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兒

　　搬家後有段時間最難受，因為書都打包了，沒有書讀。於是，一本以
前不怎麼愛讀的書，漏了打包，就成了寶貝，每天必翻來看。這本書是台
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編的口述歷史資料集，《日據時期台灣人赴大陸經
驗》。（中研院《口述歷史》第5、6兩期。）本來又散又亂的口述和回憶
，慢慢兒讀，反而讀出了一點味道。裡面有許多台灣人在東北的經歷，都
是我聞所未聞的，大開眼界。忍不住就想寫幾個貼子，講講這些台灣人的
故事。

　　一、“三等國民”

　　照片中的這對年青人，少年名叫吳左煙，是台灣苗栗縣苑裡鎮人，女
子名叫舟崎正子，乃日本新瀉人氏。他們兩位，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說起這位吳左煙，乃是忠良之後。祖父吳清風，是苑裡當地有名的抗
日分子。甲午戰後，台灣被割讓於日本。日本人進占台灣時，台灣人中有
奮起反抗，捨身成仁的，也有給日軍帶路，求取富貴的。苑裡鎮自然也不
例外。日軍入苑裡，必須經過通宵，有所顧忌。這時候被吳家後人稱為苑
里流氓的王嘉芳，就出來帶路，領日軍入苑裡。苑裡鄉紳吳清風，則率鄉
民二三十人，起而反抗，結果被日軍逮捕，抓到苑裡車站後面，綁在竹園
上槍決示眾。

　　吳清風遇難後，遺下一子吳添旺，孤兒寡母，相依為命。還好當年日
本統治台灣，初期雖然沿襲清代的保甲制，卻沒有象共產黨那樣劃成分，
給他們戴上五類分子帽子嚴加管制。等到吳添旺長大成人，日本統治已經
穩定。添旺富有才幹，且為人清正，就被推舉出來擔任苑裡地區保正，前
後達三十餘年。

保正，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村長。但是在日據時期，保正的權力據說比現在
的縣長還大。日本警察很重視環境衛生，看見居民丟棄死狗、死豬都要罰
款，若是當場遇見，立馬就把人被抓回去教訓，每次都是吳添旺出面找日
本人交涉，將人領回。此外如公學校校長缺經費、善良人無辜被抓，鄉親
們都來找吳添旺。添旺即在保正事務所為起設法，或親往派出所說情，通
常都能使事情得到解決。這樣，吳添旺就成了地方上最有信用的紳士。

　　台灣總督府實行土地丈量時，吳添旺擔任土地調查員。日本人曾對他
示意，需要多少土地都可以給他，然而添旺覺得有了土地，需繳稅金，怕
繳稅，所以不肯要。

　　吳添旺有三個兒子，長子吳左義，次子吳左金，三子吳左煙。次子和
三子讀書都很上進。吳左金十七歲考入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又考取日本
明治大學法律系。吳左煙則考入日本新瀉醫科大學就讀。

　　當年，象他們這樣赴日本求學的，不在少數。這與日本在台灣實行的
教育制度有關。日本人在台灣，頗為留心教育，先是設立國語(即日本語)
傳習所，繼而推廣公學校，迅速提高台灣兒童入學率。其第一要務，自然
是推廣國語，通過語言同化而達到日本人化，在新一代中培養出為日本效
忠的愛國精神，養成國民應有的性格。

　　然而，台灣人與日本，並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承，強求同化
，就不免出現許多反抗、衝突與尷尬。受過皇民教育的林景明先生，有段
回憶就頗能說明問題：

　　“是上‘國史’或‘修身’的時候，老師說了一句‘為何忠孝是一致
的呢？’老師詢問似的看着班上每一個學生面孔。這對大學生來說都是相
當難的問題呢。我一下就舉起手說：‘我們的祖先曾為天皇盡過忠義，所
以我們現在也是繼承祖先的遺志盡忠義與天皇，這就是孝。所以忠和孝是
一致的。’

　　“在那一瞬間，老師的臉色一變，雖然嘴上說‘很好’，卻開始說明
其他的話題。其實台灣人的祖先根本不可能為日本的天皇效忠，老師一定
被我的回答嚇了一跳。我看老師的臉色不對，心中才覺得不對勁。”

　　這樣子的衝突，吳家子弟想來也遇到過。要他們從心底里接受這種意
義上的忠孝一致，又將置祖宗於何地耶？想來這該當是極為艱難的。

　　日本人雖然大力普及初等教育，然而在中等與高等教育上，卻對台灣
人充滿歧視。早期是自然的語言歧視，因為中、高等學校純用日語，台灣
人日語不行，自然進不去。1919年以後日本當局實行教育改革，對台灣的
教育採取“內地延長主義”，與日本本土一視同仁，日本內地人可以報考
台灣的學校，台灣人也可以報考日本內地的學校。為了照顧台灣人，還規
定了比例，要求台灣中高等學校招收台灣人不得低於這些比例。

　　接着就出現了非常奇怪的事情。隨着台灣日語教育的普及，台灣人在
入學競爭中的表現越來越優秀，很快突破了這些比例。然而，當初規定的
這些比例，卻被當成慣例，反過來成了台灣人入學的限制。絕大多數學校
，都人為地提高台灣人的錄取線，降低日本人的分數線，使日、台籍學生
數維持在當初的比例上。比如台北帝國大學，1940年台灣本地人僅85名、
日本內地人卻多達235名。

　　這樣一來，許多人都回憶說，台灣人上大學，考日本內地的高校，反
而比進台灣本地的高校容易。象蔡西坤先生，報考台北帝國大學，不被錄
取；報考名望和水準都高於台北帝大的京都帝國大學，卻一考就中。無怪
乎，許多台灣人紛紛到日本內地去留學。

　　台灣人到日本留學，最大的感受就是，內地的日本人，並不象那些在
台灣的日本人那樣，趾高氣昂，處處歧視台灣人。許春菊女士，是奈良女
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後來回台南二高女教書，是該校唯一的台籍教
員。她這樣比較她在兩地的感受：

　　“我當了老師之後，才猛然覺得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待遇相差很多，同
樣具有任用資格，同樣是教書，日本人的薪水居然比台籍老師多六成，心
里一直無法平衡。過去我在日本讀書，和日籍同學、朋友都相處得很好，
並不覺得有所不同，可是回台灣服務後，覺得和日本人有差別待遇，所以
教了兩年的書後，便暫時結束了我的教書生涯。”

　　蔡西坤先生也提到，當年他們在日本，有不少女孩子來追：

　　“當時日本的女孩都很開放大方，看我們這些外地生，尤其是京都帝
大的學生，常常想來找我們玩。這些女孩有的是學生、護士，也有公司事
務員，通常她們會帶些小禮物來，或邀我們一起去爬山、出遊。有時在外
吃東西，他們也槍着爭先付錢。甚至我房東的女兒也頻頻向我示好。為恐
影響學業，我則躲到郊外修學院租屋住，以免被打擾。”

　　吳左煙在日本新瀉醫科大學，遭遇也差不多。他是校球隊的主力隊員
，人稱“火車頭”，風流倜儻，很招女孩子歡喜。與蔡西坤不同的是，他
有了意中人，與當地一位律師的女兒舟崎正子，定下海誓山盟，一個非卿
不取，一個非君不嫁。

　　雖然吳左煙不覺得自己跟日本人有什麼不同，不幸身為律師的舟崎先
生卻不這樣認為。在他心目中，台灣人不過是下等的“三等國民”，豈能
配得上自己女兒？他堅決不許女兒與吳左煙來往，非拆散這對鴛鴦不可。

　　這對痛不欲生的戀人，於1934年12月27日，拍下了這張照片作為留念
。一周以後，他們在新瀉郊外一間小旅館，雙雙自殺殉情，結束了年輕的
生命。

　　從吳清風到吳左煙，祖孫三代的人生歷程，可以說是日據時期許多台
灣人共同經驗的縮影。吳清風一代，不僅不認同日本文化，而且從骨子裡
抵制日本的殖民化，根本無法接受日本的統治。到了吳添旺一代，日本統
治已經是一個不能不接受的事實。他出來為地方上做事，只把日本人當作
外來的統治者和交涉的對手，並不十分認同日本的制度和文化。這一點，
從他拒絕日本人分給他土地，就可以看得出來。

　　吳左煙吳左金這一輩則不同，他們是在皇民教育中長大的第三代。從
小學開始，每天都升日本旗，唱日本歌，向天皇敬禮。他們念日本書，說
日本話，擁有日本國籍，到日本內地留學，甚至交日本女朋友。認同日本
文化，在日本統治下求發展，幾乎是他們人生的唯一上進之路。然而他們
卻遇到了一堵難以突破的高牆---歧視。從學校到社會，從台灣到日本，有
形無形的對台灣人的歧視，令人窒息的歧視。

　　哪裡才是台灣人的出頭天？許多人在回憶中說，九一八事變，滿洲國
建立，使他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也許，滿洲國是一個不歧視台灣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