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道德理想主義而對美國作是非判斷，是對國際政治生態現狀的一個誤會。作者列舉了美國過去多次考慮動用核武器的例子，說明未來美國是否將對他國使用核武，與美國在人們心目中是否“道德”絕對無關。

　　最近一份美國報紙披露，美國國防部1月8日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機密報告，內容涉及美國在緊急情況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7個國家使用核武器的計劃。雖然後來美國國防部對此予以了否認，然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旋即卻又承認，五角大樓的核戰爭機密報告確實點了中國等七個國家。這樣的消息對於中俄等國以及世界究竟是何意味呢？很值得人們深思。

大概會有很多人認為“道德”的美國未來不會真的干下如此“不道德”的事情吧。我的看法是美國將來會不會對他國使用核武器與美國是否“道德”無關，據剛剛解密的一份30年前的文件吐露，70年代初時滿口“和平”“正義”的美國前總統尼遜，也曾產生過以核武解決越南戰爭的考慮。基於道德理想主義而對美國作是非判斷，是對國際政治生態現狀的一個誤會，這樣的誤會我希望中國人乃至世界還是少些為妙！

多次動用核武的念頭

　　之有此說乃是在近50年來的歷史上美國屢屢產生過對他國使用核武的衝動，最後沒有使用。一方面是美蘇之間的核戰略平衡，另一方面是美國政府核心決策層個別人物的明智，沒有這兩點美國的原子彈氫彈恐怕早就落到了他人的頭上。

　　其實想想1945年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扔下兩顆原子彈即可見一班，當時德國已經投降、日本也已處於苟延殘喘，然而杜魯讓仍然決定在日本試驗一下新武器的威力，試驗的結果是幾十萬人頃刻間的灰飛煙滅。

手頭正放着兩本書《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和《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前者出於前美國《堡壘》雜誌副編輯戴維·霍羅威茨之手，出版於60年代初,後者是越南戰爭時期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在90年代的回憶錄。

　　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在這兩本書裡便坦現着冷戰期間美國政要和軍隊高層多次試圖對外動用核武的記錄，世界一些國家實際上曾經屢屢與滅頂之災擦身而過。我就不厭其煩在此一一列舉吧：

　　一、1950年7月12日，正當北朝鮮的軍隊迅猛南下直指釜山時，一位眾議員主張限令北朝鮮在一周內撤軍，否則就向北朝鮮的城市投擲原子彈，而眾議院對這位眾議員的發言竟拍手喝采。（《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04）

　　二、中國1951年參戰朝鮮後，設在遠東的美國轟炸機指揮部司令官埃米特（羅齊）·奧唐奈將軍要求立刻對中國使用原子彈，他說，“對他們使用原子彈，他們就會知道鞭子的利害了。”美國和聯合國的軍隊沒有用上原子彈，但它們確在朝鮮試用了一種新武器：凝固汽油彈。（《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13-114）

　　三、1954年3月，當法國軍隊在越南受到越盟軍隊的猛烈襲擊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雷德福和國務卿杜勒斯主張使用500架飛機對越盟軍隊投擲戰術原子彈來阻止奠邊府的陷落，他們並主張如果中國介入，北京也要受到原子彈的待遇。但這一主張被艾森豪威否決。雷德福還曾向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說過，必須摧毀紅色中國，即使需要一場為期五十年的戰爭也在所不惜。（《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124）

　　四、1962年10月27日星期六——古巴導彈危機的頂點之時，肯尼迪總統的文武顧問中絕大多數已準備提出建議，如果赫魯曉夫不將導彈從古巴撤出（他於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國將對該島發動包括核轟炸在內的攻擊。（《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109）

一切為了美國安全利益

　　五、1964年3月，來自亞時桑那州的保守派參議員、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巴里·戈特華特，在總統選舉中在一次演說中，宣揚在越南的法國軍隊10年前在奠邊府被包圍時，美國就應該投下一顆低能原子彈摧毀進攻者賴以隱蔽的叢林。隔天，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美國介入，就一定能‘將戰爭推進到北越——我們10年前就應該轟炸北越，而不必用我們的生命去冒險。’”（《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159）

　　六、1964年3月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給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重申了他們的看法，“就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喪失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並提出為迫使中國放棄其可能的行動，美國應做出使用核武器的準備，因為，“進行核攻擊將極有可能”逼迫他們就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125-126）

　　七、“東京灣”決議生效之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一致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個東南亞。參謀長們及其僚屬在各種場合提到核戰爭的可能性，並表示可以接受核戰爭的風險。（《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167）

　　八、對越宣戰之前的1965年2月27日，麥納馬拉等人曾請來艾森豪威，聆聽他對越南問題的看法。艾氏一開始就說，林登·B·約翰遜的首要任務是在東南亞遏制共產主義，並認為轟炸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並認為已到了把報復性打擊改為“施壓戰役”的時機，還說，如果中國人或蘇聯人威脅要進行干預，“我們應該回話讓他們小心，以防災難（如核打擊）降臨到他們頭上。”（《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184-185）

　　九、越南戰爭期間，約翰遜政府曾組織社會各界高人組成“哲人”小組，為越南問題提供建議，在1965年的一次會議上，“哲人”小組中除杜克大學法學教授阿瑟·拉森外，其它都建議盡“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產黨之手。其中幾位還批評我們目前的行動“太保守”。（《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208）

　　十、在越戰規模擴大後，越戰總司令威廉·威斯特摩蘭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並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他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需要動用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美國在東南亞或其地區與中國和（或）蘇聯發生衝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242）

　　十一、1967年5月2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交給麥納馬拉一份備忘錄，極力主張美國部隊對北越進行更猛烈的海陸空立體攻擊，他們認為，入侵北越、老撾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國部署美國部隊已變得非常必要，同時，存在對南中國使用核武器的極大可能。對此，麥氏說，“他們堅持冒險挑起核衝突的想法令人感到震驚。”（《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P282）

着迷於核武力的神效

　　列舉以上舉重若輕於核武之事例令人不由瞠目，讀者請注意動輒出言發動核攻擊的都是美國高層決策者。更瞠目的是一向在我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艾森豪威和基辛格——兩個號稱“和平鬥士”的人，其實也一樣着迷於核武力的神效。

　　1956年2月9日，艾森豪威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相當明確地說，他對熱衷於進行導彈競賽深表不安：“大家都知道，原子導彈如果不裝上十分強大的彈頭，是沒有多大價值的。用這樣的原子導彈進行戰爭，你能描繪它是什麼樣的一場戰爭嗎？導彈不能像開大炮或飛機投彈那樣的準確，所以你對這件事情必須看到，涉及的數量之大，而所用的又是這樣一種武器，這就意味着徹底的毀滅......如果突然地把一切都停止，單是做這件事（即集中力量於發展導彈），我認為你是在設想一種根本否定戰爭的理論，因為戰爭也是一種競賽，而你的理論最後所達到的一點就是你只是在談全人類的自殺，而毫無其他內容了。”（《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345-346）

　　然而，這並不排斥艾森豪威在他認為不會有報復的情況下考慮使用核武器（例如1958年危機時可能對中國發動這樣的進攻）。“如果使用原子彈有利於國家，那末我從來沒有想過美國不應當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在他的《從事和平》（Waging Pease）一書中如是說。

　　肯尼迪時期的基辛格，也認為美國能夠輕而易舉地摧毀蘇聯，在談到冷戰後的美國對蘇政策時，他寫道：“我們從來沒有成功地把我們的軍事優勢轉變為政治上的有利條件。”（《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P345）

　　霍羅威茨指出這句話說明美國人相信技術幾乎達到了神秘的程度：這種想法意味着，美國理應能夠利用原子彈壟斷來取得永久性的政治利益，既不必進行戰爭，甚至也不必進行戰爭的威脅，就能達到這一目的。

　聯繫歷史想想現實，未來美國會不會對其它國家發動核攻擊，實在難以預測。再強調一句：未來美國是否將對他國使用核武，與美國在人們心目中是否“道德”絕對無關。

　　·作者在北京從事安全問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