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改革中重要的一條，是把類似元朝那種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改良成華族（即貴族）、武士、平民三個階級，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全民族的士氣和革新精神，帶濃厚軍事色彩的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從1884年到1890年，公司資金從1340萬元躍增至1.89億元，達14倍；民間企業掀起類似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紡織業熱，紗錠數從5萬增至27.7萬；由紡織業積累的資金投到鐵路上，鐵路長度僅4年間（1886-1890年）就增加了10倍。這種民間辦廠修路，政府把錢用在建船造炮的局面，在當時的中國何曾有過？
　　早在1880年前後，日本軍方就將進攻的矛頭選定在中國，它的一切計謀準備均針對此目標，唯一的顧忌就是東進的沙皇俄國。日本民族目標專注，全力以赴。它利用英國擴張中與俄國的矛盾，尋求與英國結盟，讓它在遠東大打出手。1893年，日英改訂條約在倫敦簽字，當時英國外交大臣稱：“這個條約的性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有利。”
　　日本是個善於學習的民族，尤其在軍事和海戰這類它的擅長項目上。日本海軍選擇海洋霸主英國皇家海軍當老師，一招一式都結合了日本的特點和它的對手中國的特點。日海軍認為清朝海軍的“定遠”、“鎮遠”是大艦巨炮主義的產物，必須先擊沉它們才能取得海戰勝利。日軍沒有採用加大軍艦噸位和火炮口徑的傳統方法，而是改用快速巡洋艦提高火炮射速的方案。同時，日海軍為提高射擊精確度下了很大功夫。日海軍的宗旨就是用火炮和魚雷儘可能準確地擊中敵人，儘可能首先命中。日海軍的操練強度高於清軍數倍，從指揮官、軍校教官、隨艦工程師到士兵，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擊中敵船。而由淮軍改成的北洋水師，從官到兵不得不應付大量的人際關際，忍受整個封建制度和滿族日益墮落而造成的深重腐敗。一句話：日海軍各級官兵的素質和整體素質遠遠高於清北洋水師。
　　承認日軍素質高於中國官兵，的確很痛苦，很沒面子。但事實如此。日海軍採用英軍著名的“海軍條例”中的線形隊形，非常象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所完成的成功穿插，這要有極大的勇氣和自信。北洋水師採用了雁形陣列，卻象奧斯曼、土耳其在雷班托海戰中的表現，是一種陸上陣地戰的海軍翻版。日軍一發現自己的炮彈無力穿透“定遠”艦的德國式厚裝甲，立即靈活地改為分割攻擊清軍右翼的弱艦。清軍沒有應對方案，本應把強艦與弱艦混編成二隊，象中途島海戰中美軍航母特混艦隊所作的那樣，在機動中截殺日艦隊後部弱艦。這樣在丁汝昌之下需要有兩名優秀的分艦隊司令，當時似也沒有想到這種變化。丁汝昌一傷，幾乎不知該如何應對。這在有五百餘年海盜作戰傳統的日艦隊中根本沒有困難。此外，清海軍有多種戰術可選，比如誘敵深入，圍而殲之；讓受傷的“致遠”等艦撤出戰場，由“鎮遠”殿後阻擊，海戰中的撤退是正常的戰術機動，沒有什麼不光彩。
　　最令人困惑的是清海軍居然不採用密集的魚雷攻擊戰術。負傷的“致遠”艦上本有4枚魚雷發射管，其他大小艦艇上共有32枚魚雷管，如果戰前能進行計算精確的集中魚雷射擊演習，選擇對日艦隊命中率高的方向齊射，絕不會一無所獲，反而被日艦魚雷所乘。中國官兵作戰英勇，但火炮命中率並不高，能否集中打敵弱艦,“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日軍反用了這一原則）。“致遠”傷重應被掩護撤退，撞擊一法大可商量，現代海戰中幾乎沒有用此法成功的戰例。如此等等。我們總是過多地比較日、清兩軍的艦艇噸位、火炮口徑，認為是 “旗鼓相當”。而較少地量化分析兩軍人員素質上的巨大差異。日本是海洋國家，有其海上的天然優勢，這種優勢勝過了軍艦噸位和火炮。實戰中，這種差距在指揮、射擊、通訊、機動、戰術、變招、損管等方面非常明顯。一支素質高的海軍打敗一支普通水
平的海軍，在英、法幾百年的海戰中是很經常的。
　　中國打敗了，人們氣憤可以理解，然而沒有下工夫分析找出原因，並在一個長時期內下苦功大價錢改正，那就辜負了甲午英烈的一腔熱血。 日本海軍的素質在日俄戰爭中再次顯現，並在二戰中予以發揮，讓一個大陸民族去深刻理解海洋民族是困難的，反之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