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勤勞不能富 癌症越來越多

【公孫明按：本文作者蔣高明，中國著名反轉基因科學家，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城市組委員、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生態學會副秘書長、《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編委、《植物生態學報》常務編委、《生態學報》編委等職。共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80篇（部），參與編寫專著8部, 主編了國內第一本植物生理生態學教科書《植物生理生態學》。】

調查：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 

特約撰稿人  蔣高明 文/圖

本文發表於環保部主辦《環境教育》雜誌，2015，(8)：8-14 

調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調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調查之三：害蟲越殺越多 

調查之四：河流變成臭水溝 

調查之五：垃圾包圍農村 

調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調查之七：尷尬的農村殯葬制度 

調查之八：勤勞未必能致富 

自2005年以來，身為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的我，帶領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鄉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進行生態農業實踐，承包了約40畝低產田，辦了一個生態農場。我們目睹了中國農村的很多變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這10年的生態農業實踐中，中國農村的污染問題不但沒有改觀，反而越來越嚴重。由於普遍採取了違背自然規律的生產模式，同時城市垃圾大量進入農村，發達地區淘汰的產業在落後農村落地，因此，農村中出現了多種污染。本文章所反應的問題，是我們通過調查發現的真實現狀。 

調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東幾省連遇高溫，部分城市達到40度。在這樣高溫天氣下，一些化工廠、養殖場散發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態農場西北角，兩年前出現了一個非法養殖場，屬於工廠化養鴨，鴨子從蛋殼出來到長大25天即可以出籠。在其上游就有一個規模化的屠鴨廠。屠宰後的鴨子進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費者吃掉了。經濟發達的地方，為轉移污染，將工廠化養殖場和屠宰廠轉移到了經濟相對落後的沂蒙山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裡恰好位處水源地上游，這裡的污水與生產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們的餐桌。

臭氣來自養鴨場的鴨子糞便，平時氣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溫，臭氣濃度增加幾倍，臭氣熏天。儘管政府規定畜禽糞便要乾濕分離，不准沖洗，但這些黑心養鴨場不管不顧，照樣用水沖，不僅嚴重污染了周圍河流，在沖洗過程中還添加了大量火鹼，這樣的鴨糞不僅不能肥地，還會燒死莊稼。

之所以25天鴨子就能夠出籠，得益於大量使用飼料添加劑，各種重金屬、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飼料裡面，讓鴨子異速增長。不要說這樣的鴨肉存在嚴重的質量安全問題，就連糞便都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長期在鴨場工作的農民也有健康隱患。

最近臨沂市在鐵腕治污，希望藉此春風，對於存在偏遠農村的嚴重違背自然規律、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的養殖場予以清理，早日還沂蒙山人民久違多年的綠水青山。 

調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們在農村調研，發現買水喝的農民越來越多了。最早發現農民買水喝是2013年春節前後，今年村民發現買水喝已成為普遍現象。沿沂蒙山金線河兩岸的十幾個村莊，當年都是到河邊沙灘取水喝，或者每個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淺層地下水。如今，河裡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現在井水也不能喝了，連鎮上供應的自來水也幾乎不能喝了。

有條件的家庭花錢打深水井，打井變成一個產業。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業尤其屠宰業、工廠化養殖業造成的，河水已嚴重污染，成了劣五類水；淺層地下水不能喝是農業污染惹的禍，農民為圖省事，減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劑等農藥，最終導致了賴以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錢的農民，今天嘗到了花錢買水喝的苦頭——那水是要天天買、頓頓買的啊。

水是從山上買的，村莊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於植被覆蓋好，少農田，所產生的水乾淨還有一絲絲的甜味。然而，幾年前我去考察，發現那裡的水源也面臨着污染隱患。由於遊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種農家樂餐館，餐飲業的廢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農民向環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農藥？一般一畝地三四百斤化肥，兩三斤農藥，這些化學物質，能夠被利用莊稼或保護莊稼的，占10%～30%，也就是說大量化學物質是用來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達70%～90%。大量化肥、除草劑等農藥、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嚴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帶動了農藥化肥產業興旺。政府在源頭補貼化肥、農藥、農膜等，以至於這些化學物質非常便宜，使用起來連農民都不心疼——農民除一畝雜草，除草劑的費用僅為2.1元！ 

調查之三：害蟲越殺越多 

進入7月，調查區平邑縣卞橋鎮石橋、南安靖、卞橋、西荊埠、黃埔莊等幾個村子的農民開始忙碌起來。農田裡爆發了一種鑽心蟲，專門啃食玉米芯，即頂端的幼葉，吃完後就鑽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難以治理，農民恨之入骨。

農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農藥，加上播種期用農藥拌種，使用農藥四五次屬於正常，如果種植果樹，每年打藥的次數高達20多次。

現在的農田充滿了殺機，害蟲幾乎都是經過農藥洗禮的，農藥越用越多，而害蟲似乎也越戰越勇，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人蟲大戰中，化學對抗的勝者似乎是害蟲而不是人類——醫院裡癌症病人越來越多，而害蟲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長。

害蟲在農藥脅迫下，會出現進化，這個進化是在農藥誘導下產生的。據說有些害蟲泡在農藥原液里也毒不死。這類害蟲進化出來了一層隔離液態的蠟質毛。如果有人研究農藥誘導的害蟲進化機理，應當有很好的科學發現。農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繼續有成噸的農藥傾倒在農田裡。

有些蟲害是農藥商和農藥販子人為製造出來的恐慌，為了嚇唬農民，其目的是兜售其農藥，他們不關心農民是否治住了害蟲，他們關心的是農藥的銷售量。

當農田出現的害蟲的時候，僅僅是每畝出現2～3頭害蟲的時候，植保專家就建議農民噴灑農藥，還推薦他們使用哪一種農藥。如果不打，農民們經常聽到的是下面的話：

你不打農藥嗎？不打莊稼都毀了。

一些政府官員也成了農藥商的傳話筒：“不打農藥，產量會減少70%，甚至會絕產。”

現在農藥的名稱越來越奇怪，如“一步絕”、“一月無蟲”等，既充滿了對害蟲咬牙切齒的恨，又充滿了對農民的誘惑——不怕你不來買。 

調查之四：河流變成臭水溝 

山東省平邑縣卞橋鎮蔣家莊村的東面有一條小河，叫金線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較大的河流，從江蘇入海。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沿河十幾個村莊的村民就是靠這條小河生活，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進行水處理。這條河至今也是臨沂市以及沿線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進行各種水處理措施。

過去村里還沒有空調的時候，這條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熱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們，就是用這條河去除身上的熱氣，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權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對這條小河有着很多的回憶：

河裡有很多的魚，夏天發洪水時可以在淺灘上抓到幾十斤重的大鯉魚，魚是從上游水庫里跑出來的，水流平緩時也能看到一些魚兒在淺淺的水底下靜靜地呆着。有一種魚，我們叫它“沙里趴”（學名沙鱧，鱧科魚類），用手就能抓住，至於深水裡的螃蟹、蝦米、青蛙、泥鰍等就更多了。孩子們用笊籬就能撈蝦，手巧的還會織漁網，並織成簸箕的形狀，綁在長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魚。小河再往遠處流便是密不見人的森林，膽小的孩子是不敢走進去的。森林裡有一種叫小黃雀的鳥，羽毛金黃，小而靈活，孩子們的彈弓很難打到它。一到夏天，數不盡的知了響徹整個森林，天氣越熱，叫得越歡，這時候，孩子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下課就去粘知了，揀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蟬，金蟬是蟬的幼蟲，脫殼之後就成了蟬）。

今天，這條小河已經嚴重變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裡的魚蝦沒有了，沿河的蘆葦盪沒有了。這條河每天都要負重將各種污染物搬運到下游去，再經過沿線的城市，最終流向大海。

據村里人介紹，河水變質是從砍伐當地森林開始的，這個過程大約發生在1982年前後，首先是分了集體林，將多樣化的當地森林賣掉分掉，然後種植上清一色的楊樹。隨後，人們發現了發財的機會——賣沙子。由於城市急劇發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線河的沙子被層層截挖，這裡的沙子被製成混凝土，撐起了一座座城市。

後來，人們沿河瘋狂建各種養殖場，大都是工廠化速生養殖場，養雞養鴨，污水直排金線河；雞鴨多了之後，於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場，屠宰廢水基本沒有經過處理就進入了金線河。

還有其他大小工廠，以及農田裡排放出來的化肥、農藥、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時候也隨着地表徑流進入了金線河。

這條曾經美麗的金線河，早在20年前就已經名存實亡了。現在山東乃至整個內地省份，已經很難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屬等物質也需要專門的處理恢復，其代價的是昂貴的。 

調查之五：垃圾包圍農村 

調查發現，農村中垃圾嚴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鄉村是很少垃圾的。那個時候沒有塑料袋，也沒有農膜，主要是動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農民都要將這些排泄物收集起來，放在豬圈裡作為肥料。當年有一種農活就叫拾糞，幾乎每一個農戶家裡都有拾糞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種棉槐條編的農具叫糞箕子，就與這種農活有關。

如今，人和動物的糞便明顯比過去少見了，但嚴重增多的是各種垃圾。

首先，農田的地膜殘留物就是一種。每年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這些地膜非常薄，沒有回收利用價值，收穫莊稼後農民就將地膜撿起來放在地頭，一些殘留的農膜留在地里。有時候地頭上雜草多了，農民在燒雜草的時候，一把火也將地膜焚燒了，釋放出嚴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種農藥、化肥的包裝物。它們幾乎都是塑料類製品，有些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種食品的包裝物。飲料瓶、礦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麵袋，薯條袋，幾乎村民從商店裡買來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裝的，即使香煙，外面也有一層膜。

第四是各種塑料袋。城裡人的超市對塑料袋實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進入鄉村，現在農民趕集賣東西，根本沒有帶包帶筐的習慣了，到處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場後，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蓋地面，由於鄉村沒有專門的環衛人員，這些垃圾袋藉助風或雨水的力量，就會進入河流或溝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種生活垃圾。舊衣服爛鞋襪，廢舊的塑料桶，墩布頭與塑料把，加上爛菜葉與廢紙片，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傾倒在溝渠內，颳風下雨後再衝到下游去。 

調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蔣家莊的村民，第一次聽說癌症這個詞，是20世紀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去世，縣有線廣播裡傳來這個消息。村民們悲痛之餘，私下互相打聽，癌症是什麼樣的病，那麼厲害，連國家都治不好。可見，40年前，癌症對於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詞。

如今，村民們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醫院裡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覺某個部位不舒服，疼痛難忍，送去醫院檢查，往往都是癌症後期。後來這樣的事情多了，誰家發現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這個字裡有3個口字，病從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來，喝出來的，更有空氣中致癌物，通過呼吸進入人體。村民們得肺癌、食道癌、腸道癌的多，就很可能與空氣、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關係。

村民們常年接觸農藥、化肥、地膜，這對人體的傷害很大。村民們告訴我說，打除草劑的時候連窗戶都不敢開，氣味很難聞；打農藥時有時渾身紅腫，洗澡都不管用；他們在田間地頭焚燒地膜時，點着火走了，但空氣中的二惡英致癌物卻進入了大氣，上百年不能降解，對於這一點，村民是不知曉的。

蔣家莊的會計那裡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較完整記錄。過去有記錄的19年中，總死亡人數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調查中得知，農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為各種疾病，其中以癌症為主。最近10年來，除了寫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該村農民死因多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進一步分析發現，該村莊農民平均死亡年齡65.73歲，除去自殺等意外因素，平均壽命70.63歲，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歲。過去20年中，中國人平均壽命中，男性為72.05，女性為75.35。與全國平均值相比，該村莊男性壽命下降了1.42歲，女性下降4.36歲。女性壽命下降超過男性，可能與農村婦女生活壓力增大和替代男性從事有污染的農業勞動有關。無論哪種分析，該村農民的壽命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平均值。女性壽命高於男性是不爭的事實，但女性壽命下降高於男性，更應當引起重視。 

調查之七：尷尬的農村殯葬制度 

在蔣家莊，原來有塊公墓林，過去都實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蔣家莊去世的農民，以蔣姓為主，外性也允許。我們叫這片墓地為老林。老林里種植了很多樹木，以側柏為主，墳頭上長滿了草，小時候幾個膽大的小夥伴經常進老林拔草。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變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後，沒有來得及劃出新的墓地，就趕上了家庭聯產責任制，就是分地單幹。當時，村集體並沒有將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體土地，、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選之地。後來，這些集體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這樣村民就不能隨便到別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觀造成了墳頭遍布農田的奇觀。

中國城鄉實行喪葬改革40年以來，雖在城市減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廣大的農村，尤其華北平原上的農村，似乎收效甚微。繼火葬後，農民重新恢復土葬風俗，他們將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這樣就造成了對待逝去親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與土葬二者只能擇一，而農民卻將其二合一。由此帶來的新的問題是：火葬增加環境污染，還增加了農民經濟負擔；土葬因無固定的農村墓地，農民隨地埋葬，不僅占用大量耕地，還造成因無規則土葬行為，造成墳頭遍布農田，對機械耕作帶來困難。

可見，農村殯葬制度需要進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鑑城市的做法，恢復家族墓地，實現嚴格火葬，僅留骨灰和排位，減少占地；或者根據中國農村實際情況，恢復土葬（不經火化），但需要嚴格不留墳頭，農民自己記住位置，到重要的紀念日祭祖。後者不占地，農村土地可永久耕作，農民不受平墳之痛。 

調查之八：勤勞未必能致富 

勤勞致富，這個亙古不變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農村有些不靈了。由於農民的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他們生產的糧食或肉蛋奶，都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且沒有定價權，誰老實巴交種地誰就吃虧。

蔣家莊村民蔣堅強是村里最早富裕起來的農民。他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同時也是一名非常熟練的拖拉機手，還會養豬、養牛。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曾輝煌一時。他1978年初中畢業就回村當了農民，由於會經營土地，1979年就買上了拖拉機，1980前後就有2萬多元的存款，是當年村里最早的萬元戶。30年來，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勞伺候土地，非但沒有像那些頭腦靈活的農民那樣過上好日子，還背了20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

我們了解到他返貧的原因如下：

一是堅持務農。當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遠比在家種地高的時候，他一直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他將父母的土地還有農民不願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繼續開拖拉機掙錢，同時養豬還養牛，積累了一個價值17萬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並沒有使他銀行里有多餘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並沒有像城裡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35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幾百多倍！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萬元～3萬元的淨收入，相對於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鬆的多，後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休息，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經營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蔣堅強就因搭建牛棚摔斷胳膊進了醫院。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萬元。禍不單行，他的兒子在外面打工做電焊工，火星迸進了眼睛，治眼傷花了3萬多元。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造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20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乾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緣”。如果男方拿不出見面禮“三生有緣”，女方扭頭就走。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萬元。蔣堅強就一個兒子，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是不夠。

四是養豬賠錢。蔣堅強去年養殖了50頭豬，本來想發一筆，不料遭遇豬瘟，大部分豬死亡，淨賠3萬元。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於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那場豬瘟，蔣堅強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風險去貸款，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於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當年萬元戶蔣堅強的返貧，也造成了許多相信勤勞致富、堅持務農的農民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勤勞致富被逆淘汰。

那麼什麼人在農村能夠致富呢？據調查，下述3類人在農村是賺了錢的：

一是犧牲生態環境搞規模化養殖的農戶。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頭搞起來蛋雞養殖場，養殖的廢水直接衝進金線河，散發出來的臭味遭到村民暗罵。該蛋雞場引進所謂的科學技術，讓每隻雞一年可產400多個雞蛋，常年不見陽光，抗生素、激素不斷，他們生產的這種雞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販子賣到城市裡去了。這種犧牲他人生存空間的人能夠賺錢，犧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夠賺錢，更奇怪的是，有關部門竟然將這樣的人樹立為典型，這不是鼓勵農民賺黑心錢嗎？

二是侵占集體公共資源的人。村里沒有什麼工業，不料，原本不值什麼錢的沙子卻值了錢，由於城市迅速發展，大量需要沙子作為建築材料，沙子的價格很快上漲。有聰明人將集體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鏟車和撈沙船向河道要財富，於是原本有淨化能力的金線河變成了臭水溝，但承包河道的人個個都發了財。

三是能說會道的人。這類人衣着光鮮，上騙政府，下騙村民乃至親戚父母，完全是不勞而獲之徒。由於國家對農村的各項補貼，都是縣級政府掌控的，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騙術，包括對官員行賄，竟然空手套白狼，爭取到了200萬的大沼氣工程，可見政府的涉農補貼很多是沒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見，當今農村勤勞致富已成過去式，許多農民被逼離開農村進城謀生，留下了的所謂有頭腦的人，將德道良心和生態環境都變成了商品，發了財。而國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資金對受損的生態系統進行治理。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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