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署名「葉永烈、庫恩」？--《江澤民傳》初期的籌備情況

　　編者按：《江澤民傳》中英文版最近同時在海內外推出，媒體廣為宣傳，中文版在中國各大城市反響熱烈。《江澤民傳》作者庫恩是金融專家，而非為毛澤東、鄧小平立傳的斯諾和索爾茲伯里那樣的記者、作家，他究竟憑怎樣的「實力」寫出洋洋灑灑五十萬言的「大傳」？其實，《江澤民傳》一書的奠基者是中國傳記作家葉永烈，以他為此書付出的勞動、投入的心血之多來看，完全是對等的合作者。他曾建議：該傳記的英文版署名「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名「葉永烈、庫恩」。葉永烈堅持作家的尊嚴、拒絕當「槍手」，與庫恩的合作因而中止。葉永烈做了大量工作，沒得到一分錢報酬，而書中長達四頁的「鳴謝」向六十九人、十三個機構致意，當中竟沒有「葉永烈」的名字！經葉永烈指出這一點後，庫恩表示歉意，並贈送大字版精裝本，扉頁上堆砌許多致敬的好話。中方聯繫人朱亞當也告訴葉永烈，該傳記再版時會加入一行字：「對於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本書初期提供的設想與資料，表示感謝。」以下是葉永烈關於策劃《江澤民傳》內情的披露，由香港亞洲周刊獨家發表。

　　葉永烈：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

　　一本名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以下簡稱《江澤民傳》）的新書，正在中國暢銷。據說印數突破一百萬冊。

　　《他改變了中國》，原本是五十多年前，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所寫的關於孫中山的書的書名，如今被借來作為江澤民傳記的書名。這本書的作者，一個美國猶太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Lawrence Kuhn）也成為中國官方媒體追捧的明星。光是二〇〇五年二月三日他在上海舉行《江澤民傳》新書發布會的翌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都在顯着地位發表記者對他的專訪，都用一個整版摘載《江澤民傳》。其中一篇報道稱他為「新時期的斯諾」，一語道出了內中的玄機：當年毛澤東藉助美國記者斯諾的筆，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毛澤東自傳；江青也一脈相承，藉助於美國維特克夫人的筆，出版了傳記《江青同志》；庫恩則成了「新時期的斯諾」。不過，斯諾曾經在陝北保安的嶱洞裡，一次又一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維特克夫人也對江青有過多次採訪；然而，庫恩只在三次公開場合見過江澤民，沒有與江澤民談過一句話，所以這位「新時期的斯諾」其實根本不能與斯諾相提並論。就連庫恩本人也對筆者說，他的《江澤民傳》「太淺了」！

　　庫恩是美國的企業家，並非文史類作家。他也不懂漢語，不識中文。他究竟是怎樣寫出《江澤民傳》的呢？為什麼要由這麼一個人出面寫《江澤民傳》？我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有着多次「神秘」經歷的人：在毛澤東晚年，我曾經擔任一個有五十多人的攝製組的導演，專為毛澤東拍攝「內片」；在一九七九年，我居然能夠深入「絕密」的中國宇航員訓練基地拍攝影片《載人航天》；在一九八〇年，我奉命深入國防重地──新疆羅

　　布泊，尋找失蹤了的上海科學家彭加木……這些「絕密」的經歷隨着時間的推移，終於可以公之於眾。四年前，我又有幸成為庫恩的合作者，秘密從事「〇〇一號工程」（即《江澤民傳》）的寫作，深知其中內情。現在，《江澤民傳》已經問世，當時神秘的「〇〇一號工程」公開曝光，也到了「現在可以說了」的時候。本文是我以自己的親歷，記述當年與庫恩的合作經過。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光景，我正在書房用電腦寫作。突然，從北京打來電話，對方自稱是北京方面某辦公室，Y先生（很抱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這裡我只能用「某」與「Y」代替，敬請讀者原諒）。他問我最近有空否，能不能去北京？如果我沒有時間，他可以飛上海。我問什麼事？他說，關於寫傳記。我再問，他說見面再談。

　　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這一辦公室與我素無交往。我問他怎麼知道我的電話？他說是從你的朋友那裡打聽到的。他問我地址，說是給我買好飛京機票，派人送來。

　　中午，中央電視台上海辦事處莊先生給我來電，告知受北京方面Y局長（這時我才知道上午來電者是局長）委託，買明天下午上海航空公司十五點二十分飛北京的機票，頭等艙。他說，下午會派人送來。

　　以為要寫華國鋒傳記

　　下午五時，莊先生派弟弟給我送票來。我的老朋友、劇作家孫雄飛跟他一起來。孫並不知道北京來電何意。

　　十三日上午八時一刻，Y先生來電。他說，下午他在機場接我。他在書上看過我的照片，會認出我。他說，他五十來歲，手中舉一個「葉」字。我問寫什麼傳記？他說，來了再說，是一個敏感的人物，是你一定有興趣的。他說，晚上一起吃飯，談一下，安排你與一個人見面。在北京大約需要兩天時間。接下去的工作，另外安排。

　　當時我估計，這「敏感人物」很可能是華國鋒。過去，我與華國鋒的秘書有過多次聯繫。華國鋒知道我。另外，也有可能是趙紫陽。但是採訪趙，似乎不會由官方出面。當然，張玉鳳也可能。但是也不會由官方這樣專程請我去。

　　究竟是誰？這謎底要到去北京之後才明白。我作了準備，帶上我過去寫的《華國鋒年譜》以及關於華國鋒的諸多書面資料。

　　四十八小時閃電會談

　　十三日下午，我在上海虹橋機場乘上海航空公司一〇五航班於三時二十分起飛。五時多到達北京機場。飛機還在滑行，我剛打開手機，就接到Y先生電話，說是在出口處等候，手中舉着「葉先生」三個字。

　　一出機場，就見到Y先生和朱亞當。Y先生五十多歲，朱亞當三十幾歲。在車上，Y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一九九〇年回國。他說起讀過我的許多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陳伯達傳》，因為他當時就住在陳伯達家相鄰的一幢樓里。一路上閒聊，仍未談及邀我到北京的目的。

　　路上車子開了近一小時，到達紫竹院，住入北京香格里拉飯店二一〇六房。那裡從二十一層起，屬於「豪華閣」。剛剛到達，在二十一樓的會客廳里，Y先生才告知，邀請我來京，是與美國庫恩博士一起，共同寫作《江澤民傳》！

　　這消息當然很出乎我的意外，但是也正中下懷：我在多年前就已經着手《江澤民傳》的寫作準備，因為在我看來，作為中國大陸的紀實文學「主力隊員」之一的我，應當寫出一部扎紮實實的《江澤民傳》。對於江澤民來說，上海是與他休戚相關的城市：他在上海交通大學上大學、做地下工作、入黨、擔任基層領導，度過漫長的時間。粉碎「四人幫」之後，他作為中央工作組成員派往上海。後來他出任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作為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我理所當然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江澤民。我曾經到江澤民家鄉江西婺源、江都、揚州作了採訪，上海有關部門也作了許多採訪。我曾經在海外發表了關於江澤民身世考證的長篇文章以及有關江澤民生平的文章。那篇關於江澤民身世的文章，甚至引起中共婺源縣委書記的注意，特地從婺源來上海要我介紹有關依據。我收集了海外關於江澤民的七、八本專着，也收集了大量關於江澤民的報道。只是考慮到那時候江澤民正在「台上」，而我又是他屬下的作家，不便於着手寫……

Y先生才跟我說了幾句，庫恩博士就在他的助手朱亞當陪同下來了。於是，從晚上六時多開始，我與庫恩、Y先生、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寫作計劃，直到十時半。我們還一起合影。庫恩博士五十八歲，是一位爽朗、健談的人，興趣、知識廣泛，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

　　翌日即十四日上午，繼續與庫恩、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的計劃。下午休息，我草擬《江澤民傳》寫作提綱以及採訪名單。

　　十五日上午，第三次與庫恩、Y先生、朱亞當討論《江澤民傳》寫作計劃，達成諸多共識，擬定了初步計劃。十五日下午，我乘上海航空公司一〇二航班，在十六時二十分飛往上海。

　　在北京的四十八小時閃電式會談之中，庫恩博士表示非常滿意。他再三地說，「葉先生是我最理想的合作者」！ 要打擊反共反華逆流

Y 先生跟我說起了寫作《江澤民傳》的起因，是隨着江澤民的政治影響的日益擴大，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越來越多。在中共官方看來，這些《江澤民傳》大都有兩大「特色」：一是內容東拼西湊，胡說八道甚多；二是反華反共。目前，這些《江澤民傳》在海外占領了市場，起着極壞的政治影響。為了反擊這股反華反共的逆流，必須在海外出版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一部《江澤民傳》。

　　北京方面的這一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澤民傳》。正好，美國庫恩作為中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的出版社出版。庫恩博士在美國出版過二十多部經濟着作。由他來寫《江澤民傳》，是一部非官方的書，非常適合海外圖書市場。但是，庫恩畢竟是美國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提出要與一位中國傳記作家合作。Y先生對我說，他在考慮庫恩的這一問題時，「第一人選就是你」！

　　他說明了原因：作為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他當然喜歡讀中國的政治性傳記。最初，他讀了我寫的《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非常喜歡，以為不僅文筆流暢，而且史實準確，非常嚴謹。他說，也看過中國其他傳記作者的作品，最喜歡的是你的作品。特別是讀了你的《陳伯達傳》，以為寫得很不錯。另外，還考慮到你和你的作品在海外擁有廣泛影響。由你與庫恩博士合作，使書具有很濃厚的民間色彩。正因為這樣，儘管北京有那麼多的作家，他還是確定了我作為庫恩博士的合作者，給我打來電話，邀請我從上海前往北京商談。

　　他告誡說，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寫作任務。我建議把這一任務以「〇一」為代號。他說，再加一個「〇」，以「〇〇一」為代號。從此，我們之間在電話中、文件、電子郵件（E-mail）中，就用「〇〇一工程」作為《江澤民傳》的代號。

　　一起商定初步設想

　　儘管我事先毫無準備，但由於我在多年中已經收集了許多江澤民的資料，並進行了一些相關採訪，所以我能夠在北京侃侃而談。庫恩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如此熟悉江澤民的情況，非常高興，Y先生也為自己選准了作家而欣喜。

　　我說，歷史是由無數人的傳記所組成，而江澤民的傳記卻折射了中國當代史──這是值得為江澤民寫傳的原因，也是寫作《江澤民傳》的出發點。不是單單寫江澤民的個人經歷，而是從歷史的角度、中國的角度、世界的角度寫江澤民，通過江澤民走過的道路讓海外讀者了解當代中國。

　　我還說，中國有個習慣，不能給在位的領導人寫傳記。這恰恰給海外提供了機會──你不寫，他們就胡編亂造。這次，我們必須寫出有份量、嚴肅、紮實、富有可讀性的《江澤民傳》，以壓倒海外那些胡說八道的關於江澤民的傳記。

　　我提出，重點放在「從上海市長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當然也寫他的家世、家庭以及早年經歷。庫恩完全贊同我的意見。他提出，重點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上，這與我主張的重點放在「從上海市長到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是一致的。庫恩提出「關節點」的概念。他認為，寫江澤民，要抓住他的人生「關節點」。我說，江澤民的人生「關節點」有四個：第一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他二十歲，經同學王嘉猷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紅色人生；第二是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時作為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組十四名成員之一，在上海工作了一年，為他後來成為上海市長作了鋪墊；三是一九八五年出任上海市市長；第四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庫恩完全同意我的分析。

　　我說，很欣賞美國作家寫的兩本關於中國的書，一本是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本是索爾茲伯里所寫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我認為，《江澤民傳》應該起着《西行漫記》那樣讓西方了解中國的作用，卻又吸取《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那樣通過大量「花絮」──細節描寫深深打動讀者。庫恩也很贊同我的這一意見。

　　先易後難廣泛採訪庫恩說，他從來沒有寫過傳記，缺少經驗，他知道我是美國傳記研究所的顧問，希望我能夠介紹寫作傳記的方法。我說，寫作傳記，每個作家的習慣都不一樣，我的寫作習慣只供你參考。我寫作傳記的第一步，就是根據手頭的資料，先排出傳主的年譜，以求理清傳主一生的脈絡。比如，我手頭就有一份《華國鋒年譜》，是我為了寫作《華國鋒傳》作準備的。我寫作《陳雲全傳》之前，也是先寫《陳雲年譜》。後來經過修改，這份《陳雲年譜》收入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全傳》。我寫《江青傳》、《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胡喬木傳》，都是這麼做的。

　　庫恩一聽，十分贊同。他希望我儘可能迅速寫出《江澤民年譜》，以便為《江澤民傳》的寫作打下基礎。我又說，我寫作名人傳記，作品必須建立在大量的採訪的基礎上。比如，我寫《陳伯達傳》，直接、多次採訪了陳伯達本人以及陳伯達親屬、多位秘書、警衛員和相關人員，複印了陳伯達在秦城監獄所寫的各種交代的手稿，查閱了有關的檔案資料，收集了陳伯達的各種着作。只有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才能寫好《江澤民傳》。海外作者所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所以他們的書東拼西抄。

　　庫恩希望我開列採訪名單。我開列了初步的採訪名單。我把被採訪者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容易着手的，第二類是要通過一定組織手續的。我提出一個原則，即「先易後難」，庫恩完全贊同。在我看來，陪同庫恩博士去江澤民的故鄉、母校，先有一些感受，這比較容易做到。如揚州瓊觀街田家巷、江都仙女廟、揚州市東關中心小學、揚州育才小學、揚州中學，可以拜訪江都老人杜明甫。也可以走訪江澤民父親江上青在泗洪縣青陽鎮墓地以及江上青工作過的泗洪縣泗蓀鎮。此外還有江澤民母校──南京中央大學（現東南大學）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可以參觀江澤民工作過和居住過的地方：上海益民食品一廠、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曹楊新村五村、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等。

　　第一類採訪名單包括江澤民的親友，如江澤仁（江澤民堂弟，上海一所大學的歷史系退休教師）、江澤芬（江澤民胞姐，小學教師，江蘇省泰縣）、曹樹仁（江澤芬丈夫，上海財政局退休幹部）、江澤玲（江澤民妹妹，揚州教師）、江澤慧（江澤民妹妹，林業專家）、彭鎮華（江澤慧丈夫，長女彭紅明）以及王冶坪親屬。還有王嘉猷（江澤民入黨介紹人，上海交通大學地下黨員）、陳元元（江澤民地下工作時戰友陳震東〔本名厲恩虞〕的女兒，陳震東後來任南京薩家灣中學校長，一九七八年死於肺癌）、高步洲（即小福保，江澤民姨媽之子）、潘田（中央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地下黨員）、賀崇寅（江澤民的地下黨領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總編輯）、楊峻岭（原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辦公室主任，曾經在中南海做過十幾年警衛工作）、陳修良（江澤民的老上級）。

　　第二類的採訪名單，包括芮杏文（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張愛萍、周瑞金（原《解放日報》總編輯、《人民日報》總編輯，「皇甫平」）、陳錦華（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原赴滬工作組成員）、倪志福（原赴滬工作組成員）、劉振元（前上海市副市長）、劉吉、趙啟正、劉延東、王兆國、薄一波、劉鴻儒（第一任證監會主席）、陳毛弟（新華社上海記者）、江澤民的翻譯、李道豫（原駐美大使）、李肇星、毛毛（鄧小平女兒）、卓琳（鄧小平夫人）、陳希同專案組、江綿恆（江澤民長子，原名江民康）、江綿康（江澤民次子）。

　　當然，也有第三類，即最困難、儘量爭取的採訪人物，即陳至立、黃菊、吳邦國、王冶坪、曾慶紅。還有最後儘量爭取的採訪人物，即胡錦濤、朱鎔基、江澤民。爭取直接採訪江澤民本人，是《江澤民傳》努力的目標。我認為，這只是初步名單，在採訪過程中，這名單會逐步擴大的。庫恩博士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採訪名單應該在一百人以上！

　　制訂工作計劃

　　當然，進行第二類採訪，是很艱難的。我以為，沒有官方的幫助，是幾乎無法進行的。Y先生充分理解這一點。他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純民間的，即由庫恩博士和我，以作為中美兩位作家的身份進行採訪，這是誰也無法干涉的。能夠採訪多少，就採訪多少。第二步則是取得官方默許，即進行半官方的採訪。確實，這是很敏感的採訪工作。如果沒有官方的默許以及暗中的幫助，是無法進行第二類採訪的。不管怎麼樣，第一步先做起來。Y先生說，他會通過有關途徑向上報告，以便能進入第二步。

　　從Y 先生的談話中，我明白，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也非江澤民授意，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當時的最大期望，也只是企求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克夫人採訪全然不同。Y先生所謂「通過有關途徑向上報告，以便能夠進入第二步」，清楚表明了這種「自下而上」的操作。

　　按照工作步驟，我把《江澤民傳》的創作分為七個階段：第一階段──「立項」。庫恩、Y先生和我三方的這次見面，就是「立項」。第二階段──準備。我整理有關資料，寫出《江澤民年譜》、採訪名單以及全書提綱。庫恩寫出工作計劃。Y先生負責上報。另外，組成一個工作班子。第三階段──採訪。廣泛進行採訪，先易後難。第四階段──寫作初稿。我先寫中文稿，庫恩再寫英文稿。第五階段──補充採訪。這時的採訪，着重於「攻堅」，偏重於第二類。第六階段──修改補充。完成定稿。第七階段──出版。選擇合適時機，先在美國出英文版，然後在中國大陸、港台分別出簡體、繁體中文版。

　　庫恩說，他在三月十九日回美國。回去之後半個月內完成計劃書，用特快專遞寄來。然後他安排時間從美國回到中國，和我開展最初的採訪。他預計在兩年內完成《江澤民傳》的寫作。他說，採訪主要由我進行，他將參加一部分重要的採訪。他說，全部費用由他負擔。他會在計劃書中寫明如何支付給我報酬──他強調說，這是按照美國的工作習慣。另外，還要商定雙方的署名方式。他的計劃書，實際上也就是雙方的一種工作契約，即合同。

　　工作班子「小而精」

　　為了進行這一工作，必須建立一個工作班子。我以為班子必須「小而精」，應該以四人為宜，以便外出採訪時正好坐一輛轎車。我和庫恩博士是當然成員。Y先生負責向上聯繫，但是不可能參加採訪以及寫作。他又暗示，在工作進行了一個階段之後，會有人幫助你們聯繫第二批採訪人物。

Y 先生問我是否需要黨史專家參加？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說，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可以向他們請教，但是大可不必請一個黨史專家作為小組成員。Y先生和庫恩都以為我應該配備一個助手。翻譯是必不可少的。這位翻譯必須政治可靠。考慮到工作方便，翻譯在上海比較方便。這樣，Y先生又建議由我確定。我答應回滬之後，經過聯繫再告知。我握別庫恩、Y先生、朱亞當，在三月十五日下午乘上海航空公司一〇二航班，在四時十分離開北京回上海。仍是頭等艙。

　　我在回滬之後，着手完成《江澤民傳》的準備工作：整理了手頭的江澤民資料和已經進行的有關採訪筆記，總共六大本。傳真《〈江澤民傳〉設想》給Y先生，徵求他的意見。《〈江澤民傳〉設想》約三千字，分為「起因」、「構想」、「採訪」、「計劃」、「班子」五部分。Y先生說，這一階段，你們屬於民間往來，不必都經過他。你盡可以放開手腳，直接與庫恩聯繫。他會在合適的機會、場合、環節上，向上反映，取得同意，以使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

　　根據Y先生的意見，我用電郵把《〈江澤民傳〉設想》發給在美國的朱亞當，由他轉給庫恩。朱亞當從美國來電，說庫恩博士看了《〈江澤民傳〉設想》，很高興。下周他會寫好計劃書，通過電郵寄來。由於彼此用電郵聯絡，所以即便隔着大洋，也很方便。庫恩和朱亞當還不時給我打電話，交換意見。即使我出差青島等地方，我們也通過手機交換意見。

　　我寫出《江澤民傳》提綱，共分六部分，用電郵發出。我寫出《〈江澤民傳〉採訪通訊錄》，開列了一百〇九人採訪名單：一，故鄉、母校、工作過的單位；二，親屬；三，入黨介紹人、戰友、老師、同事；四，中央工作組；五，高層；六，最高層。

　　我寫出《〈江澤民傳〉參考文獻目錄》，列出十六本有關江澤民生平的書目。我最為用心的是，趕寫《江澤民年譜》。我寫出長達十五頁的《江澤民年譜》，並請上海外國語學院一位中共幹部譯成英文，用電郵發給庫恩。庫恩對如此詳盡、準確的《江澤民年譜》非常滿意。

　　與庫恩最初的合作是很順利的。他把《江澤民傳》的《「〇〇一工程」計劃書》用電郵發給我。後來又根據我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度發給我，並期待從美國前來上海與我簽訂這一計劃書。庫恩計劃先出英文版，然後再根據英文版出版中文版。他在計劃書中完全同意我提出的寫作、出版《江澤民傳》的七個階段，按照七個階段安排計劃。

　　精確的出書時間表庫恩在計劃書中要求我先寫出《江澤民傳》中文稿，然後把中文稿譯成英文，他在這一基礎上寫出《江澤民傳》英文版。他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完成《江澤民傳》書稿。至於何時推出《江澤民傳》，則看當時的情況而定。庫恩說，最好選擇在江澤民剛剛辭去一切職務的時候出版。

　　他在計劃書裡除了專門用了一節「讚譽」，高度評價我在傳記寫作方面的能力之外，還用一節詳細寫明給予我的相當豐厚的報酬，甚至寫明付款方式以及途徑。儘管對於我來說，這並不是重要的。庫恩又一次說，這是美國人的工作習慣。

　　然而，也就在起草計劃書的過程中，我與庫恩之間產生了分歧。庫恩在計劃書初稿中，把我定位為「總採訪」兼「總研究員」。我不明白這「總採訪」和「總研究員」何意？他解釋說，「總採訪」即擔負所有的採訪任務，而他只參與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採訪。「總研究員」則是整理採訪資料和有關資料，寫出《江澤民傳》中文稿。

　　庫恩要我當「槍手」

　　我在一開始參加這一工作，就很明確，我與庫恩是對等的合作者。我明白，庫恩的意思是要我做「槍手」，然後給你一筆錢。也就是說，他是「雇主」。我畢竟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我從來也沒有做過任何人的「槍手」。我向庫恩建議：英文版署「庫恩、葉永烈」，中文版署「葉永烈、庫恩」。

　　然而，庫恩在計劃書的第二稿中，寫明「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葉永烈是首席採訪者兼首席研究員」。有關人員告訴我，這其實不完全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見」，因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面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希望我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庫恩告訴我，他打算從美國來上海，與我正式簽署《江澤民傳》計劃書（也就是合同）。然後一起在上海作些採訪，並去江澤民故鄉參觀。

　　畢竟我不是那種做「槍手」的人。我堅持中國作家的尊嚴。我無法在《江澤民傳》計劃書上簽字，我們的合作也就此中止。儘管我沒有與庫恩合作完成《江澤民傳》，但是我為這本書做了奠基工作。

　　二〇〇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庫恩的助手朱亞當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他和庫恩將去上海，約好二月三日晚上在上海與庫恩先生見面。二月三日，庫恩在上海為《江澤民傳》舉行新書發布會。晚上，我和庫恩、朱亞當在富豪東亞酒店見面。彼此寒暄之後，他問起我的創作近況。他知道我是中國的「報審專業戶」（我的很多書因為涉及中共高層，都必須報審），很詳細問起中國的審查制度。他還很詳細問及審查時間的長短、修改的幅度大不大。我就此問及《江澤民傳》的審查，把話題轉向《江澤民傳》。中文版刪去約百分之五

　　他說，《江澤民傳》的審查，他作為一個外國人，並不清楚，所以要向你問中國的圖書審查制度。他作為一個美國作家，只管寫英文版。英文版是在美國出版，不存在審查問題。在美國，只要出版商願意出版你的書，那就行。怎麼寫，寫什麼，是作家自己的事。《江澤民傳》中文版是根據英文版翻譯的。中文版是在中國出版，必須經過中國有關部門的嚴格審查。據說，中文版刪去的篇幅大約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他說，他不懂中文，不知道刪了什麼。不過，他明白，那是政治性的刪節。至於韓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也要刪，甚至刪去百分之五十，不過，那是出於商業原因，因為太厚的書沒人買。

　　我們談起寫作《江澤民傳》最初的合作。庫恩說，我們那時候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非常敬佩你，因為你在傳記文學的創作上富有經驗，你的作品在中國廣有影響。你為《江澤民傳》的寫作打下了基礎，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複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說到這裡，庫恩嘆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歧視中國作家？

　　《江澤民傳》中有長達四頁的《鳴謝》，提到向六十九人、十三個機構致謝，竟然沒有「葉永烈」！本來，我並不在意人家是否向你「鳴謝」，也不計較我為《江澤民傳》所做的大量工作沒有一分錢報酬，但《鳴謝》中對做了一點點事的美國人都要感謝一番，顯然這是歧視一位中國作家！他們對我，「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用得着你的時候，以貴賓相待；用不着你的時候，就一腳踢開。我不客氣地向庫恩指出這一點，問他，難道這也是在「黑箱操作」？

　　庫恩對於在《江澤民傳》中沒有向我致謝，深表歉意。他說，在二〇〇五年四月，中文版要印第二版，一定補上。他會通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另外韓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尚在準備出版之中，可以補上。至於英文版，由於不會在短時間內重印，只能等以後有機會重印的時候補上。庫恩贈我《江澤民傳》大字版精裝本，並在扉頁上寫了堆砌許多對我致敬之類的好話。

　　庫恩說，他在後天即二月五日回美國，朱亞當將去北京過春節，有事可以與朱亞當聯繫。二月六日，朱亞當在電話中告訴我，他與庫恩商議之後，將在書中加入這麼一行字：「對於知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本書初期提供的設想與資料，表示感謝。」

　　誠如庫恩自己所說的，他的《江澤民傳》寫得「太淺了」。這本書的英文版是供外國人了解中國之用的，但英文版的發行數量很有限。然而，中文版的發行數量卻大得驚人。北京官方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樣一本「太淺」的書，不知江澤民本人作何感想？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於上海「沉思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