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談美國的民主外銷

(作者俞力工賜稿)

自從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在反對派的壓力下突然出走俄羅斯後，有關該國亂象的背景也逐漸透過不同媒體曝光。以《紐約時報》為例，3月30日即透露吉爾吉斯大選期間反對派的宣傳品均有美國大使館協助印刷，其1200萬美元活動經費也由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提供…。如果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近年來，美國政府直接介入前共產國家的選舉活動，支持親美政客上台，不僅是日益頻繁，甚至已成為美國許多駐外使節的首要任務。

前不久，儘管設立在英國的赫爾辛基觀察小組，對烏克蘭的第一次選舉進行實地觀察後，公開指出烏克蘭在野黨的作票舞弊規模遠遠大於執政黨。然而，美國主導下的西方主流媒體卻廣泛採用烏克蘭在野黨觀察員的一面之詞，而在野黨的1000名觀察員卻又是美國“自由之家”所培訓出來的臨時工作人員。至於“自由之家”，其實就是一個美國新保守派成立的“民間組織”，其領導人甚至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烏爾什（James Woolsey）。除此之外，烏克蘭反對派中最為活躍的波拉（pora）學生組織，也直接受到美國“國家贊助民主組織”（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里根時代所設的中情局外圍組織）、索羅斯基金、國務院援外組織（USAID）、美國全球公正行動會（Global Fairness Initiative）等機構的直接資助。如此裡應外合，反對派“自然”能夠發揮巨大能量，並於第二次舉行的投票中獲得勝選。另據報導，類似的外國勢力“助選”情況也涉及 2000年的南斯拉夫大選和去年的格魯吉亞大選，而這兩次選舉均是在同樣的“美援”支持下，把在野黨推上執政舞台。

更加令人矚目的是，美國除了發動傳統媒體進行宣傳外，還藉助美國私營公關公司的力量。其實，無論是1991年攻打伊拉克之前推動的宣傳戰，或1999年轟炸南斯拉夫之前對南政府所發動的妖魔化活動，俱有美國公關公司的積極參與。往往，先由這些受聘公司無中生有地製造假信息，隨後，再通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事後，即便發現真相併非如此，然而，生米已煮成熟飯，局勢不但無可挽回，忙着擺布下一個議題的主流媒體自不會加以理會。

美國政府之如此積極干預他國內政，主要目的不外是鞏固冷戰結束後的獨占鰲頭地位，但其公開的辯解，卻是“於全球範圍推行民主體制”。

就民主議題而言，美國本身便視外國勢力介入本國選舉為犯罪行為。然而對外，以強大財政、宣傳手段擺布他國的選舉，其結果必然是破壞公平競爭原則，脫穎而出的政客大多系親美派，而未必是民主代表。

在前共產國家方面，絕大多數的領導階層都是老體制下的舊官僚。當華沙集團崩潰、蘇聯瓦解之時，他們多能及時借“民族自決”名義，取得獨立地位並繼續維持自己的領導利益。在此基礎上，呈現在利益集團內的問題至多是既得利益多少之分，而非民主改革與否。因此，此時個別領導人與美國政府的關係與態度（譬如烏克蘭現任總統的妻子為美國人），便成為獲得美國支持與否的唯一標準。如此這般，“民主”，便逐漸演變為“親美”的同義詞。

回顧歷史，民主政治實為中西歐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社會制度，其開端，甚至可追朔到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其後，又經過宗教革命、啟蒙運動的洗禮，逐步從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引進了民主議事程序。嗣後，又在資本主義時代階級鬥爭的衝擊與妥協下，最終產生了20世紀遵守憲政原則的民主政黨、階級政黨政治。這種經過近600年醞釀的特殊經驗，非但前共產國家不曾有過；甚至美國本身，其政黨政治也多脫離維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內容，因此起碼在歐洲發達國家的眼裡，所謂的“美式民主”也未必地道。如今，冷戰結束後，強行把空洞的民主程序推廣至全世界，必然的結果就是讓各地區美國利益的代理人施盡渾身解數，不計代價地爭取美國的繼續支持。這方面，台灣不失為最具代表性的“美式民主”典範。

就像中西歐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獨特道路一樣，目前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未必就是所有國家必須沿襲的道路；而民主、自由的真諦，恰恰在於各個國家的人民應當具有自由選擇、自我改進、不受外國鉗制、不容強權強姦民意的權利。

(200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