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假說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賈保華

[作者說明：有時對國內問題的深入研究需要等待國外發表的材料——這不總是因為“人有我無”或“人多我少”，而是因為我們的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比如，中日戰爭賠款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據日方的公開資料：在研究建交條件的時候，日本曾打算參照與韓國和東南亞建交的先例，向中國支付戰爭賠款。然而，中國政府卻一口回絕——這不僅使日本出乎意料，也使中國百姓大吃一驚。但是，由於國內資料的缺乏或不公開，直到今天我們也依然沒有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每當中日之間發生政治或外交摩擦的時候，中文網站上的有關議論就格外地熱烈。

3年前筆者曾經根據傳入國內的國外解密資料，對此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文革是中國放棄日本賠款的主要原因。不過，當時的編輯們卻不敢公開發表筆者的文章。現在，由於輿論自由度顯著增加、這個問題也被公開談論，所以筆者的舊稿拿出來恐怕也不會遭到反對了。2002年3月4日]

一個難解之“迷”

1971年中國和日本建交——當時也叫“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給世人留下的一個最大的難解之迷就是：中國為什麼沒有向日本要求戰爭賠款？

按照當時國內的宣傳“口徑”，這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為了“中日友好”，二是因為日本人民在戰爭中也遭受了損失。對此，不要說普通百姓難以心悅誠服，即使是研究外交關係或日本問題的專家，也難免疑慮叢生。不過，由於當時正處於“文革”時期，加上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因此，人們心中的這些不滿和疑問，既不可能公開討論，也不可能得到解答。

所以，如果不是近幾年《參考消息》詳細轉載了當年的“毛澤東與尼克松等人密談記錄”的話，我們後人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當時這一重大決定背後的真相。

下面是1999年1月19日該報刊登的基辛格記錄的毛澤東的有關談話內容：

“……日本侵略中國13年，他們占領了中國大部分土地……在對日關繫上，我們沒有要求他們賠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而且要計算賠款非常困難，沒有任何會計能夠做到。只有以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消除敵意，改善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

如果記錄準確無誤，翻譯也忠實原文的話，那麼，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可以了解到當時不要求日本賠款的原因，其實不是有兩點，而是有三點：一是避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二是計算上的困難；三是為了消除中日之間的敵意。而當時國內的宣傳“口徑”只傳達了其中的第一點和第三點，而有意“遺漏”了第二點。

雖然第一點和第三點文字不多，但是恐怕稱得上是“言簡意賅”或“語重心長”，因為在它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對於歷史與現實、政治與文化、金錢與道德、乃至戰爭與和平等問題的觀點，因此，即使在今天按照筆者這樣的普通人的水平，也未必能夠充分地理解和領會。例如，可能有很多人會認為這兩條理由提的好，充分顯示了領袖人物的“高瞻遠矚”和“博大胸懷”；還可能有許多人會說，它們反映了某些中國古人提倡過的“與人為善”和“以德報怨”的思想；反之，也可能有很多人會舉出一些後來發生的、特別是這些年來眾所周知的實際例子，來說明這兩條理由未必合適。

筆者無意捲入這種爭論，而僅想對毛澤東提出的第二點理由談一點看法，即在這一條理由的背後，可能隱藏着不要求日本賠款的真正原因。

損失如何計算

首先，筆者認為：“計算賠款非常困難”——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有所誇大；“沒有任何會計能夠做到”——這個結論不僅誇大，而且是錯的。因為日本占領中國時間長、地區廣，因此，即使在當時就已經公開發表了大量的、詳細的、門類齊全的統計資料和各種出版物。以下是筆者根據日本的公開資料信手舉出的幾個例子：

“滿鐵”調查部的《中國經濟開發方策及調查報告》與《華北產業開發計劃資料》、東亞研究所的《中國占領地經濟之發展》與《日本對華投資》、興亞院的《華中重要國防資源食糧作物調查報告書》與《華中華南新舊法幣全面兌換及舊法幣禁止使用有關資料》、日本銀行的《日本對日元地域貿易統制》、正金銀行的《每半季匯兌及金融報告》、聯合銀行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五年史》、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昭和18年度華中儲備券資金發放與回收調查說明資料》、大東亞省的《昭和14年以來華北穀米生產統制有關資料》與《昭和20年度中國主要資源供求及運輸力估計》、大藏省的《共榮圈與本國資金交流情況》、日本大使館的《華北蒙疆主要農產品供求表》、華北開發會社的《昭和15年度華北開發會社及關係會社概要》、華中振興會社的《華中振興會社關係事業成績分析統計表》、華中鐵道會社的《會社營業年報》，等等。

戰後，除了成千上萬的日方官方的公開資料以外，日本學者也對戰時中國和亞洲遭受的損失，進行了深入的系統研究，並且發表了大量的論著。因此，根據日本的文獻，加上原先國民黨政府留下的資料，特別是中國國內的人證物證，中國的專家學者完全有能力對本國遭受的戰爭損失和人員傷亡，做出比較可靠的統計和計算。另外，退一步說，即使在“文革”中所有的資料都丟失了，所有的專家學者都作為“臭老九”被“打倒”了，那麼，還有另一個有效辦法可以採取，即依靠群眾，層層申報，最後匯總，這樣也可以詳細地了解各種損失情況。

筆者提出的假說

從歷史經驗來看，不論在哪個部門，也不論進行什麼活動，依靠專家或依靠群眾的兩種辦法，都曾經被廣泛地採用過。此外，即使不要求賠款，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諸如地震、水災、旱災、事故、犯罪、戰爭等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進行統計和分析，也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因此，令人費解的是：第一，為什麼國內有關部門和專家對有關資料竟然沒有進行整理和研究？第二，為什麼在還沒有採取任何一種辦法嘗試之前，毛澤東就得出了計算損失“非常困難”的結論？第三，即便這種統計工作確實是“非常困難”的，那麼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象往常那樣表現出迎難而上的英雄氣概，反而知難而退了呢？

筆者認為，探討這裡的“秘密”，可能比爭論毛澤東提出的另外兩個理由的是非曲直，還要有更重要的現實價值。

為此，首先需要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文革”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它的顯著的特點是“突出政治”和“以階級鬥爭為綱”，因此，人們的任何言論與行動都必需符合那個時代的目的與要求，否則就可能犯錯誤，甚至成為人民的敵人。而對戰時損失進行統計、對戰爭賠款進行計算、或者接受日本的的賠款，都屬於技術或經濟問題，雖然它們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含義，但是與“文革”的直接目的和要求卻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是筆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假說或解釋。

對此，可能許多讀者會提出異議：當時不是流行“憶苦思甜”活動嗎？不是到處傳唱“沙家浜”和“紅燈記”等歌頌抗日英雄的樣板戲嗎？不是每年都要有組織地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和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嗎？既然如此，為什麼說進行有關戰爭損失的統計和計算、甚至接受日本的賠款就不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呢？

對於這些合理的疑問，由於有關的當事人早已去世，加上還未見到更多的類似的“密談”或“記錄”發表，因此，下面有必要對筆者提出的假說做出進一步詳細的說明。

第一個說明

如果採取依靠專家的辦法進行統計的話，首先就需要動員和組織各個行業和部門的專家，因為它不僅涉及到統計，還涉及到了外語、歷史、地理、軍事、政治、經濟、金融、法律，以及工業、農業、技術、科學等諸多方面。其次，它需要動員和組織全國各地的專家，因為中日戰爭不僅時間長，而且地區廣。因此，這些專家的數量可能會達到上百人，如果加上其他輔助人員，可能會超過上千人，甚至更多。

採取這個辦法會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因為一旦這些專家學者被組織和行動起來，它就會成為一隻浩浩蕩蕩的隊伍——獨特的知識“大軍”。顯然，讓這麼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此“興師動眾”、“耀武揚威”，肯定是不利於當時的政治氣氛的，甚至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比如說，某個專家可能早就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正在農場被監督勞動。突然，上邊來了指示，叫他去從事科學“研究”——儘管可能也不會受到重用，也不會因此被當作“自己人”——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及其親友可能會感到揚眉吐氣，而那些靠“整人”起家的“造反派”們可能會如芒刺在背，那些當年“隨風倒”的普通群眾可能會自我反省，而整個社會也可能會出現重視知識和人才的風氣。

顯然，不論哪一種情況出現，也不論出現的時間長短和範圍大小，它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結果：即人們對“文革”的目的和做法必然產生廣泛的懷疑，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阻礙它繼續進行下去。

第二個說明

如果採取依靠群眾的辦法進行統計的話，那麼，這就需要讓全國人民把“革命”暫停一下，先翻家底，再算舊帳，然後才能上報匯總。

採取這個辦法會遇到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即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走資派等“階級敵人”可能也要申報損失——因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的財產也是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被剝奪了的，而且統計人員也不能因為他們的政治身份而拒絕申報。於是，這樣一來，除了引起“敵我不分”、陣線不明的問題以外，那些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但在抗戰時期曾經有功的“階級敵人”可能會藉機“翻案”；而那些一直立場堅定的革命“左派”可能會對他們產生同情憐憫，甚至會賠禮道歉；與此同時，那些當年的“開明士紳”或統戰對象的後代，也可能會與抗日英雄的子女們重溫舊情，甚至會握手言和。

顯然，不論哪一種情況出現，也不論出現的時間長短和範圍大小，它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結果：即民族感情勢必超過階級感情，民族仇恨勢必壓倒階級仇恨，一個新的統一戰線可能就會出現。緊接着，它也必然會導致另一個結果：“文化大革命”可能很難繼續進行下去了，甚至可能會提前結束。

第三個說明

對於上述兩點解釋，可能有些讀者也會提出異議：假如不存在上述問題——比如，統計調查是在嚴格的監督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旦計算完畢或者賠款到手，再“卸磨殺驢”，把階級敵人或知識分子再送回去勞動“改造”，不是也為時不晚嗎？這樣一來，不就做到了“抓革命促統計”、或者“文革”與統計兩不誤嗎？

對此，筆者提出的第三個解釋是：即使中國進行了統計，得出了結果，提出了賠款要求，而且日本也如數賠償了，那麼，它可能也是不符合“文革”的政治目的的。因為如果一旦接受賠款，那麼，這筆金額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假如在一個省市建一個工廠、或一個學校、或一個醫院、或一個圖書館，恐怕就會有幾十個項目，如果加上國內的配套工程，恐怕就會有上百個項目，而這也就意味着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如果它真的到來的話，那麼，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的“階級鬥爭”可能就講不下去了，而那些先進的科技、知識、外語、企業管理、成本核算等必要的“軟件”，可能就會跟着日本“技術專家”或中國“臭老九”一起“捲土重來”。這樣一來，當時的經濟、教育、科技和企業管理體制勢必需要進行調整，而“改革開放”甚至可能會提前發生，從而也必然會導致“文革”的提前結束。

“謎底”終於解開

從上述解釋中可以看出，關於戰爭損失的統計雖然困難，但是這一困難的不是技術的，而是政治的。更明確地說，在“文革”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中計算戰爭損失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即無法把技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截然分開，因為前者最終可能會影響後者的地位與權威。既然如此，為了保證“文革”的順利進行，就需要排除任何經濟的、技術的、歷史的、民族的、感情的因素的干擾，而對於日本戰爭賠款問題，也就需要採取不調查、不統計、也不提出要求的“三不主義”的態度。明白了這一點，也就等於解開了中日建交時留下的不解之“迷”。

當然，筆者提出的上述假說和解釋的目的，既不是想充當事後“諸葛亮”，也不是想要求日本賠償，只不過是想根據已經“解密”的國外最新材料，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25年前中日建交時留下的一個難解之“謎”，進行學術上的探討，並且希望從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啟示。

最後，筆者想申明的是，上述假說和解釋的目的，也絕不是想說明毛澤東的決定是“錯誤”的——因為除了“文革”這一重要因素以外，它與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也是分不開的。從毛澤東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密談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毛澤東最大的擔心是中國可能遭受蘇聯的侵略，因此主張與美國、西歐和日本建立合作關係。不過，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就不展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