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我的父親就是個地道的綏德漢子。我一直認為父親無愧於這個俗語，即使現在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仍是一表人才。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的父親生於綏德的一個農民家庭。那時侯綏德位於陝甘寧革命邊區，是邊區的一個大縣。我聽奶奶說，那時侯共產黨的大官都來過綏德，她就見過賀龍、徐向前。她說：賀鬍子殺人很兇，地主老財都怕他。徐向前還在爺爺家住過。那時的邊區跟國統區就是不一樣，我奶奶作為一個生於二十年代的農村婦女，卻認字，讀書看報都沒有問題。奶奶說是共產黨的婦女幹部教的。
當我父親長到幾個月大時，災難降臨了。一九四六年胡宗南率軍進攻陝北，咱們的隊伍都撤了下來。奶奶把家裡僅有的一些黑豆放到缸里，加蓋木板，挖坑埋到田裡，再蓋上土偽裝後，就帶着襁褓中的父親跟着鄉親們也躲到山上去了。那時侯國民黨部隊在邊區寸步難行，給養供給全靠自帶或空降。奶奶記得那時有不少降落傘就落到了縣城外，降下來的東西有不少就被咱們的人拿走了。所以國民黨的兵就得經常到處搜已藏匿起來的糧食。當國民黨兵撤走後，回到家裡的奶奶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田都被泡開了，黑豆沒了。靠着鄉親的周濟，父親才沒有夭折。我記得奶奶提到這些往事時，悲傷的表情浮現在她那長滿皺紋的臉上。
父親十八歲那年參軍走了。他走前，跪在老家的院裡，給爺爺、奶奶磕了幾個響頭。父親是長子，走得時候我的叔叔、姑姑們都很小，但出去當兵是那時一個農村男子的最好出路。關於那年的記憶，我見過父親一張在出發前，在老家小院裡吹號的照片。他的眼光里既有離家的惆悵，又有對未來的希望。
說到照片，那時侯是第一次實行軍銜制期間，我在父親的相冊里見過帶着准尉、少尉領章的幹部，父親說那是他的排長們。一九六四年冬天，父親和其他陝北的新兵們被送到了甘肅南部的草原上當兵。一位從老區出去的將軍正巧到他們那裡視察，說好久沒見過陝北的兵了，就去看望了他們。作為列兵的父親第一次見到了將軍。（他見到的第二位將軍是已是暮年，仍到西北視察的粟裕大將，當然這是後話了。）
父親與其他新兵不同，他是高中肄業的學歷，在哪個時代的部隊裡已經算個有文化的兵了。於他在連隊裡沒多久就當了文書。父親愛看書，文字功底也不錯，寫寫劃劃，頗受賞識。六十年代末，父親所在部隊與其他蘭州軍區的部隊進行了歷時很久，但至今鮮為人知的西北剿匪作戰。所謂“匪”，主要是指藏民。甘肅、青海一帶的藏民頗為生猛（至今如此，如果你現在路過甘南草原去九寨溝旅遊的話，還會碰到藏民攔路“收”買路錢。），當時極為仇視漢族（包括共產黨），落到他們手裡的幹部、戰士往往被以剖腹、摘心、活埋等手段殺害，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央調集大軍予以圍剿。當然，部隊還擊時也沒有手軟。
作為後勤部隊的一員，父親沒有直接參加作戰行動，而主要負責物資的運輸。解放軍的後勤保障要比一九四六年胡宗南的部隊好多了，但在惡劣的自然環境裡，困難也不少。在此期間，父親的連隊在執行任務中趟過了紅軍當年走過的草地。父親回憶說：草地到處是一望無邊的沼澤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陷進去，他親眼見過一匹馱滿物資的騾子就陷了進去，再也沒上來。父親提到這事的時候，我就想起了紅軍，雖然長征已過去三十多年了。
騾子、馬這些大牲口是當時部隊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寶貴物資。父親在提干前當過一段時間軍馬衛生員，還干出了成績，他愉快地回憶到，他曾作為標兵到師里去作過報告，題目是：《我是怎樣當好軍馬衛生員的》。據他回憶，經驗好象是經常和馬交流等，甚至和馬睡在一起。我很懷疑他的提干與這件事有關。對我們來說他的這段經歷帶來的收穫是他學會了打針，我們兄弟小時侯生病都是他打針治好的。後來我懂事後在部隊上見過給馬打針用的針管，我估計針管的口徑有兩發14.5毫米重機槍彈那麼粗。父親說：你不懂吧！給牲口打針既要輕、又要准，否則牲口撂起撅子來的話…..我現在回憶起來，父親打針技術相當不錯，既輕又准，不疼。
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副主席還沒出事。與我那六六年上京串聯的“紅衛兵”媽不同，父親作為解放軍戰士，他們當時的革命行動主要是“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清晨，對着初升的朝陽，以連為單位，由指導員領誦，大家齊誦，頌詞如下：“首先，讓我們以無比崇敬的心情，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讓我們以同樣崇敬的心情，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朗誦完畢後，再把該連當日的任務向毛主席“請示”。這叫“早請示”；到了晚上，再將當天任務的執行情況向毛主席“匯報”。“晚匯報”還有一項內容由所有參加者自己完成，那就是如果自己的工作中有了問題和不足，就要虔誠地向毛主席承認錯誤，並表決心改正。形式歸形式，但大家都非常真誠。
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吧，有一天父親給戀愛中的母親寫了一封信，除了談心外，特意提醒母親注意，這次寫信貼的是郵票，不再蓋“義務兵免費軍郵”三角章了。父親提干後擔任副排長。 “珍寶島”事件後，林副主席“一號命令”使全軍開始備戰，父親所在部隊也動了起來。父親曾在坑道工事中呆了一個多月。也就是這時，父親經歷了軍旅生涯的第一次死裡逃生。一天，副連長正進行拌發雷實雷布設練習，當時拌索已經拉好，副連長手持拌索另一頭的雷管正準備插入地雷里。恰在此時，父親與指導員路過此處碰到了拌索，雷管就在副連長手邊爆炸。如果再晚幾秒種，他們三個恐怕都光榮了。
一九七○年我的父母結婚了，一九七二年有了我哥，一九七四年有了我。母親那時在老家鄰縣廣播站工作，父母一年多才能見上一面。我媽說生我的時候，她身邊沒有一個人，憑着生我哥的經驗，她感到快生了就自己去了醫院。生完我大半天水米未進。我父親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我已經會走路了。就在生我的那一年，父親又經歷了一次歷險。那年新兵下連進行手榴彈實彈投擲，有一個新兵蛋子一緊張，手一軟，把冒煙的手榴彈投到了不足三米遠的地方。站在他旁邊的副指導員我父親一把將他撲倒在地，爆炸彈片擦着他們的頭皮飛了過去。後來我一直奇怪父親為什麼沒有因此立功。在父親近二十年的從軍生涯中倒是立過一次三等功，我見過那個證書（當時沒有獎章），立功原因竟然是帶病堅持工作，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表現優異！
那一段時間父親遇到了一次倒霉事，導致他受到了處分，直到轉業時才設法取掉。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事荒謬至極：有一天，百無聊賴的父親隨手在紙上畫了一頭豬。這是一個中性行為，但當另一個百無聊賴的戰士在上邊寫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語錄並被好事者舉報後，此事就變成了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那張紙變成了“反標”。寫字者立即被開除軍籍，遣返回家，我父親則被記大過處分。父親在部隊的仕途也就此打住，一九八二年轉業時，在從軍十八年後，他還只是一名正連職幹部。
我們一家人直到一九七九年在徹底團聚，那年我媽帶着我們兄弟到父親部隊駐地隨軍，我們搬到了部隊家屬院，離營房不太遠。周末有時侯父親把我們帶到部隊去，我懂事後對部隊的最初印象也源自這些難忘的周末。
讓我憑回憶為大家描述一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蘭州軍區某連隊的情況吧 （美好回憶）：每天早晨，天還沒亮，隨着軍號響起，大家就穿着整齊集合跑操。跑完操後開飯。我至今記得炒蘿蔔的味道。每個班把飯打回去吃。父親的連隊是82毫米迫擊炮連，操練時，十幾門炮擺在一起，頗為壯觀。那時連里剛配發電視，是羅馬尼亞的大黑白，為了讓電視看清楚，戰士們搭起了一根十幾米高的木頭杆子插天線，每天晚上全連坐在會議室收看《加里森敢死隊》；周末有時團里放電影，各連排着整齊的隊伍，唱着嘹亮的軍歌排隊前往禮堂。坐下後，在放映前，各連還要進行拉歌。我記得我在團里看過一部“戰鬥片”《偵察兵》，就覺得片子打的激烈，演員濃眉大眼的，現在想起來，好象片子演的是解放戰爭，而軍裝樣式是65式的。
說實在的，我覺得我軍65式軍服是穿起來最精神的軍裝，國防綠顏色的確良質地，襯上紅領章、紅五角星帽徽，個個顯得英姿颯爽。那時連里還有馬，父親騎在駿馬上微笑的照片使我的童年充滿了自豪和向同學炫耀的資本。
部隊駐地與臨近城市被一座大山隔着，為了解決通行問題，需要由部隊用炸藥、鐵錐沿峭壁將路打通，父親的部隊也參加了施工。有幾個周末我被送到施工工地與父親過周末。我記得部隊住在自己挖的地窩子裡，我記得那個初秋的下午暖洋洋的，山上有許多翅膀是紅色的、飛起來“嗒啦”、 “嗒啦”響的螞蚱，我們叫他“嗒啦板”。我還記得現場不時傳來爆炸聲，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戰士的臉被石塊崩爛了。但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在那次施工中，我父親第三次死裡逃生。
一次爆炸作業時，父親那支施工隊在岩石中埋放了十發炮（炸藥），引爆時連續發出九聲巨響，但等了很久卻沒聽到第十聲。父親與大家研究後認為第十發炮與第九發炮連起來響了，於是，他便帶頭衝上去查看爆炸效果。快要接近爆炸點時，第十發炮意外地炸響了。碎石立即將父親埋了起來。戰士們哭喊着父親的名字沖了上去，用他們的雙手將我父親刨了出來。令人驚訝的是，父親除了少許擦傷，基本上毫髮未損。他定了定神，簡單處理了傷口，又投入到了作業中去。
一九八二年，父親十八年的從軍生涯結束了。我們全家坐着綠色的圓頭解放軍卡，帶着所有的家當，沿着父親們用汗水和鮮血打通的道路，離開深山，搬到了鄰近的那座城市。從此我的父親，我的家庭翻開了生活的新的一頁。
整整二十年了，我已長大成人，離開了父母，成家立業；父親也已內退在家，平時做做飯、炒炒股，日子過得很平靜。但我相信在他的心裡，那一段經歷是永遠也抹不掉的-他曾經是個兵，為了共和國，他付出了血汗和青春；在我的心裡，他還是那個兵，雖然沒有成為將軍，但將是我永遠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