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紐約時報

　　中評社香港5月18日電／【摘要】因為中國根深蒂固的大陸型權力觀念——得大陸得天下，這兩個政治集團都極為重視陸地資源的實質控制，但是對於海域型的疆土重視程度和戰略投送能力不足。

　　南海島礁建設所引發的爭議由來已久，但是在國際場合進行熱烈公開討論香格里拉對話算是一次核心事件。當時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大會演講中稱，中國18個月內在南海開拓了超過2000英畝，比其他國家之前加起來的都多，也比這個地區中之前的整段歷史還多。“中國還要走多遠，並不明確，這也是為什麼南海地區局勢緊張，並成為世界媒體頭條的原因，”他認為這“不僅僅是美國的憂慮，很多國家都有同樣的憂慮”。美國的這個觀點在媒體中不斷放大，同時結合各種對珊瑚礁破壞的生態新聞，成為關涉南海島礁建設不利於中國輿情的核心數據之一。

　　島礁建設：軍事化和西太平洋主導權

　　學者朱鋒認為，島礁建設在英美看來已經不再是幾個南海涉及國家的內部事務，美國越來越擔心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勢政策以及中國海軍力量的增長，將造成南中國海現狀的改變。中國希望實現“海洋強國”的戰略追求，與美國從二戰結束一直在西太平洋享有的的海空霸主地位，在南中國海出現歷史性的衝撞。

　　中美角力造成南中國海局勢緊張——中國要讓島礁建設及其功能化按照中國預定的目標完成，美國則利用雙邊和多邊場合施壓中國，要求中國停止島礁建設。對於是誰造成南中國海的“軍事化”、以及如何定義島礁的“軍事化”，雙方存在尖銳的對立。

　　學者張潔也提到南海島礁建設對於中國本身以及周邊國家的四個威懾作用：第一，島礁建設加強了中國控制南海海域的能力，有助於中國不遵守國際法和國際規則，有助於中國進一步使用武力或武力恐嚇，把自身對南海的領土領海主張強加給其他國家。

　　第二，島礁建設加劇了爭議國間的對抗，增加了地區局勢的不穩定。作為對中國島礁建設的回應，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多管齊下，包括外交反對、加快軍備競賽、加強在南海海域的執法活動等，使海上摩擦與衝突發生的幾率上升。 

　　第三，島礁建設加大了中國宣布“南海防空識別區”的可能性，而這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美方認為，中國將會在完成建設的多個島礁上部署空中監測系統，進而宣布建立防空識別區，對經過南海海域的各國船隻做出限制，損害周邊國家乃至全球各國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鑑於中美對專屬經濟區的不同理解以及中方至今未能澄清南海斷續線的性質，一旦大規模島礁建設完成，中國有可能根據自身規定的專屬經濟區定義和對南海斷續線的解讀，通過規則制定和採取實際行動限制美國艦隻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與安全，進而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海域的主導地位。

　　島礁建設爭議：五大策略性原因

　　然而綜觀南海問題的由來和發展，筆者認為島礁建設引發爭議的核心關鍵除了上述學者的精闢論斷，還有五個策略性要素。

　　第一，為什麼在這個時機進行大規模的島礁建設和準軍事化使用?國際社會質疑的焦點是中國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推出了一系列海外崛起戰略，從亞投行建設、全球能源管道鋪設、一帶一路戰略、南美兩洋鐵路戰略、泛亞高鐵戰略等，南海島礁建設形成了中國對其海疆軍事化和守備化的客觀效果。截至2015年10月，中國僅在南沙群島島礁中的51座礁體，建設了不同規模的礁堡或高腳平台軍事設施，中國此類舉動在海外勢力看來，是試圖改變這一區域的權力形態，進而引發連鎖反應。當然，在中國看來，這些島礁建設都是合理合法的領土、領海權益捍衛之舉，一種補償性舉措。同時，外交部也強調島礁建設的國際建設意義，例如南沙島礁的擴建為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履行提供可能，承擔諸如海上搜尋與救助、防災減災、海洋科研、氣象觀察、環境保護、航行安全、漁業生產服務等職能;建設完成後的島礁及其設施具有對外開放性，可以為周邊國家以及航行於南海的各國船隻提供必要的服務等。

　　第二，為什麼從“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中走出?

　　南海周邊國家都認同的一個基本權力理念是：權益可以分享，權力不可共享，也就是說在南海島礁建設問題上，中國實際上進行的是“擱置開發，共同爭議(奪)”。這個政策變更的背後是南海周邊一些國家的實際蠶食侵略在先，例如越南是侵占中國南沙群島島礁數量最多的國家，尤其在南沙群島的西南部海域幾乎為越南獨霸，並將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都排除在外，越南的南沙島礁駐軍侵占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正值中越十年戰爭和中國國內政治動盪時刻。據學者林文榮介紹，越南在行動上的“島有居民、礁有駐軍、暗沙有前哨”，客觀上在進行“主權在己”的高烈度爭奪;而在菲律賓方面，該國侵占中業島、西月島、北子島、馬歡島、費信島、南鑰島、雙黃沙洲、司令礁，自2010年阿基諾三世上台以來，菲律賓改變以往相對溫和的南海政策，成為積極鼓動、策動、發動南海島礁主權侵害的馬前卒。因此，在島礁建設的國際爭端背後是持續多年的南海暗戰表顯化的結果。

　　第三，南海島礁建設的軍事化和政治化背後，還有巨量經濟利益。南海被稱為“第二波斯灣”，石油儲量至少230-300億噸，天然氣儲量達20萬億立方米。南海油氣沉積盆地總面積達到85萬平方公里，約占南海大陸架面積的一半。從越南等國侵占中國南海島礁的開始，包括越南在內的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就在南海南部大陸架上進行油氣開發活動，至今開發的油氣田總數超過200個。以美濟礁為例，它之所以成為爭奪焦點之一，主要因為它距離巴拉望盆地300千米，距離文萊-沙巴盆地約500千米，因此利用美濟礁優勢可以有效監管禮樂盆地、禮樂灘盆地等地的油氣開發活動，而禮樂盆地油氣密度在5000-10000噸/平方公里。

　　第四，南海島礁建設還將決定未來南海周邊國家的資源權力版圖。除了常規能源油氣之外，南海島礁的價值還在於引發東亞、東南亞社會的另一輪地緣政治革命，以中沙群島為例，據學者王敏京數據，它北部與粵、港、澳相望，東北與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相通，西南通向馬六甲海峽，東南與民都洛海峽相通，是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俄羅斯等國與亞洲、歐洲、非洲各國往來東南亞航線的必經之道。中沙群島的珊瑚礁資源、錳資源、天然氣水合物、海底冷泉、鹽差能、深海砂礦等都是具有重大全球經濟意義的核心資源，而處於戰略要衝的黃岩島以及這一區域的島礁建設自然會激發各界爭議。

　　第五，國際法的部分規定和條款客觀上對中國的南海島礁建設維權不利。據學者張鋒的意見，在南海仲裁案這一事件上美國的算盤是，一旦仲裁庭在第二階段的實體問題審議中作出有利於菲律賓的裁決，它在南沙的巡航就能有更大的地區輿論支持。而如果仲裁庭還能確定相關島礁的法律地位(到底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所謂的“島嶼”、“岩礁”還是“低潮高地”)，那麼它就能根據這一裁決決定巡航的地點與模式。比如，如果仲裁庭確定美濟礁是不具備領海權的“低潮高地”，美國軍艦就能“名正言順”地在其附近海域進行“有害通過”，而無須考慮國際法的因素。中國一旦反對，它就可以拿國際法的大旗來壓中國。

　　而以西沙群島的永樂群島和宣德群島為例，這裡的島礁面積超過0.01平方公里的有24個，超過0.1平方公里的有12個;西沙群島露出面積最大的永興島，也就2.1平方公里;永暑島天然露出面積只有0.02平方公里。越南控制的西沙群島，面積大於0.01平方公里的島嶼10個，其中超過0.1平方公里的島嶼4個;菲律賓侵占中國南海高潮時出露面積大於0.01平方公里的島嶼7個。可以說，各國都抓住島、礁、低潮高地的事實地理特點進行非法侵占——螺螄殼裡建道場，但是在國際仲裁上又片面強調中國對自己海域的管理和維權，稱中國的島礁建設為“非法”。

　　南海問題與台海問題的交織

　　圍繞南中國海問題的國際爭端和“加沙化”，如果能放在更廣闊的歷史時空來看，它存在一個更本質的問題根源，那就是中國的“不完全統一”，這是中國南海維權遭到國際反擊和圍剿的戰略性原因。1949年以降，中國被事實上的兩種繼承性政體控制，一個完全控制大陸的歷史性政權，另一個是“南渡型”中間過渡政權(或政治體)。

　　因為中國根深蒂固的大陸型權力觀念——得大陸得天下，這兩個政治集團都極為重視陸地資源的實質控制，但是對於海域型的疆土重視程度和戰略投送能力不足。[page]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和“回到中原”的政治路數，是相當頑固的山嶽河山型國祚觀，卻忘記了中國事實上存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海洋型歷史疆域，南中國海只是其中部分。

　　中國北疆的額爾齊斯河是唯一流入北冰洋的中國跨境河流，但是中國基本上沒有跨區域協同的想像力，將自己通過這一具象的紐帶，積極介入極地治理，也就是從大的歷史性疆域概念中，去與周邊國家協同，處理自己的海外政治問題。

　　中國東北亞沿着白令海峽一路向北，那是另一個極少照顧的海洋性存在，由於將自己鎖定為一個溫帶和亞熱帶型的政治集團，中國基本上失去了在寒帶、熱帶和海洋性季風型氣候區域執行有效治理和想像性社會動員的能力。坦白來說，中國在國際關係中過於“歐美化”——思維方式和政治結盟意義上，系統屏蔽了包括在北歐、波羅的海、巴倫支海、格陵蘭島、北加拿大在內的寒冷極地型區域的政治治理和社會科技進化的知識，造成了中國在治理意義上的知識單一。

　　從這一意義來看，中國還忽視了另一種海洋的存在，那就是“沙漠”，有趣的是沙漠地帶原本也是地質史上的海洋，包括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在內的中國荒漠，實際上勾連的是一種在內陸上萎縮的海洋，對於這種類型的地理、文化、地質對象，需要許多橫向的國家合作和協同，在這一方面，中國基本上單兵作戰，缺乏對同類沙漠海洋型政權和文明體的合作，並基於合作產生有效的治理模式。

　　此外，即使是海水環抱的區域，表面看起來豐饒，但是在海洋洋底已經形成一片死寂的荒漠，都因為人類過度墾殖、污染而不斷惡化，這種包裹在海水中的生命荒蕪已經在不斷擴大，並且形成一種令人擔憂的全球態勢。

　　回到南中國海，這個海域在中國大陸型政治集團最為強盛之時，它就是中國文化的海上衝擊平原和“海上文化三角洲”地帶，中國東海岸線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富庶繁盛之地，而且作為亞洲多條大型河流，跨河入海之地，南中國海實際上是亞洲大陸型文化集體走向海洋和海島的歷史性文化作業區域。

　　然而，因為亞洲大陸權力觀的根深蒂固，缺乏對於海洋的正向且富想像力的使用。南中國海目前作為一種資源富集之地，它具有無上的財富價值;加上地緣政治和通道的價值，它是亞洲集體的海上“高速公路”;它因為海水的紐帶因素，是亞洲集體邁向海洋型政治，與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政治互動的客廳。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南中國海、安達曼海、孟加拉灣、泰國灣等關聯性海域，其實質是“亞洲之海”——前提是，那個基於大陸地理框架、歷史境遇、文化關聯認知亞洲還存在。

　　很多人尚未意識到，海洋的真正意義在於流動和液態邊界，印度的遠洋運輸船在進入巴西里約熱內盧時，因為使用印度洋的海水作為壓艙物，並在里約釋放大量攜帶本地生物的印度洋海水，這些海水和生物造成了嚴重的生物入侵問題，這是另外一種海洋互動觀念。而在地緣政治治理概念下，人們仍然用大陸和陸地的觀念經營和理解海洋，容易產生嚴重問題。

　　最後還要提及1949年，蔣介石政權的南渡和孤島化，它忘記了事實上繼承了中國自清末洋務運動以來，已經走向式微的海上疆域和地區性海洋權力，蔣家王朝如果能心向海洋，守住中國的歷史型海洋疆域，並積極開拓海洋協同、海洋經濟體、海洋聚落形態、海洋文化紐帶的海洋性國土觀念，它將使得中國文化因禍得福，獲得一個更具勃興氣象的海洋國家未來。

　　事實上恰恰相反，因為種種複雜的歷史遭際和國際介入，中國沒有對海洋進行有效的治理和前沿設計，也沒有進行更好的歷史協同，一旦中國內部產生真正的統一和戰略協同，它將產生重大的政治效果，將極大威懾美國控制的島鏈政治。

　　從生態治理、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管理的角度，在珊瑚礁上擴大建設各類軍事用途的島礁，本是一種次優選擇，但是因為中國錯失了一些歷史機遇期，以及亞洲國家的集體盲目，特別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越來越深陷入“代理型殖民模式”當中，許多亞洲國家已經成為“為美作倀”的二級政權;這個區域已經“加沙化”，差異和分歧因為資源和利益的原因被進一步強化。

　　如果亞洲是一種成熟的未來型政治集群，他們的智慧應該是處理好亞洲周邊的海洋資源，包括東北亞海域的無核化和自由航行，海洋荒漠化和污染的跨國治理，極地治理的國際協同價值，沙漠之海的跨文明協同;東海治理以及中國長三角經濟引擎(渤海灣經濟體、珠三角經濟體)的海洋經濟轉型;從南中國海橫跨非洲東海岸的亞洲歷史性海域的協同治理和海洋經濟體一體化。亞洲必須淡化單一的擴張型、民族主義式的大陸型權力觀，系統生成海洋性文明和亞洲海機制，才是南中國海問題的真正出路。（作者：周雷，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