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傳奇：親歷青海2.23事件 “台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在那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這的確是我心中的一首歌。 我初中畢業那年，在“邊疆處處賽江南”的雄壯歌聲中，爬上了西去的火車，我媽在送走我之後，回到家裡，整整哭了兩天。我爸因為我媽同意我去“支邊”，在在我走後，他整整半年不和我媽說話。當我知道這些情形時，已經是十幾年之後的事了。現在兩位老人已經故去五、六年了，我永遠深深地懷念他們！

“咣鐺！”一聲，牢房的門被打開了。監獄長帶領一個PLA士兵走進來：

“07號（我的編號），出來！” 我莫明其妙地跟着監獄長走出了牢房區，來到審訊室。監獄長打開審訊室的門，我站在審訊室門口，還沒明白怎麼回事，突然，腳跟不穩，天旋地轉，“咣！”地一下子，四仰八叉地摔到了門對面的牆根下，後腦勺撞到了牆上，立時就起了一個大包。原來監獄長來了一個“下馬威”，抓住我的衣領，把我從門口掄到了對面牆上。那監獄長一米八幾的大快頭，那時我才十五六歲，俗話說“還沒長開”，比較瘦小，他掄我就跟掄只小雞一樣！還沒等我從地上爬起來，雷爆一樣的吼聲，就劈頭蓋臉地向我砸來： “站起來！說，你剛才幹什麼壞事來！”一下子問了我個“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我愣了一會說：“我...沒幹什麼壞事...” “沒幹什麼壞事？剛才放風時，你衝着同牢房的劉XX笑什麼？” 這時我才記起，那天放風，該我倒牢房裡的尿罐，從廁所回來，我提着尿罐，差點碰着門口的劉XX，他是個轉業軍人，青海省格爾木（就是現在青藏鐵路正在施工的地方）地質隊的技術員，和我一樣，因為同屬被格爾木駐軍所鎮壓的“八一八群眾組織”的頭頭（八月十八日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日子）而被捕。劉沖我笑笑，我也沖他笑笑。就這麼點事，監獄長是怎麼知道的？我沉默了，不敢再說話。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這是你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在這裡只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你還敢說說笑笑，啊？！看你小小的年紀，你知道你散發了多少反革命傳單，發表了多少反革命言論嗎？啊？！”監獄長的“大批判”逐步深入。

開始時我頭腦中一片空白，接着一種無限委屈，無限冤屈的心情湧上心頭，淚水奪眶而出。監獄長看我大哭起來，他的口氣變軟了一點：

“你想想，你父母送你到邊疆來幹什麼？是讓你來幹革命的，還是讓你來反革命的！......”聽了監獄長的這席話，我的頭一下子大了起來。我想起了我那頭髮斑白的母親，眼巴巴地望着遠去的火車，在站台上久久不肯離去的樣子；想起了家鄉的大明湖；想起了那剛離別不久的學生生活；想起了高牆外面的藍天白雲......想起了北京城裡的毛主席，我哭得更厲害了。等我從審訊室回到牢房，整個人就象被鞭子抽了一頓似的。

當時我們牢房裡共七個人，六個“政治犯”，一個“刑事犯”。六個“政治犯”中，一個是曾在八路軍三五八旅當過兵的老幹部，三個是格爾木地質隊的復轉軍人，兩個是“支邊”青年。還有一個比較特殊，是西藏拉薩“造反派組織”的一個頭目。他們的組織也被取締，他帶了一個人，偷了一輛卡車，連夜逃了出來,結果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追兵在青海格爾木抓獲，暫時羈押在格爾木縣監獄。那個“刑事犯”是個強姦幼女犯，我們平反出獄後，他被判了五年徒刑。事後我才知道，那個“刑事犯”是被派來監視我們這些“政治犯”的（在當時的牢房中這是慣例），我挨整那件事，就是他告的密。

以上就是“文革”年代，著名的“青海2.23事件”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也是三十多年來，我許多經歷中的一個小片段。在現在的青年人聽來，是否有點象“天方夜潭”？

在青海“2·23事件”中，青海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在軍隊包圍青海日報社的現場，就打死了176人，均為工人和學生。被打死的人中，年齡最小的只有１６歲，是個中學生．．．．．．39年過去了，夕日的靈與肉早已化做了清風明月，值此38年之際，謹以此文悼念那些在“文革”年代裡，因為各種原因而早逝的同胞們，讓我們暫且摒除一會兒生命中的物慾，回憶一下那個血與火的，不可思議的年代。

為紀念山東知青赴柴達木盆地39周年而作

附： 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一）軍隊奉命支持“左派”鎮壓“右派　　 一九六七年初，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倒台已成定局，舉國遍地都是“打倒劉、鄧、陶！”一類的大字標語。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權。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參與上海奪權的造反團體的賀電。全國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繼垮台，省委第一書記幾乎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代理人”，揪上鬥爭台。 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接到安徽省軍區的報告，請示群眾組織召開大會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是否應該派部隊警衛會場。毛澤東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 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當天發出了一份《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決定說明，“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奪權”的，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並指示“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發出《八條命令》：“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二月上旬，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作了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衝擊部隊……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鬧事的右派骨幹。 林彪將毛的“部隊可以開槍自衛”的批示轉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元帥，葉又帶到全軍各總部和各軍區首長的會議上宣讀，於是全軍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鎮壓“右派”的令箭。 　　但問題出來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 　　起來造反、力主打倒當權的“走資派”並參與奪權的群眾組織，是毛澤東定義的左派。他原本設想的是：支持左派群眾組織奪權。但新的領導班子由原領導人中與劉、鄧、陶無瓜葛的幹部及軍隊將領掌握，加幾個左派組織的代表在新政權里作點綴。可是此時已不同於文革初期，每一派都熱衷於鬥爭“走資派”，沒有哪個組織還在保省、市委，“保守派”已不存在。每個組織都要打倒“走資派”，都高喊“打倒劉、鄧、陶”；每個組織都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有資格參與奪權。可謂咸與“革命”，區別僅在先後。 而這些組織又彼此對立、彼此反對，使“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語無法嚴格定義，更使“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難以操作。 軍隊既獲得讓他們“支持左派”的指令，中央又不告訴他們誰是“左派”，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斷去“支左”。那些黨團員多、老工人多、基層幹部多的群眾組織背後多半有“黨的領導”，天然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再加上由於黨領導一切，省委第一書記往往兼任大軍區或省軍區的第一政委，地委書記往往兼任軍分區政委，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頗為惺惺相惜。對於地方幹部被指為“走資派”而殘酷批鬥，軍隊幹部難以接受。雖然中央說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就是“左派”，可是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組織核心一般是大學生，黨團員少，老工人少，“成份不純”、“行為過激”，怎麼看都不像左派。要軍隊支持他們，無異於緣木求魚。 而在造反派看來，省委第一書記倒了軍區第一政委也就倒了，地委書記倒了軍分區政委也就倒了。政委可以打倒，為什麼司令員就不能打？省委書記、地委書記在地方上有“爪牙、同黨”，作為軍隊的政委，他們在軍隊裡自然也應當有“爪牙、同黨”。既然領導一切的黨的機關都可以造反，軍區就沒有不可衝擊的道理。更何況當時毛澤東正在支持鬥爭軍隊內的反黨分子。一月八日、十八日，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司令楊勇相繼被打倒、鬥爭。十九日，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和一批軍隊將領在北京十萬人大會上被批鬥。二十六日，海軍政委蘇振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上被鬥爭。因此，造反派組織無懼與軍隊對立，無懼衝擊軍區司令部。這樣一來，左派又成為毛澤東所說的右派了。這個矛盾無解。要麼奪省委權和衝擊軍區都是革命行動，要麼都是反革命行動。說奪省委權的是左派，沖軍區的是右派，行不通。至於毛澤東說的右派沖軍區要追究，左派沖軍區可以不予追究，就更行不通了。 更嚴重的是中央文件中的“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這一條。 　大刀長矛時代，老百姓還可能用刀劍和軍隊搏殺，而今有機槍、坦克、飛機、大炮，根本不會有人以卵擊石，對軍隊“動武”。對軍隊“動武”的可能性不存在。可是，“軍隊應當堅決還擊”這一條卻給了軍隊巨大的空間。當軍隊要為鎮壓製造理由時，只要說“對方動武，我們還擊”就夠了。而這是軍隊領導人的尚方寶劍，足以使下級軍官、戰士接受，把槍口對準群眾組織成員，對準老百姓。 製造了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軍區負責人趙永夫就是這麼說、這麼做的。 （二）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的奪權 一月十二日，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致上海造反團體的賀電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紅衛戰鬥隊”、“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赴西寧支隊的支持下，奪了《青海日報》的權。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組織。但他們的首要打擊目標不是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而是第二書記王昭。 正如李葆華在安徽餓死二三百萬人後於一九六二年初被劉、鄧派到安徽取代曾希聖，王昭也是在原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語），造成大饑荒，人口近百分之十非正常死亡後調去的。安徽有人稱李葆華“李青天”，青海也有些老百姓稱王昭是“王青天”。但王昭原來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副手，去青海前“彭真親自談了話，羅瑞卿保駕的。”既然文革以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發韌，“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自然認為王昭是“彭、羅安插在青海的死黨分子”，應予打倒。 青海省軍區內部對王昭是否“走資派”、是否應予打倒分歧甚大。省軍區司令員兼黨委書記劉賢權在黨內積極揭發王昭和彭真、羅瑞卿的關係，認為王昭應該打倒。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等與劉賢權素來不和，趙認為“王昭有錯誤，如果和彭、羅沒有關係，是批判的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下達的當天，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兼黨委書記劉賢權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支持“八·一八”。而趙永夫心裡對“八·一八”恨之入骨，在黨委會上卻不情願地表態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追隨者是多數。當時，毛澤東對是否許可軍事首腦機關成立群眾組織和奪權還沒有明確的指示，有關政策相當含糊。（直到二月十一日，中央軍委才發出《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說“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奪權和衝擊”、“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趙永夫的支持者便利用此政策含糊的空間，效仿地方群眾組織，在省軍區黨委決定支持“八·一八”三個小時後，起來造反，成立“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他們宣布省軍區支持“八·一八”的決定無效，奪了劉賢權的權。劉賢權被軟禁在家，電話被切斷，住處放雙崗，警衛員、秘書不得與他接觸。他們擁戴趙永夫，趙則以“顧問”名義成為指揮部乃至軍區的實際領導人。 一月二十五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獲總後勤部青（海、西）藏辦事處主任張曉川支持。趙永夫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當然不賣趙永夫的賬。他們在軍區樓前張貼大字報，提出“當指揮員叛變革命時，革命戰士不僅不應該聽取他的指揮，而應該掉轉槍口對準他。”並拉出巨幅標語“打倒軍區一小撮混蛋！”“堅決揪出青海軍區內一小撮混蛋！” 此時，中共青海省委內部也嚴重分裂。王昭早於一月中旬離開青海治病，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書記王昭。“奪權”受中共中央支持，無法抗拒，與其被“奪”，不如交權。楊植霖幾次召開會議，決定支持“八·一八”奪權。因此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奪權，毋寧說是省委、省人委和平轉交政權給“八·一八”。 　　其實，全國各地奪了權的“左派”都沒有掌權。所有的造反派都是在替中央文革、替毛澤東“奪權”。對毛澤東來說，這個國家是共產黨的，掌權的必須是共產黨的官員，這是極其自然的事。造反派的歷史使命只是幫助毛澤東打垮劉、鄧那條線的人物，現在毛澤東已用不着他們了。毛澤東安排了軍隊“支持左派”，實權落到了“支左”的軍隊手裡。 青海也一樣，由於楊植霖、劉賢權、張江霖皆較軟弱，強悍的趙永夫控制了軍隊，也就控制了青海全省。二月四日，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了一份電報，說“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將電報發給中央，被趙永夫拒絕。劉的夫人安紹傑將電文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蘭州，由蘭州軍區發給中央軍委。但未獲回應。 因此，“八·一八”名義上奪了權，其實只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他們惟一奪到手的，只是一個《青海日報》社。 （三）趙永夫軍管《青海日報》不成 青海對決之勢十分嚴峻：趙永夫及其在省軍區內的追隨者對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和省軍區司令劉賢權、副司令張江霖；“紅衛兵總部”、“捍衛隊”、“貧下中農紅衛軍”對“八·一八革命造反派”。 這時，由於對方攻擊其組織“不純”，“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決定純潔自己的組織。他們自己“整風”，將幾個成員定為“反革命分子”，交給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門嚴肅處理。結果給正在伺機行動的趙永夫和張曉川一個出手打擊“八·一八”的機會。 二月三日，張曉川掌管的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出動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軍車，省軍區的部隊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武裝全城遊行。他們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壞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寫着“八·一八”的高帽，遊街示眾，藉以向“八·一八”示威。這使雙方對立局面更加激化。 二月四日，青海大學紅衛兵張貼大字報《炮轟青海軍區機關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賀龍、小羅瑞卿揪出來示眾，我們死不瞑目！”而趙永夫和張曉川也決心打垮摧毀整個“八·一八”組織。軍權、政權都在他們手裡，摧毀“八·一八”是其既定方針，問題只在何時動手。 中共明文規定，×省日報都是共產黨×省委員會的機關報，此外並無省報。可是此時青海省委已交權癱瘓，《青海日報》在“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控制之下繼續出報。趙永夫等視該報為眼中釘，起先想封閉報社，未獲省軍區領導層的支持。此時已有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警備區對《天津日報》軍管的先例。趙永夫等遂轉念，決定由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宣布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管。 二月十四日，軍管小組到報社。但占據報社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組織動員守衛報社。西寧市各“八·一八”成員組織劃分地段守衛報社。報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員組織派去近兩千人守衛報社，相當擁擠。當時氣溫很低，有的就睡在臨時搭的帳篷里。　　 趙永夫調動軍隊封鎖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橋，暫時沒有動作。軍隊不許運送物資進去，但許可人員出入。燒煤用盡後，守衛在報社的人只能喝帶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凍硬了的饅頭充飢。有的家屬給他們送飯送水。成百人趟過刺骨的河水，給守報社的人送去棉衣。“八·一八”控制報社繼續出報至十七日。 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連日遊行支持對《青海日報》社軍管。但青海省軍區的上級蘭州軍區給趙永夫發去“三條指示”，要求部隊撤離報社。趙永夫派省軍區副司令員劉斯起等十二人到蘭州軍區抗議，要求收回“三條指示”。而蘭州軍區把要求青海軍區將部隊撤離報社的指示用電話傳給了“首都三司聯絡站”和“八·一八”。“八·一八”更堅定了守衛報社的決心。 十九日，“八·一八”等組織遊行示威反對軍管《青海日報》。途經《青海日報》社時遭對立派阻攔。“八·一八”的車輛不慎壓死了捍衛隊成員張桂蘭。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擬將“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定為反革命組織。 二十日，捍衛隊抬張桂蘭屍體遊行。次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組織調動十萬人，再次抬張桂蘭屍體環城遊行，並沿途砸“八·一八”等組織的辦事機關。 （四）趙永夫決定武力強占《青海日報》社 　　雙方在《青海日報》社僵持的幾天當中，青海省軍區向中央發了十幾份電報，但未獲明確指示。據當時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林彪“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着急。” 　　中央對青海事態雖不表態，但實際上正在全國支持軍隊“鎮壓右派”。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中的“堅決反對右派”、“堅決採取專政措施”，已在有的省份實施。 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眾。”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餘人被拘捕關押。 成都軍區於二月十七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岳縣公安局於二月十九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二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餘名紅旗派成員。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趙永夫和張曉川知道形勢對他們很有利。二月二十一日，他們再次主持會議，確定二十三日取締“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青海省軍區黨委常委除劉賢權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見一致。他們擬定行動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頭、武器進行頑抗，就堅決予以鎮壓。”二十二日午夜，趙永夫向“參戰”部隊下達任務，說：“部隊開進時，八·一八動刀，我們也動刀（指刺刀）；八·一八動槍，我們也動槍；若遇阻攔，就強行開進；乘車的部隊如遇阻攔，可以壓死人。”二十三日凌晨，趙永夫再次召集動員會議，強調說：“一定要占領報社，用刺刀挑，也得挑進去。” 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時，全城戒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發表通令： 一．從即日起，立即取締青海省反革命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如再非法活動，一定嚴加懲辦。 二．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該反革命組織中的小頭目和指揮部門一般成員，坦白者從寬，抗拒者從嚴，立功者將功折罪。 三．對受蒙蔽的群眾一概不追究。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團結教育他們。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敵我，與那些反革命壞蛋徹底決裂，並堅決進行揭露和鬥爭。　　 四．立即交出一切兇器、武器、電台及其他軍用物品。破壞或拒交者，嚴加懲辦。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號、公章、證件、檔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廣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積存的資金等。不准破壞國家財產，違者依法嚴懲。 六．自取締之日起，不准更換名目，另建反動組織，有違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派駐外省外地的辦事機構，接到本通令後必須立即撤銷，所有人員應即刻返寧回衛戍司令部登記。如有違抗者，依法逮捕嚴辦。 八．（略） 與此同時，省軍區調動獨立師、獨立團的部隊，計十三個連，團團圍住《青海日報》社。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四樓指揮，後為安全改到二樓。 （五）文革中首次大屠殺 青海日報報社地勢較低，架在周圍樓房、高地的機槍居高臨下，報社內的人不可能抵抗。雙方只是等待。 上午十一時，軍隊槍擊報社外的“八·一八”的廣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啞。 下午近二時，趙永夫所在的賓館和報社後們臨河的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部隊從報社前面以及後面臨河的橋頭同時向報社院內密集射擊。 守衛報社前院大門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員。水文站三個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當場身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橋，守在橋頭的是汽車三場、五場、六場的工人。他們手挽着手，高聲朗讀毛澤東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動，仍然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堅持，結果又壯烈犧牲。” “二十二日晚，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給她守報社的爸爸送飯，由於天晚了，她爸爸不放心，沒讓她回去。第二天她爸爸中彈後，她撲在她爸爸身上痛哭不止。這時一梭子彈打過來，她就被當場打死。她爸爸至今尚在，談起非常傷心。” 後來周恩來處理青海二·二三事件，接見青海代表時，讓清華大學學生許寶生匯報當時的情況。許說：“一個解放軍要我們舉手，我們手挽手站成一排，他頭一低，往後一退，用機槍掃射過來。當時我旁邊的一個同志就打死了，另一個同學旁邊的一個女同志的腦袋都打碎了。” 趙永夫還調去一個噴火器班。但由於“八·一八”沒有武裝，無力還擊，噴火器未用上。 軍隊未遇抵抗，僅用了二十分鐘就輕易占領了整個報社大院。二時半左右，報社內倖免於難者一千餘人全部被押到操場。據被俘的師範學院的紅衛兵說：“捍衛隊的人紛紛跑來，在（被俘者）人群中走來走去，從八·一八派的大隊長到小組長以至一般成員，全被抓出來，高舉雙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們說：‘八·一八先開了槍。’並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虜堆中找機槍射手。” （六）趙永夫編造“八·一八”開槍的謊言 槍聲停止後。趙永夫、張曉川等趕到現場。他們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隊迅速將屍體拉走、掩埋，並層層傳達編造的統一口徑：“八·一八打死打傷我干（部）、戰（士）五人，才開槍還擊。”“他們自己用機槍督戰，打死四十餘名。”部隊進攻時，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員朝過道撤退，有幾個人被設在臨近科委大樓門口的一挺機槍從背後掃倒。事後，軍隊說他們“背上中槍，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軍隊共死亡四人，但那不是被“八·一八”成員打死，而是被參戰的戰士誤傷的。由於部隊從報社前面、旁邊以及後面臨河的橋頭同時開槍，而報社範圍僅一百米見方，有戰士被對面的火力擊中。據《青海日報》記者周衍慶目擊：“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背着另一個受傷的解放軍戰士，另一個解放軍同志用手按成喇叭形呼喊：‘別打，是自己人。’這樣對方才停止射擊。” 周恩來處理青海事件時，有人匯報說：“一個小女孩身上中了三槍，解放軍問誰打的。她說是解放軍打的。那個人講：‘你說是八·一八打的，我你養傷治療，你說是解放軍打的就送你進監獄。’那個小女孩說：‘我看見是解放軍打的。’於是被送進監獄。” 青海軍區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八·一八”有槍、有機槍。後來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接見青海代表時，周恩來說：“你們就是想找藉口鎮壓，下那麼大的毒手。報社有槍，趙永夫你有什麼證據？” 趙永夫：“以前了解有槍。” 周恩來：“現場有沒有？”（趙永夫回答含糊） 康　生：“你就回答有槍沒有？” 陳伯達：“有？沒有？” 趙永夫：“當時沒搜出來。” 戚本禹：“為什麼報告裡說有槍？” 趙永夫：“不是在報社裡有。其他地方開槍了，但沒搜出來。” 周恩來：“現場上怎樣？” 趙永夫：“有彈殼。” …… 周恩來：“沒槍，你開第一槍，打死那麼多群眾ⅵ”　　 …… 周恩來：“全部把他們包圍起來了，你還沒搜出來！除非偽造假槍！謊報軍情，欺騙中央！” 趙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 周恩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趙永夫：“死傷二百六。”（實際平民死一百六十九人，傷一百七十八人；軍隊死四人，傷四十六人。） 周恩來：“你去現場看了嗎？” 趙永夫：“沒有。” 周恩來：“這麼大的慘案，你身為司令員還不到現場去嗎？”　　 …… 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並當場宣布對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七）趙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 事件發生於二月二十三日，而上述周恩來出面處理是三月二十四日，隔了整整一個月。這其間發生了什麼？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中央至遲第二天就知道了。三月二十四日林彪的夫人葉群說：“二十四號聽到此事，死亡那麼多，（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氣，他們下令調查此事。林彪同志執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調查這個事件。”可見事件一發生毛、林就知道了。但葉群所謂毛、林“非常生氣”卻是十足的謊言。毛、林根本不需“非常生氣”，只要一個簡單的批示，趙永夫馬上就得負荊請罪，哪裡還用得着等一個月！ 事實是，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林彪都着眼於保護軍隊，不打算處理此事。當時毛澤東剛將衝擊部隊的組織定為右派，批准軍隊鎮壓，所以不想把火往軍隊引。林彪秘書張雲生說：“主席最初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主席已有過內部指示：對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對和衝擊解放軍的右派群眾組織，當一再的說服工作和忍讓態度不能奏效之後，可以進行鎮壓。” 中央文革欲將此事定性為軍隊血腥鎮壓紅衛兵的事件，以便打開缺口整肅葉劍英、徐向前等軍隊領導人。無奈毛澤東不予理睬，中央文革奈何趙永夫不得。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周恩來當然不會有所動作。據張雲生分析：“毛主席的戰略意圖似乎是儘可能穩住部隊，並給那些把造反矛頭指向解放軍的‘右派’以有力的回擊。因此，儘管中央文革印發的告狀材料寫得感人肺腑，並未受到最有權威方面的理睬。” “二·二三”當天，趙永夫通過電話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元帥報告，說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但不知為什麼消息到了西寧大街上，“葉副主席”變成了“林副主席”。秘書向林彪報告說，西寧傳說“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林彪聽了一笑了之，不加評論，不置可否。 有中央軍委撐腰，趙的膽子也壯了。據劉賢權說：“二十四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革命師生，打死打傷十二人。” 趙永夫繼續“平定反革命暴亂”，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一萬○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軟禁三千五百○四人。”“一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進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進一百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一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看管人員說：‘反革命死了也活該’。”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八·一八’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三月八日，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指示劉賢權、趙永夫、張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們到北京時，“軍級幹部會議”（後來又叫“軍以上幹部會議”）已開了兩個星期。趙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在會議上他被安排數次講話，介紹如何“反擊衝擊部隊的右派組織”。他藉機自我表功，吹噓“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據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後來說：“趙永夫表了三天功，說二月三日武裝遊行是他組織的，‘二·二三’時他如何指揮、如何開槍……什麼功勞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記錄和錄音。”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長接見青海代表時，葉群也對趙永夫說：“前幾天在京西賓館介紹經驗的是你吧？有聲有色，全部功勞都是你的ⅵ現在怎麼都沒你的事，推得光光的？” 由此可見，葉劍英把趙永夫請到北京，就是要他向各地的軍隊領導人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的。 （八）為平定“二月逆流”而處理“二·二三事件” 但就在這時，毛澤東改變主意了。當他發現對文化革命表示不滿的元帥、副總理們是最大的威脅時，他對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態度就變了。他要回擊幾位元帥、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反對文化革命的“二月逆流”，所以當中央文革張春橋等給他寫信要求重新審查此事件時，他於三月十一日批示道：“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葉劍英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等人因為“二月逆流”問題而搖搖欲墜。為保自己，只好丟車保帥。葉劍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澤東寫了檢討，承認對青海事件處理錯了。 對青海事件一直不加評論，不置可否的林彪開始表態了。三月二十日，他在軍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毛澤東聽了林彪講話的錄音後，指示把該錄音大量錄製，發給全國各地播放。 直到這時，一直沒明確表示意見的周恩來才着手出面青海“二·二三事件”。他接見青海代表，宣讀中央關於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為被定為“反革命組織”的青海“八·一八”平反，甚至指揮戰士當場撕掉趙永夫、張曉川的領章、帽徽，押走。 可是，如果葉劍英、徐向前等沒捲入“二月逆流”，毛澤東很可能不會改變對青海事件的態度，趙永夫將繼續當他的“平定反革命暴亂”的英雄。青海“二·二三血案”的冤魂也就將含恨九泉，永無翻身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