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大饑荒的中心地帶
端陽生
（一） 首先亮出發言權
2011年2月10日，國防大學的一位大校軍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開的某次座談會上發言稱：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搞的“大躍進”，活活餓死3755萬人。毛澤東和他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罪魁禍首。毛澤東倒“三七開”才對。
關於“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專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腳步，翻江倒海，可謂鋪天蓋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這個餓死人數字，和對毛澤東的有罪指控，我還是頭一次遇到。
他對“大躍進”的發言權（資格）和招引力，無非就是他在網上亮出的諸多金字招牌：國防大學、解放軍大校、共產黨員、著名學者、傳記文學作家等等，可謂光華四射，居高臨下。更有“廬山會議專業戶”李銳先生的推崇呼應，一夜之間在網上走紅，成為時政領域的明星。
至於老漢我，筆名端陽生，實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個八路軍小兵，轉業後依次在河南青年報、潢川報、山西四清報、雁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法制日報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無名記者，名片的含金量遠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單就“大躍進”這個話題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發言權。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問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的發源地在什麼地方嗎？我來告訴你：
“大躍進”既不是發源於我的故鄉山西省，或你的故鄉河北省，也不是發源於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發源於一位名叫吳芝圃的故鄉河南省。因為“大躍進”建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國的第一個公社，就誕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嵯岈山鄉，它的創始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大名鼎鼎的譚震林（毛澤東戲稱“譚老闆”） 。 “人民公社”這個響亮的名冠創始人，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河南省新鄉地區七里營鄉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書。第一個為“大躍進”作總結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者，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他是“杞人憂天”的杞人（河南省杞縣人）。1959年秋天，他撰寫的宏偉論著《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占了《人民日報》的4個版，占了《紅旗》雜誌（某期）的全部頁碼。這是新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罕見的，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上述有關“大躍進”、 “人民公社”的軼事，都發生在河南省，都發生在我的身邊。因為我當時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難道沒有資格和你對談一下“大躍進”嗎？
再者，我想再問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時期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裡嗎？我告訴你：
災情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廣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餓死人最多的地區，是信陽專區（18個縣）。在18個縣裡，餓死人最多的縣是光山、潢川縣。我在潢川縣餓過肚子，，患過浮腫病。
你不是說餓死了3755萬人嗎？那我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了。所幸我沒有死，要是死在那個年代，不論是因為什麼原因死的，你都會把我統計到餓死人的數字裡去的。因為多統計一個，你就能給毛澤東、共產黨多增加一份罪責。今天，我這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要和你理論一番“大躍進”，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歷“大躍進”全過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躍進”的發源地河南省，親身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運動初，我從武漢空軍轉業到信陽，到崗位沒幾天就擔任了信陽地區“衛星”報告團（團長），帶領十幾位科學種田能手，到全區18個縣巡迴宣講 “放衛星”，也算是個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調到省城鄭州市，以《河南青年報》記者的身份，先後在豫南固始、商城、新縣一帶採訪過青年試驗田；在豫西伏牛山魯山一帶，採訪過青年煉鐵廠；又在豫北源陽、滑縣、新鄉一帶採訪過若幹個人民公社。我撰寫的經濟調查報告《七里營人民公社一周年》，編輯部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予以發表，鼓吹“大躍進”不能說不賣力氣。
然而，黨和毛澤東主席對我的一貫教導，八路軍、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沒讓我的頭腦發昏。尤其是毛主席對黨的高層領導表現的浮誇之風，及其潛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後在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討論和印發文件，制止刮“共產風”外，他還打破常規，於1959年4月29日，以他個人的名義，向全國農村黨支部、生產隊、生產小隊長寫信，印發《黨內通訊》，號召基層幹部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理直氣壯地抵制來自省級、地級、縣級、社級的高指標、瞎指揮。（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後面——端陽生注）這裡，我先摘錄其中的3段：
毛主席寫道：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干，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
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據後來黨的高層會議（1962年中央7000人大會）簡報披露，毛澤東同志的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壓，沒有發到基層，有的省只發到縣級。《河南青年報》總編輯崔澤東、副總編胡煒同志（已故），認為不能對新聞工作者封鎖消息，才得以在全體採編人員中傳達。聽了毛主席關於“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導和警示，壓在我心內的“老實話”一躍而發。我在多種場合冒然發言：
“你們河南人盡會吹牛”、“《河南日報》、《人民日報》也搞虛假報道”、“西平縣畝產小麥7320斤是顆假‘衛星’”， “魯山縣馬樓鄉根本沒有鋼鐵書記，讓我空跑兩趟，丁ⅹ副總編指責我沒完成任務，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試辦，但不該‘化’”、“在全省我只見過一個公社辦得不錯（指七里營人民公社），其餘的都差勁，有的還不如退回高級社，退回初級社”、“信陽地區上蔡縣某鄉政府的牆壁上，把潘復生、楊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畫成狐狸和狼，是混淆兩類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論，終於引來災禍。1959年深秋，黨內“反右”運動開始，我們的崔總編（某領導說他一貫右）被指令下鄉搞調查，副總編胡煒被送黨校學習（保他體面過關）。我被共青團省委指控為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批鬥會整整持續了半年之久。黨小組決定“開除黨籍”，支部決定“留黨察看”，省直黨委決定：“思想嚴重右傾，免於處分，下放勞動。”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機關500多名“右”字牌幹部，被發配到信陽地區勞動改造，這大概是由於信陽地區“三面紅旗”舉得最高，有利于震懾、改造我們這些“右派”的緣故吧！（官僚主義者沒有想到，正是由於把我們這麼多“右派”發配到這個地區，他們吃了大虧）
當我和一部分下放幹部到達勞動改造地潢川縣不幾天，就發現此地不大對勁，好像經歷過一場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當地干群自我描述）。群眾見了我們不搭話，只喊：“媽吆！”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幹部接到通知，緊急回縣城開會，傳達毛主席的指令：
“信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壞人和死官僚掌權，要向他們奪權！”
這真是晴天霹靂！在省城和“當權派”們爭論了大半年的“形勢問題”豁然開朗，我們“右”字號幹部該翻身了。但誰也不敢猜測，翻身的那一天何時到來。沒幾天又接到通知回縣城開會，傳達中共南方局的決定：
省委書記吳芝圃到重災區光山、潢川等縣，向人民群眾當面請罪（這個場面我親眼見了）；原中共信陽地委，除副書記、專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樹藩同志官復原職，其餘9名常委（包括地委書記路憲文）統統請進臨時看守所接受審查。全區地、縣、社（鄉）、隊（村）四級政權、四級黨組織全部一鍋端，讓所有下放到當地的“右”字號幹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輕裝上陣，參加奪權鬥爭。下放幹部（右字號）張時遇同志（原省農業廳副廳長）被指定為臨時縣委書記。我跟隨張時遇同志到幾個公社（鄉），召開群眾大會，把原公社（鄉）隊（村）幹部，由武裝戰士從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眾面對面的審查。主要追究餓死人的責任。根據群眾檢舉揭發事實，徵得群眾的同意，當場作出決定：或繼續關押，進一步審查，或當場解禁，官復原職。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陽事件”引發的全國“5個月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也可以說是，調查“大躍進”中餓死人事件。
(三) “黨代會”擺功追過
1961年小麥上場的時候，潢川縣召開了“黨代會”。想起張時遇同志向全縣新選出的黨代表作報告的盛況，至今都讓我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他在講話過程中，每宣讀完一個數字後，都會引發出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總共清查出XX個土改時漏網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為非作歹的壞分子！（熱烈鼓掌）
我們撤職查辦了以梁XX為首的一夥死官僚分子！（熱烈鼓掌）
全縣生產和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熱烈鼓掌）
我們有XX個婦女有了月經，有XX個婦女懷了孕！（眼淚、嗚咽，經久不息的掌聲）”
“同志們！還有一個數字大家都很關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幾個數字自相矛盾，不好確定哪一個數字比較準確，這很讓我作難……
去年一秋一冬，由於死官僚主義者好大喜功，謊報豐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沒給群眾留足口糧，我們潢川縣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完全斷糧餓死，又有多少人是因為供應短缺，營養不良，對疾病的抵抗力不強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縣委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到醫院請教過幾位醫生。醫生們說：要弄清這個數字，需要對每一個具體對象做死前健康調查，和死後屍體解剖。而這是我們無力辦到的。因此這個數字只好暫時懸着……
同志們！我多次說過：不要因為自己曾對餓死人負有責任，而有意縮小這個數字；也不要因為自己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鬥，受過委屈，為了出氣，為了給梁德柱同志（前縣委書記）、路憲文同志（前信陽地委書記）、吳芝圃同志（前省委書記）加重責任，而有意擴大這個數字。我們一定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結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梁德柱同志就是因為沒講真話，向黨和人民講了假話，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省直機關在反右傾中被下放的幹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飯店。我們主要以撰寫文章的形式，向大會、向中共南方局、向黨中央，傾訴自己受到的迫害，檢舉揭發以吳芝圃（老同志）為代表的“當權派”所犯的錯誤和罪行。我們的文章不限長短，不限篇數，只要本人願意登《會議簡報》，就能以大號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總書記鄧小平和陶鑄、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頭。
這次平反會議開得很民主、很輕鬆，甚至很舒服。兩人住一間客房，寫字檯上擺着筆墨紙張，還有象棋撲克牌，伙食有特供補助，省軍區開倉庫送來了蚊帳，每晚都有電影或豫劇招待。為時一個月的馬拉松會議期間，只開過3次大會，審聽吳芝圃同志的檢討。就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500多名“右”字號幹部全部獲得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