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意糾纏歷史問題，歷史問題卻來糾纏我們，這成了中日關係的難解之結。如果日本痛自反省，向東亞各國真誠道歉，我們會尊敬他們。德國已向歐洲道歉，勃蘭特總理曾經下跪謝罪，證明“非正常國家”可以改邪歸正。日本應當學好，我們也有理由期待。但是日本拒絕道歉，而且修改教科書，歪曲侵略歷史。

　　我們要求日本反省，並不需要太多理由，同時又需要理由，需要理性作為後盾。德國反省了，道歉了，這是我們催促日本反省的依據。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且振振有詞，我們說勃蘭特已經垂範在先，說參拜傷害了我們的感情。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拿出什麼理由？

　　我手頭有本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的書，叫《現代性與大屠殺》，研究納粹德國的工廠化殺人，著於上世紀80年代。對於納粹大屠殺，歐洲學術界研究了數十年，主流觀點認為它與反猶主義有關，清除種族主義乃治本之策。但鮑曼還嫌不夠，他運用社會學方法，從現代性視角考察，發現大屠殺深深植根於現代社會的機制之中，由於現代行政、法律、工廠體系諸要素的組合，它成了“社會工程”的一個合法目標，而且顯得格外“合理”。追根溯源，歐洲人越挖越深。

　　鮑曼的工作，讓我們窺見歐洲解決歷史問題的方法，學術即是利器。武器的批判之後，需要批判的武器。歐洲學術界對納粹德國進行了“深入揭批”，對納粹、大屠殺、戰爭進行了追根溯源，持續至今而不稍衰。哲學家、社會學家乃至心理學家，各路人馬一齊上陣，視角千差萬別，方法不斷創新，成果汗牛充棟。國人喜歡“盛世修典”，而歐洲更看重“盛世反思”。反思，是文化去其糟粕的過程，是理性建構的過程。社會學家休斯說：“要處理的關鍵問題就在於：一、那些真正幹這件事的人是什麼樣的人；二、其他的那些‘好’人讓他們那樣做的環境又是什麼樣的？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們上台掌權的跡象和更好地把他們排除在權力之外的方法。”學界反思帶動了社會反思，歐洲反思帶動了德國反思，把法西斯主義“批倒批臭”了，並且確立起德國與歐洲共同的價值觀。

　　軍國主義日本與納粹德國在伯仲之間，日軍單在中國就殺人無數，我們的知識界對此做了什麼？我們的研究，大概有歷史、政治、軍事這麼幾個視角，而哲學、社會學、法學等諸學科則幾乎無所作為。歷史學家寫過幾本戰爭史，要麼是政治的宏大敘事，要麼是軍事鬥爭的英雄史詩。抗戰是一部英雄史詩，但何嘗不是人民的受難史？作為人民的受難史，人道主義視角未得到重視，戰爭中人的命運被忽略了。

　　我曾到某市政協查閱日本侵華史料，說日軍在甲村屠殺了多少村民，在乙鎮有多少同胞遇害。翻來覆去，都是乾巴巴的死亡人數，至於同胞臨死，是何種狀況，有沒有兒童因驚恐而哀號，婦女是不是因絕望而慘叫，等等，我們記載不多，知之甚少。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一旦將對罪行的歸咎與對原因的落實等同起來”，會讓反省成為多此一舉，從而保全暴行滋長的根源。中日有過政治諒解，兩國人民友好往來，“慰安婦”、細菌戰、化學武器、戰爭賠償問題曾被小心翼翼地塵封起來。因為沒有直面事實，大家談不上開誠布公，自然不會基於理性對歷史作深刻反省。

　　在日本人面前，我們占據道德的優勢，但缺乏理性建構。勃蘭特下跪，給日本做出了表率；歐美學界對納粹暴行追根溯源，則是對中國的啟示。我們必須拿起學術利器，創新方法，對日本軍國主義和“大東亞戰爭”進行反思，弄清楚發動戰爭的是什麼樣的人，其他那些“好”人讓他們那樣做的環境是什麼。庶幾警策我們自己，同時啟蒙日本社會，破而後立，確立中日和平共處的共同價值。(南方周末/楊餘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