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對中學教科書新課綱運動開始，台獨師生便一直散播日本的殖民史觀，甚至拒絕承認“慰安婦”出於被迫。接着，李登輝訪日返台後，不斷以日本人自居，否定中華民國，主張釣魚臺（釣魚島）歸屬日本，認同日本為祖國，指控抗日是外來政權討好中國的說詞。然後是蔡英文出面，鼓勵年輕人擺脫歷史做自己，並呼籲尊重李登輝的個人歷史經驗。

  上述種種發展，引發論者關注台灣年輕人的歷史視野問題，也對大陸帶來嚴峻挑戰，因為無論兩岸經濟與社會交往多麼密切，都不能扭轉台灣下一代人追隨台獨的政治立場，而把台灣與大陸之間各種綿密的文化、宗教、血緣聯繫，都當成只是歷史偶然間介入台灣人民生活的零碎現象。如此一來，莫說兩岸統一遙遙無期，甚至台灣還將理所當然成為美日圍堵中國的戰略棋子。

  不過，無論台灣學運表現的日本情結多麼令人瞠目結舌，他們反中的情緒多麼的如火如荼，他們畢竟不是李登輝這一代人。李登輝效忠日本天皇，把中國當成敵人，視中華文化為落後封建，是他在殖民時期受到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灌輸所致，已經深入神髓，近乎直覺。儘管在一生中擺盪在各種政治立場之間，到了老年後不堪疲累，回歸到意識的原點，情有可原。

  李登輝的下一代親日領導人如蔡英文、柯文哲等，已經沒有老人受過的那種大和魂的灌注，他們基於成長的生活經驗，其情感上的親日固然依舊明顯，但是更需要思想論述上的補充與協助，才能有效傳達。是故，蔡英文複製了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作為她的對外政策旗幟，而柯文哲則宣傳日本殖民帶來先進文化，讓台灣得以從自詡的文明高度，睥睨大陸。

  在所謂慰安婦問題上，李登輝自始不承認，忠誠反映日本觀點，但親日第二代則顯得大費周章。新近台獨知識界提出了“誘迫”論，主張凡是誘迫皆不正當，而有鑑於擔任軍妓絕非合情合理之工作選擇，故必屬誘迫，如此國民黨設有軍中樂園與日軍設有慰安所，便為一丘之貉，若要批評二戰日軍，則應同時批評戰後國軍。誘迫這樣的模糊概念，以人人懷璧其罪的迷糊仗，就把性奴的問題沖淡了。

  親日第三代就是太陽花與反課綱這樣的年輕世代，他們親日的情感所剩無幾，與其說他們親日，不如說是模仿上一代的親日本，因此是消費日本。他們甚至因為反對將慰安婦說成是受日軍脅迫，不為採納，而激動落淚。他們既無可能是為了空想中自願的慰安婦不會尊重而落淚，只能是替自己為了抗爭而抗爭未遂的遭遇落淚。如此卷在自己感情世界中的學運，當然沒有親日的堅強意識。

  他們假裝親日與他們假裝反中的心理過程，如出一轍。並非他們的情感是假的，而是他們的情感主要是伸張自己，但是因為在思想上不敢自省，甚至不敢有自己，以免直接面對自己無能為力的經濟、政治與國際關係，所以採取抗爭，把自己鎖在中國的對面。其結果，愈反中，就愈不能承認自己，結果，親日論述就成為方便而熟悉的出路。

  實際上，台灣的年輕世代個個都讀四書五經，不敢說熟稔其間人物字句，但起碼儒家價值與以人情及面子為導向的人際關係，自幼就經由社會制約而嵌入人格典型。所以，一旦在受到某種不特定或偶然的情境因素挑動之後，均可以迅速轉換模式，融入中國社會，大量啟動中國文化資源，運用人情與面子的進行法則周旋折中。隨柯文哲訪滬的幾位反中急先鋒，不就表現得如魚得水嗎？

  今天，在去中國化與台獨論述的鼓舞下，也在因台獨而遭遇北京壓制，經濟卻得仰賴大陸，自己卻一事無成的沮喪中，親日成為最好的投射，使年輕世代可以對大陸出氣，得到政治鎂光燈，並迴避自己到底是誰的痛苦問題。最後這一點，使他們恐懼於自己傳承中國文化的知識能力及文化直覺，盡力閃躲，以至於前往大陸發展的機會反而製造罪惡感，以為自己背叛台灣。中國文化資源對他們愈有用，他們愈手足無措。

  這隻有在大的震撼之下，才有可能擺脫去中國化的政治正確，恢復完整的自己。大的震撼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大陸得到揚名立萬機會，受到家鄉台灣同胞的景仰；二是大陸在國際上封鎖，甚至粉碎了華府御用台北、打台灣牌的戰略圖謀，斷了台獨依附在美日的大戰略中，對大陸狐假虎威的慣性操作，則迫使台灣人民只能重新從自己的中國文化資源中，揉捏出剩下的唯一的自尊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