捐獻者）。我軍向軍政部請領欠餉時，軍政部竟說捐款應歸公有，欠餉應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數應上繳。當時我軍官兵因需款應用，只得勉強同意將捐款抵充欠餉（因為不如此，官兵將不知何時才能領到欠餉），但堅持將餘款百餘萬留作殘廢官兵撫恤教養之需，軍政部才不得不同意。本來，人民捐款是獎勵抗戰官兵和購買軍需物資的，拿捐款充軍餉，是沒有理由的。後來全體官兵知道賣國賊何應欽這種剋扣捐款行為，無不切齒痛恨。

駐留在上海的國民黨海軍，不但不給抗日軍以任何援助，而且還與日本海軍當局達成如下協議：“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本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

海軍這種賣國行為當然出於蔣介石的授意，蔣介石從來就是認賊作父、反敵為友的。

淞滬抗戰國軍猛攻（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P1—14，作者：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出版社：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一、淞滬抗戰的爆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吞併整個中國的野心。

日寇侵占東北三省得手以後，從1931年11月起，先後在天津、青島、漢口、福州、重慶、上海等地進行鬧事挑釁活動。

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國主義部署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壓制抗日運動和軍事侵略的陰謀，派遣軍艦三十餘艘和陸戰隊數千人登陸，通過駐華軍唆使所謂“居留民”集會遊行，搗毀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國商店，閘北區還發生日僧五名和三友實業社工人毆打衝突事件。就在此時，日本領事村井向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閉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國會和封閉上海《民國日報》等的無理要求。當國民黨政府還沒有作出答覆以前，日方又在1月26日發出了所謂“哀的美敦書”，限令在四十八小時內（即1月28日下午6時前）對村井的要求作出“圓滿”的答覆，不然就要自由行動。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秉承蔣介石的屈膝投降政策，無恥地接受了這個最後通牒，在限期前封閉了抗日救國會，以打擊愛國力量的手法來謀求對日寇的妥協。不意在村井表示滿意之後，日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又在當晚發出了另一個以護僑為名的通牒，限令我十九路軍立刻退出閘北讓給日軍進駐。鹽澤沒有等待中國政府答覆，就下令開始軍事行動。午夜11時余，日海軍陸戰隊向閘北我軍進行突襲，我軍奮起自衛，向日軍還擊。淞滬抗戰在日軍不宣而戰下爆發了。

二、十九路軍的抗戰準備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影響下，抗戰呼聲，響遍全國。十九路軍駐紮江西時，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的正義號召的推動下，全體官兵三萬餘人，曾在贛州宣誓反對內戰和團結抗日；調防淞滬一帶後，在上海人民抗日宣傳的影響下，更下定了為中華民族圖生存、為中國軍人爭人格的決心。當時我軍有些部隊的駐地，靠近日軍的營房，彼此可以望見，我軍官兵故意每天在日軍面前舉行野外演習，讓日軍知道，屈服退讓的是國民黨政府，十九路軍是不怕日本帝國主義的！

我軍廣大官兵雖然早有抗戰的決心，但我們在組織上的準備工作，是不夠充分的，特別是跟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的日軍比較，更相差很遠。敵人在發動“九一八”、“一二八”戰爭以前，是經過長時期的動員工作的。而我們呢，政府既堅持不抵抗主義，當然談不到準備；十九路軍本身從“九一八”起，連官兵軍餉都領不到，要做準備工作，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當時調滬不久，情況生疏，對於日寇的真正企圖，看得也很不準確。國民黨政府沒有給我軍提供任何有關的情報，我們直到戰爭前兩星期，才從自己所得到的情報中判斷日寇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積極進行應戰部署。

我們的軍事布置工作，是在1月15日以後開始的，距戰爭爆發還不到兩星期。但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做了不少工作，這是我們能夠有效地打擊日寇的關鍵所在。1月23日，我軍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召開了駐上海部隊營長以上幹部的緊急軍事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有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張襄、區壽年、翁照垣、黃固、林勁、丁榮光、樊宗遲、杜慶雲、王燾、張君嵩、顧高地、徐義衡、楊富強、鍾經瑞、李擴、鍾桓、雲應霖、黃曦、王貽鍔等。蔡廷鍇、蔣光鼐、戴戟等都在會上講了話。蔡廷鍇在會上說：

“日本人這幾天處處都在向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搗毀，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占據上海的企圖。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覺得實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決心，就是決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來研究。”戴戟在會上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敗何足計，生死何足論。我輩只有盡軍人守土禦侮的天職，與倭奴一決死戰。”蔣光鼐在散會前說：“從物質方面說，我們當遠不如敵。但我們有萬眾一心的精誠，就可以打開一條必勝之路。何況我們還有二、三萬人，真不能挽救中國嗎？”

緊急會議討論決定了一切必要的應變措施（包括準備軍糧物資等在內）。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表示決心保衛上海，矢志不渝。根據會議決定，在下午7時向我軍各部發出如下密令：

一、據報日方現派大批艦隊來滬，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締愛國運動並自由行動之企圖。

二、我軍以守衛國土，克盡軍人天職之目的，應嚴密戒備。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

三、七十八師第一五六旅擔任京滬鐵道以北至吳淞、寶山之線，扼要占領陣地。第一五五旅擔任京滬鐵道線（包括鐵道）以南至虹橋、漕河涇之線（南市、龍華之團即在原地），扼要占領陣地。

吳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隊固守該要塞，並且與附近要塞之友軍，確取聯絡。

鐵道炮隊及北站之憲兵營歸七十八師第六團團長張君嵩指揮。

丹陽六十師黃茂權團，限明日（24日）開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餘沈光漢師、毛維壽師為總預備隊，在原地候命。

各區警察及保衛團受各該地軍隊高級指揮官指揮。

四、總指揮部移駐真茹。警備司令部仍暫駐龍華。

1月24日，蔡廷鍇與區壽年、譚啟秀、黃固、翁照垣到達蘇州，召集十九路軍駐蘇高級將領沈光漢、李盛宗、鄧志才等在花園飯店舉行緊急會議。蔡廷鍇在會上表明十九路軍抗戰決心，並傳達解釋了23日發出的密令。參加的駐軍將領，也一致表示反對不抵抗和擁護團結抗日。

兩次會議以後，十九路軍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戰略戰術的準備。全軍動員起來了，有了充分決心，準備隨時迎擊來犯的敵寇。

三、淞滬抗戰的經過和我軍的撤退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點30分，日軍在閘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軍翁照垣部襲擊。我駐軍依照總部23日下達的密令第二項“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的規定，當即給予還擊，發生猛烈巷戰。此時日軍就用鐵甲車二十餘輛為前導，分兵五路從閘北各馬路口進犯。總部接到報告後，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經北新涇到達真茹車站，設立臨時指揮部，依照原定計劃，以電話命令後方部隊迅速向上海推進。29日天亮，日本飛機出動助戰，在閘北、南市一帶濫施轟炸，戰火逐漸擴大，但在我軍堅強抵抗下，敵寇各路進攻均被擊退。我軍先後截獲其鐵甲車三輛，斃傷敵軍甚眾。

敵方因進攻沒有得手，第二天晚上20點，通過英、法、美各國領事，向我提出停戰要求。我們明知其為緩兵之計，但我軍也要加強部署，所以接受了這個要求，命令前線停止戰鬥，嚴密戒備。指揮部同時即將原駐鎮江以東的六十師調到南翔、真茹一帶，並將六十一師調運來滬，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師全部投入前線，加強防禦。

29日上午1時，我軍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略謂：“暴日占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殘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28日夜11時30分公然在上海閘北侵我防線，業已接火。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

1月30日，日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四艘、航空母艦兩艘並隨帶陸戰隊五千人到滬。敵軍增援後，對他們自己提出的停戰要求，無恥抵賴，在31日23時，再度向我閘北防地猛攻，仍被我軍奮勇擊退。

戰爭的第一個星期，始終在閘北範圍進行，敵軍絲毫沒有進展。2月4日，敵軍開始第一次總攻，戰火蔓延到江灣、吳淞一帶，各線均展開了猛烈戰鬥。結果，在閘北方面向我青雲路進攻的敵軍被我擊退，吳淞屹然無恙，江灣敵一聯隊（即一團）被我包圍殲滅。我軍乘勝反攻，各線激戰達九小時之久，完全粉碎了敵軍這次的總攻。敵司令鹽澤幸一也因此被免職調回本國。

接替鹽澤幸一而到上海的是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野村到滬後，敵軍續有增援，海陸空軍已增加到近萬餘人以上。

2月11日野村對西方記者說：“日軍渡過蘊藻浜之日，即為日軍行動終止之時。”又說：“日軍在吳淞踏平華軍濠溝之日，為時不遠。請諸君拭目相觀，屆時即可結束華東之抵抗。”野村的口氣，雖然也很驕傲，但與鹽澤在戰前所說“一旦發生戰事，四小時即可了事”的狂妄態度比較，卻較為圓滑一些，也反映出日軍指揮官在遭到堅決抵抗以後，不再敢那麼趾高氣揚了。

2月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動飛機在閘北投下了大量燒夷彈，同時用大炮轟擊；一面向蘊藻浜、曹家橋一帶進攻，並不斷增援。我守軍猛烈抗擊，最後展開肉搏戰，斃敵數百人。

戰況的劇烈，為戰事開始以來所僅見。至晚7時，我軍將進犯蘊藻浜之敵，全部擊退。

吳淞方面，當閘北戰事重起時，日寇曾分一部分海空軍向吳淞炮台和吳淞鎮進犯，另有一股進襲吳淞附近的張華浜。

2月4日，敵集結大小戰艦二十餘艘，飛機數十架，對準我吳淞炮台輪番轟擊。至2月7日，炮台全部被毀，但我步兵仍堅守陣地，浴血阻擊，使敵無法登陸。在蘊藻浜南端淞滬鐵路橋梁旁的敵軍，也被我七十八師守軍擊潰。2月13日，我駐守蘊藻浜北端紀家橋的六十一師出擊部隊，也奮勇擊退了強敵“久留米”師團的主力。敵原來企圖從幾面包抄我吳淞守軍的計劃，完全被我粉碎。

2月中旬，野村的職務已改由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接任。

隨植田開來上海的陸軍約達萬餘人。植田謙吉以總司令的身份，也發表了談話。他說，他要迫使十九路軍撤退。2月18日，植田謙吉向蔡廷鍇提出了如下的“哀的美敦書”一件：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熱烈希望，茲對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貴軍應即從速終止戰鬥行為，於2月20日午前7時以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退完了。於2月20日午後5時以前從黃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連結曹家渡鎮、周家橋鎮及蒲松鎮之線起算，黃浦江東岸由連結爛泥渡及張家橋之線起算，各從租界境界線向北二十基羅米突之地域（包括獅子林炮台）內撤退完了，且在該地域內撤去炮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新設之。

二、日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用飛機之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隊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之後，日本軍為確實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項調查員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貴軍對於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證如不完全，日方當採用適當之手段。

五、關於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關于禁止排日運動，1月28日吳市長（按：指吳鐵城）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對貴軍不得已採取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

蔡廷鍇接到植田這個荒謬絕倫的“哀的美敦書”後，即送蔣光鼐，決定召集高級官長會議。大家在會上看見這個文件都很氣憤，指揮部立即下令前線部隊集結炮火向日軍陣地猛轟，作為對植田的復文。

這時，敵全部兵力約已有二、三萬人，野炮六、七十門，並有陸戰隊分布次要戰線，敵艦數十艘集中於吳淞口，飛機增加為六十餘架。

2月20日晨，敵發動又一次總攻。先以大炮分向我江灣、廟行等地猛轟。步兵協同坦克部隊，一路進擊張華浜一帶；另一路由楊樹浦進犯，來勢甚凶。我軍在裝備上比敵人差得多，但與敵人接戰了二十幾天，取得了一些經驗。當敵人傾巢來犯、戰火猛烈時，我軍隱伏戰壕以逸待勞，候敵軍接近時即以手榴彈還擊，敵人攻勢每為我擊破。向我炮台灣進犯的敵軍，被迫後撤。閘北敵軍千餘人和坦克十餘輛，因觸地雷，死傷枕藉，殘餘兵士向沈家灣潰逃。江灣、廟行間的戰鬥也激烈異常。這兩處陣地位於閘北與吳淞之間，形勢重要，是敵攻擊的重點。21日起，在敵酋植田親自指揮下，以步兵數千人配合飛機、大炮，向我衝擊，敵我死傷均重。延至23日黎明，敵試圖從江灣車站包抄我江灣鎮，我軍對敵衝鋒多次，彈雨血花，殺聲震野，敵不支潰退。我生俘敵營長空閒一名及士兵數百人，繳獲步機槍數百，江灣陣地始終確保。廟行方面，敵從22日起，向我竹圍墩間的麥家宅陣地進攻，發炮數千發，飛機轟炸終日不停。我八十八師二六二、二六四兩旅奮力抗禦，正在危急時，我六十一師一二二旅從右翼增援，八十七師二六一旅從左翼向敵包抄，廟行陣地終於轉危為安。此役敵遭受重創，當晚敵第九師團有一部分散兵，逃到楊樹浦匯山碼頭一帶，企圖覓船回日，其狼狽情況，可見一斑。

此後一連幾天，敵方繼續用飛機大炮向我陣地轟擊。至25日，敵向廟行前線八十七師二五九旅、六十一師一二二旅和獨立旅古鼎華團等新接防地進攻，炮火集中在金家碼頭一帶，十幾分鐘內，落彈數百發。古團幾乎支持不下，經六十一師一二一旅以預備隊全部趕到增援，兩部會合，拼命堅持。

七十八師一五五旅生力軍又從廣肇山莊和何家宅一帶向敵猛攻，反覆衝殺；至晚又會同一二二旅五團向侵入小場廟的敵人反攻，最後展開肉搏，陣地終於收復。至是植田所布置的總攻計劃也宣告破產。

此時，敵旗艦“出雲號”被我敢死隊潛水炸傷，日本國內震動，且因勞師動眾，戰事無法速決，引起了反戰浪潮。但當權派騎虎難下，仍然進一步布置軍事行動，改派前田中內閣陸軍大臣白川大將接替植田，並加派菱刈隆為副司令官，增調三師兵力和飛機兩百多架來華，兵力已達六、七萬人。而我軍防守的戰線綿延百餘里，戰鬥一個月，人員武器喪耗極多，且補給又無望，所以當時處境極為困難。

2月29日起，敵人在白川部署下，再度開始新的總攻，閘北八字橋、天通庵等地都展開激戰。天通庵附近，敵我相持八小時。我六十師不斷派敢死隊躍出戰壕，短兵相接，迫使敵軍全部向狄思威路退卻。其他各處戰鬥，也都極劇烈。閘北八字橋形成拉鋸戰，我方三失三得，傷亡不少。敵人死傷極大，遺屍累累，其聯隊長（團長）林崛大佐被擊斃。

3月1日敵又開始新攻勢，閘北戰線，敵衝擊未逞；江灣方面，敵向楊家樓方向撲攻，用重炮、鋼炮、野炮和飛機連續猛轟，步兵乘勢進襲，白刃相接，血肉橫飛。七十八師一五五旅扼守廣肇山莊附近，僅營連長即死傷十二人之多，士兵死傷過半。廟行方面，敵從兩路進犯，我軍全力抵禦，殺死敵軍甚多。我又調瀏河一團增援，終將一度失去的陣地奪回。但由於瀏河守軍大部已調到正面增援，兵力單薄，敵趁此機會，強行登陸，致瀏河淪於敵手。瀏河的危急情況十九路軍是知道的，所以請軍政部速派兩師馳援瀏河，但軍政部署之不理。瀏河失陷後，我軍側面後方，均受嚴重威脅，不得已於3月1日晚全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我軍苦戰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後援不繼，休整無暇，但士氣始終旺盛，當退守時，無不義憤填膺，聲淚俱下，決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3月2日，十九路軍向全國各界發出了退守待援的電文：“（上略）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余，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眾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戰，傷亡枕藉，猶能屢挫敵鋒。日寇猝增兩師，而我以後援不繼。自2月11日起，我軍日有重大傷亡，以致力於正面戰線，而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3月1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3月3日，國際聯盟開會決定，要中日雙方停止戰爭。到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從5月9日起，日軍自瀏河、嘉定、南翔等地撤兵。十九路軍也已調離原第二道線，開往福建。

四、各方面對十九路軍抗日戰爭的支援

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及其他群眾組織，展開了對十九路軍的熱烈支前工作。他們策動各界人民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信隊、運輸隊等等，有的在前線配合作戰，有的擔任後方勤務的任務，對作戰、供應各方面，起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如前線衝鋒時，需要大量手榴彈應用，我軍請軍政部發給被拒絕時，就由總工會動員募集了幾萬隻空煙罐，趕製“土炸彈”運往前方供用。凡前線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資、醫藥用品等，均通過各社會組織募集和供應。連前線戰士每天兩頓伙食，也組織郊區人民分區炊制和輸送。

1月30日上午，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廖夫人何香凝先生等在真茹進行慰勞。在她們的主持和組織下，一天功夫籌設了幾十個傷兵醫院。何香凝先生到前線慰問時，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單、袷衣各一套。她回滬立即發動捐制棉衣運動，五天內製就了全新棉衣褲三萬多套，運送給全體官兵穿用。

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於2月5日到真茹指揮部，隨來二百多名童子軍，交十九路軍指揮。他們在我軍作戰期間，始終堅持工作，直到我軍在蘇州舉行追悼會後，才解散回滬復學。其中數人在前線犧牲。

東北馮庸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及華北各大學的幾百名學生，還有蘇北人民組織的大刀隊等，都要求使用傷兵的槍上前線殺敵。指揮部因為他們沒有經過訓練，所以沒有批准他們去前方，只把他們分配在長江南岸守備；一部分到青陽港第二線參加防禦工事工作。

海內外人民知道十九路軍在上海發動抗戰後，有的寫信，有的打電報，有的寄錢，也有的寄衣物食品等慰勞我們。人民群眾對於我軍的熱烈支援，鼓舞和激勵了前線官兵捨身抗敵的決心和勇氣，這是我軍之所以能以少勝多、以劣勢裝備抵禦全副現代化軍隊的關鍵所在。

五蔣介石等親日派破壞淞滬抗戰的陰謀和罪行（一）蔣介石阻撓十九路軍抗戰的一些具體措施：蔣介石在寧粵和議後被迫下野，“一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正住在溪口，表面上不問政事，實際上仍然操縱南京政府一應重大政策。他在我軍開始行動後，不斷策劃對日投降陰謀。“一二八”前四天，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來找蔡廷鍇，說張靜江有事要和蔡廷鍇面談，要蔡到杜宅一談。蔡到杜家時，張靜江正在等候。午餐後，張靜江對蔡廷鍇說：“十九路軍素來軍紀嚴明，革命戰爭有功。上海日軍處處挑釁，如果不善於應付，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望你體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後方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上海華洋雜處，繁華之區，如果戰端一開，損失極大。倘能撤退，我可報告蔣總司令。”蔡廷鍇當即對張說：“上海是我國領土，十九路軍是中國軍隊，有權駐兵上海，與日本帝國主義毫無關係。萬一日軍膽敢來犯，我軍守土有責，決定迎頭痛擊。張先生也是中國人，應接納我的意見，向蔣總司令報告。”張聽了蔡的話，一時面紅耳赤，無法下台。杜、史二人從中緩和，史量才說張先生和蔡先生雙方都是愛國，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歡而散。張靜江的行動，顯然是蔣介石所授意的。

蔣介石指使張靜江破壞我軍抗戰不成，曾密令憲兵第六團於1月28日趕到上海，從北站下車，準備接替閘北翁照垣部的防務。經蔡廷鍇指令翁照垣拒絕交防，蔣介石的這一陰謀未能得逞。

（二）按兵不動，坐視不援：

十九路軍在戰爭中所消耗的武器彈藥和醫藥器材，國民黨政府一概不予補給。日軍的坦克車、鐵甲車、飛機，殺傷力大，我軍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經向軍政部一再呼籲請領，軍政部始終不發一槍一彈。一個多月中間，日軍不斷有大量海陸空軍增援；十九路軍函電請援，國民黨政府始終置之不理。軍政部甚至喪心病狂地通令各部隊說：“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因此，當時駐無錫、蘇州一帶的上官雲相一師，駐浙江的戴岳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贛東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約六十個師的兵力，皆按兵不動，坐視我軍孤軍苦鬥，不予支援。國民黨政府這種事敵賣國的漢奸行徑，真所謂極人類歷史上“寡廉鮮恥”之尤！

（三）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

十九路軍自1931年10月起，從未領到應得軍餉分文。國民黨政府藉口國難嚴重稅收減少而停止發餉（實際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從未欠發）。截至1932年5月底，軍政部欠發十九路軍的軍餉達八個月、六百餘萬元之巨。淞滬抗戰開始後，海內外同胞捐給十九路軍的款項，約有七百餘萬元之數（當時十九路軍曾編傭徵信錄》一種分發海內外捐獻者）。我軍向軍政部請領欠餉時，軍政部竟說捐款應歸公有，欠餉應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數應上繳。當時我軍官兵因需款應用，只得勉強同意將捐款抵充欠餉（因為不如此，官兵將不知何時才能領到欠餉），但堅持將餘款百餘萬留作殘廢官兵撫恤教養之需，軍政部才不得不同意。本來，人民捐款是獎勵抗戰官兵和購買軍需物資的，拿捐款充軍餉，是沒有理由的。後來全體官兵知道賣國賊何應欽這種剋扣捐款行為，無不切齒痛恨。

（四）蔣記海軍當局的醜態：

駐留在上海的國民黨海軍，不但不給抗日軍以任何援助，而且還與日本海軍當局達成如下協議：“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本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

海軍這種賣國行為當然出於蔣介石的授意，蔣介石從來就是認賊作父、反敵為友的。

（五）王賡獻地圖：

國民黨財政部直屬稅警團有兩團原駐上海浦東靠黃浦江沿岸一帶，戰事發生後，該團撤退無路，經宋子文要求撥歸十九路軍指揮。敵增加兵力後，我軍召開軍事會議。王賡以稅警團旅長身分與會，散會後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王當晚跑到租界舞廳跳舞，被日軍偵知，將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文件。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長王賡云云。王賡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與美帝特務有勾結，當晚被日方扣押數小時，即由美總領事具保釋放。這是國民黨政府破壞淞滬抗戰的另一罪證。當時上海戲劇、文化界曾編排“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