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與“普世價值”的困境

  張維為  (《求是》雜誌2016年第4期)

一場罕見的難民危機正在橫掃歐洲

2015年以來，來自敘利亞、利比亞等陷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國家的百萬難民如潮水般湧入歐洲。回想2011年前後“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西方世界幾乎是一片歡呼聲，認為這是“普世價值”的勝利，“一個民主的新中東即將誕生”。但僅五年左右時間，這種歡呼幾乎變成了驚叫——巨大的難民潮強烈地衝擊了歐洲社會。人們不禁感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歐洲今天面臨的難民危機與西方在中東地區不遺餘力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有直接聯繫。這場難民危機暴露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諸多悖論和困境，對此作出深刻反思，對於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未來都有重要啟示。


“普世價值”的傲慢與代價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奉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到處推廣，甚至不惜使用武力。這種傲慢源自西方一些人秉持的社會歷史觀，這一歷史觀認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歷史演進的最高階段，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歷史就終結了；這種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傳統的延續，認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這種宗教得到“普世”，人類才可能得到拯救。這兩者的結合使西方世界一大批篤信“普世價值”的人唯我獨尊，不遺餘力地向別國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模式。

本世紀頭十餘年，世界目睹了美歐“普世價值”派在中東推動的兩波“民主化”。第一波是2003年美國在英國等少數國家支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推出“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該計劃企圖按照美國模式，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以“剷除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和西方的威脅”。然而，“民主改造”計划進展得很不順利，美國占領下的伊拉克非但沒有成為中東國家民主的樣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廝殺的疆場。更令美國驚訝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被美國認為是恐怖組織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大獲全勝，“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也暫時陷入了低潮。

但美歐的“普世價值”派不甘心。他們利用中東地區人民的變革訴求，通過推特、臉譜等新媒體，極力向中東民眾灌輸一種神話：只要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特別是西方民主制度，這些國家存在的體制僵化、經濟凋敝、貪污腐敗、年輕人失業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就有了2011年前後開始的中東地區第二波“民主化”：所謂“阿拉伯之春”迅速從突尼斯擴展到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美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大國又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公開進行軍事干預，支持反對派顛覆國家政權。利比亞卡扎菲政權迅速垮台，國家四分五裂，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突尼斯經濟遭受重創；也門動盪和戰亂不止；埃及經濟凋敝，社會混亂，最終軍人推翻民選政府；敘利亞則陷入全面戰爭，經濟崩潰，社會解體，全國約一半人口流離失所，一個原本初步繁榮穩定的國家瞬間變成了人間地獄。中東大亂之際，極端組織趁勢而起，引發了更為嚴峻的局勢。

美歐“普世價值”派的傲慢在於，他們從來不問中東國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斷地認為西方界定的“普世價值”是這些國家的最好歸宿，結果把這些國家搞得分崩離析、生靈塗炭，恐怖主義迅速蔓延。造了這麼大的孽，西方“普世價值”派卻從不向這些國家和人民道一聲歉。當然，這種傲慢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歐洲難民危機就是這種代價之一。


“普世價值”的悖論與困境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難民潮面前，西方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面臨的困境也暴露無遺，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歐洲難民危機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謂“普世價值”與中東國家的國情民情嚴重脫節，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變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認為可以給中東地區帶來正義和幸福的“普世價值”，非但沒有帶來“福”，反而帶來了“孽”。它破壞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間曾經存在的脆弱平衡，導致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迅速坐大，而這一切最終又以難民危機等方式把歐洲一併捲入。國家作為一個有機體，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阿拉伯之春”所改變的最多只是這些國家政治層面的某些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諸如教派衝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經濟結構單一等難題，“普世價值”一個也解決不了；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使原有問題變得更為嚴峻了。

其次，在歐洲難民危機考驗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歐洲主要國家大多曾積極參與推動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只想坐收漁利，不想如何承擔難民危機的後果。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任何締約國在面對難民或避難尋求者的時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將其驅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則”），而是首先要經過一個甄別程序確定難民身份。但是自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盟成員匈牙利率先在與塞爾維亞邊境修建藩籬，對硬闖邊界的難民使用催淚瓦斯，後又乾脆開放邊境，讓難民自由湧向德國和奧地利，震動了相關國家的政壇。

以德國為例，圍繞難民問題的爭論越來越激烈，總理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受到質疑，支持率下滑。雖然歐盟通過決定，要求把已在希臘和意大利登記的16萬難民安置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但多數東歐國家表示堅決反對。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而民眾也大多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這樣的民主政治來幫助實現世界所有地區人民的人權？更何況歐洲國家今天的經濟和財政狀況大都不好，自己國內少數族裔的權利問題還沒處理好，又如何指望他們歡迎來自中東地區的大批難民？

第三，“普世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包容“多元文化主義”。西方“普世價值”派長期以來聲稱他們接受“多元文化主義”，主張不分性別、種族、宗教、語言和信仰，一個國家的所有民眾都應該享受同樣的人權。但這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多數國家民眾和政府都對來自中東的穆斯林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排外情緒高漲，已導致歐洲政壇右翼勢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義”進一步走衰，這與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價值”主張是矛盾的。其實，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已公開承認，其國內長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隨着“多元文化主義”走衰，“普世價值”的“含金量”已不斷減小。歐洲難民危機進一步深化，將會加劇這個趨勢。

最後，在歐洲難民危機衝擊下，抽象的“普世價值”理念與西方國家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凸顯。西方多年來一直高調推動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價值觀外交”，展示“民主國家”的“道德優越感”。但在嚴峻的難民危機面前，歐盟內部基於各種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無遺。抽象地談“普世價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識，一旦涉及各自的具體利益，各種矛盾、分歧乃至衝突馬上浮現，這種現象早已存在，在危機到來時更加突出。在這場難民危機中，首當其衝的是早已陷入財政危機的南歐國家，緊接着是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自身困難重重，誰也不願意為捍衛抽象的“普世價值”去背負巨大的難民包袱。

歐洲大國間的矛盾也公開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應為難民潮擔負更多責任，但英、法出於國內民意的強烈反彈，成了最不願承擔責任的歐洲大國。成為眾矢之的的還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國。美國以擔心恐怖分子混入國內為由，不願過多接收難民，與其此前強勢介入所謂“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見其自身利益遠比“普世價值”重要。這些情形對西方世界也是一個諷刺：與其對外推行抽象的“普世價值”，還不如先在西方國家內部就如何認同“普世價值”達成共識。如果西方自己對踐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都模稜兩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就把“普世價值”放在一邊的話，那還有什麼資格對外大肆推廣這些理念呢？


危機的反思與啟示

分析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普世價值”所面臨的困境，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有重要啟示。

對自稱是普世的、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抽象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問一個為什麼。唯有這樣，才能防止被西方話語所迷惑。西方推動的所謂“普世價值”給中東帶來了災難，給歐洲自身帶來了難民危機，這不僅凸顯了“普世價值”本身存在的悖論和困境，也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如果中國當初沒有堅持，未能抵禦所謂“普世價值”忽悠的話，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堪設想。如今中國已經在自己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條道路將越走越寬廣。

這場危機也表明，西方打着“普世價值”旗號以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恐將越來越難以為繼。即使西方的這些行為不會戛然而止，但世界上覺醒過來的人將越來越多。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話語霸權地位將隨着“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而進一步走向衰落，直至壽終正寢。

今天的全球治理呼喚着超越西方邏輯的新政治話語。西方把自己武斷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作為“普世價值”來推銷，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已給世界帶來太多的衝突、戰亂和人間悲劇。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應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來供世界選擇。例如，中國一直主張的“和平與發展”理念，不僅是對中國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確總結，也代表了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的慘痛教訓已使更多的人認識到：沒有“和平”，“自由”、“民主”、“人權”將難以維繫；沒有“發展”，“自由”、“民主”、“人權”將是何等的脆弱！其實，西方同樣應該推動中東地區沿着“和平與發展”的方向走，這是“治本”的方法，否則它根本無法承受強行推動“普世價值”給自己帶來的後果。

柏林牆雖然倒了，但世界上窮國與富國之間的牆、強國與弱國之間的牆、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間的牆反而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唯我獨尊、向全世界強行推銷自己界定的“普世價值”所造成的。我們應該更透徹地解構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揭示其諸多悖論和困境，最終給西方話語霸權劃上句號，為中國、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