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希匹”和“省軍級”

　　　　　　　　　　　　　　　　　　　　　　　　　　　　——文革讀書記

　　　　　　　　　　　　　　　　·朱學勤·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學畢業，卻碰上取消升學考試，枯坐在家，靜待分配。當時也有一個消息曾激起小夥伴們的興奮：郊縣有一些質量上乘的學校，需動員一部分市區學生去住宿就讀。分配到我們那裡的是上海縣的莘莊中學和川沙縣的高橋中學。男生看中這一去向，是因為可以住宿，能遠離父母束縛，有一種遠走高飛的感覺。幾個心野的同學特別嚮往高橋中學地處海邊，於是相互約定，要到海灘去過一種嶄新的生活。當時北方來的紅衛兵剛剛到上海，他們攪動社會秩序，市面上出現一種越出常軌的激動氣氛，只要在公共汽車上發表演說，或者朗誦傳單，司乘人員就不向他們收錢售票。我們利用這一機會，在公共汽車上打快板、念傳單，一路免費，既去了高橋，又去了莘莊。實地比較的結果，好象還是莘莊中學好，因為那個學校從外面看去很雄偉，有一個高高聳立的跳傘塔。到了文革第二年，這一消息卻沉寂下來，再也不見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會教育組終於想起還有一屆小學畢業生沒有分配，於是就按街道劃塊，三下五除二，將幾萬名活蹦亂跳的小學生當成幾萬個沒有生命的阿拉伯數字，很快就把它們切塊完畢，一個個塞進了住家附近的中學。我的那些兒時夥伴就這樣被強行拆散。以後當然還常見面，但漸行漸遠，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後大家都覺得沒勁，意興闌珊，終於停止了來往。很多稟賦極好的夥伴，就被這種攆雞攆鴨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誤了。奇怪的是，那些資質較差的人，有幸進入一所好中學，不見得就能學好；而資質較好者被那些壞學校耽誤，卻很難逃過厄運，幾乎是百發百中。

　　文革儘管亂，但是否重點中學，一進校門就能感覺得到。我後來養成一個令人討厭的心理習慣，與老三屆接觸時，第一次交往總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學門第”，而且分辨率還很高，能感覺得出三十年前是“區重點”還是“市重點”畢業的細微差別。這種痕跡潛藏在人的語言舉止里，使人想起列寧的一句名言：四十歲以前的表情，歸上帝負責，四十歲以後的表情，歸自己負責。只是在這裡，需把四十歲改成二十歲。只要有兩個人站在你面前，讓他們爭論五分鐘，多半就能聽出，當初誰是市重點畢業，即使他目前下崗；另一個是從非重點畢業，即使他遞着名片說：“北大畢業，專搞現外”。現外，現代外國哲學之簡稱，說快了會被誤聽成“現賣”，一種很深奧的時髦學問。

　　我的命運一貫中庸，那時被分配進一所區重點。文革中武鬥比較激烈的學校通常是兩類：一是沒有高中的初級中學，因為文革前學習氣氛就不好，又沒有高中生引導，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鬧。分配進這一類學校的人進門第一眼，能看見的就是那些穿着藍色大翻領運動衫的“頭頭”，騎着搶來的自行車在操場上練車技。第二類是重點中學，有高中部，臨近附近的機關大院，如果臨近部隊大院，則更為不幸。一九六四年強調階級路線，那些學校降格錄取了很多幹部子弟，尤其是軍乾子弟。分配進這類學校的人進門第一眼，能看見的是：現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藍色運動衫，而是洗得發白的黃軍裝，騎的不是自行車，而是摩托車，就在操場上狂奔。他們不說“摩托車”，而是說“電驢子”，當然也是搶來的。這些人在學校里揮着父輩的武裝帶耀武揚威，但內心還是有自卑。運動前多半成績不佳，運動中也寫不出有水平的大字報，知道學生中的大多數瞧不起他們，故而有很強的報復情緒。我就聽說過這樣一則真實故事：有一個軍乾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臉團支書，但成績太差，連入團都被拒絕。文革一起，這群小姊妹就把那個小白臉吊起來一頓暴打，白天批判他資產階級思想，“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晚上則傾筐倒篋，罵出來的全是她們從父母大院裡聽來的肺腑之言。那位軍干小姐就這樣指着資產階級出身的“梁上君子”，厲聲罵曰：“老娘就是不夾你那二兩肉！”如此絕妙好詞，夾雜着曖曖昧昧的女人幽怨，讓擅長此道的瓊瑤聽見，還不活活氣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來的，非長期浸染內地大院文化者不能辦。此為衙內語，是大院文化剝了皮以後的特產。似還保留有當年湖南農運之底氣？但僅此還不夠，必須進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權力汁液，八旗者，霸氣也，農運之底氣加權力之霸氣，這才能釀出這一壇好酒。文革脫軌，金瓶崩壞，瓊漿飛濺，才讓平民百姓驚聞其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悅耳效果。文革一過，這些穿黃衣服的人，把打人醜行往一個抽象符號“造反派”一推，先出國，後經商，再不稱心，就加入第三梯隊。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藍色運動衫者，則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紅色風暴”就已收入網內，或在文革後的“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被打入另冊，拖得再晚，也躲不過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場雷厲風行的“嚴打”。文革中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我後來碰巧學歷史，就姑且把它稱為“黃衫黨俘獲藍衫黨並將其捺為自己替身的歷史”。（注一）

　　我那所中學，先前叫麥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會學校，五十年代更名為繼光，六十年代又從市重點降為區重點，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沒有大院，儘管叫繼光，但六十年教會學校的底子一時還來不及敗光，書比衙內多，氣氛就比上述兩類略好一些。我們進校時，校內紅衛兵已實現大聯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學生控制，雖也有“牛鬼蛇神勞改隊”，但也未見隨便打人的現象。當時校內還有一屆老初一，即六八屆初中生沒有分配，於是就把我們命名為“新初一”，稱他們叫“老初一”，以示區別。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輔導員，十分虔誠地向我們宣講原來的黑校史，以及文革這兩年的紅戰史。我們對他們很崇拜，他們對我們卻很羨慕，認為我們沒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污染，比他們還要根正苗紅。新初一進校時，他們舉辦過隆重的歡迎儀式，然後才領我們進教室。我記得我們那個班的黑板兩旁是一幅對聯：“藍天白雲寄紅心，生生死死為革命”，行草，筆力遒勁，超過現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為一進校就貼出過一份長達十一張白紙的大字報，談教育革命尤其是語文教材的設想，題目是“給輔導員說幾句心裡話”，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發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輔導員看中。這位輔導員出身職員家庭，性格文靜，既有“小資產階級情調”，又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使命感，對我着意引導，很快成為我精神導師。

　　學校藏書“四萬”，這在當時的中學圖書館不是一個小數字。關鍵是四萬藏書中，還有許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這些被拋入垃圾堆的“禁書”，打開了我精神閱讀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尋找一個打飛掉的籃球，在圖書館牆邊的垃圾堆中翻動，無意中發現有一大堆“四舊”，如解放前的地圖之類。再翻檢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豎排本舊書，有些還是燙金精裝漆皮封面，不禁大喜過望，隨即抱了一大摞回家。這些書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脫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譯本。我好奇地發現，早先知道的一些歷史事件，原來都有另一種說法，甚至是相反的說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說：列寧是坐着德國人提供的火車，穿過德俄火線，回到彼得堡，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邊即配印一幅列寧在十月的大腦袋肖像。當時看到這一段，我的小腦瓜子“轟”地一聲，兩眼發直，久久回不過神來。這本書成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後來流傳出去，被復興中學一個高年級學生借去不還，我插隊離城第一次回家探親，還去追討過，也沒有要得回來。今天想來，我能說出那個賴帳者的姓名，卻說不出那本書的著者姓名，就象回憶一個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舊友，肯定還活着，卻不知在哪裡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後我在工廠里開始自己的自學計劃，為什麼單單從世界史起步？當時意念很堅決，但動機並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編輯逼着寫這篇文章，搜腸刮肚打撈記憶，想起了這本書，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書店，是否象現在的回憶錄作者描寫的那樣，是清一色“紅寶書”？也未必。即使是“紅寶書”，也會翻出花樣。我記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書店還在開張，就在今天的外文書店原址，但門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樓。我那時已經有跑福州路“淘舊書”的習慣，那一天偶然在這家書店發現一張告示：訂購英文版毛主席語錄，每本定價六毛。我當時的零用錢父親規定是五毛，包括剃頭洗澡。花六毛錢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語錄，就有點象現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買一張流行光盤，而且還不是現貨，是期貨，又看不懂，干不干？我當時在中學裡學的英語無非是“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養起對外語的興趣，按道理不會下這個單子。但到這個時候就顯出前重點中學的好處：我有兩個高年級的好朋友，一個在復興中學初中部，一個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讀書方面如有疑難，多半是請教他們，這一次也是如此。他們聽說後，一致鼓勵我買，理由是：你現在用不着，不等於你將來用不着，用這本英文版與中文版對着讀，是自學英語的好讀物。他們不僅鼓勵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個訂購單。過了大約半年，書店果然把這本英文版小紅書寄到我家，很守信用。這本書到手後，我只是出於好奇胡亂翻過一陣，並沒有成為我學習英文的入門。不過，作為我第一次訂購書籍的開端，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點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筆。

　　順便說一句，福州路上的舊書店那時有大量舊版本的馬、恩、列、斯著作，也有魯迅全集及各種單行本，價格極便宜，品相也好。我記得那時九點開門，八點半左右，門口開始有書生模樣的人聚集，門一開，就衝進去搶購自己早就等待的書籍。我那時都是步行去，來回約一個半小時，坐電車錢不過一毛四分，卻捨不得，因為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書的價錢。我現在書櫥里的一些左派經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價時期。

　　文革中讀禁書，也讀出一場大禍。當時從高中生那裡流出一套《金陵春夢》，我好不容易排隊等到，讀完後，就記住一句作者編排蔣介石的那句口頭禪：“娘希匹！”那天下午，我從福州路回來，徑直回校，教室里有幾個同學在講台上用毛筆亂塗亂抹。他們走後，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筆，隨手就寫了個“娘希匹”，而且還加了個“！”，寫完即扔，揚長而去。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學寫的是什麼，而且正好也被我寫字的那個胳膊肘壓着。第二天早上進校，即發現氣氛異常，早操也不出了，卻有公安人員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聽有同學在嚷：“不得了啦，我們教室里有反動標語，有人在講台上寫了‘娘希匹，毛主席萬歲！’，那張講台已經被抬到保衛處去了。”這一聽，如雷轟頂，後面還有什麼就聽不見了。原來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壓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萬歲！”，朱學勤啊，朱學勤，這一回你算徹底玩兒完了！

　　我去找那個比我年長兩歲的六七屆朋友商量。他那時虔信馬列，聽我說完實情，很自信地說了一句毛主席語錄：“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鼓勵我去找工宣隊、公安人員說明情況，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這些人聽後十分意外，因為我當時是工宣隊培養的對象，新初一紅衛兵連的“連長”，管十二個班，六百多人。他們正按照學生的家庭出身排隊摸線索，絕沒有懷疑到我頭上。現在已經宣布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為是我所寫而撤消這一案子。當時又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嚴峻時期，同一年級另一班一個小同學據說也是因為書寫反動標語，公安局開着吉普車進校抓人，風聲鶴唳，氣氛跡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隊和校保衛處只能專門為我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先宣布撤消我的職務，然後內查外調，進進出出，忙得不亦樂乎。我則貓在小屋裡，灰溜溜地面對他們的反覆盤問，一遍一遍地寫檢討。工宣隊態度嚴厲，但不難纏，最難對付的是參加專案組的那個男教師。他與我的班主任正在談戀愛，而我此前不滿意那個班主任忙於戀愛疏於備課，上語文課講不出多少東西，對她提過意見，這一下逮個正着，兩個人一明一暗，合起來整我。其實工宣隊也已看出這一案子屬偶然筆誤，但礙於形勢，無法正面阻止那個男教師。那人最感興趣的是《金陵春夢》從何而來，反覆問我書在哪裡，必須沒收，以防擴散，其實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時，要什麼給什麼，但總不能把那個借我書的高中同學賣出去。那一時節，我最頭疼的就是他的這一問題。這個案子後來定性為“敵情內處”，即“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按當時標準，留住我不進班房，已經算寬大無邊。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兩年歲月如何度過，也就可以想象了。事發後，全家籠罩着一種殯儀館氣氛，就像剛死過人一樣。父親當時在單位里也有運動壓力，聞訊大怒，認為全是我愛讀舊書之過，將我的一個書箱撬開，一本一本全撕了。

　　我成天抬不起頭，但也得到過一些溫暖。一個是前面提到的輔導員李敏，當時是她在新初一進校不久發現了我這個苗子，推薦我做了那個勞什子“連長”，不料卻是個闖禍坯子，惹事的孽種。出事後，她曾在體蘭館前的那塊草地上找我談話，鼓勵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卻邊說邊流淚。她的戀愛對象是高二（１）班的同班同學邱洪琪，校內大聯合以後的紅衛兵團長，人也正派。每有集體性集會或遊行，他總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個，讓路人看得眼睛發亮，可見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過邱洪琪交過底，要他抵制那個男教師對我的逼迫，否則以我當時之幼稚，怎能頂過這個男教師索書逼書的壓力？我離開上海後，時常想念這位善良的輔導員，十三年後返滬，費了很多周折，終於找到他們夫婦。（注二）另一個助我過關者只能暗中出力，而且是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工宣隊隊長，姓蔣，人稱“蔣師傅”，黑臉膛，微胖。我畢業時要做政審結論，他為此事到我父親單位翻閱檔案，發現父親是他五十年代就已認識的朋友，於是發惻隱之心，不知通過什麼辦法，居然在我的檔案里抽去了這段禍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弔膽，一直認為檔案里記有一筆，如影隨形。一九七二年在插隊的地方招工，發現招工幹部沒有追問此事，卻在遠兜遠轉地套問家族裡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海外關係，心裡好生奇怪。當上工人後第一年回滬探親，問我父親，父親才說出這一段真相。工宣隊換過好幾茬，我後來再也找不到這位“蔣師傅”。他肯定已經退休，雖躲過了下崗這一關，但是文革做過工宣隊的經歷是否會給他的後來生活投下陰影？即使沒有，退休之後的晚年生計多半艱辛，哪會有閒心到《上海文學》這種地方，來翻閱無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見不到他了。我自己離開上海後，愛讀舊書、禁書的興趣依舊，但聽到“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就敏感，也落下了一塊心病。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結束插隊生活，進入豫西山區的一個化工廠。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自學計劃，先歷史，後哲學。此時上海出版了四份雜誌：《學習與批判》、《朝霞》，《摘譯》自然科學版和社會科學版。雖然也是左，但比兩報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齡的人都還記得。這四份雜誌，父親總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圍同道者的羨慕。後兩種雜誌，今天我還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後，毛澤東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書”，並組織翻譯蘇聯及西方最新的小說、政治理論書籍。毛澤東為何要印發這批書？真是一個謎，謎底至今還未打破。當時能夠說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條最高指示，為了抵制“形而上學猖獗”？但客觀效果卻不是他在紫禁城深處一個人能夠預料的。就象他當時大筆一揮，批示全黨傳達林立果惡毒攻擊他為Ｂ５２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證明其自信，人民不會聽信這些“惡毒攻擊”，但傳達以後的效果則恰恰相反。多少年後我問同代人促其覺醒的讀物是什麼，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會回憶起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在精神乾涸而又瀰漫着懷疑不滿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書，還要組織翻譯西方七十年代的最新理論著作，無異於在遍布乾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星。毛澤東總愛播火玩火，但這一次從效果看，他肯定是玩砸了。火種一旦播下，能保證它只順着指定的路徑燃燒，而不會掉過頭來先反噬他自己？我總是在猜測毛澤東那時的心理狀態，卻百思不得其解。無論是偉人，還是大眾，曾經有過的心理波動大概永遠消失在歷史的幽暗深處，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難以復原了。就我而言，只能慶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較早讀到那兩批讀物。這真是一種幸運，如果沒有這兩批讀物，我的啟蒙始點可能要向後推遲五年，甚至更晚。後一批書的譯者，署名統一為“上海出版系統五七幹校翻譯組”，其實都是文革前的老專家、老教授。我不知道這些匿名譯者當時是在什麼心情下翻譯的？肯定會有一種滿足，是僅僅為能發揮一技之長而感激涕零，還是有一種邊翻譯邊盜火的竊喜？也許還是以前者為多。後者即使有，也是極為朦朧。這些前輩有些還健在，趁他們記憶力尚未全部喪失，搶救一些歷史細節，哪怕是一些朦朧的心理細節，也有助於充實目前文革精神史過於乾癟的研究現狀。我在下面只能再補充一個細節，也是現在那種連環畫式的文革記述者沒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間全國圖書館都停止購買西方期刊和原版書，但上海圖書館例外。這一秘密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為做碩士論文去北京圖書館調閱過時期刊，無意中發現的。我問那裡的管理員為什麼堂堂北圖，居然沒有六、七十年代的雜誌，那個管理員沒好氣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嗎？你到上圖去！文革期間，只有你們的上海圖書館沒有停止進口外文期刊！”

　　毛澤東批準的那兩批禁書，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書店”出售，書店二樓有一個“內部書籍供銷櫃檯”，憑“縣團級”與“地師級”介紹信分級別配售。令人嚮往的是，“內部”還有“內部”，裡面還有一個櫃檯，憑“省軍級”介紹信才能進去，專供最“反動”的書籍，如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我當時為了搞到最裡面的那批書，尤其是那本耳聞已久的《美國與中國》，真是動足了腦筋。一張縣團級介紹信能購買的範圍，已經不過癮，到哪裡去搞一張“省軍級”介紹信呢？真是天不絕讀書路，我後來曲曲折折，關係托關係，竟然就搞到了這麼一張。

　　我那個車間的政治指導員叫崔清汶，解放初期畢業於河南銀行中專，有書卷氣。老崔與我私下交談，認為我還有點思想，於是又刮目相看。他後來曾推薦我上工農兵大學，未果。但他無意中幫我一個小忙，卻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個好友姓李，時任廠革會辦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個朋友，當時在省委宣傳部給部長當秘書。我知道這一線索後，先說動老崔，讓他說服老李，我要一張廠革會介紹信致河南省委宣傳部，再換開一封介紹信，不為別的，只是想探親回滬時多買點書回來。老李果然爽快，答應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廠是“地師級”，也剛夠給“省軍級”單位開信。但介紹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個對方單位和被介紹人姓名，“茲介紹我廠朱學勤同志前往貴部聯繫工作”，至於聯繫什麼工作，就全憑我自己去說。

　　我坐火車去鄭州，在擁擠的車廂里想好了一套說辭。一到省委宣傳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個中年女秘書，面相不惡。我說：“我們廠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寫作組，我是寫作組成員，現在急需一批內部參考書籍，我可以回上海採購，請部里支持。”那個女秘書原籍是我那個廠所在的鞏縣，見家鄉來人，就有幾分親，又聽我說是老李介紹過來的，更無疑意。只是說：“換部里的介紹信，要經過部長的批准，讓我進去說說看。”這一關卻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書一進去，我心裡就開始打鼓。這一次可真是有點害怕了。為了讀“禁書”，我冒的風險越來越大，這一次可能闖出更大的紕漏。那個部長只消向廠里打個電話，就會拆穿我有關寫作組的謊言，五分鐘後，我就得低頭認罪，那就比我少年時代的“敵情內處”嚴重多了。女秘書在裡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鐘，我卻覺得有一個小時，如坐針氈般難受。謝天謝地！我這邊已經開始後悔，那一邊女秘書已經說服部長，一臉輕鬆地出來換開介紹信了。

　　我揣着那張“省軍級”介紹信回上海，真是如獲至寶。先找到那個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朋友，分享喜悅；然後分頭去打聽福州路那家書店最近供應的書目，匯成一張總書目，以求最大限度地發揮那張介紹信的作用。在介紹信有效期的最後一天，我們穿上呢制中山裝，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鋼筆，儘量學出一副省軍級寫作組成員的派頭，去福州路上海書店，直奔二樓最裡面那一間。出來接待的是個男營業員，雙臂套着那個年代常見的書店職員的藍色袖套，動作麻利。他看了介紹信以及需採購的書目，未見生疑，立刻從書架上抽書，一本一本配起來。我心忖：那份書目其實很容易露出破綻，是我們用鋼筆在五百格的大稿紙上一本一本手寫的，只要多轉一個念頭，他就會看出那份書目的寒酸相，那麼高級的機關應該配有打字機，怎麼會使用如此簡陋的採購清單？我後來分析那位營業員的善意，是出於對離滬知青的同情。當時每個城市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攤上一個知青子女，知青進了廠，只要你還未回城，在城裡人看來還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辦事，說一句“我是插隊離開的”，多半能得善意幫助。當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設想，那就是人家已經識破我們，只是心照不宣，不說而已。

　　那位可敬可愛的營業員配完書後，又熱情推薦還有一些我們書目上沒有列入的書，“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難搞到”，語氣如此熱忱，就不象在公事公辦，按級別配置“反動書籍”了，而是一種標準的職業行為，在推銷緊俏商品。此前我沒有聽說，此後證明對我幫助很大的兩套書：《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學術資料選》十六本，《蘇聯修正主義哲學資料選》二十三本，就是經那位營業員的推薦買下的。尤其是前者，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譯之精良，超過後來八十年代西學熱中許多粗製濫造產品。其中有薩特《辨證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歷史遺產》、《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為批評文化決定論，給《南方周末》寫評論，題目定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問：你怎麼能想出這麼促狹的一句話？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來自悉尼·胡克《含糊的歷史遺產》。胡克當年是以這句話總結他對歷史決定論的厭惡，當時看到這句話，如醍醐灌頂，數十年不敢忘。以後看到決定論歷史觀改頭換面反覆出現，總會想起這句直截了當的大白話。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前看的一本舊書，到本世紀末用來反對知識界流行的文化決定論，不大不小，剛好湊手，這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軍級”購書行動，是我購書史上收穫最大的一次。總共花了三百多元人民幣，幾乎整整一年的工資。捆起來是四大摞，兩人四臂，必須高高提起，才能離地。口袋裡剩下的幾個硬幣，只夠我們乘十七路電車回家。在那次購得的書中，除了悉尼·胡克的兩本，最稱心的當然還有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九八二年這本書隨我去讀研究生，因為傳閱過多，已經破損不堪。我與校內一個老裝訂工很談得來，老師傅幫我重新切邊，夾硬版封面，書名還燙成金字，一本破書頓時煥然一新。又過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訪問，一抬頭，隔窗就是費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驚。閒暇時，我也偷偷進去溜達過幾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談的外國陌生人。我想找的那個人已經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這個叫做“費正清”的老頭，怕是永遠不會知道在他關心的中國，多年前發生過一則與他有關的渺小故事了。

　　　　　　　　　　　　　　　　　　１９９９．２．２，滬上

（注一）　這裡應順便交代，我之所以遲遲不能接受王朔小說，也難以同意將其評論為平民文學、後現代試驗、意識形態的有效瓦解或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與我文革中的這段記憶過於深刻有關。後來，我也有幸落入過那種大院，穿過幾年那種顏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則更難糾正這種偏見。

（注二）　令人不解的是，我後來回母校參觀校史展覽，翻閱名人名錄，獨獨沒有這一代人的身影。據說其它學校也有類似情況。空白處，反有一段各方都覺寒心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