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原生態的展露——一個英國人眼裡的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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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czs.com.cn 2001年3月24日 11:45 光明日報

　　張功臣

　　　　今年是庚子事變100周年。整整一個世紀前，也是這樣一個燠熱少雨的夏天，自山東發祥，短短一年裡就席捲了整個河北和天津的義和團運動，終於蔓延到了北京；從1900年6月20日起，已擁入京城的義和團大隊人馬開始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和教堂，吶喊聲和槍炮聲持續了五十五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這裡。作為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重大歷史事變，義和團運動及接踵而至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事件一直是後人學術視野中的一個亮點，在它們跨越百年之際更是備受關注。

　　　　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的策劃，上海書店出版社陸續推出的“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國”叢書之一種《庚子使館被圍記》恰在此時出版，為我們回顧和思考近代史上這驚心動魄的一頁，提供了一種別有意味的視角。

　　　　對於庚子事變，當事的國人與外人多有記載，英人普特南·威爾著《庚子使館被圍記》，是一冊記述作者在義和團攻打北京外國使館、教堂，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經歷與見聞的日記體實錄，屬於別出心裁之一種。普特南·威爾就是清末民初名盛一時的倫敦《每日電訊報》駐華記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關於他的在華新聞活動，筆者在向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提交的博士學位答辯論文《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略有評介。他是早期英國來華傳教士的後代，於1877年生於寧波，父親辛盛時任中國海關稅務司，主管甬城海關稅務。辛普森長於江南水鄉，少年聰穎，青年時代曾赴瑞士留學，除英語外，還能操流利的法語、德語和漢語，學成回華後繼承父業進了中國海關，在北京的總稅務司署當了一名小小的錄事司，專事案頭文牘。

　　　　當兩萬名義和團民將北京內城團團圍住時，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集聚着九百餘名外國人及兩千中國基督徒，在這一批混雜的、地位不同的、焦灼不安的人們中，有三個人因報道這一事件一時間聲名鵲起，後來都成為駐華記者中的風雲人物：一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是《芝加哥記錄報》記者科爾特曼(Robert Kerterman)，他們說服一個信基督教的中國信使混出城去，傳出了他們的新聞電報，從而使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各國駐北京使團人員“境遇的嚴重性”；而辛普森則根據親歷親見親聞，逐月或逐日記錄了他眼中的義和團運動及各國使館被圍期間的內部情況(《庚子使館被圍記》在事變結束後數年才公開發表，原名《有欠謹慎的北京來信》)。據辛氏自稱，民國時期在北京建立的“莫里循文庫”中，收有記載庚子事變的英文書籍就有四十三種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隱諱或不完全”，唯此書因直率的記述而被莫里循視作例外，並為後來各派義和團運動研究者所重視。

　　　　庚子事變之際，辛普森剛滿23歲，尚未加入職業記者行列，但已開始為英國報紙撰寫各種中國報道，故他筆下敘述的人物、場景及事實，因為新聞職業的要求，常帶有比較特別的視角。雖然在事變之初他還不可能有“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遠留存”(原書序)這樣的認識，他的逐日記事更多地出自一個青年人熱衷寫作的本能，但從記事的開篇(1900年5月12日)敘述自己風聞義和團將入京時的感覺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英國報紙的業餘通訊員對此事件還是相當敏感的。在描繪了北京5月的風沙和炎燥的氣候之後，他這樣寫道：“當此之時，有一新發生之事，如一縷微雲起於天末，其後將濃罩大地，使人間成陰翳之世”。這是辛氏理解和評價義和團運動的一個基礎，在此後兩個多月的記述中，從嘆息租界裡“游談宴會、馳擊馬球”之平靜生活被打亂，到詛咒圍困生活之艱苦難熬；從個人性命能否保住的近憂，到大英帝國在中國利益與地位受到動搖的遠慮，他對義和團自始至終是持一種堅決反對的態度，這種態度不僅顯露在充滿了仇視、攻擊和污衊之辭的記事文字裡，還更多地表現於使館被圍期間及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他本人的種種劣跡中。

　　　　東交民巷被圍後，辛普森積極加入了使館組織的衛隊，白天修工事、築堡壘，晚上巡邏放哨，甚至拿起槍來參加了多次戰鬥，幾經死裡逃生。他的記述中有不少篇章是以炫耀的口吻描寫自己作戰經歷的，其中有一節(7月10日-14日間)寫他在困守中為打發“枯悶無味之工”，找到了一種“消遣之法”——每至正午陽光酷烈、人困馬乏時，躲在工事裡狙擊出來活動的義和團民。有一日他越過防線，接近中國大營，在肅王府的外牆處連續擊中了三個正在做工的義和團。當他看到其中一人“黃背之上紅血汩汩而流，登時倒下，手足一伸，其命遂畢”時，也覺得“可謂殘忍已極”，但這種偶爾的“慈悲”並未妨礙他後來參加衝鋒、巷戰和陣地戰，更加肆無忌憚地屠殺義和團。當其此時，他已為自己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在描寫個人經歷的同時，辛普森更以大量筆墨詳細記錄了他對義和團運動的觀察，同時也較少掩飾地寫出了他所認定的史事真相和個人感受，為我們解開對這一段歷史的諸多疑惑頗有裨益。如義和團與洋兵進城的時間順序、事件升級的起因、為什麼使館和教堂被圍近兩月而終未能攻破等等，都是歷來爭議很多，也直接影響到評價義和團運動性質及意義的大問題。

　　　　據辛普森的記載，英、法、俄、意、美、日(德、奧因故尚未到)各國第一批衛隊數百人，是於5月31日開進北京的，直到6月4日，才有拳民陸續從“哈達門”進城。此後，義和團在京城內還未有公開活動，但已出現了一些局部衝突，如“有使館學生數人，馳馬於城邊之沙地，公然有執槍者圍攻之，數人力鞭其馬，並放手槍，始免於難”(6月9日)；數日後，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出門散步，見兩個“頭扎紅巾、腰系紅帶，手腕及腿亦皆纏以紅布”的拳民乘騾車從使館路上馳過，遂舉杖追逐擊之，擒得一人(6月12日)；拳民火燒禮拜堂及城內部分洋房後，洋人起而開槍，大規模衝突由此開始：“十四日之下午，克林德男爵帶領水手一排行於內城之上，見下面沙地有拳民練習，即毫不遲疑發令開槍……拳民死者約二十人”，當日，為解救被義和團捕於一廟中的教民，洋兵又大開殺戒，“殺於此者，至少有三十人”(6月16日)。如此等等，足以說明先有列強在中國土地上挑釁屠戮，後有義和團圍攻教堂和使館之舉的事實真相。

　　　　再如，義和團圍攻西什庫教堂及東交民巷使館兩月不下，是拳民“愚蠢怯懦”而洋人“英勇善戰”，還是另有其故?抑或如辛普森所言：“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掣其刃，非其力不能也”?對此，辛氏在他的記事裡明確指認了清廷與使館頻繁書信往來，以各種照會同洋人議和、出賣義和團的若幹事實：在圍攻第五日，就派人打出了“奉上諭保護使館，即刻停止攻擊”的休戰白旗(6月30日)；在他看來，使館久攻不下，是因為軍機大臣榮祿“暗中維持，命軍隊不必猛攻，實有一種延緩之政策”，而北堂始終未破，亦是清廷“與法教士友誼甚好……與其所施於使館同”之故(7月16日)；在往來照會中，清廷還十分關心困守使館的洋人們的生活，當洋人答以“予等居此甚為舒服，不過稍需蔬菜及水果而已”後，即有“四車西瓜及蔬菜送來，並言系奉太后之命”(7月20日)；更有甚者，在義和團與洋人鏖戰的關頭，清兵與洋兵相互勾結，大量買賣軍火與糧食，讓使館成為一座糧草豐盈、彈藥充足的堅固堡壘，連辛氏也認為，“此真一離奇之戲劇”(8月4日)。

　　　　“圍城”後面這一雙藍眼睛看到的義和團及其活動，固然是局限的、甚至是片面的，但其目擊者的身份和原生狀態的第一手材料，不僅指證了有關庚子事件前因後果的諸多關節點，也有助於我們透過他所見聞的片段、表象，由表及里地追索和接近歷史的真實，進一步準確、全面地認識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和意義。這是《庚子使館被圍記》歷經百年風雨的洗刷而價值不減的地方。

　　　　辛普森對於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種種侵掠行徑的如實記載，構成了本書價值不菲的另一方面。說“如實”，不僅指這種記事文體，也不唯其描繪的“繪影繪聲，歷歷如睹”，而是因為作者本人就是種種劫掠活動的參與者。8月14日聯軍攻陷北京後，受困多時的洋人撕下文明的面具，在中國的京城開始了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的報復行動，辛普森稱之為“受苦難者報復之秋”。這種報復達到極致，自然是“殺人放火，強姦豪奪，無所不有”，他曾目睹一隊法國兵將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與攙雜”的中國人逼進城內一死巷內，“機關槍即轟擊於陷阱之中，約擊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在他筆下，還有對野蠻的印度兵“於昏夜中走入教民婦女所居之屋，各搶女人頭上所戴之首飾，即一小銀簪亦搶之”，並施以強暴的描寫；有矜持的德國人從鄉村“騎馬而行，鞍上滿系巨包，前面驅有牛、馬等獸，皆於路上掠得者”的記錄；更有兇猛的俄國人以輜重炮車滿載頤和園中的擄掠之物，實在載不動的便拋於車外，“於是有三個美麗無價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數件，雕刻奇巧，亦同時粉碎……”在不加掩飾地披露以上事實的同時，辛氏還以文明人自居，對此多有微言，乃至“公正”的評判。如認為洋兵射殺手無寸鐵的中國軍民的行為“太過”，對自聯軍入北京後“滿城皆荒涼寂靜之象”的“殊不可解”；說各國軍隊雖服裝、面貌各異，其實都是“盛裝騎馬之盜賊”，“其所為之事無異，皆殺人耳，搶劫耳”，甚至還有“予等外人羅唆繁瑣，貪黃人之利益，顛倒東方生計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劇也”等等字樣的懺悔。但有趣的是，對其同夥的燒殺搶掠行為，他頗以為不齒，有時還屢加勸阻；在冠冕堂皇地打扮自己的同時，他本人卻也按捺不住“復仇”的心理和發財的慾念，加入了搶劫者的行列，干下了一系列醜事壞事，這豈不是一對矛盾?

　　　　在8月末的一篇記事中，辛普森洋洋得意地敘述了他同德俄日等國軍官一道闖入紫禁城、搶劫皇宮之事。他以手槍恐嚇極力阻止他們的守宮太監，進入了西太后寢宮，坐在慈禧的臥榻上嚼“香甜之玫瑰醬”，吸“俄國之煙捲”，並看上了“一精美之銀便壺”；他還自告奮勇闖入戶部銀庫大門，搜索金銀，劫掠一空；後來，他索性成了一名文物販子，在寓所中以金條、金幣收購各國士兵搜羅來的各種珍寶，如戒指、寶石、鼻煙壺等等，其中有一件是法國路易十五世時的金扣帶，為耶穌會教士初來北京時所贈清廷禮物之一種，十分珍貴。對於自己參與搶劫活動，辛氏也有十分動聽的辯解，說：“人之血既已激動，且經過長期之禁錮，見此情形亦不免有參入之思想，不能自持”。一方面做了強盜，一方面還要充作文明人，這才是一個本真的辛普森。由此可見，西方人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中國，以雙重的道德標準對待中國，並不自今日始，而是有其深遠傳統的。回顧近代中國的歷史，一部分西方帝國主義分子在認識中國的過程中，不就是像這樣懷着在文化、技術、道德上的優越感，戴着有色眼鏡，以西方世界的標準來傳播和評價中國革命歷程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嗎?辛普森的所作所為，不過是早期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近代中國的浪潮中出現的一代冒險家的縮影罷了。

　　　　庚子事變後辛普森在中國的活動及其結局，也有着發人深省的意味。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依附清政府謀生的普通官吏，成為膽大妄為、巧取豪奪的強盜，並藉此步入中國政治舞台的西方冒險家獨特的遭遇。1902年，辛氏辭海關職，專職為數家英國報紙撰寫有關中國政治動向的新聞；辛亥革命後，他被倫敦《每日電訊報》正式任命為駐北京記者，在從事中國報道的同時，先後出版了《滿人與俄國人》、《為什麼中國看中了赤色》、《張作霖反對共產主義威脅的鬥爭》等十餘部與中國和遠東事務有關的作品。1916年，他靠鑽營得到了黎元洪總統府對外宣傳顧問的職位，數年後又為奉系軍閥張作霖作顧問，並為張在北京創辦中英文《東方時報》，大肆反對剛剛在中國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同時較深地捲入新舊軍閥之間的爭鬥，逐漸由名記者成為翻雲覆雨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危險角色”。在1930年中原大戰中，他又受僱協助閻錫山接收天津海關，欲從財政稅收上助閻反蔣，招致帝國主義列強的激烈反對，由此種下禍根；當年11月，因抵制日本人的走私活動，在天津被刺身亡。辛普森在庚子事變中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對近代中國革命的態度，更多地表現出他投機的心態，而他的最終命運或許恰恰是這種心態導致的結果。

　　　　(《庚子使館被圍記》，[英]普特南·威爾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定價：13��50元。)(博覽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