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柏林牆：中國人的是非標準是什麼？

多數中國人會回答：什麼都沒有統一重要。但事實真是這樣嗎？在中國呆得久了，我發現很多問題你根本不需要講道理，因為你的說話對象就沒那個智商聽懂 你在說什麼。只要擺出一兩件事情，就可以輕易把人們既定的觀念推翻。就好象統一和民主的問題，日本投降後，GCD占據北方一隅，國民黨認為GCD應該解散 武裝力量，雙方首先得統一，“不統一則無法談民主”。GCD則反駁說，沒有民主，要統一又有何用？然後《新華日報》就發了一堆文章，抨擊國民黨是如何顛倒 黑白，污衊民主，我一看，我靠，跟民主派今天的說法何其相似啊，想不到GCD當年也是民主鬥士嗎！但是最後GCD奪了天下，又沒給我們民主。60年過去， 情況還倒過來了，GCD高喊統一，台灣高喊民主，何其可笑？

再舉一個例子，台灣應不應該獨立？其實獨立了也沒什麼大不了嗎，我可以講一堆大道理，舉一些外國的例子，像什麼東帝汶啊，斯洛伐克啊，美國獨立以前 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呢，不過還是下面一件事情說起來更有意思。蘇聯當年幫GCD武裝了百萬大軍，作為回報GCD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對此，郭 沫若1950年在《日人民報》上發表文章：“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 了”，中國人民應該有“讓外蒙獨立的氣度”。人民日報日暴人民，那可是黨的代言人，可今天把同樣的標準再套到台灣問題上，GCD又不答應了。而且CCTV 也明確表示了——台灣人民生活得不幸福。這裡他們又玩弄了一個雙重標準，CCTV4報導說台灣物價上漲4.5%，百姓大叫“活不了了”，CCTV1報導說 大陸物價上漲6.6%，百姓表示“對生活影響不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再比如說，如果美國發兵攻打中國，推翻GCD的統治，像在伊拉克那樣建立一個新民主政權，大家願不願意？大多數人肯定是反對美國來干涉我們的內政 的，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怎麼說的呢？“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看，這下我又有理論依據了，中國的地當然要讓美國來占了，否則 我不是變成愛GCD的國了嗎？你們有誰愛GCD的國？那就讓美國來占嗎，可惜美國又不來，這麼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這麼便宜的產品，這麼好的垃圾處理場， 每年還有大批貪官來刺激美國經濟，豈能自斷財源？

結果搞了半天，中國人今天不能做的事情，曾幾何時都做得那麼心安理得，那我們的是非標準究竟是什麼？有人說，那些是GCD的政黨利益，我們討厭 GCD，他們做過的事情不代表是對的，我們照樣支持統一，照樣覺得台灣應該回歸，照樣覺得中國的內政不容美國干涉。那麼，我請那些認為台灣必須回歸的人捫 心自問，既然你們這麼在乎國家的統一，是否該給外蒙古相同的待遇？為什麼你們的眼光只盯着台灣和釣魚島，卻從來沒有關心過外蒙古、藏南、南沙、長白山、白 龍尾島和圖龍江以北的大片富饒土地？假如你們生活在50年代，是否又敢保證自己不會把蒙古獨立看成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你們有誰敢說，沒受自己鄙視的GCD 所灌輸的觀念影響？

生活在中國的人，一定會打上中國的烙印。劉賓雁曾這麼說過：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個小毛澤東。這話是說給民運分子們聽的，是說給那些最能認清毛澤東本質的人聽的。中國人的是非標準究竟是什麼？我的標題是個問號，所以我還是負責舉例，把答案留給大家自己去想吧。

中國人討厭日本人，理由是他們很不厚道，給我們造成了深痛的災難，可一沒道歉，二沒賠償，三還篡改歷史教科書，小日本這個民族，非常的下賤。如果要 講道理的話，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賠償是我們自己不要的，日本也變相補償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歷史書是右翼編的，而且他們也並沒有怎麼捏造歷史。 但更打擊人的事實是，79年中越戰爭，解放軍同樣在叢林裡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國軍隊和40年代的日本軍隊，幾乎沒有分別。我們中國人民是否曾反 省過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實是，沒有人當一回事，你們誰看完這段文字心裡感到內疚了，麻煩舉一下手。而且我們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們——就像金日成 聲稱是韓國首先侵犯了他們一樣。既然我們自己犯了也沒有反省，憑什麼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們更強呢？越南同樣指責中國一沒道 歉、二沒賠償、三還篡改歷史教科書，我們中國人有當過一回事嗎？

同樣的判斷標準，放到幾十年前適用，放到幾十年後卻是罪惡滔天；對別人適用，對自己卻並不適用。標準究竟是什麼？

有趣的是我們奉為聖典領導人天天掛在嘴邊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辨證法，本身就是沒有任何判斷標準的萬能詭辯法。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只要西瓜不要 芝麻，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如果我只要芝麻不要西瓜，這是量變產生質變；如果我又要西瓜又要芝麻，這是用全面的眼光看問題；如果我不要芝麻不 要西瓜，那是對舊事物的否定，一切新事物的誕生伴隨着舊事物的消亡……文革就是對舊事物的徹底否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就叫量變產生質 變，看看，是不是都能套得進去？

一件事總有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每件事我們都可以找出安慰自己的理由。拿國外說事吧：黑奴制是野蠻落後反人類的，這沒錯吧？但是從辨證的觀點來看， 黑奴制大大提高了美國南部的生產力。可以這麼說嗎？要是在美國，肯定不行。現在你想想，如果黑奴制曾是GCD的一個手筆，那會怎麼樣？我們絕對可以這麼 說，也絕對會這麼說。一件事總體偏好還是總體偏壞，端看你用什麼標準去判斷，而辨證法恰好就沒有這個標準。所謂“沒有標準”就是說，我可以隨時按自己的喜 好設置標準，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誰有這個設置標準的權力。在現實生活中，GCD擁有設置標準的絕對權力。在網絡辯論中，由於雙方都沒有權力去限定別人的標 准，所以永遠也吵不出結果，表面上是具體觀點的摩擦，其實是總體觀念的碰撞。

辨證法並不是馬克思創造的，甚至跟他壓根就沒什麼關係，不過馬克思本人同樣沒有固定的標準，他的理論一直隨着時間在不斷變化，而且是向越來越糟的方 向變化。在一開始，馬克思認同完全的新聞自由，認為“審查制度一無是處，卻比人還威風”；再往後，他又認為資產階級的言論阻礙了人類思想的進步，於是他又 把自己的理論修正為“工人階級的新聞自由”。當他的言論受到限制時，他便贊同完全的新聞自由，當他覺得別人的言論和自己相牴觸時，又轉而支持某一個特定階 級的言論自由。GCD在45年時同樣批評GMD限制言論自由，如今卻變本加厲，做得更加過分，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馬克思的傳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這句話又是放P。實踐算哪門子標準？我實踐出來的結果，按不同的標準來看不是也有好有壞嗎？廬山會議召 開的目的本是要檢討大躍進中的一些失誤，彭德懷一紙萬言書讓許多領導人都站到了自己身邊，於是毛澤東突然轉換會議主題，批判大躍進成了讚揚大躍進，彭德懷 則成了“軍事陰謀小集團”的主謀。大躍進就是實踐，得出來的結果是生產力大大下降了、餓死人了。彭德懷說大躍進實踐出的結果是壞的，毛澤東說這個結果是好 的，因為從發展的辨證眼光來看，難道大躍進沒有讓我們獲得社會發展的寶貴經驗嗎？餓死幾個人，就當是交了學費嗎。

這就叫根據“目的”逆推“必要條件”，也是我們中國人最典型的思維方式之一。一個最經典的認知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民主改革必須緩行。 這個觀點在中國擁有廣泛的信眾，可是西方發明的共產主義為什麼就適合中國？為什麼就可以馬上進行，不用緩行？為什麼同樣是中華民族，台灣人搞民主就可行？ 為什麼我們的鄰居，韓國，日本，甚至於中國人最看不起的低素質沒文化黑皮印度小阿三，都可以擁有民主？

神土偉民，多有奇蹟，很多想不通的事，只要一想自己是在中國，那就全都通了。但我還是想問一句，我們中國人判斷是非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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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他們(國民黨)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 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 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裡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里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

郭沫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人民日報1950.02.24 ）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 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 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着 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 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 “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 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 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着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 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