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中國大饑荒

有關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饑荒，網上談的人很多。好象關注民國時期的大饑荒的人不是很多。其實，民國時期的饑荒可謂家常便飯，無日無之，下面我整理了部分資料，其中包括一些外國記者採訪中國大饑荒的一些資料，供網友們參考。採訪過民國時期中國大饑荒的記者很多，其中有美國人斯諾（Edgar 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an）等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 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有人認為民國時期的戰爭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對。1929年斯諾採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根本就沒有兵燹，卻餓殍滿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這本書中有很多斯諾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屍體的照片。餓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戰爭造成的。民國時期的中國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戰爭。戰爭不能完全解釋民國饑荒的成因。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和平時期，也經常會發生大饑荒的事情。拿印度來說，2004年，印度“最繁榮的城市”孟買就餓死了近一萬兒童。2004年的印度3.5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天晚上餓着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

手頭上資料不多，統計民國時期的大饑荒主要有：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飢。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歷史學家和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8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4歲。（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 “Passage to China”，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608）

下面是參考的部分資料。

資料1：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64)

資料2：

“這是一個看過新舊中國的人，這是一個冷眼看世界的人，這是一個看着毛從奪權到掌權的人， 這是一個以新聞自由為信條的人，是他把毛和紅軍介紹給世界，還是他在新中國建立後十次訪華，毛對他無所不談，就連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林也遠不及他，四個偉大討嫌也是對他說的，如果問這個世界上有哪個外國人能對毛說三道四，唯一的人選就是他。他對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民懷有極其特殊的感情，以致於死還要埋葬在他們身邊。一位朋友介紹給我，他筆下寫過大饑荒和餓死上千萬的事，建議我推薦給網上飢餓的人們。非常遺憾的是，時間是1930而不是1960，這段史實只能用來討伐國民黨，而不是象民 運那樣討伐GCD。”（楊志《斯諾筆下的大饑荒和餓死上千萬》）

資料3：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的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開來，拖着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個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采的絢爛歷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傳說。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到了宗蒲縣。大約兩千兩百年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赫一時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這個築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誕生的。秦始皇第一個把他的國家的古代邊境城牆都連結起來，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偉的磚石工程----中國的萬里長城。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着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乾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摘自 斯諾《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

資料4：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採訪任務是沿着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 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只有一個想法，儘快離開中國。

回到繁華的上海，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此時，上海正在準備中華民國十七周年的慶典。鮑威爾要斯諾寫點文章，以便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番。在黃浦江畔，斯諾的心情始終無法平靜，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正是那些聞所未聞而真實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棄了原來的幻想，轉而為中國的命運而大聲疾呼。

1928年，中國北方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斯諾當即寫了《中國五大害》加以報道："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着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 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面。 六個星期過去了，斯諾並沒有離開中國。他發現美國給蔣介石源源不斷的援助沒有用來救災，反而大力擴充軍備。連年的戰亂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摘自電視記錄片《在歷史現場》http://www.dxp.org.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ArticlePage=3

資料5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薩斯城的一位年輕人，埃德加•斯諾來到了黃河河套以南的黃土高原上。斯諾當時二十四歲，是來調查關於饑荒並進行報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諾結識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輕人，他就是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他們一起在中國目睹了人民餓死的慘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着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萬人死於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在《紐約時報》的內版占了半個專欄。”

摘自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wars/changzheng/changzheng.html

資料6 “民以食為天。人們的辛勤勞作、革命造反以至作奸犯科，歸根結底是吃飯問題。犧牲人性、人格、貞節、尊嚴等等俗稱不要臉皮的劣行，也大多同肚皮有關。任何政權的長治久安，無不取決於民生問題解決得怎樣。人口大國的中國尤其如此。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就是養活4．75億中國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預言，同歷屆中國政府一樣，共產黨政權也將因無力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垮台。艾奇遜的話有一半說對了。歷史上的中國政府，成功地解決了吃飯問題的不多，民不聊生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災禍頻仍、赤地千里、哀鳴遍野、餓殍載道之類記載，史不絕書。以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大饑荒為例。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

　 美國記者斯諾此時正在內蒙古旅行。他說：“我目擊數以千計的兒童死於饑荒。”他在晚上看到餓死的災民，次日清晨就不見屍體的蹤影，因為已經變成了另一部分饑民活命的口糧！斯諾說，親眼目擊的華北西北大災荒，是他的一個“覺醒點”。他從這裡認識了人間的真相，了解了階級、階級鬥爭的由來。這就是他無保留地同情、支持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思想基礎。” 曾子師《餓飯• 溫飽• 覺醒點》http://www.hljdaily.com.cn/gb/content/2002-10/24/content_72245.htm

資料7：

　　“2000年一月，我們第一次來到土默特右旗，這裡位於內蒙古西部,呼和浩特和包頭之間，是一個普通的農業旗，在內蒙古，旗相當於縣。1929年，23歲的埃得加-斯諾從北平乘火車來到這裡，記錄了當時這裡正在發生的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斯諾說，他從這片土地上開始真正了解中國，這裡是他一生的覺醒點。 　　七十一年之後，距離旗政府所在地薩拉齊西南30公里的大城西鄉五聖公村，也成為我們關注中國農村生產生活的樣本。五聖公人口1700多，擁有土地10000多畝。按照1999年的統計，全村人均收入2500元左右，這正好是中國農民的年人均收入水平。 　　從春種到秋收,我們的鏡頭記錄了農民劉二後和他的同鄉到底該種什麼才掙錢的煩惱,也記錄了他們在在豐收時的喜悅,和對來年好光景的期盼。 　　在中國，象他們一樣在土地上耕耘的農民有好幾億人。 　　國慶前夕，我們又來到了薩拉齊。斯諾的塑像依然矗立在那裡，知道斯諾與薩拉齊那段故事的人很少，所以這裡仍然十分的安靜。一牆之隔的大街上卻是另外一副景象,縱貫全鎮的主幹道已經完全看不出原來的模樣,如果不往小巷裡走,原來的薩拉齊已經看不到了。 ”

（斯諾採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http://www.cctv.com/special/204/1/14311.html）

資料8：

“二十年代末連續三年大饑荒，使陝北赤地千里餓殍遍布。那個後來名聲大噪的二十三歲的美國記者斯諾，本來打算在這裡找到東方的魅力，但是，他在這裡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了人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那是一段惡夢般的時間，眼前儘是些已經不能稱之為人的活屍首：“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皺摺：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把什麼都賣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睾丸軟軟地掛 在那裡象乾癟的橄欖核兒--這時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裡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峋，乳房乾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 飢餓的人們無力走出縱橫千里的飢餓圈，只好賣兒女賣婆姨賣自己。佳縣黃河岸邊渡口是賣人的市場，陝北人向山西人賣自己的親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壓壓一片，沒有哭泣，沒有離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飢餓，陰森的死亡之氣把他們嚇住了，都盼望快有人來把自己領走。賣不出去的人就地餓死在那裡，最後連人販子也餓死了。而後來者又黑壓壓地來到屍體邊繼續等死。有首歌子叫《賣娃娃》：

民國十三年， 遭了大年成， 高梁面刷糊糊， 三天喝兩碗。 可憐實可憐， 可憐實可憐， 大的五六歲， 小的兩三歲， 奶頭上一個懷抱抱， 誰要賣給誰呀麼哎嗨哎。

摘自木木《情歌•情種》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zjzx/zjzxgrzl/grzlmm/200308/15/97360.html

資料9：

　　“田野龜裂，千里荒野，餓殍遍地……1936年的一天，“國際社”的外國記者們坐在顛簸的車上，看見兒童提着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飢，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則赤裸全身，骨瘦如柴……這些外國記者感慨地攝下饑民流離失所的景象。

遍地餓殍 滿目瘡痍

　　從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歷史上天災人禍頻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災、水災、雹災、蟲災、匪災連年不斷。據當時報紙和省賑濟會公布的資料，1932年全省有16縣受災，1933年增至53縣，1934年為101縣，1935年為108縣，1936年、1937年幾乎無縣不災。而人禍更可怕，軍閥割據，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富戶乘機囤積居奇，米價瘋漲。 　　水旱災嚴重的1934年，饑民靠野草、樹葉、樹根、白泥(俗稱觀音土)勉強度日。省政府不斷收到告急文書：鄰水縣幾天內就餓死300多人；古藺縣餓死3000餘人；瀘縣白節鎮饑民搶挖白泥30餘處，深數丈，以致岩土崩潰壓死多人；因食白泥消化不良而死的新聞也接連不斷。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請求賑濟。被內憂外患弄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就這樣，四川老百姓在戰亂饑饉中迎來更為恐慌的1936年。1936至1937年上半年，四川全境久旱不雨，形勢相當嚴峻。各路告急文書雪片般飛到省政府。據統計，除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宣漢通訊”記載：1936年4月20日之前，重慶每日餓死10人左右，其後上升為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記載：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　　川北旺蒼縣是重災區。黃洋鄉當年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占總人數的14.83%。大量饑民湧向市鎮乞討以求生機，但餓死街頭巷尾的比比皆是。據72歲的老人諶洪發回憶，丙子年(1936年)有一天在王子珍鍋廠外，他親眼看到餓死48人。饑民飢不擇食，當時本街的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有人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蜂擁而來，趴在地上連泥帶酒喝得一乾二淨，身體稍好點酒醒後，慢慢又回到鍋廠的空屋子裡。一些氣息奄奄的饑民喝酒後，就醉死在地，一命嗚呼。饑民成群上街乞食，飢餓難忍，見食物就搶。凡是賣熟食的，手裡都拿根棒防搶。饑荒使人性泯滅、變態，令人髮指的“人吃人”的悲劇層出不窮。旺蒼縣余家溝有個秦老幺，他兩個兒子餓死後，秦老幺把兒子身上的肉割下來吃了，但最後他還是餓死了。 這些人吃人甚至吃活人的事件雖然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但在災年已是司空見慣。　　1937年四川仍為大災。1937年3月10日《新蜀報》報道：武勝縣每日餓死人數在400人以上。各大報紙紛紛報道四川的悲慘災況並號召各個階層的救濟，但這並沒能緩和嚴峻的災情。

國民政府 假面救災

　　曾在當時四川省政府任職的甘典夔回憶：為賑災，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銀行借入131萬元，又由民政廳籌款10萬元，共140餘萬元。區區賑款，如按災區120餘縣平均分配，每縣僅一萬元；如按受災人口三千餘萬人平均分配，每人僅能得四分錢。更可惡的是，一些辦賑人員喪盡天良從救命錢中揩油，如蓬溪縣公安局長陶子國竟吞食賑款一萬多元。災情如此慘烈，軍閥當權的省政府，仍嚴征課稅，駐軍拉夫征丁。國民黨中央政府對四川省災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記載：蔣介石來川招待官紳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照下來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看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一時間，各種救災“驗方”、“神藥”紛紛問世，可惜都是紙上談兵。病急亂投醫，各地紛紛崇尚迷信，“拜神祈雨”。各路神仙妖人也紛紛出道，怪聞不絕，令人真假莫辨。然而這一切活動都不靈驗，鐘磬鑼鼓、香煙繚繞中，人越死越多。又據說：宜賓專員冷寅東，認為吃白泥巴觀音土可療飢救荒，請某大學鑑定。上海科學家回信稱：白泥含有人體所需要的礦物質，吃百斤可獲熱能三百卡云云。可是各地災民吃了這種“有科學根據的”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脹如鼓，匍匐呻吟，脹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難計其數。可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眼裡，記在心上。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災的年代，無依無靠的老百姓確實只有依靠看不見摸不着的老天爺了！ 　　這場大饑荒從1936年熬到1937年，幾場雨後才逐步緩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戰爭正式爆發，一年多後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財力和糧食，成為中國抗戰的大後方。” 《遍地餓殍》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200481214182/20041014160239.html 資料10：

“想起來，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實在難言。”這是最遲在20世紀60年代筆者家鄉中原一帶還廣泛流傳的一句河南墜子曲詞。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據河南籍作家劉震雲披露（見他的歷史報告作品《溫故1942》），在他的家鄉河南省延津縣，上歲數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飛螞蚱那一年，一個村餓死幾十口。”“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劉震雲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爺、三妗子都餓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運，逃難中因賣小女兒為老母親看病，與老婆大打一場。老娘最終還是病死了。大女兒害天花死在洛陽教會的慈善院。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掉到車輪下被軋死。等到陝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給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運命大，至今健在。回憶起往事，他說：“早知道一家人這個下場，哪用逃難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這強。” 據當時重慶《大公報》駐河南戰地記者張高峰報道，在如此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向河南徵集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數額一點也沒減少。陳布雷說，蔣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災，說省政府虛報災情。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裡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樣，蔣介石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穫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徵稅，通過省政府徵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軍高級軍官把部隊的餘糧高價賣給災民，大發橫財。來自西安、鄭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級軍官，一些仍然囤積糧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刊發張高峰6000字的報道《豫災實錄》。2日，《大公報》刊發主筆王芸生根據這篇實錄激情寫作的新聞述評《看重慶，念中原》。當晚，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知，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3、4、5日），以示懲戒。這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本擬親去領獎。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通知王芸生：“蔣委員長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國的訪問被取消了。” 中原幾百萬人民的生死存亡就這樣成為新聞媒體的盲區。在此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這片災難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的一位年輕外交官那兒得知，河南320萬農民正瀕臨餓死。這位外交官私下裡讓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傳教士描寫這場大災難情形的信件。中國記者都不敢前去採訪，因為指責政府即使不讓他們丟掉腦袋，也會讓他們丟掉飯碗。”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兩位記者坐着手搖巡道車自潼關來到洛陽。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屍體並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鄭州，他們受到最熱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請他們的菜單如下：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卷、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3個撒滿白糖的餡餅。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時候，白修德說這是他“吃過的最好的宴席之一”。“當白修德歸結出雖然大自然製造了這次饑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國民黨政府時，他的恐懼感很快發展成憤慨。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徵收繁重的穀物稅；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有剩餘物質，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制止這場災難。因此，由於失算、忽視和冷漠，估計有二三百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 白修德的憤怒無以言表。在由鄭州返回重慶途徑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白修德義憤難平，向《時代》周刊本部匆促發稿。按照慣例，國民黨中宣部要例行檢查。湊巧的是，這份電報竟躲過國民黨嚴密的新聞檢查，順利發到紐約。 1943年3月，白氏的報道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她十分惱火，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解職白修德。盧斯非常憤怒，你宋美齡算哪根蔥？你以為這是中國？“我只會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慶，白修德將沿途所見通過美國陸軍情報機構報告給史迪威將軍、美國駐華使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並拜會了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慶齡，“竭盡全力為河南人民尋求幫助。對於任何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人，白修德都會傾吐他對中國受災農民悲慘命運的深切憤慨”。他毫無不掩飾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說：“我開始讓每一個我認識的人憤怒起來。” “白修德意識到自命為河南農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職業範圍，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憤怒。他苦苦要求美國大使館的官員給予幫助。‘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他在給孫夫人的信中，誠懇地請求她在她的妹夫蔣總司令面前說說情。他還懇求中國國防部長和立法機構的首腦給河南提供救濟物質。很明顯，由於他指責政府官員的腐敗惡化了河南的饑荒，被刺痛的有關領導在重慶反咬一口，說白修德是一名共產黨員。‘我的上帝，我還來不及反應，全城人就把我視為敵人。’在一封寫給《時代》周刊編輯的信中，白修德解釋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樣地無可奈何，‘我知道，這不是我製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單槍匹馬主張自由報道的地方。不過，我得做些事情。’”白修德通過宋慶齡，請求面見蔣介石。起初宋慶齡說：蔣介石在長時間單調的外出視察後非常疲憊，需要休息幾天。白修德說：此事關繫到幾百萬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擱。他建議宋向蔣介石報告情況時，要像他白修德向宋慶齡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宋慶齡說：那就必然有人被殺頭。白修德說：如果說一定要有人頭落地，也不要畏縮。否則，河南的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軟磨硬泡，終於得以走進蔣介石的辦公室。“當白修德向他高談闊論時，他手撫下巴，不流露絲毫感情。”“我讓他看了一些作品，並告訴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敗。”“蔣不時咕噥幾句，但隨即就試圖否定白修德的觀點。”“起初，他不相信野狗從沙堆中掏死屍的報道。”蔣說：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說：我親眼看見狗吃人！蔣說：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將呆在接待室里的福爾曼叫進來，將他們拍攝到的災區照片，幾隻野狗正站在扒出來的屍體上，攤在蔣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見委員長的兩膝微微哆嗦起來，一種神經性的痙攣。 於是一些人頭開始落地。第一顆人頭不是別人，正是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因為是他“泄露機密”！“為了響應白修德關於饑荒的報道，滿載糧食的列車開始抵達河南，施粥所開始運作，大量銀元也從重慶流向災區。”

（《時代》周刊與1942年中原大饑荒 《南方周末》　2003-06-26http://www.china.org.cn/chinese/HIAW/354814.htm ）

（文中關於白修德的內容，引號部分均來自《新聞與幻想---白修德傳》，喬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馬碧英譯，2001年1月新華出版社出版，未加引號部分的核心資料來自劉震雲《溫故1942》---作者注）

資料11

“1943年發生的兩件事情，成為魯斯與白修德關係的重要轉折點。1943年冬，由於持續乾旱，河南發生大饑荒。白修德對其進行了實地考察，這次經歷使他從根本上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態度。白修德在一位美國外交官處看到了一些河南傳教士描述這場大災難的信件，並得知中國記者因為怕丟飯碗甚至掉腦袋不敢去採訪。於是，白修德和《倫敦時報》的哈里森•福曼（Harrison ????an）一道前往河南。一路上，白修德親眼目睹了饑荒的慘狀。他對此作了詳細的新聞報道，並及時發回了時代公司總部。但他的文字經《時代》周刊大加刪節，只登出片段電文，面目全非。白修德回到重慶後，又遭到了重慶政府的報復，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宋美齡甚至要求魯斯開除白修德，魯斯的回答是：“我因此會更器重他”。魯斯對白修德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了。“

羅 宣 《抗戰後期魯斯與白修德在中國問題上的爭論述評 》

資料12

　　 “20世紀30到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吸引和造就了眾多的西方記者，根據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說法：當時有“十多個第一流的美國記者逐日地報道”中國戰況。在這些人中，白修德（TheodoreH．White，1915－1986）當之無愧地占據一個重要席位。白的傑出不僅因為他采寫的中國報道數量多、影響大，他對新聞事業的執著追求、不向強權低頭、最終摘取“普利策”新聞獎的拼搏精神也成為一代年輕記者的楷模。

　　有幾名世紀風雲人物曾影響了白修德的記者生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為了堅持自己的追求，白修德不惜與這些大人物一一決裂。第一個大人物是他的恩師、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問題權威費正清教授。據美國記者哈爾伯斯坦（DavidHalberstam）透露，1934年，窮人家的孩子白修德考上了哈佛大學，不久就拜在費氏門下。費氏夫婦對其關懷備至，視同己出。白修德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因當時的漢學研究不景氣，費氏就力薦高足去當新聞記者，去中國建立功業。費氏送給學生一台打字機，寫了6封推薦信，並從此密切關注白修德的動向。一些學者認為，白修德“有生之年不論寫任何東西都是設想費正清要閱讀的”。白修德到中國後一直與費氏“親如家人”般地通信。然而，1944年，白修德一系列批評蔣介石消極抗戰、同情中共的報道引起了費氏的強烈不滿。他給學生寫了一封嚴厲的、“極其殘忍”的信，其中說：“我為你感到羞恥。你的朋友為你感到羞恥。你的國家正在受騙。你必須表明你的立場。”

　　白修德沒有低頭，導師的信使他揭露中國現實的決心更加堅定。他不久寫出的《中國的驚雷》引起了美國文壇的震動，亦令導師為之側目。費氏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時保守地評論此書“鮮明、鋒利、誠實，會有廣大的讀者”。在後來的時光中，白修德是否與恩師達成了和解一直是史家考證的懸案。不過，從白修德自傳中的有關描寫倒的確可以看出他對導師的一往情深。

　　影響白修德記者生涯的大人物還包括蔣介石夫婦。對蔣宋，白修德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用他的話說就是從“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視”。早期，白修德也和許多美國記者一樣，對蔣夫人頗多溢美之詞，但隨着採訪的深入，他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當他試圖披露某種官方不願見到的現實時，麻煩就來了，國民黨政府就給予不斷地阻撓。最突出的一次發生在1943年，當時，白修德衝破封鎖去河南採訪大饑荒。他將遍地餓殍、人肉相食的情景寫成系列報道，發表在《時代》雜誌上。時值宋美齡訪美，那些來自中國的真實報道使夫人如坐針氈，勃然大怒，她立即與《時代》老闆亨利•盧斯（HenryR．Luce）通電話，要他立即招回“那個鹵莽的小記者”，並將其辭退。但盧斯嚴詞拒絕。因為此事，蔣介石召見了白修德，檢視了後者拍攝的照片，最後承認白“比中國的調查人員更能幹”。《時代》發出白修德的河南大災荒報道後，美國運來了大批糧食，全國上下都為河南募捐。蔣介石也確實懲辦了一批貪官污吏。然而，白修德對蔣介石的幻想徹底崩潰了。他說：“我不想再見到蔣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僅對我們無用，對他自己的人民也毫無用處。”

　　在白修德命運中出現的另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大人物是美國新聞界名流、《時代》雜誌老闆亨利•盧斯。盧斯生於中國，其父是來華多年的美國傳教士，故盧斯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並由此決定了30到40年代《時代》對中國高度關注的風格。當然，該刊的中國報道具有盧斯強烈的個人偏見與黨派色彩。40年代的《時代》炙手可熱，是美國乃至世界最具影響的雜誌。盧斯非常欣賞他的駐華記者--猶太人白修德。當時的猶太人極受歧視，根本無法進入美國文壇主流。像《時代》這樣的著名雜誌從來不用猶太人，它的記者都是些高大英俊之輩，而白修德卻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時代》對盧斯的網開一面令新聞界感到震驚。然而，白修德實在太出類拔萃了--他的激情、意志、洞察力和判斷使盧斯讚嘆不已。盧斯發現白修德像自己一樣熱愛中國，這是他重用後者的另一重要原因。白修德對上司也極具好感。他認為，“自己的一生每時每刻都受到盧斯的影響”。1942年盧斯曾有中國之行，抵達重慶的第二天，他與白修德就乘坐一輛黃包車到鬧市區與市民交談。盧斯一邊使用童年學來的生硬的漢語，一邊提醒白修德“糾正我！糾正我！”。兩人在重慶形影不離，結下了深厚情誼，幾天后，盧斯任命白修德為《時代》遠東版主編。

　　白修德沒有因為老闆的賞識和栽培而沖昏頭腦，他對中國的真實報道以及對蔣政權的批評越來越刺激盧斯。盧斯的親蔣反共立場使其不能容忍部下的脫軌。兩人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1944年，白修德發現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盧斯刪改得面目全非，遂發出抗議。到了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經在《時代》發不出來了。白修德給老闆寫了一封長達30多頁的信，其中說：如果你堅持現行政策，“你就不僅錯了，而且害了美國，也害了中國”。盧斯則抨擊白修德“太左，太靠近共產黨”。

　　1945年日本投降時，《時代》準備出版一期蔣介石的封面人物報道。白修德不相信蔣介石是中國的希望，在發給盧斯的電文中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國了，他和盧斯不再稱兄道弟。在冷漠的氣氛中，白修德提出辭職，然後一鼓作氣，寫下了《中國的驚雷》（與AnnaleeJacoby合著）。該書由斯諾作序。索爾茲伯里認為，此書“可與斯諾的著作相媲美”。書中的傾向使盧斯大為光火，他大罵“那個婊子養的猶太醜小子”。哈爾伯斯坦評價道，“盧斯很明白，白修德比他要正確”。然而，盧斯對外界聲稱，由於白修德是共產黨，所以《時代》不得不解僱他。這使白修德傷透了心。

　　雙方整整有10年不說話。後來的事實證明，白修德對了，盧斯錯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長談。不久，當漂泊法國的白修德失業時，盧斯打過越洋電話來請他回去工作，盧斯說：“在中國問題上，我不知道誰對誰錯，不過現在是回國的時候了，老弟。”倔強的白修德沒有重返《時代》，但同意為其寫稿。他與盧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觸，他們的友誼的確慢慢恢復了，但當年的親密無間早已飄然而去。

　　1953年，白修德返回美國，不久即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他的護照曾被吊銷，他還有失業的經歷，但他頑強不屈，昂然前行。在當年前往中國採訪的記者中，只有他獲得了美國新聞最高獎--“普利策”新聞獎（1964）。他的系列報道“總統的誕生”首次披露美國總統選舉的全過程，贏得了新聞界的一致好評。1986年，白修德因癌症在紐約逝世。他身後留下了十餘部書，其中《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是最為重要的著作，該書為美國1986年10大暢銷書之一，也是新聞專業學生的必讀作品。

張威《美國記者白修德的正直人格》http://www.gmw.cn/01ds/2001-02/21/GB/2001%5E339%5E0%5EDS2126.htm

資料13：

UNTIL THE HARVEST IS REAPED

Mar. 22, 1943 How ageless are China's problems and how bitterly Chines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in cycles of wars, floods and famines, TIME Correspondent Teddy White could tell last week from firsthand knowledge. He was just back from a two-week trip through starving Honan Province. His report: My notes tell me that I am reporting only what I saw or verified; yet even to me it seems unreal: dogs eating human bodies by the roads, peasants seeking dead human flesh under the cover of darkness, endless deserted villages, beggars swarming at every city gate, babies abandoned to cry and die on every highway....

（白修德關於中國饑荒的報道（1943年3月22日《時代》周刊）http://www.time.com/time/archive/preview/0,10987,796097,00.html）

資料14

湖南1946年大饑荒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抗日戰爭期間，湖南75縣曾有50縣淪入日寇之手，長沙也在其列。抗戰勝利後各地已是十室九空，沿粵漢鐵路幾百里，兩側不見雞犬人煙，田地里野草與人齊高。到1945年，因無力耕種而荒廢的土地達1450萬畝。是年湖南、湘西各縣又遭大旱，田土龜裂，顆粒無收。濱湖一帶則遭大水，淹沒稻田數百萬畝。因此，1945年全省糧食產量銳減，僅收稻穀6730萬石，較戰前1936年18600萬石減產64%。

1946年春，內戰一觸即發，國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內集結了26萬軍隊，加之有11萬日本戰俘滯留湖南，等待遣送。為了供給這數十萬人的食糧，國民政府火急攤派軍糧160萬石。各地糧商乘機囤積，半月之間糧價上漲1-2倍，價格最低的長沙也漲至每石5萬元。到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飢。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長沙雖非重災區，但也飽嘗了饑荒之苦。

對於大饑荒的成因，當時上海《申報》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災之成，政治的不健全，當為一大原因。由於戰時交通的不便，運輸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於是權勢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糧食商。湖南的食糧，以營利為目的，被竭澤搜括，運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災情。何況通貨的膨脹，稅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農村由破產而終陷毀滅。所以湘災之成，除了戰爭的原因，還有着政治病與經濟病。”

(稿源：長沙萬象) 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cswxiang/t20040106_93550.htm

資料15

Public health is a subject about which one country can learn from another, and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India today has much to learn from China. Indeed, life expectancy has been longer in China than in India for many decades. However, the history of progress in extending life expectancy in the two countries tells a more interesting story. Shortly after the revolution, Maoist China made an early start in providing widespread health care, and there was nothing comparable in India at the time. By 1979, when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re????s were first introduced, Chinese on average lived fourteen years longer than Indians.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Passage to China”，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7608）

資料16

東非馬達加斯加南方爆發大饑荒 　　 新華網 （2003-03-04 17:56:5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3/04/content_757777.htm　　塔那那利佛３月４日專電（記者 戴漢武）據此間媒體４日報道，馬達加斯加南方去年年中以來一直大旱，造成許多地區糧食顆粒無收，致使３６個鄉鎮的６０萬居民面臨飢餓威脅，其中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首當其衝。 旱災、飢餓、貧困、絕收同時襲擊馬國南部，造成物價飛漲，災民購買力低下。為了活命，災民們賣掉了一切可以賣的東西，甚至包括鍋碗瓢盆。有些地區，水已賣到１５００馬朗（合人民幣１.８元）一桶。許多災民靠野地里的仙人掌充飢，餓死、病死現象比比皆是，不少災民已開始逃離災區向北方遷徙。 馬達加斯加有關部門已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要求國際社會給予糧食援助，幫助災民度過難關。自今年元月以來，世界糧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已開始在此救災。　　　　南部非洲遭大饑荒千萬人瀕亡 　　 據法新社報道，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本月29日發出警告，非洲南部4個國家(馬拉維、津巴布韋、萊索托和斯威士蘭)的1000萬人正因為飢餓而處於死亡的邊緣。 專家們表示，在這四個國家外如果再加上贊比亞和莫桑比克，非洲南部國家因飢餓而不得不面對死亡的人數還會大大上升。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的一份聯合聲明稱，由於自然災害，非洲南部已經連續兩年糧食歉收，這一地區的糧食產量大大減少，已經造成了南部非洲10年來最為嚴重的農業災難。專家們預計，這種情況可能一直會延續到明年的收穫季節。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號召世界上各個援助國儘快行動，以防災難發生。據悉，這些受災國家至少需要400萬噸糧食才能滿足最低需求量，最低限度也需要120萬噸。 　　由於旱災造成的嚴重糧食短缺，贊比亞總統姆瓦納瓦薩5月29日宣布全國進入“災難狀態”。姆瓦納瓦薩說，贊比亞因旱災導致玉米歉收63萬噸，而收穫的糧食只夠600萬人勉強渡過難關，其餘400多萬贊比亞人將食不果腹。他說，國家目前的糧食儲備僅夠支撐到七八月份，屆時數百萬贊比亞人將不得不依靠國外的食品救濟。最近，贊比亞南部省份遭遇嚴重旱災，造成大面積糧食歉收和牲畜死亡。由於旱災、霜凍及經濟不穩定等原因，南部非洲國家目前正面臨着近十年來最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 《北京青年報》2002年5月31日

資料17

2004年的印度3.5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天晚上餓着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

2004年印度孟賣的饑荒http://www.mzd.com.cn/bloger.asp?blogID=581&ID=3526

資產階級民主能避免大饑荒嗎？:印度學者駁斥阿馬蒂亞.森http://www.mzd.com.cn/bloger.asp?blogID=581&ID=3527

資料18

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為30歲以下。GLOBAL: AIDS Is Cutting African Life Span to 30-Year Low, Report Says New York Times (12.18.03) - Thursday, December 18, 2003

Reuters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nations ravaged by AIDS - now the world's leading cause of death for people ages 15-59 - adult mortality has surpassed levels not seen in 30 years, according to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released today. Worldwide, HIV-related deaths were almost twice those of the next top killer - heart disease - and well over double those of the third most fatal disease - tuberculosis - according to WHO's annual World Health Report. While life expectancy is increasing in most of the world, adult life expectancy in Botswana, Lesotho, Swaziland and Zimbabwe has dropped by 20 years because of AIDS.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there is a continued expectation of longer and more comfortable life, while in many others there is despair over the failure to control disease though the means to do so exist," Dr. Jong Wook Lee, WHO's director general, wrote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or both sexes was 37.9 in Zimbabwe; 39.7 in Zambia; and 39.9 in Angola. In contrast, in Japan, a baby girl can expect to live to 85. Switzerland's life expectancy was 80.6, and life expectancy was 80.4 in Sweden and 79.7 in France.

Of the 57 million premature deaths in 2002, 10.5 million were children younger than five, and 98 percent of those we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14 African countries, child mortality exceeded 1990 levels, WHO reported. More than 300 children per 1,000 born in Sierra Leone die before age five, and a child born there today will probably not live beyond 36.

The report, which includes in????ation on traffic deaths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lio and AIDS, cited the widening chasm in health care and exposure to disease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as areas of concern. "Today's global health situation raises urgent questions about justice," wrote Lee. "A world marked by such inequities is in very serious trouble."

（文 chiap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