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中關係的惡化，基本上是日本的「中國焦慮症」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相互激盪的結果。讓日本感到焦慮的已不是中國是否會，而是何時會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的龍頭老大。日本在政治上的日益右傾，對北京的敵意日增，似乎也反映了這種焦慮與無奈。

我對日本人政治心靈的變化，一直有很大的興趣。八十年代後期，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的時候，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也能說不》，向美國勢力挑戰。日本財務大臣曾以譏嘲的口吻說，美國的軍艦進入日本港口時，美國水兵可能不敢登岸（消費不起），只能留在艦上互相傳染愛滋。這句話說得相當得意忘形。可是九十年代開始，日本陷入長期經濟衰退，就開始擔心在亞洲的勢力下降，甚至擔憂美國會日本而拉攏中國了。

在三年前發生的一個意外事件中，日本媒體和政府的反應，很可說明日本人的潛藏挫折感。那是美國一艘潛艇在夏威夷海域進行「公關」航行表演時，意外撞沉了一艘載有日本捕魚學校學生的船，造成九人喪生。這無疑是個悲劇。起初，美海軍高層人員向日本政府致歉，潛艇指揮官也寫信給日本國家電視網致歉。但日本媒體卻指責他做得不夠且無誠意，又指責美國傲慢自大。接着美國總統親自去電向日本政府道歉，駐日大使親訪死難者家屬。最後是潛艇指揮官親自攜信到日本駐夏威夷領事館交給死難者家屬，在日本高官面前鞠躬灑淚後，日方才接受他的道歉，事情才終於落幕。美國一共道了好幾次歉。

一九八七年，伊拉克與伊朗交戰期間，伊拉克一枚飛彈擊中波灣一艘美國軍艦，炸死三十七人。但美國立刻原諒了伊拉克的非故意錯誤，因為美當時是伊拉克的盟國。在撞船事件上，美日既然是更為親近的盟國，為什麽日本卻要求美國一再道歉呢？若說美國不夠敏感，不解東西文化的微妙區別，不了解道歉作為文化符號的象徵動作，在日本人的政治文化與心理中的多層次意義，則令人不解的反而是日本自己對待亞洲鄰國的態度。

這個矛盾被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 Richard Cohen 一語道破。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的態度其實帶有「巨大的偽善」。日本皇軍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對亞洲鄰國的殘暴蹂躪，日本何嘗正式道過歉？天皇裕仁有如高高在上的神明，是不可能也不會犯錯的。到鄰國（譬如中國）訪問的日本首相，充其量也只是含糊地對過去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而已，何嘗有什麽誠意？

紐約時報稍後的一篇評論指出，要求道歉，要討回公道的舉動，是立足於雙方的平等關係。美國尊重這個平等關係，也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使問題圓滿解決。但從日方「一再要求」的動機來看，似乎透露了雙方關係中的不安成分。說穿了，就是日本擔憂美國看輕她，擔憂失去亞洲的龍頭地位。諷刺的是，日本唯恐美國不以平等相待，但日本從來就不屑於以平等地位對待周邊鄰國。亞洲鄰國又都是有求於日本的，因此很難要求日本對過去的侵略正式道歉。對日本歪曲歷史的言行，也只得忍讓。

日本官方一直到現在還在官定教科書中進行「漂白歷史」的工作，把皇軍當年的殘暴征服，說成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把亞洲人民從西方殖民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善舉。對於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和皇室當年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都是長期的禁忌。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皇軍的殺戮也是「虛構」的。在右翼團體的壓力甚至暴力威脅下，歷史研究者不得不自我約束、自我檢查，以致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在日本人的集體記憶中，變成一個黑洞。

日本學者抱怨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不應繼續在「道歉」和歷史問題上糾纏，在戰後出生者日漸居多的時代，糾纏下去只會引起反感，使雙方關惡化。然而，新生代對歷史真相的無知，不正是經歷戰爭的一代蓄意「漂白」的結果嗎？八十年代任文部省大臣的尾正行曾經強調，日本人無需為二次大戰中的行為感到愧疚，日本的教育宗旨應該是「重新讓我們的子孫做日本人」。上一代懷着戰爭的罪孽，卻要下一代做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日本人。自認有細緻東方文化內涵的日本政治家，對於這種行為又要做何解釋？

日中關係和日韓關係的一個癥結，是在日本要不要面對歷史和如何面對歷史的問題。
2005-4-21（作者:殷惠敏 旅美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