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毛主義及其實踐

李北方  

【李北方按：2008年1月，我為一些北大的校友們做了一個演講，他們對我這個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傢伙感到好奇，有興趣聽聽我怎麼說。兩年多以前就整理出了最初的文字，直到今天我才最後改完，趕在毛主席誕辰118周年的紀念日之前，作為對毛主席的紀念吧。本文保留了當時的結構和論述方式，後來想到的，以加注的方式體現在文中了

真正的毛派，欣賞和崇拜的是毛澤東在建國後尤其是通過文革所進行的關於人類社會應該如何組織，也就是人要怎麼活着這個問題的探索，而不只是他橫掃天下的武功。所以我的討論集中在這個階段，而且力圖針對每個問題建立一個理論的視角，不至於讓我的文字變成一個個歷史掌故的堆砌。

整理是件費神的事情，我內心是困惑的，意義何在呢？這個演講的對象是不了解毛澤東的人，也就是說了解的人沒有太大的必要讀它，我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見解；不了解甚至是反毛的人大概也不會看它，如果他們能夠靜下心來閱讀和思考，也不至於變成那樣的人。

但我還是要做，要讓嘈雜的網絡空間裡多一分捍衛毛澤東的聲音。捍衛毛澤東思想就是捍衛正義。就當是一個行為藝術吧：我，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一個完全有資格以精英的調調說話的年輕人，卻堅定地站在億萬“賤民”一邊，為正義鼓與呼。正義之火可以微弱，但正義之火永不熄滅。

感謝兩位朋友在文稿修改中的幫忙，讓我節省了不少時間。王豐請他的同事做了最初的錄音整理；梅笑幫我進行了初步的文字梳理，遙祝她在劍橋學習順利，早日拿下博士學位。 2011.12.16 】

危險並不在於我們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的代價，去掩蓋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

就像當年作家雨果描述法國大革命一樣：它像一座高山，隨着時間的遠去，其高大的輪廓清晰地顯示出來。法國大革命比中國文化革命要慘烈得多，然而只有時間才能讓法國人民看清它的真實面貌，才能讓法國人民將攻陷巴士底獄的那一天作為國慶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被詛咒得太多，批判得太多。然而終會有一天，後人會突然意識到：這是一次平民大眾的盛大節日，它的任何愚昧和殘酷都可能被原諒。一百年後的中國人決不會像今人這樣看待文化大革命。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醜惡伴隨着美好，愚昧依傍着智慧。當中國的權貴力量變得日益強大的時候，人們會珍惜歷史，會懂得文化大革命這一遺產的真正意義。

——老田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充滿傳奇戲劇性的世紀。偉人代出，燦若群星，從右翼的丘吉爾、羅斯福、戴高樂，到左翼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但是，這個世紀是戰爭的世紀、亂離動盪的世紀、什麼光明與啟蒙，都是欺人的神話。這個世紀也是威斯康辛與古拉格群島的世紀，是殺人如麻，人命賤如草的世紀。

唯一的光明在於，20世紀是被壓迫的第三世界賤民們追隨着毛澤東的中國起而造反的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暴動的世紀，抗爭的世紀，奮鬥的世紀，是華夏民族鏖戰圖強的世紀……

毛澤東是20世紀率領億萬賤民造反的領袖，是率領奴隸粉碎鎖鏈的英雄，毛澤東是政治的角鬥士，是現代的斯巴達克斯。他用精神和物質的原子彈摧毀了西方偽自由共濟會石匠（FREEMASSONRY）的鐵幕，至少在那個短暫的時代，讓全世界被壓迫的賤民和奴隸們看到了陽光與藍天。

——何新

我們首先一段視頻說起。視頻的名稱是Battle at Kruger，最初我是通過黃紀蘇先生的推薦看到的，網絡鏈接地址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qp_rw2Il-Q。

這段視頻拍攝於2004年9月，時長8分鐘左右，是Youtube上被觀看次數最多的視頻之一。視頻情節是這樣的：在一條河邊，一個獅群攻擊了一頭小水牛，把小水牛逼到了河裡，水裡有一條鱷魚把水牛往下拖，獅子則把小水牛往上拖，最終拖上了岸。這個過程持續了兩分鐘左右，這時原來跟小水牛在一起的兩頭水牛帶了一個龐大的牛群回來了，在經過一陣的猶豫和試探後，牛群向獅子發起了攻擊，一頭水牛把一隻獅子挑起來摔在地上。幾乎是一個奇蹟，小水牛竟然還活着，水牛和獅子的較量幾經反覆後，它站起來踉踉蹌蹌地回到牛群之中，被保護了起來。獅子則被趕得四散奔逃。

這是一個“造反”的故事，這是一個絕好的自然界的寓言，可以用它作為一個理解毛澤東的切入點。造的是“自然規律”的反，革的是“弱肉強食”的命。【2011註：記得演講現場播放這個視頻的時候，看到獅子被水牛頂翻，一位在場的女性朋友脫口而出：“這獅子好可憐啊。”我真的覺得心裡一涼。以這樣的視角看待世界的人，也許是永遠無法理解毛澤東的。】

第一部分：理解毛主義的開始

首先要闡明的幾個理解毛主義及其實踐所需的前提。

第一是“虛心”。虛心的虛，在這裡是一個使動用法，是要使心暫時空虛起來、放下成見的意思。要知道理解毛主義及其相關問題的起點在哪裡，邏輯是什麼。如果帶着刻板的成見，帶着牴觸的心態來聽我看以下的文字，那麼可以認為所有的論述都是錯的。批判和反對要基於理解之上，如果還沒搞清楚毛主義是怎麼回事就開始反對，那麼這樣的反對是沒有價值的。【2011註：在當下的辯論語境中，所謂右派們是完全不了解左派的主張的，一張口就扣帽子，說左派就等於為權貴辯護，殊不知左派對權貴的批判要比右派深刻得多，也猛烈得多。右派們每天在和一個假象出來的對象戰鬥，這是一個非常滑稽的現象。】

齊豫有首經典的歌曲，就叫做《飛魚與魚》。借用這個比方，毛主義跟現在廣為接受的主流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相比較，一個是天上飛的鳥，一個是水裡游的魚。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實踐，西方人幹過的事，毛澤東大都不干；西方人沒幹過的事，毛澤東全乾了。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場上，或者說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上看，毛澤東這一套就一無是處。相反，如果你站在毛主席的立場上，去看他對資產階級虛偽性的批評，才會看到其深刻之處。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互相之間幾乎沒有辦法溝通。這個時候，試圖去理解就顯得非常的重要，理解毛澤東所塑造的那段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文革，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發瘋了，然後全國人民就跟着發瘋了？歷史不會這麼簡單，如果歷史真的這麼簡單的話，那我想中華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笑話。

第二，要建立政治的視角，要在“權力的競爭關係中”分析歷史。簡單來講，對毛主義的理解是一個立場問題，情感問題。如果你站在弱者的立場上，有一顆悲憫的心，你就會慢慢地走向認同毛主義這一套。也就是說，看這段歷史是要判斷先行的。人跟動物的差別，就在人有研究判斷的能力，如果離開價值判斷，那歷史永遠是一團糟。《大話西遊》裡有一句經典台詞，唐僧跟至尊寶說的，等你有一天明白了捨生取義的道理，你就會回來跟我唱這首歌了。那麼可以說，只有懂得了捨生取義的道理，才能理解毛澤東。

就視頻裡的故事來說，一方面是一個可憐的小水牛，被獅子撕咬、被鱷魚撕咬，我相信絕大部分人會覺得這個弱者很值得同情，那麼牛群起來造獅子的反就是對的。這是一個對世界的簡單抽象，正如初學物理的時候假定摩擦力不存在一樣，學深入了，就要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一個複雜的歷史的條件下，人就容易迷失，為什麼？因為立場不夠堅定，邏輯不夠徹底，很容易就被強勢的霸權文化給帶着走了。比如到底是資本家在養活工人還是工人在養活資本家？從“五四”以來一個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是認為工人在養活資本家。可是現在這個年頭全都變了，又變成是資本家在養活工人。資本家投資才創造就業；如果資本家不創造就業，你連受剝削的機會都沒有。一種理念如果被喊得太多了，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會認同這個東西，謊言重複萬遍就變成了真理。所以說要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不但要在“權力的競爭關係中看待歷史”，而且邏輯要一貫和徹底。如果我們從這個簡單的水牛跟獅子的故事開始，把這個看問題的方式和立場貫徹始終，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出發，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和毛主義。

有的人或是因為天然或是因為後天選擇站在了獅子的立場上，那麼不要說理解毛澤東了，他會永遠視毛澤東為敵人和魔咒。是的，獅子也很可憐，水牛沒抓到，還受了傷，它也很餓，天生又沒長消化草的胃，難道不可憐嗎？所以，最最重要的問題是立場，在情感上你站在哪一邊，是跟強者站在一起，還是和弱者站在一起。

第三，“歷史要全面地看，而不是割裂地看；歷史要發展地看，而不能倒推着理解”。這是思考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要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的進程裡面去看，把中國放在從1840年以來受剝削、受侵略的這樣一個歷史上看。歷史是發展的，不能反過去推，評價毛澤東時代是不是有進步，要比照毛澤東之前的那個時代，不能拿今天去比。今天我們都有電腦用了，毛澤東時代沒有，如果以此就說毛澤東時代多不好，就是不對的。

第四，建立價值坐標體系。我們需要認同的是，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是正的，有些東西是邪的；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有些是美的，有些是丑的；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偽的。要有這樣的一個標準，而且認同這樣的分類是有意義的，對毛主義的理解才有可能。絕對的價值相對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永遠也理解不了毛澤東。

這並不是說每個人看待這些問題的標準都要一致，可以有不同。如果我認為一個東西是好的，你認為它不好，這不是真正的障礙。只有我們都認同在好與壞之間做出區分是有意義的，交流就是可能的。學數學的時候，畫一個坐標系，圓點定在哪裡都是可以的，確定了圓點，就可以測量任何一個點的相對位置。你有你的圓點，我有我的圓點，我們對一個點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換算。就如同攝氏度和華氏度的區別，雖然對同一溫度的表述差別很大，但不構成真正的溝通上的障礙。

如果我們拋棄了價值體系，完全“去對錯化”，那什麼都沒法談了。當年日本鬼子見小孩還發糖吃呢，日本鬼子的糖放在嘴裡也是甜的，對不對？朱自清不吃美國的救濟糧，毛主席讚賞他骨頭硬，為什麼？美國的救濟糧吃了也頂餓啊，肚子也不會疼啊，朱自清為什麼不吃？所以談問題絕對不能只有事實判斷，還要有價值判斷，否則歷史就是一團糟。沒有歷史觀就沒有歷史。

什麼東西“好得很”，什麼東西“糟得很”，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種兩分法可以說是毛澤東固有的一個思維方式。在他那裡，始終有一個價值判斷，就是立場的問題，方向的問題。如果認為這個方向如果是對的，付出多大的代價，有多大的犧牲，他也覺得這個方向是不可以否定的。他當年為什麼對彭德懷有點惱火？因為大躍進的方向是對的，即便其中有問題也不應該否定這個方向的正確性。他不是否認錯誤的存在（在廬山會議的講話中，他把刮共產風的那些幹部跟黑社會相提並論，對彭德懷的態度相對要溫和得多，只是說“離右派還有三十公里），但是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不可以發展到否定大躍進的方向。

毛澤東的立場、思維方式是終其一生的，而且非常堅決、非常徹底。他一輩子堅持的是“水牛”的立場，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從來沒有同情過“獅子”，對“獅子”冷酷無情。1966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非常形象地體現出毛澤東這個人的思維方式的特點。那時候文革已經開始了，他看了衛生部給他報過去的衛生資源分布統計表，勃然大怒，於是有了這個著名的指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陀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還有一件怪事，醫生檢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麼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傳染給別人？我看主要是怕別人傳染給自己。要分別對待嘛！什麼都戴，這首先造成醫生與病人的隔閡。

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因為這個批示，所以才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轟轟烈烈的醫藥下鄉運動，也有了赤腳醫生。這段話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了毛澤東的立場，他從來都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的，而不是權貴的立場上。

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毛澤東既是一個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家。他的理論跟實踐是聯繫在一起，所以他的思想體系中有不是很嚴密的地方，這並不奇怪，因為要隨着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他可能也因為形勢的需要而說過“場面話”，這也很正常。理解毛澤東和毛主義，是要理解其內在邏輯和本質。

有了這樣一個鋪墊，我想大概把理解問題的起點說得比較清楚了。離開這個出發點而去談論某一個具體問題，很容易就陷入到局部對局部的討論，越說越不清楚。

第二部分：反思的開始

簡單地回顧一下我個人對毛澤東個人和毛主義的認識過程。我對毛澤東，在上大學期間直至大學畢業之後的幾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腦子裡裝的無非是一點“主流的”看法。我很清晰地記得，在2001年或是2002年，我看了一本李輝寫的書，叫《風雨中的雕像》，講的是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是怎麼遭受迫害的。我當時看完之後還掩卷長嘆：那是這樣一個荒謬的年代啊。

從中學到大學，課本里講的東西沒有什麼感染力，除了應付考試沒有在頭腦中產生過真正的衝擊。對我有影響的是一些“主流的”見解，比如關於文革的解釋，聽到最多是“權力鬥爭”說，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為劉少奇威脅到他一把手的地位，所以他要打倒劉。開始，我是相信的。

這個話聽的多了，我本能地開始覺得有問題，其實不用去翻歷史，從常識上就說不過去。文革開始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跟劉鄧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極其不對稱的，毛主席的手一揮，劉鄧就倒了，跟貓玩耗子一樣簡單。我後來跟朋友談過這個問題，我提出的問題是，僅僅憑直覺來說，是毛在他的那個年代的權威高，還是鄧在他那個年代的權威更高一點？這個問題對大家來說都太簡單了，當然是毛澤東的權威更高。那麼，既然老鄧都可以隨意換總書記，換他的接班人，那毛澤東怎麼會沒有這個能力呢？如果他想換一下劉少奇這個接班人，那不是太容易了嗎？在組織程序上很容易就解決了，他何苦要把老百姓給動員起來呢？不需要嘛。如果只是想要打倒劉，那就是他一提議，大家一舉手的事，動員群眾幹什麼呢？所以，毛澤東搞文革一定另有目的，那麼就要問，這個目的是什麼？這是開始反思的第一個出發點。

第二，人們都說那個時代老百姓苦啊，餓死多少多少人。我們也要想想，為什麼老百姓一邊受着那樣的苦，一邊真心誠意地喊“毛主席萬歲”，歌頌毛主席呢？老百姓即便反不了毛主席，但是我們知道還有“道路以目”這一說。對着幹干不過，我閉嘴總行吧，我不說話行吧，國家總不能逼着大家喊萬歲，這種事情是做不到。但老百姓喊“毛主席萬歲”是真心誠意的，為什麼？那麼我認為，一定是農民、工人在毛澤東時代得到了其他的東西，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呢？我父親的一個說法是有啟發性的，他是富農子弟，在那個年代是不吃香的，而且他這個人又比較刺頭，老跟貧下中農和隊長什麼的對着幹，時不常地被批鬥，被戴高帽子游過街。但是他經常說佩服毛主席，我曾經是不理解的，就問他：毛澤東給別人撐腰收拾你，你還說他好，你這不是心理有問題嗎？他說不對，你不知道，毛主席我佩服他一點，他把當官的收拾得老實，那時候當官的誰敢“起屁”呀？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認識，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認識。幾千年來，從來都是當官的在老百姓面前為所欲為，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改變了，他不但不敢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老百姓甚至有權力直接去反對他揪斗他。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我爸沒念多少書，而且作為那個時代的“受害者”，但他沒有“受害者”心理，能理解到這一步，我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這是我反思的起點，並非受到什麼深刻的理論家的影響，僅僅是從常識和一點點好琢磨的勁頭出發。之後慢慢形成了對毛澤東和毛主義的一點認識，以下進入正題。

【2011年註：就在修改這篇舊文的過程中，12月8日，公知吳祚來發表了一條微博，做天真狀地問道：“搞過十年國家動亂的人不去清算，反而橫加崇拜，從品味其腳趾頭到讚賞其詩賦書法。而反對國家動盪，希望通過民主只有憲政使國家長治久安的人，卻被視為亂民漢奸，並被扣上希望國家亂起來的帽子，這事兒，令人鬱悶。這一點上，我一點不理解@司馬南們。”

如我在這裡談到的，理解不是一件多麼難的事。吳公知有此故作扭捏的問題，只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他的腦子跟腳趾頭構造是同一種細胞組合，蠢到連常識都沒有。但這不太可能，要不怎麼當公知呢？二、骨頭裡反動加下賤，生而為強權的走狗。毛澤東有生之年曾經想通過思想改造挽救此類文人，但事實已經證明，這是毛澤東英明一世犯的最大的錯誤，走狗就是走狗，永遠不可能進化為腰杆挺直的人。】

第三部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有了那個“動物世界”的寓言，革命其實變得很好理解了。為什麼要革命？很簡單，革命就是掙脫束縛，推翻壓迫，獲得解放。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是這麼講的：

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從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都經受了什麼，不用多說了，一部血淚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麼什麼是革命呢？毛澤東同樣說得清楚：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水牛把獅子頂翻在地，是不是暴力？當然是暴力。我特別反感有些人籠統地說，反對暴力、告別暴力之類的話。暴力跟暴力是一樣的，又是不一樣的，侵略的暴力是非正義的，抵抗侵略的暴力是正義的。白洋淀有一個紀念館，裡面有一個蠟像，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抗日戰爭期間，一個日本鬼子企圖強姦一個婦女，她12歲的女兒舉起菜刀把那個鬼子幹掉了。請問，這是不是暴力？當然是暴力，而且是兒童暴力，對吧？那麼我們如何看待這種暴力呢？籠統地反暴力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看是正義的暴力還是非正義的暴力。這個女孩兒的暴力是要肯定的，不但要肯定而且要歌頌。回到前面談到的問題，沒有價值坐標體系是絕對不行的。

談幾個需要重新強調的問題。

首先是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自1840年以來，我們一個泱泱大國為什麼會被一群小國欺負？一次一次的割地賠款，一次一次的忍痛挨打，為什麼？孫中山做出了一個卓越的回答，就是中國人不團結，是一盤散沙，所以才會被動的挨打。什麼叫現代？現代性重要的特徵，就是哈貝馬斯總結的，“通過知識獲得解放”和“組織起來獲得解放”。前者是指通過掌握科學知識，獲得對世界的理解，把人從神權的控制掙脫出來。而組織起來就是說弱者要通過組織，改變一盤散沙的狀態，從而改變永遠處在一個被分割、被欺凌、被剝奪的狀態。組織和動員機制是人，尤其是弱者，獲得解放和獲取自由的唯一途徑，再進一步說，離開了階級屬性和組織屬性，個人的自由和解放就無從談起。

個人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個跟摩擦力為零一樣的假定，而不是真實的歷史描述，對個人主義的強調，其全部意義是自由主義者為人和人之間的聯合提供一個合法性的依據。西方那些強盜國家，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幾百年，最重要的就是他們首先解決了民族國家建設的問題，有了一個統一的、有效的中央集權，通過社會的提取能力把全國的力量擰成一股繩，攥成拳頭打出去。中國的這個進程完成得晚，所以才受了那麼多年的氣。

孫中山是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他看到中國迫切需要完成民族國家的構建，建立一個強大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實現民眾的大聯合。組織起來實現集體利益是實現個人利益的前提，沒有集體利益、公共利益，個人利益是無法存在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之所以對集體利益強調的少，是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變成了跟每天要吃飯、要喝水一樣天經地義的事，於是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但被忽略不代表不重要。在中國，我們就看到了組織力量缺失導致的嚴重後果，政府在保護國民的安全上完全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滿清政府、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概括起來，否認任何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而談個人自由，是簡單而粗鄙的。我曾經毫不客氣地對某些號稱崇尚個人自由的朋友說過：你談論不是自由主義，也不是什麼個人主義，你這麼講是對這些詞的侮辱，因為你根本不理解這些概念是什麼意思，你那套只不過是小市民的市儈和玩世不恭，如此而已。

其次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關係。政治學有一個概念，“random shooting”，隨機射擊的意思。我們都知道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有時候一個鬼子帶着幾個偽軍就可以占領一個縣城，統治一個縣。他就那麼一兩條槍，全縣就被他控制，為什麼？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場景，一個日本鬼子，手裡有一把槍，只有五發子彈，我們被槍指着的有二十多個人。我們心裏面明明知道他只有五發子彈，不可能把每個人都打死，他把這五發子彈都打完了，那他就跟我們一樣赤手空拳，大家一哄而上就可以把他幹掉。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敢動，因為都怕死，誰也不願意做第一個。於是用五發子彈就可以統治二十人甚至更多的人。

如果我們確認集體利益是存在的，那麼我們就會理解做某些局部的犧牲換取整體利益的道理。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看得很開的，“唯有犧牲多壯志”，在他眼裡，犧牲不是問題，為什麼犧牲、犧牲值不值得才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為了共同的利益，為了從小鬼子的五發子彈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可能需要有五個人獻出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另外更多人的自由生活。這就需要譚嗣同這樣的人，他認為國運不昌是沒人肯為國流血犧牲，如果需要這樣的人，那麼從我開始吧。所以唐德剛說，譚嗣同是大英雄，是真漢子，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作為一個組織，犧牲不能完全靠自覺，還要靠紀律，上戰場不能逃跑，逃跑要軍法處置。革命就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為代價，換取了中華民族整體的解放。於是一個問題就又出現了：我們應該怎麼對待那些為了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犧牲的人，他們應該得到什麼？我們應該怎樣回報他們？這一點文天祥說得最清楚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討論《色戒》的時候，黃紀蘇先生講得好，他說一個革命烈士連命都不要了，他要什麼？他沒什麼可要的，就要一個名，要一個清名。歷史要正面寫我的形象，後代要認我這個價值。如果大家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明白我們左翼人士為什麼會對《色戒》這種爛電影那麼憤怒。因為李安通過這部電影就是要徹底顛覆歷史，瓦解共同利益的基礎，如果大眾文化把為國犧牲的英雄描繪成那樣一副模樣，將來再有民族危亡，誰願意再去流血，誰願意再去犧牲？誰也不願意，大家都當賣國賊好了。因為我死了白死啊，不光死了，後世還要被人家罵。

再次，“只有暴力才是對暴力最合適的回答，只有戰爭才能消滅戰爭”。如果我們有能力消除一切的暴力，那我沒話說。但是，當壓迫的暴力還存在的時候，有人去譴責反抗的暴力，那簡直是沒有天良的。孔夫子教導我們說，要以直報怨，不能以德報怨，“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一位拉丁美洲學者說過這樣的話：

我，一個接受過國際和平獎的人認為，對於拉丁美洲來說，不幸的是除了暴力之外，別無其他解決方法。（轉引自霍蘇埃·德·卡斯特羅《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在一定的條件下暴力絕對是必要的。我特反感那種簡單地反對暴力、反對戰爭那種人，尤其是搞藝術的那些混混們。約翰·列儂有一副很著名的照片，他和大野洋子躺在床上給記者們拍照，以此表示反越戰。請問，約翰·列儂躺在床上就能反戰了嗎？就能消除戰爭了嗎？什麼叫大智慧？毛澤東那叫大智慧。毛澤東說了，我們是反戰的，我們要消滅戰爭，但消滅戰爭只能通過戰爭。毛澤東在1960年代跟蘇聯翻臉的時候，他說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們中國人多，死兩億還剩兩億多呢。有人以此指責毛澤東殘暴，不把人當人看。愚蠢！為什麼後來那場戰爭沒有打？恰恰是因為毛澤東有敢戰的決心，你敢戰，戰爭就沒有了。如果你唯唯諾諾，一味順迎，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那就是你一直挨打。千萬不要用那種淺薄的眼光去理解歷史，理解毛澤東。

既然中國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去革命，也搞清楚了怎麼革命，接下來要問的就是中國革命的對象。毛澤東把革命的對象總結為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有一個相互勾結的關係，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是一體的。比如說帝國主義跟滿清政府有勾結的關係，一方面帝國主義逼迫滿清政府割地賠了款，另一方面英法聯軍剛剛打完北京，立馬回過頭來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為什麼？因為他們利益是一體的。太平天國信教嘛，在太平天國統治的地區不許抽鴉片，洋鬼子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他要幫助滿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國，開拓市場。帝國主義跟軍閥也是勾結的，中國分成那麼多軍閥，每個軍閥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帝國主義在支持中國的內戰。毛澤東指出，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長期相互混戰的怪事。如果我們認真地看歷史，就能看出來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是最壞一幫王八蛋，哪個國家的政府腐敗，他們就跟哪個政府搞得火熱腐敗。他口口聲聲要民主，那只是一個手段和幌子，他沒有任何意願落後國家實現民主，實現富強。如何這些國家都民主了、富強了，他欺負誰去？

順便談一下孫中山的解決之道和他為什麼註定失敗。孫中山是很執着也很天真的一個人，很值得敬佩。我的一位老師把他稱為近代中國“最傑出的蠢人”之一，這位老師的概括是，孫中山一輩子就干一件事：集畢生的精力在海外騙錢，然後買槍買刀跟清政府幹。他不會算帳，他騙那點錢不多，買不了幾條槍，如果一算帳就知道實力不成比例，就不敢革命了。因為他蠢，所以他不去算，不算才敢干。另外，孫中山做的事情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一個帝國主義打另外一個帝國主義。他跑過美國、英國這些地方，跑過日本，希望這些國家支持他推翻滿清政府（後來是推翻袁世凱），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但他完全看不到，雖然帝國主義之間有矛盾，但總體上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維持一個落後的、積貧積弱的分裂狀態，才符合帝國主義的總體利益。孫中山的失敗是一開始就註定了的，他忙活了一輩子，最終認識到了一個問題，要實現民眾的聯合，要發動民眾，但是他又不知道該怎樣發動。後來國民黨腐化墮落了，一看民眾起來他們就害怕，開始鎮壓民眾，開始清黨、剿共，一直到被毛澤東趕到台灣。簡單地說，這就是他們國民黨失敗的過程。

這個歷史難題只好留給毛澤東解決了。我寫過一篇《孫中山傳》的書評，開篇第一句話就說，“看孫中山，更覺得毛澤東偉大”（不出意料的事，這話是發表不出來的，編輯直接就給和諧掉了）。毛澤東一下子就看到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勾結，他明白，如果想革命，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從這個結構之外去尋找革命的力量。於是他走向了農民。

革命的對象還包括“封建宗法”，政權、族權、夫權。大家可能看過《大紅燈籠高高掛》、《盲井》等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只要一改造，就是一部很好的革命電影。為什麼？因為鞏俐演的那個人是上過大學的，應該是接受過一些新思想、新知識，她被家庭原因所迫，去給人當小老婆。然後幾個女人之間互相勾心鬥角，互相陷害，到最後人性扭曲了，自殺了。這是弱者之間相互殘害的情節發展，另外一種情節發展是四個女人聯合起來，造這個老爺的反。在一個大家庭的範圍，這種反抗不可能成功，必須是全社會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女人聯合起來，在毛澤東這樣一個領袖的帶領下，把強權推翻。如果張藝謀是一個有點見解的導演，他稍微改變一下情節，鞏俐在新思想的激勵下，離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隊伍去了，將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逼上梁山”的革命故事。

電源《盲井》也是講的弱者之間相互蠶食的問題。如果每一個弱者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的一畝三分地，就看不到受苦受難的根源，於是乎被強者欺壓的弱者，就去找比他更弱小的弱者來欺壓。可見，弱者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一致對外是多麼的重要。“組織”、“集體利益”這種說法，曾經被人利用過，變成了壓制的工具，但這不能構成否定這些理念的理由。法國大革命中也出現過“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樣的反思，但是從來沒有人因此就否定自由的價值。我們不能因為某些人利用過，或者說在一段時間內集體利益被用做傷害個人利益的工具，就徹底抹煞了集體利益這個概念，抹煞了它的必要性。

在婦女解放問題上，毛澤東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過表述：

女人和窮人不能進入祠堂吃老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區的女子們結隊湧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宗族老爺們只好悉聽她們的便。（《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話說得是多麼的可愛。毛澤東的弱者立場真是非常徹底，一以貫之。婦女以前不許進祠堂吃酒，現在呢，一屁股坐下就吃，這在他的眼裡是“好得很”的。他在任何一個具體的權力關係上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看問題的，他堅定地認為弱者的反抗是好的。今天的中國女性都應該感一點毛主席的恩，因為中國的婦女解放是最徹底的。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在他的一個演講說，他在美國留學時注意到，台灣女人怎麼一結了婚就變得那麼“孝順”，那麼賢慧。台灣女人只要結了婚，基本就放棄了學業，覺得照顧好先生，養好孩子，才是女人一輩子最大的職責，最大的樂趣。但大陸出去的女學生，第一目標基本是要讀書，家庭也不是說不要，但是絕對不會影響拿學位。這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意識，是在毛澤東時代播種下的。

接下來談談中國革命的方法。

孫中山在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列強之帝國主義如怒潮驟至，武力的掠奪與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

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國內軍閥暴戾恣睢，自為刀俎，而以人民為魚肉，一切政治上民權主義之建設，皆無可言。

…所謂民國政府，已為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強，以求自固。而列強亦即利用之，資以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利權，各占勢力範圍。

…吾國人政治上生命為之剝奪，即經濟上之生命亦為之剝奪無餘矣。中產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小企業家漸趨破產，小手工業家漸致失業，淪為游氓，流為兵匪：農民無力以營本業，以其土地廉價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稅日益重。如是慘狀，觸目皆是，猶得不謂已瀕絕境乎?

引用一句費正清的概括作為印證，那個時候盤踞地方的軍閥和土匪惡霸以及鄉紳勾連一氣，“他們試圖坐在一個被徹底破壞的社會上面，在這個社會裡，地方惡霸、土匪頭子和小軍閥在政治上代表着一個日趨混亂的局面”，他們“剝削每一個可以剝削的人”，反動勢力的一體化使對社會的壓迫呈現凝固化的趨勢。中國社會當時已經被糟蹋的完全不成樣子了。面對這樣一個亂局，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革命和解放從何入手？毛澤東觀察到，應該從農村開始，從統治集團、壓迫集團結構的外部開始，從根基上重建這個國家。他說：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角。打倒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哪裡才是統治集團腐朽的、反動的統治集團的根基呢？毛澤東的回答，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他們是幾千年專制制度的基礎，是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這個集團的牆腳。革命要從農村開始，把地主、土豪劣紳這個階層打倒，把它的根挖掉了，上面的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他們搞的上層建築就哄然倒塌了。毛澤東看清了中國的問題，清楚地分析了是什麼在束縛中國社會，以及束縛中國社會的各種反動力量的共生關係。他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就明白，不能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之間搞那種拉一個打一個的合縱連橫，而應該真正從蓄積力量的地方尋找力量，這個力量的來源就是中國最底層的社會。孫中山窮一生的精力，都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起點的高度。

一個多世紀以來被壓跨的底層社會，只要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就會像核裂變一樣爆發出無窮的力量。毛澤東的解決方案是中華民族，中國民眾的大聯合。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在國際紛爭中占上風。剛才談到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西方國家只是較早地走過了這一過程。有些人說毛澤東不懂西方，那真是不懂毛澤東。

精準定位中國革命的對象，正確把握革命的方法，毛澤東終於帶來中國人民取得了勝利，中國人民在一個半世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遇中終於解脫了出來，挺直腰板站在世界的東方。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這樣概括中國革命的勝利：

1949年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國。

1949年城市裡早期的公眾情緒，由於對中共的不斷增長的信任，是一片歡心鼓舞。勝利的農家子弟兵，嚴守紀律，禮貌待人，同過去軍閥部隊到處奸淫擄掠和剛剛離去的國民黨軍隊比起來，真有天壤之別。現在的政府認真負責，真正把一切骯髒的東西清理得乾乾淨淨——不但是街道和水溝，連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來加以改造。現在的新中國是一個人人感覺自豪的國家——控制了通貨膨脹，廢除了外國人的特權，剷除了腐化，公民們都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如修理公共設施，開展掃盲運動，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和毛澤東思想，等等。所有這些活動都為理想主義的和有雄心的青年開闢了新的道路。

費正清提到了娼妓的問題，這裡順便多說一句。消除娼妓是中國婦女解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年的辦法不是像現在這樣的讓警察先抓後罰款然後遣送回老家，而是真正做到了在關上地獄的門的同時，還為她們開闢一條人間的路。當時北平特地建過一些工廠，火柴盒廠、紡織廠，專門安置妓女。因為她們沒有別的能力，她們年輕的時候由於家庭的原因、社會的原因，可能是被拐賣，可能是自主選擇當了娼妓，這不是她們的錯，是舊社會的錯。【2011註：這裡還可以引申地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國有企業的目的是什麼？很顯然，在毛主義者的眼中，企業是為了人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為了效率，即為少數企業主掙錢。那麼後來對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指責都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姑且不提改革派故意搞垮國有企業的歷史事實。】

接下來要談的是建國以後的問題了。在結束這部分之前，探討一下魯迅提過的問題，娜拉出走之後怎麼樣？要不就是回來了，要不就是在外頭餓死，墮落了。如果娜拉出走之後情況不太好，或者有困難，可不可以作為證明她不該出走的理由呢？當然不行。當今無數的大小文人抓住一點新中國建立後的問題，走向徹底否定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合法性的極端，每天懷念民國、懷念晚清。這是錯誤的，反動的，天良喪盡的。

第四部分：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取向

毛澤東時代結束時，中國經濟真的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嗎？

攻擊毛澤東時代的人，最喜歡說的就是那時候窮，吃不上飯，餓死過人。他們說，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2011註：蠢話說得太多，就成了“神話”，具有了某種神秘的力量，不允許反問，不容討論。我親耳在一個會上聽易中天用他特有的抑揚頓挫的聲調說，改革開放前，“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這些聲嘶力竭的文人們，從來沒有定義過什麼叫做“國民經濟崩潰”，這是個經濟概念還是個社會概念？崩潰的標準是什麼，與債務危機導致的政府信譽破產有什麼不同？既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為什麼沒有崩潰？還需要什麼變量才會導致崩潰？對易中天們來說，這都不是問題，他們只享受表達的簡單快感，思考對他們來說他痛苦了，太累了。】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新年獻辭中用詩意的筆調扯到：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個國運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國。一個大鐘停擺了，另一個鬧鐘響起來。鈴聲急促而動聽，飢腸轆轆的人民，突然都紅光滿面。

《南方周末》這份報紙當年曾經多麼的好，在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年輕人心裡的位置是何等的高。但這些年來，這份報紙已經墮落了，不但反動而且無恥，對歷史的描述充滿了謊言。這只不過是諸多謊言中的一個。

為了回應這些謊言，這裡引用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中的一組數據：

1974年的工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1.9倍，其中鋼產量增長1.2倍，原煤增長91％，石油增長6.5倍，發電量增長2倍，化肥增長3.3倍，拖拉機增長5.2倍。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51％。周恩來還宣稱，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61％，但糧食增產了1.4倍。上述數字與很多外國經濟學家的估計相近。（數據來自1975年1月四屆人大報告）

文革十年，工業產值的增長率漲了200%，漲了兩倍。鋼產量漲了1.2倍，原煤漲了91%，石油漲了6.5倍。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長了90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30%增長到72%。這說明，中國當時已經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國。莫里斯·邁斯納的書中這裡面還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數據：

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00萬噸；發電量從43億度增加到1330億度；原油產量從近乎零發展到84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萬噸；水泥產量從290萬噸增加到4930萬噸。到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製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在成功的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的6年後，又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數量從1949年可憐的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5年的250萬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萬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後增加的。

1950年代初，就工業產值來說，中國比比利時還要弱小。但是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時候，被譏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是躋身於世界前六位的工業大國了。排第六位這還是從工業規模上說，如果按照工業產品數量的話，當時僅次於美國和蘇聯。這已經是一個突飛猛進的過程了。在這25年裡面，國民收入增加了4倍。

莫里斯·邁斯納還做了一個橫向的對比：德國在崛起的時候，每十年增長33%；日本在崛起的時候，每十年增長43%；蘇聯是每十年54%；毛澤東時代的增長每十年高達64.5%。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的，不是蝸牛速度，簡直是火箭速度。如果僅從增長率上來看，完全不比改革開放以後更慢。論增長的質量，就不知道要比改革開放後好多少倍了。

經濟沒有到崩潰的邊緣，而且發展地那麼快，那麼好，為什麼人民還那麼窮？這就要談到那個時代的發展戰略。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戰略是重工業優先，與吃飯穿衣關繫緊密的輕工業要遲一點再解決。這是有歷史的合理性的。歷史要發展的看，為什麼毛澤東會做這樣一個決策？舊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源，第一是因為政治上的一盤散沙，所以毛澤東完成了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第一次有了明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另外一個挨打的根源是舊中國沒有重工業體系，沒有能力製造先進武器。靠繳獲幾條槍，怎麼打仗？不好打。二戰中，德國軍隊突襲蘇聯，使它半壁江山都失去了，蘇聯後來之所以能夠扭轉局面，是因為蘇聯當時已經搞了幾個五年計劃，在廣袤的東部建成了一大批的拖拉機廠等。稍一改造，立馬可以生產坦克、裝甲車。如果沒有那些工廠的話，蘇聯就會面臨當年八路軍抗日的困境，想打仗，沒有槍。中國要建一個重工業體系，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再有戰爭的話，要自己有能力製造武器，不能老仰人鼻息，老是人家飛機大炮我們小米步槍，這不行。李敖說，老百姓一般只考慮挨餓的問題，領導人不一樣，領導人除了考慮挨餓的問題，還要考慮挨打的問題。

在發展道路上，毛澤東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之所以做這種選擇，也很簡單，新中國面臨着充滿敵意的外部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要封鎖這個國家，因為它是反共的。你想和人家做生意買東西，人家還不賣給你。老是有人說那個時候毛澤東閉關鎖國，不是閉關鎖國，是被封鎖。想不被封鎖，就只有投降。所以毛澤東講了硬氣話，你封鎖吧，封鎖個十年八年我們什麼都有了。我們自己干。

文革期間有一個樣板戲叫《海港》，這個作品就可以證明說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完全是扯淡。《海港》的時間背景是1966年，講的是上海碼頭工人在暴風雨來臨面臨的抉擇，一個是裝玻璃纖維，出口到北歐換外匯；另一個保支援非洲農業建設的小麥良種。支援非洲是一個政治任務，另外一個是商業的，這兩個之間發生衝突，怎麼辦，這是《海港》要討論的問題。此外，毛澤東時代中國不是不對外做生意，廣交會在文革期間從來都沒有停過。這些事情，知識分子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他們就是選擇性失明，下定決心要把謊話說到底。

毛澤東的態度，封鎖就封鎖，我們不怕，如果是做生意，那麼就公平交易，絕不能喪權辱國，出賣國家利益。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會有什麼樣的後果，毛澤東有非常清醒的預見，最後只會走上一條依附於西方的路，就如同今天這樣。

另外，之所以走獨立自主的路，是為了最終達到中國人民全面解放的目標。不光是經濟、政治方面的解放，還包括文化方面的解放。有一個例子說明毛澤東對蘇聯的依賴非常警惕，1958年開會的時候他就罵娘，說衛生工作也有問題，太依賴蘇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所以我就不能吃。

當時有走另外一條路線的聲音，就是鄧小平和劉少奇他們，他們的骨頭軟，想怎麼快怎麼來，那時就講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方針可以總結為三面紅旗：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人民公社。在落後的基礎上搞建設，當然要快，誰考試前不突擊複習一下呢？所以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另外就是工業方面大躍進，農業方面搞人民公社，再有就是搞技術革命。在積累模式上，毛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有根本上的不同。根據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在經濟活動中資本是第一位的，有了投資才能把生產要素集合起來。但是那個時候中國沒有錢，沒有錢怎麼辦呢？毛澤東用政治動員代替了資本的功能，讓大家主動貢獻勞動力，參與生產不是因為掙錢，而是榮譽感的鼓舞。財富是由勞動創造的，而不是資本，所以替代資本是可以做到的，但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代勞動本身。

為什麼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可以支持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在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下，不為一己私利，充滿熱情的投入到建設中？這個今天不好理解的事，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下顯得順理成章。舉個例子，（2007年）五月份我到深圳採訪，遇到楊叔子院士，搞物理工程的。吃飯的時候聊起來，我說你的名字取得很有文化，他就講起他的家世，他爸爸叫楊賡笙，民國時候與李烈鈞在江西一文一武，二人並稱。楊院士出生的時候，楊賡笙已經60歲了。日軍侵華後，楊老先生帶着全家人往後方撤，說如果咱們跑不了全家就跳江，寧死不當亡國奴。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指揮下橫渡長江的時候，炮擊英國的“紫石英號”軍艦。楊院士回憶，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時，萬分激動，從1840年以來，那是中國人第一次主動攻擊外國在中國境內的武裝力量，而且打了白打。這對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鼓舞，決不是虛幻的，什麼叫站起來了？這就叫站起來了，是炮打出來，這種感覺在抗美援朝之後達到頂點。有一些國民黨的後人，或者國民黨黨員，對毛澤東是那麼的崇拜，那麼的服氣。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是右派，但也算是愛國者，他們的蔣委員長帶領他們幹了那麼長時間都沒有做到的事情，毛主席做到了，他們真心崇拜毛主席。

民族自豪感是政治動員可以起到資本替代作用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中國人民可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辛苦奉獻，是因為大家確信這是在為國家、為民族、為子孫後代工作。老田闡述了特殊利益與涵蓋利益的關係，只有保證共產黨不取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證經濟積累方式正常運轉下去。這是毛澤東時代為什麼一再強調要講政治，一次一次搞政治運動，目的是防止共產黨腐化墮落為特殊利益集團。

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的窮？回應這個問題挺難的，一個傻子提問，十個聰明人未必回答得上來。窮這個事直接訴諸感性，理性的分析要想起作用是很難的。

《南方周末》2003年刊登了一篇徐友漁的文章，《文革到底好不好》，徐友漁寫到，“說到這裡我想起我下鄉時（1969年，正值文革期間）見到農民一貧如洗的震驚，但開憶苦思甜會時，一個老農婦歌頌‘幸福生活’竟說：‘感謝政府每年發一丈布票給我，使我有衣穿。’”擺明了，這是在擠兌文革時候窮，太不好了。他這樣講對年輕人是很有迷惑性的，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一年就發一丈的布票，布又不是什麼好布，完了老百姓還要感謝政府，這樣的年代多麼的萬惡啊。

讓我們來仔細算一下這個帳。新中國建立的時候一窮二白，要生產布的話，是要有紡織廠的。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前提下，織布要建設紡織廠；裝配紡織廠，需要有紡織機械廠；再往前推，這一切的基礎是要有鋼鐵，要建鋼鐵廠。今天很多諷刺毛澤東時代的段子跟煉鋼鐵有關，比如張藝謀的《活着》。鋼鐵是工業的基礎，所以大煉鋼鐵本身是無可厚非，有了鋼鐵才可以建紡織機械廠，建完紡織機械廠才能裝配紡織廠，裝配完紡織廠才能開工織布。這個過程是幾年就可以完成的嗎？從一窮二白的1949年到1969年，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那個時候剛剛有一點生產能力在開始釋放，每一個人能夠保證有一丈布已經很不錯了。

看看老田是如何反駁徐友漁的：

布票對徐友漁筆下的“老農婦”而言，確實意義重大非凡。若沒有這一丈布票，為了蔽體禦寒，“老農婦”必須自己來織這一丈布，從紡線車紡線，到用老式穿梭織布機織成土布，即使是熟練的“老農婦”也需要500-600小時，那就意味着，“老農婦”在照顧小孩做完家務以後，每天必須忙到三更天，為織成這一丈布至少也需要100個以上的“夜工”。這還沒有考慮，以前做飯是需要“老農婦”自己，把“谷”變成（通過石碓、石磨等）“米”的。

老田的反駁說的太好了。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闡釋，完全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是一個十里洋場的想象和中國廣大農村困苦的矛盾問題。對徐友漁這種無聊文人來說，蔣委員長那個時候好啊，那時候上海灘看的電影跟好萊塢是同步的。可是再怎麼好，不就是一個上海灘嗎？上海周邊你怎麼不說，全中國你怎麼不說？老百姓過的是人日子嗎？即便在上海，夜總會裡歌舞昇平，但有些窮人、乞丐，在路上走着走着倒地就死了。【2011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蔣委員長時期是如此，今天又是如此了。2011年12月8日，一個流浪漢凍死在昆明街頭。】好萊塢電影是奢侈品，一直到今天，好萊塢大片也不是每個人都看得起的。從精英角度的立場出發，徐友漁覺得他自己是很牛的人物，如果1969年蔣委員長在的話，他應該每月要拿幾千大洋，在富人區看美國大片，在夜總會燈紅酒綠，再養幾房姨太太什麼，那該是多麼美好的生活，管他窮光蛋是死是活呢。但毛澤東治理這個國家，整天考慮那些窮光蛋的日子怎麼一點點過好，還要搞得徐友漁們跟窮人過一樣的日子，穿一樣的粗布衣服，他就不爽。所以他們說蔣委員長好，說改革開放好，一切對毛澤東的仇恨不過是源於少過了幾天人上人的日子，這麼多麼鄙俗和下作啊。他們的這種歷史判斷，只是基於一己的私利或者小集團的私利。這種人你說我們怎麼批評他？我只能說他沒有人性，他不是吃狼奶長大的，他生來就是個狼崽子。沒有人性的知識分子們整天說這麼傷天害理的話，而這些話又很有欺騙性，把年輕人忽悠得不輕，看看今天穿的是什麼吃的是什麼，就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人間地獄了。歷史要發展的看，怎麼可以這麼比較呢？

說到吃，再談談農業問題。中國的糧食歷來是存在缺口的，是結構性的不足，因為人多地少。後來的糧食增產主要是靠技術，靠雜交水稻，靠用化肥農藥，糧食才能增產。解放前，地主精英階層對老百姓的層層壓榨，其殘酷程度超乎想象。蘇聯早期的經濟學家恰亞諾夫提出了一個“自我剝削”的概念，他講，地主階級是沒有任何的投資衝動的，他不會把剩餘用來投資工業什麼的，他想出很多方法來剝削老百姓。有地的人少，沒地的人多，要當佃農的人也多，地主就把地分成非常非常小的塊兒，租金越收越高。農民又沒有別的活路，只好耕種他那塊地，最後就演變成了自我剝削，只能拼命干再拼命干，才能滿足不斷上升的租金剝削，然後自己勉強吃飽，弱者相食。農民看不到被剝削的根源在哪裡，人人都想着，我今天是個貧農，明天就想當中農，弄點錢我就想當富農當上地主，好剝削別人。正是因為弱者之間的相互蠶食，才養活了一個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團。

有一個叫薛暮橋的經濟學家，解放前做過一個調查，他問富裕的地主，說你有地為什麼要佃出去？你可以僱工嘛，出工錢雇這些人給你打工不好嗎？地主的回答是，我雇他給我打工，工錢雖然不高，但是飯要管飽，他一頓要吃三碗。我把地佃給他，我就收租子，他一頓吃一碗就解決了，把那兩碗剩下來給我。這種剝削壓榨已經到了多麼慘無人道的程度！

舊中國的糧食存在結構性不足，總是不夠吃，就會出現季節性波動。到了秋天，糧食供應比較充足，到了春天的時候大家把糧食吃完了，沒的吃了。所以糧食價格的季節性波動就非常大，缺糧的時候4個銀元一擔谷，糧食剛收割的時候2個銀元一擔谷。窮人向有餘糧的富人借糧食，地主會說，現在糧食四塊錢一擔，我是借你四塊錢而不是一擔糧，等你的糧食下來了還我四塊錢。可是到了秋天，糧價就變了，兩塊錢一擔，但地主要求窮人還四塊錢，還四塊錢啥意思？就是要還兩擔谷。從表面上看，借四塊還四塊，利息為零。但是你從這實物來看，利息就是百分之百。對最底層人的壓榨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建國以後，共產黨馬上在全國範圍內對糧食進行統購統銷。搞統購統銷是要在不能馬上提高糧食產量的情況，消滅糧食價格季節性的波動，先收上來，到時再發下去。費孝通在1950年代曾經到基層考察，他看到了一個明顯的變化。解放前農民平時都不敢吃飽，怕到了春天挨餓，但是他下去一看，哎喲，老百姓怎麼放開肚子吃飽了呢，觀念怎麼就變了呢？當時老百姓有一句話，有我們毛主席在，餓不死人。這就是統購統銷的作用，把糧食的季節性波動抹平了。這是1959年以前的事，1959年以後確實出現了餓死人的狀況。這是另外一個課題，這裡不去涉及了。【2011註：饑荒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污點，這一點毛派人士從來不否認，餓死一個人也是不該的。我們反對並與之鬥爭的是：把一切的責任完全歸給毛澤東個人，成就歸走資派；誇大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孫經先老師給出了有力的反駁，可惜那些人是沒心思看的），妖魔化毛澤東時代。2008－2009年，我在LSE上了中國比較研究的課程，其中一講的主題是饑荒。王斯福教授在講到中央不顧國內現實，為歸還蘇聯借款而導致糧食短缺的時候，加重語氣強調了兩遍，是“周恩來”堅持要那麼做的。】

好多老人都會說，那個時候雖然窮，但是有盼頭，我們覺得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我們的將來會是美好的。毛澤東也不是說完全不考慮解決窮的問題，第三個五年計劃已經要調整經濟結構，搞一點輕工業，搞一點副業，改善人民的生活了。但因為當時的國際形勢突變，蘇聯要襲擊中國的核試驗的基地，摧毀中國的核能力。因為有這個變數，所以這個計劃被迫改了。毛澤東已經認識到，提高人民的生活至少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走完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於是一切功勞就成了鄧小平的。

談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最重要是要認識到，在毛澤東那裡，經濟發展從來是手段，人的發展是目的。不能丟下任何一個人，均衡發展，是毛澤東經濟發展戰略取向的核心。這裡引用甘陽的一段論述：

毛澤東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毛澤東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毛澤東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1961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毛澤東1964年以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毛澤東當時說的罵人話非常有名：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

毛澤東要搞的是均衡發展，在他那個時代，已經開始搞鄉鎮企業。80年代，鄉鎮企業非常紅火，其實最早的鄉鎮企業大躍進的時候就有了，在文革後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毛澤東年代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化肥有一半由農村地方工業，也就是鄉鎮企業生產的，70年代中期一個縣有上百家生產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小工廠是不足為奇的。甘陽轉引的美國學者舒曼的話，有助於理解毛澤東的經濟發展戰略：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絕大多數中共幹部，更不要說中國的普通工人農民基本上是無法參與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大躍進”，要各省各地和各縣的第一書記都要抓經濟抓工業，並且提出“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經濟”等等，都是與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的，即毛澤東強烈地要求中共的社會基礎即農民工人和黨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怕的是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而被置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之外，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強烈地反對把工業化和現代化變成只是中央計劃部門和技術知識分子的事。

毛澤東希望的發展是“一個都不能少”，他要即工人、農民和黨的幹部成為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主人和主體，他擔心農民、工人以及沒有文化的所謂工農幹部被邊緣化，被置於現代化的進程之外。所以他把工業攆出去，從北京攆到地方，他讓農民自己辦工廠，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

邁斯納論斷：“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家就幾乎無從進行改革”。這個事實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忘光了，一說就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看出來和平和發展是國際形勢的主題，可是沒有毛澤東留下的原子彈放在那兒鎮着，你和平個啥？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你怎麼參與國際大生產，怎麼接人家的外包的活兒？

邁斯納還強調，中國的經濟幾乎是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獨立取得的。那些帝國主義列強，他們的發展無一例外都是靠對外擴張、對外殖民，一方面掠奪資源，明火執仗地搶，另一方面對外殖民，減輕國內的人口壓力。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通過對外擴張，靠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來獨立的完整的大國。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對外掠奪的傳統，以前中央王朝和周邊小國之間存在的朝貢關係，本質上相當於用保護價收購小國的產品，派發紅包，所以小國爭着來朝貢，因為經濟上占很大的便宜。毛澤東時代，中國一邊對抗着世界上的兩大霸權，一邊跟小國和平相處和援助。在國際關繫上，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是對國家間的叢林法則的徹底終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真正做到了軟不欺硬不怕。硬，美帝硬吧，敢跟他干；蘇修硬吧，也敢跟他對着幹。與此同時，中國但是從來不欺負弱小國家，而且給他們一點支援，包括經濟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道義上的支援。毛澤東的中國給了他們希望，可以通過革命，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實現自主發展。

毛澤東時代是真正的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是中華民族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年代。

第五部分：毛主義與知識和知識分子

毛澤東有反智的罪名，他把知識分子折騰得不輕。毛澤東的名聲今天這麼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得罪了一幫得罪不起的人。知識分子有話語權，但知識分子也最不是東西，因為他總是拿他的話語權給自己說事，順便噁心別人。比如李安拍了《斷背山》，他就說人人心裡都有一座斷背山，不管你是不是有同性戀傾向；福樓拜自己得了梅毒，他就說其實每個人的骨子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梅毒，不管你私生活是不是規矩。這幫傢伙非常的討厭。

知識分子在毛澤東年代是不吃香的，所以這些人拼了命要詛咒他。而那個年代受益的人大都不會寫書，也沒有話語陣地，不平衡就產生了。要理解毛主義與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還是要談一點基本的理論問題，否則討論就沒法進行了。

第一個層面，知識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從小都被教給過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其實還可以這麼翻譯：知識就是權力。這是個去政治化的時代，主流是不要談政治，不要談道德，但是有一個詞倖存了下來，還在普遍使用，這個詞就是話語權。認可話語權這個事，就等於承認話語就是權力，知識就是權力，文化也是一種權力。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程巍先生是我的良師益友，他有一個很精彩的論述，我多次引用：“自從話語與權力的關係被發現後，一切學問都變成了政治學。”

葛蘭西最早提出了文化領導權和文化霸權的概念，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獄中的時候就思考，為什麼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那些革命條件成熟的國家沒有爆發革命，反而平穩的過渡了。他提出了一個文化霸權的概念，說統治階級95%靠文化的力量在維護社會的統治，只有5%是靠暴力。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對工人階級是不利的，但工人階級還去維護它，在某種程度上，工人階級就在幫助統治階級來統治他自己。為什麼呢？這是文化霸權的作用。黑格爾有一個比方，奴隸可以造反，但在獲得了主人的財富的同時，他在頭腦上卻成了主人的“俘虜”。一次次的農民起義，其實也是這個道理。起義者本來是個受壓迫者，不平則鳴，揭竿而起，但他造反成功後建立的還是舊的統治秩序，直到最後再被推翻。在頭腦上，無論陳勝吳廣還是朱元璋，一直都是曾經壓迫他的人的俘虜，精神上的枷鎖從來沒有真正掙脫過。他認同的是弱肉強食的文化，他只是不想被人家強食，他要做的就是有一天強食別人。

觀察真實的歷史過程，會發現一個新登上歷史舞台的階級，在取得統治地位的過程中，一般是先經濟後政治再到文化，文化總是最後一個獲得勝利的領域。我推薦大家有機會去看一看程巍先生2006年出版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他用這種理論來分析1960年代美國的學生造反。他認為，那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資產階級在兩三百年以前就慢慢獲得了經濟上的優勢，後來獲得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資產階級在精神上或者文化上墮入了貴族的圈套。用巴爾扎克的話，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什麼叫培養？就是你原來不是貴族，你現在有錢了要學貴族的做派，學貴族怎麼吃飯怎麼吃衣裳等等，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資產階級原來的那個文化，被貴族認為是粗鄙的。一直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資產階級才在文化領域進行了一場徹底的革命，搖滾樂才可以登堂入室，獲得了和古典音樂一樣的地位，從此才可以說資產階級徹底地戰勝了他的對手。

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又是那樣的緊密，那麼的重要。這是韓毓海的一個論述：

現代政治區別與傳統政治的基本特徵，就在於其“文化形態”。換句話說，一切“現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現代”統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統治，具體而言，現代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是由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俄國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所追求和訴諸的文化價值體系奠定的，並以此區別於傳統政治的合法性（血親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現代政治鬥爭的關鍵方式就是爭奪“文化領導權”。

現代的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統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統治。毛澤東帶領工農起來造反，建設的是一個工農的政權，大眾的政權，那麼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必須要是大眾的，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裡面已經論述了。在這個政權里，工農不但要掌握政治上的領導權，而且要掌握文化上的領導權，這個政權才會穩固。所以毛澤東說，如果要造反成功，革命成功，要先造成一種輿論上的優勢，從輿論上、文化上打垮敵人。如果文化上失敗了，那麼你的政治權力也是維護不長久的。我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毛澤東的思想在形成過程中受過葛蘭西的影響，但是他們都認識到文化對政治統治的作用，這可能就是英雄所見略同吧。毛澤東強調文化的作用，強調精神的力量，他說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他說人定勝天，這聽起來多少有點唯心主義、唯精神論的色彩，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從這一點來說，毛澤東真是超前的。他看到了一個同期的，或者他之前的革命者沒有看到的問題，毛澤東真乃大思想家和大戰略家。

舉個例子，我通過東北二人轉了解到二十四孝《郭巨埋兒》的故事。故事情節大概是，郭巨家有個小男孩兒，很小，還有一個老母親，按照那時候徵兵法則，家裡有兩個男丁就要出一個去當兵，當了兵基本上就有去無回。小孩兒不能當兵，郭巨自己就得去，那麼老娘就沒人照料，就得病死。郭巨是個孝子，怎麼辦呢？他想出的辦法是忍痛把兒子活埋了，這樣家裡就剩一個男丁了，就不用當兵了，可以照顧老母親。一片孝心感到上蒼，他去挖坑埋兒子，一挖挖出金子來了，是老天爺放在哪的。有了錢，兒子不用埋了，兵不用去當了，皆大歡喜。這種故事本質是什麼呢？是精神鴉片，他不鼓勵人思考，更不鼓勵反抗，而是鼓勵愚忠愚孝，最後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運氣，這種文化就是用來培養順民的。但毛澤東倡導的文化是反抗的文化，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所以，建國後沒多久他就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輿論攻勢。當時幾乎所有高級領導幹部都認為這個電影拍的好，電影講的是乞丐武訓通過要飯發起“希望工程”，培養大學生的故事，看起來是麼公益，多麼有志願精神。但毛澤東看了以後勃然大怒，他說對這部電影的肯定說明我們的思想已經混亂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新政權已經有了，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堅持舊的那一套，那麼舊社會遲早是要回來的。武訓做的事，無非是讓以前受壓迫階級的一個孩子，通過念書考科舉，最後混一個官當，然後躋身於統治階級的位置，獲得一個壓迫別人的機會，不但對舊的壓迫秩序沒有絲毫的觸動，而且是在強化這個秩序，所以他要批評《武訓傳》。

不是說毛澤東喜歡搞批鬥這一套，而是他真正深刻地認識到知識的本質，知識就是權力，新的社會需要新的知識和新的文化。

第二個層面，知識和科技可以成為知識分子謀取個人和集團利益的工具。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研究主題，是科學家集團是怎麼樣利用他的專業技術和全社會博弈，怎麼樣綁架了全社會。有一些科學家搞一些特別尖端的技術，最後產生了負面的社會效果，比如對環境產生破壞，然後他們就繼續要錢，說之所以這個科學成果現在有負面作用，是因為研究還不夠發達，所以我們得繼續研究研究。【2011註：多麼像改革的邏輯，改革出現了負面結果，是因為改革還不夠深入，所以要“殺出一條血路”，繼續深化改革！】通過這個，科技人員集團就把全社會給脅迫了、綁架了，你拿他沒有辦法，科學技術成為了個人謀私利的工具。

毛澤東對這種傾向有一種本能的敏感，他怕技術官僚、技術工作者在掌握了科學技術之後，不為人民服務，而是為個人私利服務。所以他要求群眾必須自己掌握科學和文化，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候的一個口號，人民大眾要成為科學的主人，成為技術的主人，人民不能被科技奴役，也不能被掌握了科技的那些人奴役。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是反智主義者嗎？當然不是，他不反對科學技術本身，技術革命是那個年代在三面紅旗之外喊的最響的一個口號。我們要搞科學，要研究科學技術，但是不能讓科學技術成為某些人牟利或者壓迫別人的工具。所以那毛澤東時代一直強調紅與專的關係，專的前提是必須要紅，政治上要過關，要用知識為人民服務。

那麼知識分子的責任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多，我們就講最傳統的那一套，讀書人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然在歷史上讀書的目的更多的時候被異化為考科舉當官發財，但是這種讀書人的倫理沒有徹底淪喪過。知識分子在追求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的同時，必須堅持基本的操守，要破除對自己階層狹隘利益的關心，要關心大眾，關心天下的興亡。這是讀書人的本職工作，完全不是什麼過分的要求。

總體上看，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一個特權階層，是統治集團的一部分。毛澤東首先是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定義為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屬於人民大眾，他們的身上有依附性、軟弱性、動搖性的弱點。那個時代，老百姓對知識分子有個比較損的概括，說他們有倆毛病，第一個毛病是懶；第二個毛病是賤，三天不打屁股痒痒。毛主義要求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知識要為多數的人服務，毛澤東在1939年就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合工農群眾相結合將一事無成。很多人不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讓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老農民有什麼好學的呢？其實，他不是讓知識分子真地學怎麼種地，種地是農民的事，讓知識分子下去勞動，是迫使他們去體驗一下農民的苦，感受一下底層人民的艱辛。只有理解了農民的不容易，才可以換位思考，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想問題，用知識為勞動人民服務，向貧下中農學習是一個轉換立場的過程。那時候知識分子被發配到下面勞動了，並沒把他們真地變成農民，他們在原單位的組織關係和工資關係都是保留的。

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之間，沒有私怨，只有公仇。很多人說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時，被知識分子歧視過，所以他心懷怨恨，才找機會報復。這真的是把毛澤東看得太小了，說這個話的人，也顯出了他自己是多麼的渺小。

回顧一下從整風到反右的過程，可以幫助理解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原本，毛澤東不但對知識分子個人沒有特別的成見，而且他的知識分子朋友里右派比左派朋友還要多。他喜歡跟這些人交往，寫寫詩唱和一下，挺好的，他本身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嘛。正如邁斯納所說，“1956年之前沒有任何事實表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是有惡感的。”也許毛澤東當時認為，建國以後知識分子會自覺自動轉變立場，跟大家一起投身到新的事業中去。1957年搞整風的目的是讓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來幫助糾正官僚系統的工作作風，毛澤東對官僚系統不滿意，覺得有官僚作風滋生，所以請知識分子出來鳴放，來幫助黨改正錯誤。結果這些人的真實想法暴露出來了，他們不是真的認同新社會新秩序，而是想輪流坐莊，憧憬着重新成為統治集團、剝削集團的一員。當年知識分子的言論也引起了工農幹部的不滿，老百姓也不幹了。以下的文字來自王紹光的文章，他的陳述建立在美國人李敦白的回憶之上：

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

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普通工人，她乾脆說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統統都是放屁。可以想見那個時候工人農民對知識分子是什麼態度，進而容易理解反右是怎樣一回事。不是說毛主席想要怎麼着他們，是工農幹部從組織系統內對毛澤東有一個壓力，這些知識分子要變天，他們不幹了，老百姓也不幹了。也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毛澤東才發現右派知識分子心裡的小算盤，他們不是真心想要投身新社會，於是他就開始反擊，後來毛澤東說這是“陽謀”，是引蛇出洞。我覺得未必是，這麼說話是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他講話比較隨意的，其中也可能有對當初誤判的懊惱。總之，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真實底色經歷了一個逐漸發現的過程。建立在上述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一個新秩序對反對該秩序的文化人進行一點反擊，是正當的。

毛澤東已經去世30多年了，今天的事實已經表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再看看今天在人前表演的那些知識分子們的醜陋嘴臉，可以明確地說，他們是反動的，反人民的，當年給他們點苦頭吃完全是應該的。毛澤東錯就錯在給他們吃的苦頭還遠遠不夠，沒把他們收拾老實，留他們到今天禍害人民。

第六部分：毛主義與民主

世界上的最大的冤案莫過於把毛澤東污衊為一個獨裁者。他沒有主動退休，發動過一次次政治運動，文革的時候出現過對他的個人崇拜等等這些事實，很容易將毛澤東和獨裁掛起鈎來。事實可沒有這麼簡單，先從什麼是民主說起吧。

民主至少包括兩重含義。一個是作為組織內部的議事規則，少數服從多數。比如我們一群人要一塊去吃飯，有人說去吃火鍋，有人說去吃西門雞翅，那就要看持哪種意見的人多，如果三分之二的人主張吃西門雞翅，那好，其餘三分之一的人就要妥協，接受這個結果。如果這三分之一的人決定不跟大家一起行動，堅持去吃火鍋，結果是什麼是？是組織發生了分裂。從這個角度講，毛澤東是不是民主的？當然是。他在取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黨內的少數派，是受排擠的。他主張的路線是不被認可的，共產黨的革命挫折連連，但是他從來沒有搞分裂，沒有另立中央，直到他的贏得領導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講，毛澤東是一個很講民主的人。

第二，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治理機制，民主是指由人民大眾進行治理的政體。王紹光總結說：

在希臘語中，民主一詞由兩部分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種治理方式。兩者聯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準確地說，由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制度。

民主就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更準確的說就是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制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毛澤東是不是很民主？這種意義上的民主，毛澤東是1949年建國後才真正有機會推行，而且他一直是這樣做的，非常的堅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在建立真正民主制度道路上一次偉大的嘗試，他要讓普通老百姓起來參與政治、評論政治、監督官僚。無論從哪個方面講，我們都必須承認毛澤東是個民主主義者，他不是一個獨裁者，不是一個搞獨裁的人。【2011註：套用公知們能夠理解並喜歡使用的一個句式，毛澤東只在一個事情上獨裁，就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民主。】

推薦大家看王紹光的《警惕對民主的修飾》這篇文章【2011註：這話是2008年初說的，現在應該說推薦《民主四講》了。王紹光先生用淵博的知識、深刻的思辨和易於理解的風格，回顧了民主是如何一步步被關進牢籠的。小布什說，他站在籠子裡跟人講話，這是扯淡，是跟公知吳祚來們類似的發嗲。事實是，人民被關進了“民主”的牢籠，而美國的政客們只是資本集團的打手。別忘了，就是這位做嬌嗔狀的據說智商最低的美國總統，公然在洶湧的民意反對面前宣稱，即便世上只剩下他老婆和他們的小狗支持他，他也會把伊拉克戰爭打到底。天哪，那些被稱為獨裁者的傢伙，有誰會敢這麼說話呢？】，雄辯地論述了民主的含義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的。同時，還需要破除對“民主”的迷信。民主在這個地方要加一個引號，因為民主即是一種理念，也是制度設計，如今說起“民主”，其實約定俗成是在指某一種制度設計，即被稱作自由民主的那套體制，它有幾個基本特點：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保護少數人的權利、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等。崔之元十幾年前在《制度創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中提出“制度拜物教”的概念，制度拜物教就是把對某一個價值理念的追求和某一個特定的制度設計聯繫起來。“民主”是一種價值理念，但“自由民主”是一種制度設計，它們本質上是有不同的。我們都應該追求民主，但是對民主理念的實現可以通過不同的制度設計。在西方，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每個國家都號稱民主國家，但在具體體制上都不一樣，我們可以說，德國比英國更民主一些。【2011註：讓布萊爾第三次任首相的那次大選，工黨只得到33%左右的普選票，但反應在下院裡，工黨占了半數以上的議席。英國的議員選舉實行的是贏家通吃的辦法，在理論上，一個黨可以靠34%甚至更低的普選票，拿到議會裡100%的席位。一個英國人和我聊天的時候抱怨過，他們的首相就是個獨裁者，那麼可憐的民意支持，卻可以為所欲為，不受民意約束。他還指着麥當勞說，這是美帝國主義的象徵，這就有點幽默了。德國的選舉是按普選票的比例來分配議席的，所以德國總是出現聯合政府。】西方式民主經過漫長的演變的過程的，一路走來都在設置進入門檻，現在看起來政通人和【2011年註：世道變化快，說這個話的時候還沒有金融危機呢，現在，西方社會連表面上的政通人和都失去了。】的樣子，只要年滿18周歲男女都可以投票，但這僅僅是半個世紀以前才實現的。在漫長的兩三百年的發展過程當中，普選權跟身份、教育程度、財富的擁有量、性別、人種這些問題都是聯繫在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才一個甲子而已，毛澤東時代持續了還不到30年。

中國要實現民主，但必須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澤東主義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是一個什麼樣的民主？他也不能說不設置任何門檻，他設置的門檻是把一些以前的身份高的、教育程度高的、有財富的，籠統的說是反動派，把這些人排除在外，而把民主開放給他們那些以前從來沒有享受過民主權利的人。毛主義民主是要把一個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要把底層人抬上來當家作主。從這個角度來講，毛澤東民主不民主？他當然是民主了！他要讓最普通的草根的人來當家作主。一個師弟跟我討論說，文革不行，文革是傻子的民主。那我問你，傻子是不是人，是不是人民？傻子當家作主叫不叫民主？當然也叫民主了，你憑什麼說傻子當家作主就不叫民主了？當然了，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和結果，其實恰恰是驗證了柏拉圖等人對民主結果的預判，王紹光的文章里有很好的介紹，他說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都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覺得強調公民平等，無異於摧毀人類的優秀品質。社會中確實有一批精英分子，我們承認他們和普通人之間確實有差別，這些人高高在上，他們引領文化、傳承文化、發展文化，如果下邊的人上來的話必然要壓制這些人，會對文化水準造成傷害，摧毀人類的優秀品質，所以民主必然是一種腐敗的制度。亞里士多德就說民主制度可能導致窮人幹壞事，不尊重財產權，發動騷亂。文化大革命可以說驗證了他們兩千多年前的預測，給了一個機會驗證亞里士多德是多麼的英明，柏拉圖是多麼的偉大。但那是民主的負面後果，而不是專制。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民主，這是鐵一般的邏輯，最無恥的事情莫過於，一邊高唱民主的讚歌，一邊咒罵“愚民”、“庸眾”，詛咒文革。

說一句題外話，很多人談論毛澤東和華盛頓的對比，說人家華盛頓幹了兩屆總統就不幹了，樹立了一個什麼樣的榜樣云云。這完全拋開了當時的實際歷史條件，華盛頓建立的不是一個工農的政權，他不是領導印第安人鬧革命，也不是領導黑奴鬧革命，所謂北美13個殖民地獨立其實是流氓集團內部矛盾，派出機構做大了，另立山頭。華盛頓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奴隸主加大莊園主，他下台了接替他的是另外一個大資本家，另外一個大莊園主。華盛頓歸隱田園，但政權的本質不會發生改變，這個政權對他所屬階級的保護也不會發生改變。可是毛澤東不一樣，毛澤東帶領一幫窮光蛋、泥腿子鬧革命，政權立足未穩，鞏固的道路還漫長着呢，1976年毛澤東去世了，政權不就變質了嗎？毛澤東跟華盛頓沒什麼可比性。

要講破除民主迷信，區分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自由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設計的不同。民主是普世的，但“自由民主”是有邊界的。2006年，我在德國採訪過洪堡大學的溫克勒教授，《大國崛起》也採訪過他。我對他的採訪和他的一篇小文章，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發，他那篇文章在論證歐盟東擴的邊界，他認為，歐盟的邊界就是由民主的邊界，就是西方的邊界。他就講，現在這種三權分立式的民主不是普世的，是建立在西方獨特的歷史和傳統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在歷史上經歷一個神權和君權分立的過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才慢慢發生了行政權內部的司法、行政、立法這種獨立，如果沒有那個歷史背景作為鋪墊，那麼這種現代的自由民主是扎不下根來的。他從這一點上談民主是有邊界的。中國的歷史沒有西方那種神權君權分立的基礎，所以西方的民主形式是否適用於中國？按溫克勒的說法是，肯定不行。無數的事實印證了他的判斷，亞洲非洲的好多國家都引進了民主制度，但結果很糟糕，肯尼亞前兩天搞自由民主的選舉，搞了一個全國普選，結果出現了種族仇殺，死了好幾百人。菲律賓的阿羅約跟克林頓是同學，菲律賓還是美國的老牌殖民地，政治制度簡直就是照搬的，但菲律賓怎麼樣了呢，還不是只有菲傭名聞世界。我不但不反民主，我甚至可以說是極端的民主主義者，毛派都是民主主義者。中國人必須要走自己的路，用崔之元的話就是要破除制度拜物教。我們要搞民主，但是不一定要搞那種形式的民主。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兒，把他等同起來是有問題的。

今天看，毛澤東的民主探索失敗了，但是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資源和理論的資源。如果我們要往前走的話，需要從毛澤東那個地方汲取營養和借鑑。【2011註：重慶模式出現了，印證了這個判斷。重慶模式只是稍稍汲取了一點毛澤東道路的精神，並不是真正的毛澤東道路，但重慶人民已經很滿意了，我是重慶人，我也會感到滿意。如孔慶東所說，薄熙來是不是個好書記，要比較，把30多個書記拉出來溜溜就知道了。】

也有人說毛澤東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另一個複雜的概念，所以加了一個引號，因為我們並不想轉而去討論民粹主義。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擔這個名字也不算冤枉，因為他是那麼徹底地堅持受壓迫者的立場，那麼堅決地跟小水牛站在一起，那麼熱忱地帶領“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翻身得解放，毛澤東這樣的人，真是亙古未有。他不但跟他們站在一起，還美化他們，神化他們，隨便回顧一下毛主席語錄：

“人民是我們的活菩薩，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會不斷的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國的人民大眾。”這就是在神化老百姓嘛；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這是在說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群眾的眼界是雪亮的。”群眾的眼睛真是雪亮的嗎？未必，可能多數時候是模糊的，但毛澤東不管這套，他就說是雪亮的；

“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他這種理論，這種話一抓一大把。他是在撒謊嗎？卑鄙者會說他撒謊，但一個人一輩子堅持不懈地撒這種歌頌人民的謊，那麼我喜歡這種謊話，我崇拜這個撒謊的人！

我的理解，毛澤東是真誠，他是真的這麼想，他是一個徹底的叛逆者。他太叛逆了，他對一切形式的壓迫抱有警惕並主張進行反抗。

還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最後把自己當成神了。這是瞎說，毛澤東沒把自己當神，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他不是神，他的力量有限，所以才要求住於他心中真正的神——人民大眾。什麼叫神？《創世記》說，“神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這才叫神。黨中央一直說，黨有能力清除腐敗。他說有就有，這才是把自己當神了。毛澤東如果把自己當神了，就不用發動群眾啦，他會說，我們現在黨內有官僚主義作風，然後說我們有能力改正問題，然後就完了。恰恰是因為他沒有把自己當神，他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他知道自己只是個“死了的活祖宗”，雖然沒有人敢跟他公開對着幹，但是也沒有人真正聽他的，所以才要把老百姓鼓動起來，讓老百姓監督官僚。在這個意義上，他真是把老百姓當神了。社科院研究員紀坡民是紀登奎的兒子，他對此有個認識。紀登奎當年認識毛澤東的時候，在河南當一個地委書記，毛澤東很喜歡紀登奎，覺得這個年輕人有思想有魄力，政治意識、覺悟也好，腦子也聰明，所以他跟紀登奎關係還不錯，見着別人的時候，跟別人面前說這是我的老朋友紀登奎。但是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紀登奎也被老百姓批鬥，受了不少罪。可毛澤東不保紀登奎，他一個都不保。紀坡民認為，毛澤東的理念是，如果你是一個共產黨的好幹部，你要敢於面對群眾，你要到群眾運動中去經過一番洗禮。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不會冤枉你，如果你是一個好幹部，老百姓最終會原諒你，你要下去撲騰撲騰，游游泳，你如果能活着上來，就證明你是好樣的，你要是淹死了，不好意思，那活該。毛澤東實際上是把老百姓當成水，他但把共產黨視為水裡養的魚，還把這些官僚當成衣服，衣服髒了要扔到水裡洗一洗。

容我再羅嗦一遍，他把老百姓當成了上帝，而不是把自己當上帝看。

民主是一種組織方式，要通過組織才能達到，一個人離群索居就不需要什麼民主了。任何組織都要有領袖，領袖有領袖的作用，承認領袖的作用和民主原則沒有任何的矛盾。斯諾在1937年觀察毛澤東，他說：

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身上無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毛主義的民主是通過什麼樣機制實現的呢？答案是群眾路線。費正清對群眾路線的概括是，“黨的幹部要走到人民當中去，去發現他們的苦處不滿和需要，然後由黨提出解決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眾最大利益的原則，向他們做出說明”。用毛澤東的話說，群眾路線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人民群眾的學生，再做人民群眾的先生”。

毛澤東是一個真正尊重人民大眾的創造性和自發性的領導人，他一直強調共產黨員只能是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不能起強制的壓迫的推動作用。他相信人民是可以喚起來的，人民也是可以引導的。在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他就講：

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這也是他終其一生的理念，和指導實踐的原則。包括後來的很多制度創新，比如說大字報、人民公社都不是毛澤東發明的，都是民間自發的一些做法，有人貼個大字報，他發現這個方法不錯，他也貼，於是大家跟着都貼。有人搞了個人民公社，他肯定了一下，說人民公社好，結果第二天上了《人民日報》了，他也是看報紙的時候才知道記者把他的話拿到報紙上去了。

不像虛偽的“自由民主”那樣僅僅停留在投票的形式上，毛主義的民主是全方位多領域徹底的民主，包括黨內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技術民主等等方面，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軍事民主講官兵平等，共產黨的軍隊有戰鬥力跟這個是有深刻的關係的。我的朋友郭松民當過飛行員，駕着米格飛機滿天飛，我特羨慕他的這個經歷。他當兵的時候，軍隊裡還留存了官兵平等的氣息，他講，他們搞飛行訓練，如果天氣發生變化，新飛行員返航很危險，就需要有飛行經驗的人去把他接回來。誰去接？是團長，團長親自駕着飛機領航。還有一次，一個戰士駕駛飛機出去，再也沒有回來，可能是在海上出了事故。新兵覺得很害怕，於是指導員搬着鋪蓋卷睡到那個戰士的床上，跟其他戰士一起吃住了一段時間。不用說太多的話，大家心裡就踏實了。

經濟民主對心向自由民主的人士們簡直就是難以理喻了，企業里老闆說了算，上級下級等級森嚴，怎麼能搞民主呢，產權最大嘛，比人權大多了。但毛澤東時代，在企業管理的過程中也是要民主的，每個人都要有發言權，人權最大。經濟民主的最集中體現是馬賓在鞍鋼搞出來的“鞍鋼憲法”：“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員相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種管理模式極大地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是最好的企業管理制度。改革開放後，首先被摧毀的就是“鞍鋼憲法”確定的管理方針，搞承包製、廠長負責制，把工人的積極性搞垮，於是生產就沒了效率，然後以沒有效率為由化公為私，起個名叫“冰棍理論”。【2011註：周其仁曾經驚詫於崔之元對“鞍鋼憲法”的推崇，覺得崔之元出過國見過世面，竟然找不到比“鞍鋼憲法”更好的管理模式，太不可思議了。幸虧崔之元是留洋的，否則一定會被周經濟學家直接以沒見過世面否定了。這背後是一個很奇怪的預設：最好的東西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這個心態的根源是軟骨症。】

技術領域也要講民主。老田為了研究這個問題，做了幾百個人的訪談，對象是毛澤東時代參加過科技攻關項目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他要回答的問題是，在那個時候那麼差的條件下，為什麼能搞出那麼多大項目，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而且都是一次成功。那麼龐大的工程，如果有一個螺絲擰錯了，就可能導致火箭發散的失敗。但那個年代為什麼沒出現失敗呢？通過研究，老田認為，是技術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時候的氛圍是，大家坐在一起要討論問題，錢學森那個級別的科學家和領頭人跟任何一個工人是完全平等的，大家可以一樣拍桌子叫板，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就是在民主氛圍的爭論當中，把每一個細節都討論到了，避免了任何的失誤。否則，錢學森再厲害，也不能做到把每個螺絲都檢查一遍。【2011註：中國科技界能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都是毛澤東時代出來的。中國人這麼多年魂牽夢縈諾貝爾獎，終於屠呦呦拿到了一個含金量上最接近的，結果呢，媒體低調得很。為何？因為青蒿素是毛澤東時代的科技成果，要是宣傳多了，不等於更毛澤東時代唱讚歌了麼？】

從制度設計上講，毛主義的民主是最完美的，最貼近作為普世的民主理念。可惜的是，美好的東西都脆弱。其脆弱性就在於“人民當家作主”和“為民作主”只是一念之間的事。到底是走到人民群眾中間去、總結人民群眾的需求、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決策，還是為民做主、壓制人民，二者一線之隔而已。群眾路線是毛主義民主的實現方式，群眾路線的質量決定了毛主義民主的質量，這就要求共產黨的幹部必須政治上過硬，在這一點上有所動搖的話，這個完美的民主制度設計很容易就蛻變為壓制性的體制。

西方式的民主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發展，最初享受民主權利的人都是聰明人、有錢人。有了錢才能受教育，受教育以後才能發展出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表達能力。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經歷了什麼樣的動盪，底層人民經受了怎樣的壓迫和剝削，不必多重複。中國人民學習的機會被剝奪了，所以整體上看文化程度不高，思考能力、表達能力、參與政治的能力都不足，陷入一種“哲學上的貧困”。如果我們覺得西方的漸進式民主發展是一個對的過程，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就要重新走一遍西方的道路，比如說今天有一百萬人有了享受民主權利的資格，那就一百萬人先搞民主，讓一百萬人給全國人民作主，然後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可是這將是一個多麼漫長的過程？而且放在國際形勢下來看的話，這個路也是走不通的，帝國主義是不會讓你這麼走的。那就只能走點捷徑，毛澤東不會忍受剝削和壓迫再持續幾百年的。

老福特說過，在汽車發明之前，如果搞消費者調查，消費者會異口同聲地說，要一輛更快的馬車。1949年，如果搞公投的話，說不定中國老百姓的投票結果會是要是一個好皇上。他們哪知道什麼叫民主，何曾奢望過要當家作主呢，官不要太貪就可以了。那麼，毛澤東建立一個民主體制，本身算不算“為民做主”？應該算是。不這樣又能怎樣呢。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談到農民的時候說，“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只能被代表”。最近些年國內學界紅紅火火地搞底層研究，一個基本理論主張也是說，底層不能自我表述，而只能被表述。被表述，誰來去表述他們呢？當然是知識分子，或者是共產黨的幹部。但質疑很容易地就接連而來，你憑什麼代表老百姓？你怎麼知道你對老百姓訴求的理解是正確的？這樣的道理講下去，就會導致虛無，誰也代表不了誰也不去代表，中國老百姓怎麼辦？他就要默默忍受這個社會的不公正嗎？當然不行，反正毛澤東肯定認為不行，他明確地做了選擇。但為了不讓“人民當家作主”滑向“為民做主”，就只能一次次地搞政治運動，維持群眾路線的純潔性。

政治運動之所以發動得起來，主要依賴毛澤東個人的威望。這也是毛主義民主體制脆弱性的一個原因，也給了反對者們攻擊毛澤東本人和毛主義民主體制的方便藉口。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並非什麼難理解的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來自幾個方面。第一是長時間的自然積累，好多共產黨的老幹部慢慢形成了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不會錯。這個東西是不是迷信？好像也是，但它是通過實踐得出來的。晚輩問鄧小平長征時候的事，他的回答很簡單，三個字，跟着走。跟誰走？跟着毛澤東走。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一次一次實踐證明了毛澤東的判斷是對的，毛澤東的戰略眼光是其他人遠遠不及的，跟着毛澤東走就會從勝利走向勝利，否則就是從失敗走向失敗。【2011註：請參考黃克誠在1980年代的一個講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2du14.html。】第二，國共戰爭時期，共產黨開始有意識地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形象，突出他，這麼做是為了對抗蔣介石。國民黨講“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把蔣介石推的很高，共產黨要跟他對抗的話，需要一個領袖性的人物跟他進行對抗。第三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比較瘋狂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階段。個人崇拜中有很大程度是有意識塑造的，其中有林彪通過製造毛主席崇拜在黨內鬥爭中爭取話語權的成分，也有毛澤東借勢利用這個趨勢的成分。毛澤東很清除，他是一種政治資源，老百姓要想對抗官僚，只能拿毛主席說事，除此之外他沒別的資源可以動用，也就是毛澤東自嘲的，他是鍾馗，老百姓拿他打鬼而已。

斯塔爾在《毛澤東的政治哲學》一書中指出：

我認為，即便這種過激行為達到頂峰時，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也是有某種微妙而又十分有意義的差別的，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對斯大林的崇拜直接體現為對他個人的崇拜，而對毛澤東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對他思想的崇拜。因而是毛澤東的思想，而不是他的個人魅力，創造了對他的崇拜，“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無處不有的被人們當成法寶的“紅寶書”就是證據。

我不覺得斯塔爾是毛派，所以他的觀察是客觀的，這個區分也非常有價值。對毛澤東的崇拜不能簡單稱為個人崇拜，因為大家崇拜的是他的思想。

再回應一個經常被人拿來說事的問題。有人說，文革不是真民主，不是說誰都可以反嗎，那為什麼不可以反毛澤東？這裡有一個悖論，毛澤東是共產黨和官僚集團的首腦不假，但他更是人民大眾的領袖。具體到毛澤東和官僚集團的關係，也應該看到他在這個體系的內部是擁有相對超脫的地位的。國民黨內，蔣委員長是中央系或者說黃埔系的領袖，同時還有別的派系，李宗仁、馮玉祥這些人，不大聽蔣委員長的。今天的共產黨呢，也有這個幫那個派，總書記不過是一個派的領袖。毛澤東不同，他是凌駕於官僚集團內部派系集團之上的，他有最後的仲裁權。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是人民的領袖，在他看來，共產黨是實現大同社會的工具，所以未來是要消亡的，他嚮往的境界是“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絕不能接受共產黨成為一個有特殊利益的集團。一旦出現這個傾向，他就要改造自己一手創建的官僚機構，讓人民大眾起來去造反。提為什麼毛澤東不能反的問題的人，真是只看到了毛澤東作為管理體系首腦的那一面，而忽視了更重要的問題，文革是他帶着老百姓，用水清洗官僚階層的過程。老百姓為什麼要反自己的領袖呢？你反自己的領袖相當於反自己啊。毛澤東帶着一群窮光蛋去跟官僚鬥爭，我就是窮光蛋本人，我要反毛主席，我豈不是神經病了？當然，當年也是有這種神經病的，就是那些“保皇派”紅衛兵。“保皇派”其實是保官僚，後來又被官僚耍了，看到歷史到今天的演變，他們也該醒悟了吧。

第七部分：理解文化大革命

理解毛澤東，最本質的問題是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最燦爛的篇章，是毛澤東超越其他一切偉人而成為“偉人中的偉人”的唯一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澤東晚年犯下的錯誤，而且是他光輝的一生中最光輝的一筆。直白地說，凡號稱崇拜毛澤東而理念上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假毛派。【2011註：比如那些個號稱毛澤東的粉絲的企業家們，他們只學毛澤東的術，對毛澤東的道避之不及；他們用毛澤東的動員方式來鼓動雇員賣命幹活，卻掌握着全部的剩餘索取權。這是最大的不道德。】

文革的本質是什麼？文革是“平民與權貴的一場博弈”，是普羅大眾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掙脫精英的愚弄但最後歸於失敗的一個悲壯歷程。一位朋友曾說，今天老百姓受資本的愚弄，過去受精英的愚弄。我認為，這不是個全面的認識，文革是一群暴民也好、傻子也好、草民也好，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企圖掙脫精英集團、官僚集團的愚弄和壓迫，為建立一個大同之世所進行的一場偉大的鬥爭。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對抗新的壓迫集團，就是性質發生了異化的中國共產黨本身。另外一方面目的是兌現人民大眾的憲法權力，比如說結社權、言論自由權。至少在文革中的某一個歷史階段，老百姓是可以自由結社的，可以搞這個派那個派的，可以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大字報是被自由派人士所看不起的，我為此曾跟一位此類朋友討論：即便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是你要捍衛我說話的權利，你認同這個理念嗎？他說他認同。我說，那你為什麼認為只有知識分子寫書發表文章才叫言論自由呢，我沒什麼文化，寫個大字報，可能文采不好邏輯混亂，但憑什麼就不是言論自由了，大字報是不是老百姓的言論自由？他說不談了不談了。這個問題他可能回答不了，也可能不願面對，總之，所謂自由派人士一向採取這種曖昧的態度來闡釋與文革有關的一切事情。我們必須主張，大字報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實現形式，大民主也是民主，而且是更純正的民主。網絡時代的到來，重新喚起了大字報的精神，我們在網絡上可以隨便貼帖子開博客，這就相當於大字報啊。決策如果僅依靠官僚集團的信息系統的話，那一定是很片面的。我們已經看到，網絡上的民憤沸騰促成了很多事情的變化，連溫家寶都說常去網上看，要看網民怎麼說。總理通過互聯網看的不就是看大字報嗎？劉涌案的改判就是在老百姓群情激憤的壓力下發生的。如果沒有網絡大字報，上面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相關情況，官僚系統會把社會控制住，讓民憤沒有機會釋放。有人開玩笑說，毛澤東是多麼的超前，在沒有網絡的時代，在沒有辦法通過網絡灌水的時候，找到了讓老百姓寫大字報的方式來表達意見，這就促成了決策過程的民主和政治博弈的平衡。【2011註：那時候還沒有微博，世界變化真是快。】

毛澤東對共產黨自身或者說官僚集團的判斷，跟他對知識分子的判斷類似，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他本來沒有認為官僚集團在蛻化為新的剝削階級，而是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通過教育和內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可以解決了，他只是強調，幹部不要老擺官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等。直到1956年的時候，他還在強調我們不能像斯大林那樣老搞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搞多了會影響建設。

官僚主義作風發展最嚴重的時期，是大躍進告一段落和文革之前，即從1960年到1964、1965年這段時間。那個時期毛澤東已經退二線了。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說毛澤東是為大躍進的失敗負責，才不得不引咎退到幕後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從西柏坡時期，毛澤東就決定要退到二線了。當時有規定，只有一些重大的決策，劉少奇他們覺得定不了的，才需要去找毛澤東。涉及到宣傳的政策方針必須要拿給毛澤東看，其他一些具體事兒他是不過問的。1957年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定下來要正式退二線，下一屆國家主席不當了，這是黨內的決定，劉少奇當上國家主席，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是有步驟的安排。還有人會說，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檢討，說明他在黨內外的威望下跌了。這也是不對的，七千人大會是毛澤東反擊的開始，是他第一次清晰地對官僚集團提出尖銳的批評，指出官僚集團在變成修正主義，要重走資本主義路線。前面談經濟發展戰略和取向的時候，我們提到劉少奇曾經把大企業都收到中央來了，就是發生在1961年。劉少奇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那個時期，完全按照列寧主義的原則建黨，不講民主光講集中，光發展城市不發展農村，光注重幹部的利益不注重群眾的利益。那幾年毛澤東退到幕後，整天在讀書，對黨內和政府內部的具體事務一不發言二不插手。他在幕後觀察到這個傾向，才又走到前台。

這是兩種路線的鬥爭，而不是簡單的人事鬥爭、權力鬥爭。我簡單的概括了一下，有幾種矛盾凸顯出來：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坐天下；是獨立自主還是走依附型路線；是自下而上依靠人民，鼓勵人民的這種創造性、自發性，還是自上而下壓制人民。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所代表的兩種發展取向的對決。例如，毛澤東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鼓勵老百姓造反，但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不是這樣的，他們一直採取的是自上而下派欽差的方式。比如四清運動的目標是發動農民起來監督幹部，但劉少奇的辦法就是派工作組下去，派工作組下去就是欽差嘛，先找老百姓談，老百姓一訴苦說這個生產隊有問題，工作組就收拾生產隊隊長。

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之後，中央發出號召是要老百姓要起來造反的，結果劉少奇等人卻力圖把文革演變成另外一次反右，還是派工作組下去，一共派了400個工作組，一個工作組25個人，加起來就是一萬人。一萬人出去幹嗎呢？鎮壓老百姓，比如有大學生寫大字報揭露校長有官僚主義作風，好，工作組來了就給寫大字報的學生定性為反革命。因為你反了當官了，你反了黨員，所以你是反黨，是反革命。這就是毛澤東控訴“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的歷史背景。毛澤東和劉少奇各自堅持的是兩種不同工作方法，兩種不同思路，他們之間的鬥爭是兩種道路的鬥爭，不是權力鬥爭。

毛澤東的理想是建設一個新中國，徹底的建設一個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全新的社會。在西柏坡要進北京的時候，他說，“再過幾十年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會使人感覺那好像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共產黨打下了中國，奪取了政權，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可能有的人會認為他是客氣客氣，但毛澤東是當真的，可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所謂“跟着走”的那些人，未必也像他一樣當真，覺悟上差了一點。他們沒有那麼堅定和徹底的革命理念，很大程度上還秉承着農民起義的思維，用魯迅的話說就是到革命公司投資入股，毛澤東帶頭搞革命，他入個股，打完天下毛澤東當皇上，我要個官當。很多人是帶着這樣一種思想加入革命隊伍的，革命成功以後還堅持這種思維，國家穩定了，這種思維也就跟着放大了，坐天下的范兒就出來了。毛澤東嘗試要從文化改造入手解決這個問題，他批判《武訓傳》，批評傳統文化，就是為了要改造這種舊的思維，不能打倒了壓迫者，卻在文化思想上成為壓迫者的奴隸，自己也蛻變成壓迫者。毛澤東希望共產黨在打倒壓迫者之後不當壓迫者，這其實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改造文化。問題在於，毛澤東走得太遠了，回頭一看所有人都跟不上，他就很着急，可他也沒有辦法。在那幾年裡面，他說過很多，但效果不好，表面上他的權威是不可撼動的，所有人都在說毛主席指示我們要如何如何，但實際上油鹽不進。這與今天的情況有類似之處，十七大開完了，精神層層傳達，領導幹部表面上都表態要好好學習，但不代表他心認同了執政為民的理念，真的會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展民生上。精神不進到他腦子裡去，傳達和學習就只是個程序性的工作，喊完口號後該幹什麼幹什麼。在在大躍進之後到文革之前，就出現了這樣的狀況，各級各地的領導幹部，口頭上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實際上一天天在變得像官老爺。用毛澤東的話講，他就像一個死了的活祖宗，牌位還在，沒人敢公開對抗，可是他說的話沒有人真的聽。

所以1966年文革高潮期間，毛澤東在過生日的那天講了一段話：

他們為什麼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麼，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各位，請認真讀一下毛澤東的這段充滿感情的話。很多人一邊高調提倡不要從動機上對他人進行質疑，一邊惡毒地揣測毛澤東的動機。毛澤東發動文革阻擊舊秩序復辟，他們說毛澤東就是想維護自己的權力，自我神化；毛澤東為了中國獻出了自己的親兒子，他們說毛澤東是想搞家天下，讓毛岸英去攢點履歷好接班。那我們就談談動機吧，毛澤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態度，他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他就是如此的高尚，高尚到另人不可想象的地步。即便有人說毛澤東是在撒謊，在演戲，那麼一個人終其一生撒這樣的謊，我也願意當真話聽。

文革是一個複雜的博弈鬥爭。有一個重點要提示一下，很多人說毛澤東挑動群眾斗群眾，變成了毛澤東的一個罪名，毛澤東在這點上是冤枉的。毛澤東不是挑動群眾斗群眾，他是挑動群眾斗官僚集團，轉移矛盾、調動群眾斗群眾的是官僚自身。官僚集團為了自保，會想出各種辦法扭轉鬥爭的方向，當群眾運動的矛頭指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打着毛澤東思想的旗號，蠱惑了另外一批群眾，去抵擋斗他們的群眾，發展到極端就是兩派紅衛兵之間的武鬥。是毛澤東一直在呼籲，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益上的衝突，不要內訌。關於這個複雜的過程，老田做了大量的卓越的研究，有興趣可以去網上找他的文章看。

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時候就結束了，所謂“十年浩劫”是為了對毛澤東進行污名化而派發的另一頂帽子。最後是毛澤東做了妥協，因為那個時候確實是有點天下大亂，又發生了武鬥，軍隊也卷進來了，整個國家的基本秩序出現了問題，他只好退讓了。毛澤東相信，官僚集團剛剛被老百姓斗過一次，經過了一段群眾運動的洗禮，其官僚作風會收斂一點。毛澤東的設計是，文革要七八年搞一次，慢慢來，不必一步到位。【2011註：文革的激烈程度取決於人民對官僚的積怨有多深。在一次群眾運動後，官僚主義必定會受到遏制，官僚在群眾運動隨時可能重來的壓力下，會克制自己的行為，如此，在人民中產生的不滿程度會降低。如果有下一次文革發生，衝突的烈度必定會有所下降。按照毛澤東對文革的設計，群眾運動引發的社會動盪程度將像趨於輕微，最後趨近於零。這就是所謂的“從大亂到大治”。大治是靠群眾的制衡得來的，仍然是“用戰爭消滅戰爭”的邏輯。後來，鄧小平宣布永遠不搞政治運動，在失去了制約之後，官僚集團就毫無顧忌地走上墮落的不歸路了。】

文革的後果是什麼？沒有人可以否認，文革導致了社會動盪和混亂。這個沒有什麼好說的，也沒有人企圖掩蓋這個。但正是在文革結束後，也就是九大後，毛澤東在民主制度設計上做了一些新的嘗試，搞一種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就是說官員不是職業化的，是隨機產生的，誰都可以當官，當官不是靠選舉，而是靠是抽籤，是那種最本質意義上的民主。誰抽到簽誰當官，而且當官不是一個特權，這才叫真民主。文革結束後出現了工人副總理，出現了農民副總理。大家都知道陳永貴，可是1975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選出了12位副總理，其中有些人不那麼著名，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我。前一段時間我從一本雜誌上讀到，原來還有一個工人出身的副總理叫孫健，這個人是天津的，1975年經正當程序成為副總理，1978年沒有任何說法被免去職務。孫健1997年去世了，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當“經營經理”。陳永貴雖然當了國務院副總理，但職位變動待遇不變，比如說陳永貴還在原村里領工分，就是工資待遇不跟着走。這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嘗試，毛澤東企圖切斷當官跟發財之間的關係。陳永貴的工作方式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回村參加勞動，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做調研。有人說，農業也不是農民管得了的，這是亂搞。的確，這是個問題，管農業跟種地不是一回事，可是為什麼不換個角度想一想，不識字的人可以當老闆，他僱傭的人識字就行了，老闆的工作是做決策。同理，農民當副總理也沒什麼問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懂技術性問題就可以了，他需要的是懂農民，知道什麼樣的政策更符合農民的利益

文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有的，但決沒有讓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文革期間一直講抓革命促生產，從來沒有把生產撂下來，要求的是工人在八小時工作之外才參加革命。還要看到那個時候的成就，人工合成胰島素、雜交水稻、兩彈一星等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是文革前後產生的，衛生下鄉、教育下鄉等一系列舉措更是讓農村的公共事業有了極大的改善。

【2011註：文革的歷史很複雜，研究也遠遠不夠，我個人對這段歷史的掌握是有限的。這裡要補充的是一個分析文革和毛主義的理論視角，是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一書中提出的。我閱讀過該書的部分章節，目前手邊沒有原書，只能靠記憶，根據我自己的理解進行複述。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出版於1968年，文革尚在如火如荼中，考慮到作者在研究中所需資料的欠缺，更讓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刻的洞察力。

一個社會是不是民主的，即是不是由人民來統治，最終反映在政權（State，一般對應為國家，但不確切也容易引起誤解，還會出現‘中央國家’和‘地方國家’這種看起來就很怪的詞）與社會（Society）的關繫上，即政權是壓制社會的還是被置於社會的控制之下的。

關於政權和社會的關係，有自由主義的解釋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自由主義從叢林狀態或無知之幕的假設出發，認為人們為了擺脫“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狀態，讓渡出一部分權利，組成政權，所以政權的目的僅在於保護個人的自由不受侵害，是服務於社會的。但自由主義的解釋有至少兩個問題，一，這種解釋是非歷史的也是非政治的，人類歷史的演進不是這樣的；二，這僅僅是一種應然的假設，可以用來批評現實，但沒有能力指導現實。自由主義者們從邏輯起點（即對原初狀態的假設）出發後，很快就忘了這僅僅是個假設，混淆了批評現實的功用和指導現實的功能，甚至將這種解釋當作了對歷史和現實的概括。比如，“民有、民治、民享”到底是描述一個理想的政權的願景，還是對美國現實的描述？很多時候就分不清楚了，用亂了。我個人基本已經拋棄了自由主義，我不認為它具備任何闡釋現實和指導現實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對政權和社會關係的理解，則即是歷史的也是政治的，對人類學成果的大量借鑑就是一例。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權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獲得了優勢地位的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而且，政權和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持續的疏離（Alienation,指原本自然地同屬一體的事物發生疏離的現象，一般翻譯為異化，容易引起誤讀），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便通過民主形式產生的資產階級政權也終將如此，蛻變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壓迫力量。毛主義對政權與社會的關係的理解，承襲了馬克思主義，並力圖尋找到破解政權與社會持續疏離（異化）的方法，即防止政權蛻化為社會的壓迫力量、破壞力量，實現真正的民主，實現社會對政權的控制。

毛澤東的解決方案是，讓黨成為理順政權和社會關係的工具：通過革命的工具（共產黨）實現對政權的捕獲（State Capture），將政權掌握在黨的手中，與此同時，讓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紮根於社會當中,代表社會的利益。即，代表社會利益的黨行使對政權的控制權，政權就被置於社會之下，不會成為一股異化了的惡勢力。這是一個理論上完美的設計，毛澤東將共產黨視為實現民主的工具，當作實現這一歷史使命的擺渡人，所以共產黨不能有任何的私利，而且是要消亡的。共產黨應該起的作用生動地體現在他的詩句中：“待到山花爛漫時，他在叢中笑。”

這個理論上完美設計有一個最脆弱的地方，就是群眾路線。黨控制了政權，不會有主觀意願放鬆，但黨有擺脫群眾路線的衝動。一旦黨脫離了群眾，不再代表群眾的利益，毛主義的政治制度就徹底變質，黨成了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對政權的掌握壓迫社會，結果就變成一個最糟糕的體制。從1950年代出現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離群眾的現象，毛澤東看到了這一發展的趨勢，他放狠話，說共產黨有可能法西斯，到時候還需要人民起來打到他。美好的東西都脆弱，正如武林高手都有自己的命門，毛主義的脆弱之處就在於難以持久保持群眾路線的純潔性，群眾路線就是毛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

共產黨背離群眾路線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他把黨作為文革的首要對象，讓群眾起來如洪水一般將黨淹沒，力圖以此做到讓黨不脫離群眾，維護政治體制的完整，捍衛民主。

這是我對舒爾曼闡釋文革的理論框架的粗淺複述，我個人深深嘆服於舒爾曼的洞察力和理論解釋的能力。在舒爾曼的觀察出版快半個世紀之後，仍然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簡單地把文革描述為毛澤東的權欲薰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他們的淺薄無知和道德情操方面的下作是多麼的可笑。

順便說一下鄧小平。左派譏笑他不讀書不看報，什麼都不懂。可能不是這樣，鄧小平是個高手，做一副大智若愚的樣子，貓論和摸着石頭過河看似淺薄，可他準確地看到了毛主義最脆弱的地方，以“永遠不搞群眾運動”一舉摧毀了毛澤東建立的體制。其他的淺薄之論可能只是障眼法吧。】

第八部分：毛主義失敗的根源及其負面影響

毛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奮進的精神，將永存；但毛主義的實踐失敗了。失敗的標誌是1976年的那場變故，也就是所謂的“粉碎四人幫”。當時，毛澤東屍骨未寒，他的失敗就更顯得淒涼了。

探究毛主義失敗的根源，我想還是那句話，美好的東西都脆弱。為什麼這樣講呢？首先，大眾政治固有的頑疾是群眾運動總是會過頭，這從網上那些罵人的帖子就能反映出來。當大多數人都捧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未必那麼好；當大多數人都在罵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也沒有那麼壞。我在讀勒龐寫的《烏合之眾》的時候，真是看得心驚肉跳，大眾政治里有它固有的負面的東西。

其次，在大眾政治裡面，任何嚴肅的東西都會被解構，嚴肅的意義會被消解。比如說孔慶東在一次演講裡面提到這樣一個掌故，有一段時間，人們在說話之前要先講一句毛主席語錄。在一個連隊，司務長年終總結的時候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嗨，又虧了。然後大家就不幹了，你這不是胡鬧嘛，毛主席什麼時候教導我們這句話？他說真教導過啊，翻開書看看，毛選第一卷第六頁，也是毛選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在談到中產階級的時候，毛澤東寫到，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嗨，又虧了。這是毛主席語錄嗎，說不是也不對，說是吧也不對，就只好當笑話講了。在毛澤東自己的寫作中也提到過類似的例子，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寫到，“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裡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着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小孩打架跟帝國主義有啥關係呢，但現實中嚴肅的政治話題就是會這樣亂用，被消解掉其嚴肅的意義。當然，毛澤東在敘述的時候是帶着讚賞的口吻的，在他看來這種現象是屬於“好得很”的。

再次，大眾事實上並沒有毛澤東認為的那麼純潔，他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實群眾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孔慶東說，在對人性的觀察上，魯迅就比毛澤東看的更深刻，所以也就更悲觀，讓魯迅來設想革命勝利後的情形，華老拴、華小拴、阿Q這種人當領導幹部，祥林嫂也弄個婦女主任當一當，這樣一群人當幹部，來管理這個社會，會不會是美好的呢？非常可能並不美好。魯迅想到了這一點，可能也就泄氣了，所以他強調要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是否想到這一點呢？肯定想得到，但他不泄氣，他是叛逆到底的，看到悲觀還繼續保持樂觀，這才是真正的“反抗絕望”。

最後，人民大眾在政治上不覺悟，政治敏感度低。還要參照老田的概念，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扁平化的社會，他把社會壓得足夠扁，把底層人往上抬，把上面的人往下壓，表現出來的是，大家的差別沒有那麼大。那麼對底層老百姓來講，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受苦受難受窮，所以他覺得現在比以前好了，就很滿意了。可是精英階層，包括那些想打完天下坐天下的人，他們的期望值很高，對這樣的社會就非常的不滿。故而，在變革社會的這一點上，兩邊的動力是不一樣的。那些本應該起來造反的窮人，他們是沒有動力造反的，反而是那些被造反的對象，他們是有很強烈的欲望要改造這個社會，改成像今天這個社會，權貴高高在上，把老百姓踩在腳下。那個時候的大眾沒有實現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化，對自己的階級利益沒有清醒的認識，才會被官僚集團利用。【2011註：新華社的熊蕾前輩跟我說過，文革的時候她上中學，當時人們都覺得毛主席瘋了，哪來的走資派啊。事實已經證明，不是沒有走資派，是毛主席看到了，別人沒看到。】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澤東的理論體系不夠嚴密，他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而且隨着形勢的變化思想也在變化，有時候讓人無所適從。在毛澤東已經轉變了的時候，有些人沒有跟上來，就出了一批犧牲者。毛主義本身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跟馬克思主義差別很大，但是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就把馬列主義放在前面，跟毛主義一起出現，所以出現了很多的混亂。最要命的是他的這個體制需要依賴他個人的權威和聲望，是不具備可持續性的。毛主席死了，他這個體制也沒有了。斯塔爾概括得很好，“事實上毛澤東創造了一種沒有政治理論家就將失去政治功能的政治理論。”

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正面的精神遺產，比如對平等強烈的訴求等，也留下了負面的精神遺產。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製造了全社會巨大的虛無感和失落感，為後來普遍出現的政治冷漠和玩世不恭埋下了伏筆。理想主義的情懷在1980年代還有點延續，但是八九事件徹底的把這種理想主義給撲滅了，整個社會陷入了虛無感和失落感，對政治不關心，對我們是否要探索出人類可以走的另外一條道路失去了熱情，幾乎徹底地放棄了民族意識，抹煞了歷史，調頭撲進西方的懷抱。文革時還把對人的道德要求提到過高的程度，反面的結果是，所有人在內心裡都可以視規矩於無物，反正那個標準誰也達不到，那就無所謂了。【2011註：當然，這是極左，不是文革的核心本質。但極左也是文革的一部分。】直接促使社會道德崩潰的是貓論，我認為是文革為這個社會的道德崩潰埋下了伏筆。

講了這麼多對毛主義和文革的理解，但也有一些時期是我個人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解釋的。比如，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鬥爭為什麼那麼過頭，比如說像高崗事件、彭德懷事件，動輒定成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從跟上進行否定。其實高崗那個事兒，跟反黨不反黨沒有關係，就是一個人事鬥爭，高崗是不服氣劉少奇的，他覺得劉少奇你算老幾，我資格比你更老，我能力比你更強。他覺得雖然不反不了毛主席，跟劉少奇鬥鬥還是沒問題的。毛澤東選擇了支持劉少奇，那個時候在培養劉少奇做接班人，但把高崗撤職，或者調去做個閒差就可以了，何苦定性為反黨呢。大眾政治會過頭，黨內的人事鬥爭、派系鬥爭為什麼也要搞這麼過頭呢？我目前還解釋不了。

第九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價值

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中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價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來的歷史，已經清楚地說明，毛澤東是個先知，是個偉大的戰略預言家。歷史正是沿着他所預見到的、並且曾經想竭力避免的那個方向行進的。毛澤東身後的歷史表明，他當年對局勢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他說，XXX的確是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判斷對不對？對。當年他害怕官僚集團會變成新的剝削階級，官僚集團有沒有變成新的官僚剝削階級呢？已經變成了。如今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在絕大部分的程度上背離了毛澤東當年建黨的路線……

……

毛澤東恐怕是有史以來得到讚美最多的人，也是得到咒罵最多的人，尤其是在他的身後，髒水接連潑向他。怎麼來認識今天國際國內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我主要是參照羅伯特•韋爾的觀點。第一，西方視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威脅，如果中國一直像今天這樣堅持給美國當孫子，那麼還好，西方人最怕的就是中國再揀起毛澤東那一套，重新毛化，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國際資本的力量在推動，才產出了張戎的那種書，李志綏的那種書。第二，官僚集團也害怕左翼思潮的復興，害怕知識分子再次和工農走上聯合的道路……第三，從全球反帝反資本主義的角度，毛澤東幽靈的復活意味着“歷史終結論”的破產。這是國內國際對毛澤東誣衊的聲音不斷，不停的在製造誣衊的根源。毛澤東思想仍然有生根的土壤，所以要徹底斬斷毛澤東思想復燃的可能，把他個人妖魔化，把他的實踐和理論妖魔化，把他刻畫成一個連鬼都不如的人，讓所有人都要拋棄，這樣對某些人來講才是安全的。

毛澤東離開我們那麼多年了，我們可以重新聽聽他當年講的話，再次思考到底是什麼意思。改革開放改了這麼多年，一直高叫着絕不能走回頭路，但是已經把奴隸制都改回來了，這算不算走回頭路？山西出了黑奴工事件，其實不光是山西有這個問題，在山西曝出來之前在別的地方就已經存在了。一位在雲南的朋友給我講過這樣的案例，這位朋友曾經到農村做過一段時間的支教教師，有一個學生寫作文，說他表哥被騙去到黑磚窯幹了一年多的活，那個磚剛燒出來的時候是多麼的燙，但還得背，把後背都燙壞了，後來好不容易被好心人救出來，但已經變成傻子了。這位朋友看得直樂，問學生說，你是不是看《包身工》看多了，直接抄的吧？學生說，不是抄的，這是真事。於是她就去這個學生的家裡去看了，真的是那樣。奴隸制現在都回來了，這個社會倒退已經到什麼程度了！另一個朋友前幾年跟我說過，他又看了一遍《紅燈記》，覺得《紅燈記》控訴的就是今天啊，那個時候控訴的東西今天又回來了。他是一個反毛的人，他也這麼說。

現實是會教育人的。毛澤東時代宣揚的一些東西，當時的人們也許還無法理解，但對照今天的現實，一切都生動起來了。那個時候批評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今天看，算不算對的？這個東西是不是活生生展現在我們面前？中國搞市場換技術，拋棄了自主研發，結果市場讓出去了，把自己的品牌也弄死了，換回來了什麼了？什麼都沒換回來。【2011註：我們要萬分感謝西方對中國航天領域的封鎖，這樣我們才能有完全自主的航天技術，否則航天領域也完了。】什麼叫“資本主義復辟就意味着工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看看新聞，有多少“霓紅燈下的哨兵”，下崗女工去做妓女，為了供孩子上學就要賣淫，收了假錢還不讓孩子用，最後被掐死事情，事情才暴露出來；多少打工仔在血汗車間裡遭受剝削，留下殘疾或者嚴重的疾病；有些農民家庭，孩子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當爹的就上吊了，因為供不起。這就叫“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什麼叫“反動學術權威”？看看茅于軾、厲以寧、張維迎這一批人，還不明白什麼叫反動學術權威嗎？時寒冰有篇文章罵得夠徹底，他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不能授給禽獸。茅于軾那麼大年紀了，我真是佩服他，堅持不懈地胡說八道，這叫什麼精神？這叫革命的大不要臉精神！

在這個新的時代下，在這個新的剝削階級當道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工人是需要抗爭的。他們第一需要理論資源，第二需要精神上的寄託，毛澤東就是他們的寄託，毛澤東思想就是他們的理論武器。來自香港的潘毅教授是做工人研究的，她跟我說過，在那些打工者為了鬥爭而寫的材料裡面，每一篇東西最後都要提毛澤東。這麼說，就容易理解現在為什麼有些人害怕毛澤東，詆毀毛澤東，千萬不要讓他復活，因為一旦他復活對某些人來講就是一個災難。【2011註：2009年夏，為了寫碩士論文，我閱讀了一些研究當代工人運動的英文論文，發現海外的學者做了很多的調查，表明在國企下崗的高峰時期發生的抗爭，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鬥爭武器的，領頭人基本上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他們在組織和宣傳上使用的政治技巧都是造反時學來的。我深刻地體會到，為什麼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演習。如果沒有這場演習，這些工人在面對不公的時候，就沒有任何抗爭的可能，因為他們根本不懂所謂的“法治”話語。】

對照今天工農的狀況，再想想毛主席當年對工人農民的教導。他讓我們不能只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要時刻要警惕。紅衛兵發生武鬥，他告誡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沒有必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派。當年好多人都不明白，今天終於有人回過神來了，北海公園有一群退休工人唱紅歌，把《敬愛的毛主席》的歌詞給改了，原詞是“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要對你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要對你唱，千萬顆紅心向着北京，千萬張笑臉迎着紅太陽”，他們改成，“我們有多少慚愧的話要對你講，我們有多少感激的歌要對您唱，您的苦心我們今天才明白，您關愛我們的心天高水長”。這些老工人終於明白了，當年毛主席為什麼要讓我們起來造反，為什麼要讓我們擦亮眼睛。

毛澤東晚年自我概括，說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個是把打到了老蔣，一個是發動文革，前一件支持的人多，後一件支持的人少。他還跟斯諾講過，什麼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啊，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詞，就是教員。他晚年集中在做的，是從精神上、理念上不斷的在教導工農，要有政治意識，要做好鬥爭的準備。今天，有些人明白過來了，當年毛主席告訴我們的話是對的，但是已經晚了，能剝奪的差不多都被剝奪乾淨了。但也有些人，多數人，還不明白。我希望通過這些文字為他們提供一點理解的線索，是否能起到作用，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十部分：結語

對毛澤東的理解首先就是立場問題、情感問題，完全不帶感情色彩很困難，只有堅定地且徹底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對世界不抱有幼稚的幻想，才能真正進入毛澤東的世界。

毛澤東是所有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人民的領袖和精神導師，只要這個世界上一天有壓迫和不公正在，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就會一天活在人們的心中。

毛澤東是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敵人，只要這個世界上一天有壓迫和不公正在，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就會一天受到誣衊。

毛主義的實踐失敗了，未來也不可能原樣重新來過，但在資源緊張、衝突不斷、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日益深化的歷史時刻，如果人類想要自我救贖，必定要回到毛澤東那裡尋找靈感，毛澤東思想將在未來200年中照亮人類前進的路程。

正如毛澤東在1927年所說的，“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事，都將在他們的面前接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取捨。站在他們的前面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的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此都有三項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參照這句話，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年的今天，在這個歷史已經被篡改、是非被混淆、善良被蹂躪、醜惡被張揚的時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批判性地重新認識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批判價值，我們是選擇這樣一條路，還是跟隨着對毛澤東思想誣衊的聲音隨聲附和不求甚解，這也是每一個關心社會的青年人在今天需要做出的一個選擇。

最後，引用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一段：“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為中國人民不懈奮鬥的光輝一生中，毛澤東同志表現出了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和傑出高超的領導才能。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壯麗歷史畫卷中，在祖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為一代偉人的風采。他不僅贏得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敬仰，而且也贏得了世界上一切嚮往進步的人們的敬佩。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是的，這是官話，卻是難得的正確的官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