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互聯網上傳播甚廣的“名言警句”應該是劉亞洲“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或者說是作為一個軍人的原則立場性表述。我們不知道世界任何一國軍人，包括西方的戰略家們聽到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空軍上將說出“我對戰爭是有選擇的，我有權選擇戰爭”時有何感想，不過任何一個清醒的共和國的領導人對於解放軍上將“有權選擇戰爭”意味着什麼就不得不深思了。如果中國軍隊的將軍們都具有這麼“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黨還能不能指揮動槍，中國政府和人民還敢不敢閉着眼睛睡覺恐怕要打一個大問號！

1. 在民族危亡的戰爭面前沒有戰或不戰，只有降或不降的選擇。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經歷過無數次外族入侵，哪一次戰爭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作為中國軍人有選擇戰爭的機會嗎？遠的不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哪一次不是入侵者打到我們頭上不得不被迫應戰，敵人給過我們選擇戰爭的機會嗎？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每個中國人面臨的選擇不是戰或不戰，而是降或不降。我不敢相信中國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上將是這樣教導解放軍將士和軍校高級學員們的，一旦美軍打來，“象海灣戰爭當中與美軍直接對抗的戰爭我會去選擇嗎？”，這分明是在明目張胆地“啟發”中國軍人在面對強敵時選擇不戰而降。這就難怪西方把劉亞洲捧為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家。

由此我們終於明白為什么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幾十萬東北軍不戰而敗退關內，美軍入侵伊拉克，巴格達守軍望風而逃，不戰自潰，因為他們的將軍們都有選擇戰爭的權力；終於明白為什麼美日通過心理戰、信息戰、賄賂戰、輿論戰如此高效地瓦解敵軍，因為敵營內部有劉亞洲上將“我有權選擇戰爭”的信條在軍中廣泛傳播。西方敵對勢力就是要通過代理人培養和教育中國軍隊像當年的東北軍、伊拉克軍隊那樣“我是軍人，我對戰爭是有選擇的，我有權選擇戰爭”的強烈“民主意識”和“覺悟”。不僅選擇不戰而降，而且理直氣壯、堂而皇之的解釋當逃兵是因為不願為獨裁者賣命。正如劉亞洲所言“一個制度如不能讓公民自由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就必然滅亡”“既然國家是你一家之國，我憑什麼拼着一腔熱血去保衛它？”。

劉亞洲也許沒有想過，幾千年來，中國軍人如果都不願為“一家之國”的皇帝效命，中華民族註定早就被那些願意效忠“可汗”“贊普”“單于”“和卓”“土司”“大汗”和其它形形色色首領們彪悍民族徹底消滅過無數次了。世界上還有沒有姓劉的這個古老姓氏就像埃及法老有沒有後人一樣，恐怕要人類學家費很大的周折也未必能弄清楚。

劉亞軍上將歷來對美軍崇拜的五體投地，筆者懇請劉將軍如果有機會和美軍交流的時候，不妨問一下美國官兵，請教一下西點軍校的上將，看他們有沒有選擇戰爭的權力。

2. 戰爭不是投機做買賣，攸關國家生死，民族興衰。

劉亞軍的戰爭觀：“我要選擇的戰爭，必然是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戰爭”。這種如同市井買賣、家庭主婦聊天般輕鬆地談論血腥的戰爭似乎不像是一個中國普通將官，倒像是美國總統。當今世界誰有意願、能力和資格選擇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戰爭，恐怕就連美國總統也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中華文明有史以來就不是主動擴張型戰爭策源地。中華文化自古對戰爭有深刻的理解“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即使歷史上中國最強盛的時期，用兵也是慎之又慎的大事，從不敢把它當作“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買賣或兒戲。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蘇邊界衝突，西沙之戰、中越邊界自衛反擊戰等，有哪次戰爭是由中國人從容不迫地，自己選擇出來“代價最小，收效最大的戰爭”。不看戰爭的正義與否，不顧天下百姓的生計和生死安危，不憂國家和民族的最高福祉，只關心戰爭的投入產出如投機做生意，只要覺得有利可圖就發動戰爭大撈一把，即便是侵略別國主權造成生靈塗炭也無所謂；一旦遇到強者覺得無利可圖就繳械投降、或者換種方式表達叫“這樣的戰爭我不選擇”，哪怕喪權辱國也在所不惜，這種戰爭觀可謂空前絕後的“軍事戰略思想水平”。

3. 軍隊文化決定軍隊的命運。

從1840年到1940年百年間中國軍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屢戰屢敗，國破家亡，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軍隊缺少一隻強大軍隊必有的軍魂。且不提被滿清少數民族統治離心離德的清軍，自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撤入關內，到七七事變國民黨軍隊一路敗退到大西南，中國軍隊最缺乏的不是武器而是戰爭意志。

在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長期經營下，依靠東北的資源和財力優勢，東北軍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正處於全盛期，擁兵三十五萬，占有北方廣大國土，裝備十分精良，輕武器包括迫擊炮全部實現自產，他們還有一支有強大炮兵部隊，迫擊炮和重炮數量有數千門，共編組為3個炮兵旅，共10個炮兵團，所裝備的火炮和使用的炮彈也基本實現自產。裝備36輛先進的法國雷諾FT-17輕型坦克和24輛裝甲運兵車，除了陸軍以外，張學良還擁有一支空軍部隊，約有300架飛機，其中200架戰鬥機，都是從法國，捷克等國購買來的，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也是最先進的空軍。而國民政府直到1937年才有作戰飛機300架。除了空軍以外，張學良擁有一支海軍力量，共有大小艦隻21艘，總噸位3.2萬噸，海軍官兵有3300多人。其中海圻號和海琛號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兩艘巡洋艦。東北軍通過東三省的地盤建立了中國數一數二的兵工系統。其中奉天兵工廠在張氏父子兩代的苦心經營下，在前後10年時間內成為中國最大的兵工廠。 有月產4000支79步槍，月產1200萬發子彈（驚嘆一下），另外年產輕重機槍數百挺，野戰榴彈炮150門的能力，是當時全國第一的。重炮口徑從75毫米到150毫米，這個兵工廠每月生產的裝備，就足可以裝備一個精銳旅。一年的產量，可以裝備一個完整的軍。當時關內幾乎不能製造重武器，各地軍閥和中央軍的火炮基本都是購買國外和外國援助的。東北政府武裝無疑是當時中國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地方武裝，而當時日本全國總兵力只有二十三萬，在東北的兵力僅一萬零四百，加上後來從朝鮮趕來的日軍，不過一萬五千。到1931年11月，日軍在東北的兵力仍不足二萬，而東北軍在東三省的精銳正規軍就有十八萬，東北全境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員裝備都不比日軍差，卻不可思議地不戰而逃。別說東北軍有三十萬桿槍，就是有三十萬根燒火根，也不至於讓不足二萬的小鬼子日本人一夜占了瀋陽城，數月內占領全東北。

出現如此讓華夏民族永遠蒙羞的一幕，就是因為張學良和蔣介石畏敵如虎，靈魂深處同劉亞洲一樣有“我有權選擇戰爭”的所謂軍事戰略思維。東北軍望風而逃把飛機坦克等重武器及兵工廠都留給了日本，成為日本人日後屠殺中國人的幫手，還給日本人留下中國人膽小如鼠、不堪一擊的印象，極大助長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和囂張氣焰，為日後全面進攻中國埋下伏筆。

不過多少值得慶幸的是張學良選擇的是不戰而逃，保存了一些實力為日後抗日所用，而不是不戰而降，如若張學良同劉亞洲一樣認為“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並親率35萬大軍歸降日軍為虎作倀，中國當年的抗爭形勢就可想而知了。

“我對戰爭是有選擇的，我有權選擇戰爭”的軍隊文化一旦大面積蔓延會不會再次助長敵人的囂張氣焰和侵略野心，給中國引來戰禍呢？只要看一下菲律賓、越南、日本把中國看成視作紙老虎而不斷挑釁中國的瘋狂勁頭就可見一斑。

“象海灣戰爭當中與美軍直接對抗的戰爭我會去選擇嗎？”這種明目張胆的賣國投降主義言論能夠毫無顧忌地公開販賣，是因為劉亞洲明白他鼓吹的“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這樣的民族，它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它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的觀點在中國社會和軍中已有不少志同道合者，更重要的是有來自高層的知音和保護，不僅不會因此丟官，而且還官運亨通。正因為如此，中國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上將十數年如一日地給中國軍人灌輸當美軍打來時不僅選擇不戰，而且心裡要想着“這樣的民族，它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義無反顧地充當帶路黨，心悅誠服地接受美國的統治。由此劉亞洲政委領導的軍隊文化，在美國人眼中，遠比潰不成軍的伊拉克軍隊文明度高出不止一個檔次，這就難怪西方學者把劉亞洲的文章評為“中國最高水平的軍事戰略思想文獻”。

一個軍隊的文化關乎這支軍隊的命運乃至國家的命運。“有選擇戰爭的權利”的伊拉克軍隊在“象海灣戰爭當中與美軍直接對抗的戰爭”中選擇了不戰而逃，幾十萬大軍一夜間土崩瓦解。這種逃跑文化似乎在伊拉克軍隊中扎了根，2014年6月當3萬多美式裝備的伊拉克精銳部隊面對800所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武裝攻擊的時候，再次選擇不戰而逃，3萬大軍連一支抵抗的隊伍都沒有，還被伊凡特俘虜了幾千人。很難想象一支由美軍訓練和武裝起來的民主國家現代化軍隊中多達1700軍人被800人極端組織中的一部分所俘虜並被公開處決。可見一支隊伍的軍旅文化一旦被“有權選擇戰爭”的所謂戰略思想洗腦，對一個國家是多麼嚴重的災難。

如果任由“有選擇戰爭的權利”的軍隊文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泛濫，中國軍隊遲早重演“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悲劇，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蛻變成張學良的東北軍、伊拉克軍的日子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