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評蔡英文當選：說說民進黨成功的選戰動員策略及其長期後果

老田 · 2016-01-26 · 來源：烏有之鄉

“台灣的選戰動員及其後果，在兩岸帶來非常大的認知落差，對於那些通過選戰動員完成自身身份認同塑造的 “台派” 人士來說，選舉民主依然挺好; 但是，對於大陸這邊很難為那種身份認同所塑造的頭腦來說，選戰動員所憑藉的敵意經營和身份認同塑造，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歇斯底里大發作，正面價值近乎為零。”

冷評蔡英文當選：說說民進黨成功的選戰動員策略及其長期後果

老田

台灣的選戰動員及其後果，在兩岸帶來非常大的認知落差，對於那些通過選戰動員完成自身身份認同塑造的“台派”人士來說，選舉民主依然挺好;但 是，對於大陸這邊很難為那種身份認同所塑造的頭腦來說，選戰動員所憑藉的敵意經營和身份認同塑造，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歇斯底里大發作，正面價值近乎為零。雖 然大陸依然還有些酷愛民主的自由派人士，勉為其難地著文力推台灣的選舉民主，不過，就行文方式和口氣看，越來越顯得底氣不足。

同樣的事實和政治過程，為什麼帶來如此大幅度的不同認識呢?本文試圖對這個日益加大的認知落差，做出一點初步的分析。

一、選戰投機與敵意經營策略

不管怎麼說，觀察實踐及其後果的學習方式，永遠是思想進步的必要路徑。近二十年來，大陸民眾近距離觀察台灣的選舉民主，就老田近距離接觸的情況看，不管其 本人的政治傾向是左還是右，依然能夠保留好感的人士，確實不太多。原因在於：選舉民主在台灣的實踐中間，墮落為營造並經營“群體敵意”， 然後政客在製造出來的敵意氛圍里選邊站，說自己將要如何服務於本方陣營，以此去廉價地營造出為人民服務的形象。也就是說，大陸民眾看到的台灣選舉民主，最 重要的特點是政客及其鐵杆支持者先是製造出群體敵意來，並在此一基礎上販賣自己將如何鐵心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承諾，以此騙取選票。

台灣選舉民主進程中間，被製造和經營的群體敵意，可以粗略地分為先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製造“省籍情結”和所謂的“台灣悲情”， 政客們說自己代表本省人利益和要更多地為本省人服務，在這個被製造和經營的群體敵意中間，政客的承諾得到認同於某種身份政治的群體的共鳴，由此，帶來了勝 選的機會。第二個階段的敵意經營方式，有所變化，這一次放開了對省籍情結的鎖定，開始進行隔岸敵意的經營方式，結果和原理都一樣，這也不代表民進黨想要繼 承國共內戰的世仇和遺產。應該說，選票誰多誰少是一種零和性質的博弈，不帶來實質性的損害或者收益，同時政客們自身也並不拿製造出來的敵意當真，更不必說 為此採取相應的對策了，但是，選戰中間被製造出來的敵意瀰漫整個社會，卻會帶來社會成員之間造成不必要的疏遠和裂痕。

據專家說，台灣政客經營省籍情結基礎上的敵意，與台灣戰後的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國民黨轉進台灣之後，進行了土改，剝奪了親日本的皇民地主群體的土地，由此激發了帶有傳統貴族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那種古典的階級對立(法國大革命時期最為典型——貴族與第三等級之間)，這個階級仇恨在選舉政治時代所需要的敵意經營策略中間全面激活了，不過，拿這個古典的階級利益衝突作為敵意經營基礎，並不代表民進黨要在工業化時代自居老朽的土地貴族代言人(更何況那個土地貴族群體只剩下記憶，迄今已毫無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有人開玩笑說，所有的本省人(先於老蔣轉進時限的台灣人口，老蔣來台時已經繁衍出約600萬人)和外省人(跟着老蔣轉進台灣而大批來的，一次性來了超不多177萬)，其實都是外來人口，只是來台的年份有先有後而已，真正的本省人只有那些被稱為原住民的人。

如果僅僅是台灣選舉進程，鎖定敵意經營模式無法超越，顯然，尚不足以打擊大陸民眾對於選舉民主的全部信心。問題在於：全球的民主特別是美國的成熟期民主， 也是長期在這個路數上運作，歷史更為悠久和綿長。在蘇聯解體之前，美國每到選舉年，就會發起一場政客與媒體聯手經營的反蘇狂潮，1991年 蘇聯不幸解體了，此後每到美國的選舉年就會出現一場敵視中國的反華宣傳狂潮。不過，這件事也不完全是負面的，至少，從中國上升為美國最合格敵人的宣傳地位 上，就很有正面價值。中國成為美國選戰中間的第一敵人，不管是因為中國國力的後來居上，還是因為蘇聯解體而水落石出，畢竟咱們在全球格局中間的地位還是有 所上升，事實難道不是這樣的嗎?美國選舉年政客們經營敵意的手法，雖然敵人對象會因時因地而變，但是製造並經營群體敵意的手法卻永遠不變，這與台灣選舉過程的敵意經營手法，相互印證之後，共同打擊了大陸民眾對選舉民主的信心。

應該說，是民進黨而不是國民黨，在選戰中間更好地繼承了美國黨派競爭的政治智慧，還因此取得不小的成績，因此，也就相應地上升為美式選舉民主更具闡釋力的 代表勢力。也就是說，在大陸民眾眼裡，不是國民黨而是民進黨，成為更能夠體現選舉政治本質的現象，更能夠幫助人們理解什麼是真正的選舉民主。而民進黨以自 身的言傳身教，給大陸民眾上了一堂生動民主教學課，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當然是負面的效果——下課後許多大陸民眾都覺得這個樣子的民主確實不咋的。非常不妙的是，大陸民眾最關注的選舉實踐，在當今世界上，除了台灣就得數美國，恰好這兩個典型的表現都一樣惡劣，非常不利於大陸的自由派人士擴張其社會影響力。

在理念和價值觀方面，經營敵意和製造分裂的路子，與古老的“大同”理念是格格不入的，這就很難贏得中國人的多數贊成。大同並不是一種虛妄的幻覺和執念，而是在深刻的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戰爭成本最小化”的 理性目標追求，在先秦時期就已經相當穩固了，兩千年以降每逢一次亂局，人們就在老經驗基礎上加上新的註腳，使得大同理念越來越穩固並且日益難於挑戰了。費 孝通作為共產黨認定的右派，有着自己的獨立學術理論，他也感到沒有辦法否定大同，非唯如此，他還從這吸取理論營養並推陳出新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在 費孝通話語權和地位上升的同時，毛澤東則從偉大領袖和導師的地位上，下降為自由派人士眼裡的土共頭頭，但土共也一樣不否定大同理念，不過他是以農民的語言 稱之為大團結而已。在土共毛頭頭掌權時期，他把大同具體化的口號掛在那堵紅牆上，前些時去看了看，口號還掛在那。毛頭頭在土共內部的政敵們，先後換了幾 代，都沒有公開否定世界大同的理念。

土共頭頭對天下大同理念，所做的土裡土氣的重述

二、選戰動員對於民眾政治認知的負面影響

大陸最著名的小學教員毛澤東對於選舉的最大擔憂，就是選舉不能夠帶來群眾政治能力的提升，這相當於是把投入的選舉成本看做是收益為零。再還有就是擔心知識分子投機：“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於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上面那段話在大陸很有名，是差不多九十年前寫下的，毛教員說選舉天然適合口才便捷的知識分子投機，這種形式的投機能不能夠超脫出去，才是評判選舉民主最為 關鍵的問題。大陸民眾看了看台灣的選舉，覺得除了投機還是投機，二十年一貫制，跟九十年前井岡山山旮旯裡頭的投票狀況沒有啥子區別，談不上一絲一毫的進 步，因此很難留下好的印象。再對照美國的選舉戰和投機，性急的人差不多已經得出了結論：選舉除了激發出惡性投機之外就沒有別的正面價值了。更有性急的左 派，認為根據台灣選舉經驗，又可以有根有據地喊一聲毛澤東思想萬萬歲了。

老田個人相信，蔡英文受到過良好的學校教育(也許還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個人教養想必能夠達到普通成年人的平均水準，但是，為了選戰需要她竟然為自己贏得了一個“暴力小英”的匪號。換言之，為了選戰中間潛在的投機性政治收益，蔡英文選擇在自己的教養水平之下行事(這裡就不對照陳水扁肚皮中槍的故事情節了)， 連一個品行正派、行事穩重的成年人要求都無法信守了。這說明選戰中間所隱含的投機收益，極度有害於善良風俗和個人品行的維護，更為可怕的是：這一切都在選 舉民主的大義之下，被強行正當化了，得不到善良民眾恰到好處的批評指正。個人的低水準選擇，還得不到外在的輿論監督，這樣的情況，肯定不會有利於候選人提 升其道德水準。從儒家以降，中國民眾非常相信私德與公德的一致性原理，儒家內聖外王主張的內在邏輯就在於——一個人只有其私德提升之後，才有可能在公德方面提高;雖然很多民眾不願意多嘴多舌，公開說些什麼，但是，“暴力小英”和“疤肚阿扁”在道德方面，是很難得到普通民眾高看的。

准此，大陸民眾很容易信服李敖對台灣選舉的判斷：沒有好蘋果，剩下的只是比爛，看哪一個爛的更厲害些。並且，由於投機收益的實際分布狀況，客觀上引導者候 選人的行為，這使得很多大陸民眾反而傾向於把李敖的結論向前推進一大步：選舉及其敵意經營的投機手法，使得蘋果腐爛程度擊穿了最起碼的人倫底線。要不是選 舉投機的需要，蔡英文和陳水扁應該不會那樣公然地以自己的行為，去挑戰道德和人倫底線，肯定會有足夠的衝動去選擇做一個正派人。

在選戰對於道德和風俗的損害之外，民眾理解政治事務和參政能力上升，也是值得努力爭取的目標。九十年前，毛教員擔憂的還僅僅是“群眾得不到政治訓練”故未能藉此提升政治能力，這個很有點“勢利眼”的味道——選 舉中間的人力物力投入卻沒有產生所需的正面收益，就此開始質疑選舉的作用了。今天看起來，毛教員那個看法，實際上過於苛求選舉政治了，台灣選舉和選戰動員 最可怕的事情，在於劣化了人們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也就是說，因為選戰動員的輿論作用，人們理性地分析政治的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因此下降了。以此而論，對 於大陸民眾來說，選舉民主制度還是否能夠接受，端視其願意接受多大程度的選戰毀壞效果——選戰動員對於民眾政治能力損害的幅度。願意無下限地接受選戰毀壞參政能力的人士，大陸還是有的，不過不太多就是了。

為什麼選戰動員的關鍵邏輯，不是去提升人們的政治知識和能力，而是採取相反的選擇呢?這 需要觀察選戰動員策略中間的成本過濾機制和風險過濾機制，這兩個過濾機制足以把提升選民參政能力的各種策略選項，徹底扼殺乾淨。在台灣的二十年選戰中間， 先是通過省籍情結、現在是通過強調外部敵人，重新製造出選民的身份認同，而身份認同的製造過程及其思想資源，不能夠憑空設計，肯定要涉及到民眾的心理感 受、歷史記憶以及對現實政治的想象力，而製造身份認同的成功程度通常與選舉團隊透過這些因素、成功地操縱民眾心理的程度有關。之所以政客在選戰動員中間， 總是把經營敵意作為首選，關鍵在於這是廉價地製造出虛假身份認同的必由之路。選戰動員過程中，如果想要把民眾的政治學識和參政能力提升一步的話，教育和培 訓成本會極高極高，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政黨都付不出的高成本;因 此，選戰動員通常只與投機性地創造出某種偏激心理和情緒的成功性相關，敵意經營就很符合這種需要，把某種偏激情緒或者心理在選戰動員中間推廣開來並被民眾 接受，製造出與本黨候選人承諾一致的身份認同，這才是首要的目標。結果，是敵意經營而不是真知普及，成為選戰動員的首選策略，這可以稱之為“成本過濾機制”。

選戰動員永遠付不出真知提升的高成本，只能夠製造出某種符合需要的偏激情緒和偏激情緒基礎上的虛假身份認同，有了身份認同(哪怕是虛假的)就 可以保障選戰動員投入的成本，與預期的政治收益相互鎖定，因為製造出來的身份認同較容易與候選人先在的選舉承諾進行一致性鎖定，從而把選戰動員的投入與選 票收入掛上鈎。畢竟，選民的真知提升，並不能夠保證其必然地贊成本黨候選人，這相當於知識普及只能給選舉後果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風險損失對於任何一 個選舉團隊來說，都是難於接受的無收益投入(有可能忙了半天反而有利於對方)。成功的選戰動員製造出身份認同之後，政客只需要通過廉價的表態和承諾與那個認同保持一致，就能夠與獲得某種身份認同的選民的“打心眼裡贊成”。為了選戰動員投入成本具有可靠的政治收益，降低風險是必須的，而真知的普及過程往往無法降低風險，有且只有製造新的身份認同，才能夠保證選戰投入成本的後期收益。降低前期選戰動員投入的風險，這個方面的考慮老田稱之為“風險過濾機制”。

分析了選戰動員的成本過濾機制和風險過濾機制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選戰中間，民進黨的勝選在於其選戰動員策略很成功——在敵意經營方面找到了合適的低成本和低風險身份認同製造策略，這就保障了民進黨的選戰動員過程比國民黨有更好的投入收益比。許多台灣選民在累年的選戰中間感受到了大力度的敵意宣傳，並由此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樣的身份認同一經確立(不管是早期的省籍情結，還是後期的大陸敵人)，就會自發地鎖定選舉過程的選票投向;而國民黨在選戰動員過程中間，所強調的大陸會在蔡英文選項後怎麼怎麼樣，這就近似於為民進黨幫腔，反而有利於選民確立蔡英文所需的身份認同，這大概是為什麼有人說蔡英文“躺着選”也 能夠選上的原因。選票的綁定原理就是這樣在選戰動員過程中完成的：選戰動員需要造成出選民的身份認同，候選人贏得選民支持只能夠通過這個新製造出來的身份 認同來綁定，贏得或失去選票就通過候選人的政治承諾與被製造出來的身份認同的一致性來決定。齊澤克說資本主義宣傳的成功，是使得資本主義這個詞彙不再被廣 泛使用了，民進黨選戰動員的成功也體現在身份認同的塑造方面，今天，那些認同民進黨的民眾已經不再認為自己是持有台獨主張的獨台分子了，而是“台派”。

國民黨無法在民進黨選擇的敵意經營策略上，提出更有效的敵意經營策略，這是其選戰過程每況愈下的原因所在。國民黨如何調整自己的敵意經營策略呢? 難道要恢復“勿忘在莒”“光復大陸”的老蔣口號嗎?實際上，即便國民黨恢復那個頗具雄心壯志的口號，恐怕對民眾而言也沒有多少吸引力了。1990年代，老田在一個台灣老闆手下打工，這位老闆評議國民黨當時的大陸政策是“神經病”，還說台灣流行一個說法：“台灣人不能到金門看廈門，但是可以到廈門看金門”。也就是說，國民黨很難找到一個幫助選民塑造另一種有利於自己勝選的身份認同來，死硬地堅持了幾十年的國共敵對政策，被共產黨的單方面開放政策乾淨徹底地瓦解掉了，在民眾心裡變成了一個笑話，此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了那個僵硬態度，這才是那個所謂的“九二共識”出籠背景——國民黨死挺都挺不下去了。國民黨的選戰困境可能還意味着：在特定的歷史、地理和政治條件下，敵意經營的有效策略只會出現一套。乙方選完了之後，甲方就沒得選了。

選戰動員策略，以敵意經營和製造虛假身份認同為上策，這樣每經過一次成功的選舉，其後果就是：按照選戰要求提高了自身投機性的候選人及其團隊(或黨派)， 現在面對着一個經過選戰動員成功改造好的選民群體，雙方的投機就好像是通過選舉之後進行了相互鎖定一樣，任何一方都不能夠因此掙脫投機的相互作用過程和鏈 條。老田把這個選民和候選人之間的投機方向一致性，稱之為雙向的投機互鎖。只要投機互鎖態勢一經形成，那些在選戰動員過程中間被製造出來的話題和解釋，充 滿了人們的頭腦，往往在人們能夠理性地提出問題、分析損益並據以做出選擇之先，早已經根據投機互鎖就得出了不容挑戰的結論。選戰動員與投機互鎖，會在人們 的頭腦中間形成思維定勢：人們在思考之先就早已取消了真問題，更不要說做出靠譜的風險和收益分析了。

三、選戰動員扭曲民眾政治認知的後果檢驗

敵意經營和身份認同塑造，都會最大限度地簡化人們對政治知識和政治信息的需求，出現一個簡單明了的二元對比——我 們和他們的不同，真實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利害關係就完全被抽掉了。結果，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與衝突，在思考中間統統沒有了地位，只剩下高貴與卑劣、正義與邪 惡的簡單對照。也就是說，通過成功的選戰動員，民眾獲得了一種身份認同，此後，思考政治變成了首先從身份認同出發做簡單選擇，理性的利害計算再也難於獲得 應有的位置了，而且，這樣的民眾心理經過投機互鎖機制，對於具有專業知識的政客一樣要起到制約作用。政治選擇，哪怕是極為重大的政治選擇，都最後變成了沒 有理智和理性一席之地的高貴領地，就這樣，政治變成了不需要理性的場所。

汪暉在分析台灣學生發起的“太陽花運動”指出：

“對 新生代來講，核心的問題就是，如果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包括這些學生運動，最終達到的結果就是加入美日為中心的霸權結構的話，那等同於自我取消其合理性。果 真如此，他們雖然年輕，卻可能是過去時代的迴光返照，而非代表真正的未來。美國重返亞洲與日本解禁自衛權都是以創造區域性的新冷戰為指向的，也都是以經濟 中心與軍事中心的分離趨勢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台灣的新社會運動面臨一個政治抉擇：他們是要作為霸權的附庸造成一個新冷戰格局，還是重新思考 ‘中國’、探討爭取台灣社會的自主與平等的鬥爭與大陸探尋新的社會道路的努力之間的重疊關係?” 【汪暉：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載《文化縱橫》2005年第一期】

對於那些發起並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大學生來說，他們自己並不存在選舉投機的切實需要，而是根據自身的身份認同做出簡單而明確的選擇的，也就是說，我們是什麼 人就已經決定了我們怎麼選，至於講道理，那個好像沒有什麼必要，也不太想要聽道理。正是在這樣的人群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民眾中間那些最具有政治熱情和 參與意識的群體，他們是怎樣思考和參與政治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樣本。正是從這些人的身上，我們只看到被選戰塑造的身份認同起作用的效果，看不出這 些“非政客”理性思考政治選項的任何依據。在老田看來，如果台灣的民眾或者政客真希望參與美日軍事同盟並作為其附庸(或者充當反華前鋒)，以此去確立自身的獨立地位或者其他政治目標，這個倒是無所謂，關鍵在於，要具備起碼的理性頭腦，在事先就能夠把握問題的實質，去分析此一選擇所隱含的風險、成本和收益，然後，再得出靠譜的結論。

台灣的選戰動員過程，主要是通過廉價地製造“我們”和“懷有敵意的他們”，並在這個過程中間拔高自己以獲取某些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心理報酬，諸如自己是持有民主自由等正面價值的先進人等，敵方是毀損或者不重視普世價值的劣等人種。在選舉過程中間，對“懷有敵意的他們”所做的界定和矮化塑造，會在很多重大政治選項抉擇中間，驅逐掉理性的思考和分析過程。台灣這個選戰動員的邏輯及其後果，其實與希特勒德國時期的策略一樣，宣稱日耳曼民族最為優秀，其他民族特別是猶太人是劣等種族。

台灣的選戰動員後果，也一樣在人們的心理認知中間，塑造出一個“高貴的我們”和“低劣的他們”的 二元對比，正是在這個被製造的二元對比中間，候選人鎖定了那些完成了身份認同再塑造的部分選民的選票。同時，由於相當部分數量的選民身份認同的塑造完成， 會相應地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此後台灣對重大政治選項的理性思考和分析，會遭到二元對比定勢思維的遮蔽和替代，很多至關重要的重大政治抉擇就很難再做出理 性的比選，而只會根據選戰動員完成的二元對比去選擇，幾乎不需要經過頭腦分析就直接由身份認同塑造的“本能”去決定了。不得不說，身份認同塑造的成功，導致了民眾的政治想象力和政治分析能力的萎縮。

四、成功的選戰動員在超越台灣地域後的政治效果

在老田看來，所謂台獨或者獨台，其實並無實際的政治意義。這種與身份認同相關的政治選擇，並無實際根據(其實也不需要實際根據)。主要是服從於選戰動員需要而被製造出來並無節制放大的。但是，在台灣小區域中間，成功的選戰動員，卻在大陸民眾中間也炒熱了統獨話題，拉升了民眾對於台海局勢的關心度。

在現實的世界格局中間，對於大陸而言，台獨與否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關鍵在於：今天放棄了毛周時代直接選擇與美日軍事同盟“扳腕子”的正面對抗策略。 在選擇正面對抗的戰略中間，台灣不要說玩金雞獨立、就算是翻筋斗也毫無影響，所以，1970年代毛澤東對基辛格說“台灣事小、世界事大”——那時台灣選擇與大陸敵對還是和好，不影響大陸的安全戰略選擇和成本。鄧小平之後，中間經過所謂的“韜光養晦”，到後來構建並不存在的“戰略夥伴關係”，這個時期台灣才成為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喪失了與美日同盟正面對抗的戰略意志之後，台獨才會冒出來成為一個問題，這是前提條件。

滿足了上述前提之後，依據老田的理解，台獨對大陸要構成一個問題，依然還需要三個條件同時成立：一是台灣大多數居民是漢族(如果是大和民族或者白人，都不成為問題)，二是台灣的地理位置(如果在日本列島後方或菲律賓後方就不構成問題)，三是美日軍事同盟具有軍事優勢(若我強敵弱就毫無問題)。 在以上三個條件任意去掉一個，台獨也就不構成問題了。正是由於這三個條件在短期內無從改變，因此台灣政客的投機選擇，會損害大陸的低成本安全戰略，由此造 成國家利益的巨大損失。而這三個條件同時存在，意味着台灣政客有了做投機選項的資本，而美日同盟的軍力超過大陸的力量對比現實，又使得台灣政客做投機選項 的概率很高。如果大陸具有軍力優勢，台灣投機與否並不構成問題，甚至台灣選擇倒向大陸一邊的投機可能性更大。

所謂反對台獨，其真實目標是要求一個台灣不得在大陸與美日軍事同盟的對抗過程中間，選擇任意的“投機選項”，舍此之外，台灣政客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撼動咱們的國家利益。對於大陸而言，台獨還是台不獨是次要問題，在美日同盟具有優勢的情況下，台灣的投機選項才是問題，大陸實際上只需要一個台灣絕對保證不投機的“可置信承諾”。在毛周時代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戰略中間，對於大陸而言，台灣是否成為反華前哨毫無意義，蔣介石有限的軍事力量加總在美日同盟的軍事力量中間，只增加一個不大的比例，影響不了對抗的大局(更何況當時還有“美台防禦協定”)。只有在喪失了正面對抗美日同盟的勇氣或者戰略意志之時，台灣做或者不做投機選擇的可置信承諾，才會產生實質性的巨大影響。

今天的實際情況是：台灣政客和台派民眾的投機互鎖已經形成，按照汪暉教授的說法，最具有想象力的民眾的政治表達也無非是“加入美日為中心的霸權結構”。 如果要充當反華前鋒的話，其實也無所謂，不過最好事先仔細評估成本、風險和收益，然後再做認真的選擇。目前的情況下，台灣不要說做出認真的選擇，甚至連做 出審慎的分析，都不具備起碼的政治條件，台派民眾僅僅把這樣的戰略選擇看作是民主正義與否的二元對比選項。而大陸方面的情況則是，民眾厭惡台灣政客且對其 毫無信任感(也就是說，即便是給出可置信承諾也不被認為有效)， 強烈要求武統，這個武統要求，其實也應該算是民進黨選戰動員策略的非預期後果。要求武統的背後，倒是有着成本、風險和收益的計算，網絡上經常有人就武器裝 備對照、中國近海中國對美日軍事同盟的優劣對比發言，所有這些話題的熱議，都從屬於被台灣政客刺激出來的緊迫問題意識。

在武統台灣中間，其實也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外部化戰略(以台灣問題為契機解決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的相互關係問題，封鎖為主)，一種是內部化戰略(武裝占領台灣直接取消這一問題，占領為主)。 相比較而言，外部化戰略意味着回歸毛周的正面對抗選擇，在軍事上也具有更大的風險和成本，戰爭可能長期化並會提出根本性調整內外部經濟戰略的要求，這對於 大陸的統治階級成員而言是極為困難的選擇，更大的可能性是選擇內部化戰略。內部化戰略的問題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於政治整合的難度方面，長期難於完成的整 合，這可能導致極大的長期衝突，選戰動員的結果會發生實質性的遞延引領作用，並由此帶來內部傷害會最大化。

美國出於最大化削弱中國的需要，想要維持不統不獨的現實，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拿台灣籌碼削弱中國。但是，台灣政客把問題以更為尖銳的形式地炒熱了，這使得大 陸民眾率先跟進，並因此形成較大的政治壓力。原本大陸統治集團想要的得過且過、因循苟且地配合美國，這種立場日益受到兩岸熱心人的挑戰，受逼迫作出選擇的 政治壓力會逐步加大。而台灣的選戰動員中間，敵意經營策略是不可能丟棄的，民進黨如果放棄，其他政黨也會基於投機性政治收益而撿起來。這種敵意經營策略， 在兩岸民眾中間都會引起持續的強烈反響，加快了兩岸關係必須儘早明晰化的政治壓力。

結果會如何，沒有人是算命先生，能夠預先知道準確後果，但在兩岸關係走向和趨勢中間，最後的選擇很可能會是最壞的那一個，目前能夠看到的趨勢就是那樣。從台灣的選舉結果和大陸的高層政治選擇條件看，雙方都在一步一步地堅定走向最壞選擇。回到“大同” 那個老經驗所揭示的歷史經驗就是：所有的敵意經營策略，其後果都毫無例外地走向戰爭成本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