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大國和中等國家針對其安全形勢的變化調整了各自的國家安全戰略，積極推進新一輪軍事力量建設。中國也處在國家安全戰略構建和軍事力量發展的關鍵階段。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設計和國防現代化既要有效應對我所面臨的錯綜複雜的安全挑戰，更要準確把握軍事力量在21世紀國際政治中作用的變化，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軍事力量建設找准方向，把握先機，使我們的資源投入用得其所，足見實效。

　　21世紀軍事力量運用的變與不變

　　首先，軍事力量的使用是一個政治決定，而影響做出這種決定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在21世紀，不以武力解決國家間的分歧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規範之一，這將大大限制決策者對軍事力量的選擇。

　　其次，大國之間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下降，這既是由於大國擁有相互摧毀能力或大規模殺傷和破壞能力，更由於大國之間正在形成較高程度的利益相互依賴格局，由理性評估的角度觀之，大國間的戰爭越來越成為代價難以承受、收益得不償失之舉。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大國之間的軍事衝突既不是常態，也不具有周期性。

　　第三，大國與中小國家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為大國占有軍事力量優勢，能夠以可接受的代價擊敗對方。冷戰結束以來的軍事衝突大多發生在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如第一次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軍事衝突等。

　　第四，中小國家間的軍事衝突可能性依然存在，因為它們不具有相互摧毀能力，戰爭帶來的損失可以承受。

　　21世紀軍事力量在大國關係中作用的變化

　　如果大國，特別是擁有核武器的大國之間的戰爭基本不可能發生的話，那麼軍事力量在大國關係中的作用是如何體現的呢？

　　首先是威懾，即以具備給對方造成重大打擊甚至毀滅性後果的能力，來減少或消除其他大國對自己發動軍事攻擊的意圖。為了提高威懾的可信度，一國必須具有全面、立體的威懾能力和迅速升級軍事對抗的能力。

　　其次是抑制，即如果對方發動軍事攻擊，己方能夠有效壓制甚至癱瘓對方的軍事行動。由於軍事事務的電子化，指管通情(指揮、控制、通訊、情報)系統越來越依賴電子手段，通過干擾甚至癱瘓對方的指管通情系統來剝奪對方開展軍事行動能力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例如，美國正在發展中的對華海空一體戰，就是計劃在戰爭之初對我進行“致盲”打擊，攻擊我軍事衛星，癱瘓我網絡系統，使我導彈打擊能力難以施展。

　　第三是塑造，塑造對己有利的力量對比，塑造對己有利的安全環境，塑造解決爭端的手段。我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就能令對手不敢輕啟戰端，迫使對手只能通過非軍事手段解決與我的爭端，就能有效嚇阻他國挑戰我核心和重大利益，就能使別的大國與我的互動越來越依賴外交手段，並增加我外交運籌的勝算。

　　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第一，軍事力量仍然是21世紀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由於大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下降，以武力解決國際衝突的可能性也在減少，一國只要擁有給對方造成難以承受的打擊的能力即可，而不必追求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也就是說，大國追求的是軍事能力優勢，而不是軍事力量優勢。就威懾的效果而言，一百枚遠程導彈的作用要超過一千輛坦克的作用。在此情況下，軍事技術的領先則有了更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能有效抑制甚至癱瘓對方的軍事行動，剝奪對方開展軍事行動的能力。由此，大國將越來越注重發展具有快速和中樞打擊能力的武器系統，軍隊建設走精兵強能之路。研發新概念武器、謀求非對稱優勢將是未來大國軍事發展的制高點。

　　第二，隨着大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大國戰爭左右國際政治進程、塑造國際格局的現象在21世紀將越來越少見，影響國際政治變遷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傳統的軍事力量，而是國家間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的變化、對國際機制的構建能力以及對國際規則的塑造和主導能力。

　　第三，由於中小國家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們更有可能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麻煩製造者。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國家一旦擁有核武器，不僅敢於對其他中小國家發動戰爭，甚至也會對大國發動軍事冒險。在21世紀，中小國家越來越成為不穩定的根源。

　　第四，安全同盟作用的變化。大國過去需要同盟，一是獲得力量對比的優勢，二是為軍事部署和軍事行動獲得地理上的便利，現在由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盟對於大國軍事衝突的作用劇減。不過，由於大國之間還需要藉助軍事手段達到威懾、抑制和塑造的目的，同盟更多地是發揮塑造對己有利的力量對比和於己有利的安全環境的作用。此外，由於大國與中小國家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大國仍然需要盟國在戰時提供力量、後勤、情報等方面的支持。

　　第五，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戰爭與和平問題，但是在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戰爭與和平問題，而是人類的安全與國家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安全挑戰更多地是非傳統形式，包括恐怖主義、大規模流行性疾病、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網絡安全等，安全威脅的行為者主要的也不是國家行為體，而是非國家行為體和非自然人行為體。隨着國際政治議程的變化，需要建立新的規則，創立新的機制。誰在這方面有更大的話語權，誰就能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中占據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