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中國電影在民族性批判上達到過這個深度，而文學史家說，絕少有作家能像魯迅那麼深刻有力地鞭撻中國人的劣根性。馬大山和他的鄉親們是張導遊圖，“龍的傳人” 之曲腸奧肚原形畢露：扔下鬼子頂着馬大山的腦袋的駁殼槍說：“鬼子沒了，老子不找別人就找你”，馬大山可好，旋即把自個兒的事攤給了眾鄉親：“那人說了，鬼子沒了，全村人都得問罪”；鬼子拒不進食還張牙舞爪，馬大山們既非拉嘰吧倒也非痛毆恐嚇，而是排除萬難曲意奉承，人的血性和骨氣都哪裡去了；不就是殺一個鬼子一個漢奸負一個責任嗎？推諉，在眾鄉親之間推諉，在中國人中間踢皮球……。影片四分之三的篇幅就這麼用在了對馬大山和他的鄉親的心理、性格、行為進行挑筋剔骨式毫不手軟的拷問，而供詞是什麼，每一個中國人都心知肚明。別說那是農業經濟中的農民性就把自己推得一乾二淨，都“新新人類”啦，每每還這個操性。最悲哀的自然是把鬼子送還 “皇軍”，咸與慶樂，卻結果全村人慘遭“皇軍”屠戮，而後馬大山還被交由戰俘了的鬼子斬首的最後幾幕。從鬼子進村起，我就盼着屠殺展開。那個痛快淋漓啊，咱們民族性中的最痛處被揪了出來，往死里整不說，還被吐上幾口唾沫。

　真的，馬大山和他的鄉親們是一個縮影，它不僅僅是給當年四億中國居然給區區日本攪得國破人亡做某種注釋自省，事實上，自打南宋時起，金人就開始往漢人頭上撒尿；近代史上李鴻章在《南京條約》上簽字割讓香港時，他的口氣與《鬼子來了》裡村中長老的“睦鄰友好”之類的話如出一轍；到了現代史的《鬼子來了》，片中吳大維的形象所影射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侵略者的懷柔綏靖，與馬大山們獻還鬼子的壯舉實在裡應外合異曲同工。當代了，歷史的《鬼子來了》仍然透着現實意義：在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資經濟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的背後，在“鱗次櫛比”的合資廠房打工者的宿舍里，我們有多少人肯去正視其中的觸目驚心，而又是誰在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當鬼子把槍炮換成了鈔票，以陽具替代了鐵蹄時，中國人民就捐棄前嫌，肝膽相照了；厥起屁股給人家操，一操之間泯恩仇，中華民族真他媽偉大。不是沒有代價的，×村的命運是在報應祖宗十八代簡直一代不如一代，今天我們環境破壞失業下崗，人的內在向度落到如此不屑的地步，是在向　“一衣帶水”“先富起來”的國策索賠。這筆賬現在記到了你我的頭上，說不準哪天，子孫就要來找祖上算賬。美國人不小心撞了我們一架飛機，我們就上街遊行，資本主義揮舞着鈔票操我們五千年文明的屁股，我們卻倒歡欣鼓舞，民族意識其實被導入歧途，而劣根和奴性猶在。總要清算這筆陳年亂帳，《鬼子來了》是一聲號角。

　雖然憂患意識而慷慨激昂主要是社會學家革命家的事，但是，民族情緒和社會良知如影相隨鼓搗着中國人，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別想擺脫干係，問題在於要將思考切入肯綮。馬大山和他的鄉親們的舉動，很容易就要麼歸於中國人善良慈祥愛好和平，要麼斥之為軟弱愚昧諂媚投降，或者兼而有之，然而，姜文的《鬼子來了》超然獨立不能這麼看。人性生發以至心慈手軟這個討好而通行的模子套不住馬大山們的所作所為，盲目輕信奴顏婢膝也不至於放虎歸山向鬼子投懷送抱，說到底，是民族性在作祟。《拯救大兵雷恩》、《辛德勒的名單》、《野戰排》它們致力於發掘人性的暗淡與光華，由他們發掘去好了，那是西方角度西方事，啟蒙思想信條之一的人性觀念在中國從來就沒有一呼百應而遍地開花過。東施效顰，什麼《黃河絕戀》、《紅河谷》，太令人作嘔了。姜文不，什麼人性這人性那，折騰馬大山們的其實是一種壓倒性的生存意志，《鬼子來了》展現了在不管怎樣也要活下去的意志下，其生存的彷徨，相持，挫折，奏凱，及至破滅的全程。以單純為了活命的眼睛望去，“皇軍”、“國軍”、“共軍”區別不大，令自己擔驚受怕的，既可以是鬼子來了，也可以是“國軍”來了、“共軍”來了，而既然可以把鬼子送還鬼子，也就可以把“國軍”獻給鬼子，“共軍”獻給鬼子，或者是把鬼子獻給“共軍”，把“國軍”獻給“共軍”，把“共軍”獻給“國軍”，只要對方高興自己又可以活下去，還有“犒羊”，就無可無不可，都可以來。我們立刻聯想到張藝謀的《活着》，同一個活着觀，所不同的是，張藝謀釋然欣同，懷着歷難未死禍福相依的喜劇意味，姜文鞭撻入里，悲憤交集，貫穿着一股毫不留情、一揭到底的批判力度和深沉的悲劇感。教人納悶的是，《活着》榮贗威尼斯金獅獎，西文世界有充分的好評，而《鬼子來了》只在戛納得到一個不那麼重要的獎項，似乎不太受落。當然彼一時不是此一時，獲獎和觀眾愛看也有着各種因素，但我想，這裡有個西方視點而視界局限的問題，我們不能削足適履。其實，我想，《鬼子來了》是於世界電影文化一份真正的貢獻，沒有多少部電影能把占領者和被奴役者的關係刻劃得如此絲絲入扣而又驚心動魄的，也沒有多少部戰爭題材的電影真的觸及到為最低限度的生存意志所攝持的普通群眾的掙扎這個題旨的，而生的掙扎在戰爭局勢里真實而且迫切，生存意志是人類性的，馬大山們的經驗和教訓因此是世界性的。所以我要說，一部《鬼子來了》抵得上一百部《拯救大兵雷恩》。

　《鬼子來了》的精妙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它與過去的抗戰老電影存在微妙的關係，從《地道戰》、《地雷戰》等等走過來的觀眾應當對《鬼子來了》有更多的感應。“鬼子進村”對於戛納電影節上的洋鬼子們可以意味蕭索，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可就氣象萬千了。採取黑白片是策略，為了與五、六十年代那些廣為熟悉深入人心的黑白戰鬥片相仿佛，而且在《鬼子來了》這裡，本是智勇雙全的游擊隊員、革命群眾處在的位置，卻被一群驚惶失措點頭哈腰的鄉親們占去了，好個拔亂反正，一種顛覆。姜文給了他的人物很多特寫，光要從斜上側下方打上去，過去專門為漢奸特務訂做的驚慌、狡詐、醜陋的面相，而今恰如其分地屬於人民了，於“高大全”年代塑形光工心打造的赫赫然堅毅、熱血沸騰、成竹在胸的革命面孔，我們覺察了反諷意味……事實上，影片到處都在倒行逆施，非常“反動”。再看：鬼子來了，村民們不是鳥獸散，去打埋伏，而幾乎要夾道歡迎；千方百計掩護的，不是八路軍新四軍，而是鬼子漢奸；遇到困難，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翻翻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看看，找游擊隊武工隊指明方向，而是不向組織匯報不說，去跟偽軍隊長江湖術士搞上了。說我黨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人民戰爭的法寶，這法寶至少於長城腳下的這×村是不存在的——給村民送來糧食的不是“共軍” 而是“皇軍”，而村民彈冠相慶的，也不是凱旋歸來的人民子弟兵，而是雙手沾滿了同胞鮮血的侵略者。為什麼偏偏找來兩個黑白片年代銀幕上壞得一塌糊塗的著名的奸角陳強和陳述在這裡跑跑龍套呢？姜文請兩位老藝術家故地重遊，是要向二老致敬吧，而觀眾呢，看着這兩張面孔誰不浮想聯翩呢，姜文請我們舊夢重溫——陳強所飾的武林高手，不是他年事已高武功已經要不了人命，而是，鬼子的命，他不敢要。練得虎虎生風卻奈何不了就擒的鬼子，僅僅因為他是鬼子，很尖刻。姜文順手牽來，就把風魔眾生的武俠神話給戳破了，很深刻。

　早在七、八年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姜文就展示了其在國內導演同行中無與倫比令人嘆服的電影敘事才華。讀過王朔原著《動物兇猛》之後，我們知道什麼叫把小說語言轉化為電影語言，什麼叫創造性的改編。關於電影改編及《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另外的題目，這裡，我想說說姜文前後兩部影片在敘事織體上的某些顯著而又有趣的承繼關聯。我們看到，兩部電影都充滿了故事性，情節發展後勁十足，戲劇性變化此起彼伏，非常好看，同時，看得出來，電影形式上，姜文偏愛的是放達而不是拘靜。就說《鬼子來了》吧，姜文顯然對“第五代”們所定格的中國農民呆板木訥的標準照不以為然，他偏要把人物鼓“動”起來，馬大山和他的鄉親們不無生動活潑、生機盎然。不是農民不農民的問題，姜文的電影方法的天才之處和獨特魅力在於，他不避重就輕，總是徑直要把人生命性的勃發躍動給煎迫碾壓出來，燃燒或者暴曬，在這個軟沓沓病殃殃的年月，姜文的“生命動作”披荊斬棘，實在用心良苦。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馬小軍被他的同伴一遍又一遍地摁進水裡，影片以他被團體拋棄的結局給“陽光燦爛”劃上句號，非常殘忍；到了《鬼子來了》，姜文變本加厲，更不給人的側隱之念留下任何餘地：給鬼子白麵餃子吃，夠了；“我就是殺不了人啊”，夠了；送還鬼子，夠了；寫 “友好條約”，夠了；開“聯歡晚會”，夠了；燒光殺光，夠了——可姜文就是不夠，他還要讓戰俘了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了的馬大山的頭，而且還要當着“國軍”和百姓的眾，而“眾”是什麼，“眾”是魯迅在《藥》裡寫過的雀躍的脖子伸得有鴨脖子那麼長爭看殺革命者的頭的中國人。姜文太深刻了，他沒有給中國人民留半點面子。《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當末了“日子”一晃而過進入今天時，色彩沒了，儘管今天有錢有車，但“陽光燦爛”一去不復返；到《鬼子來了》，馬大山人頭落地的最後兩個鏡頭，色彩卻是有了，姜文是在向那場民族噩夢說再見嗎？不是，那面“鮮血染紅的旗幟”覆蓋一切前的瞬間，姜文那個死人頭的笑，笑得很詭異。《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有個傻子，而《鬼子來了》裡有個瘋子，大款了的馬小軍們開着敞蓬凱迪拉克耀武揚威，傻子罵道， “傻Ｂ”；馬大山不知道怎麼處置手上的鬼子，瘋子喝道，“我一手拎一個，活活給他們掐死了”——於是，恰恰是瘋子傻子說出了真理。

　《鬼子來了》的成就是整個的多方面的，姜文是中國電影界真正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就只拍了那麼兩部電影，但往他的中國同行面前一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只有分析思考學習的份，包括張藝謀陳凱歌，賈樟柯王小帥哥幾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