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國家的狹窄--日本的戰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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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建光 2005-04-25 02:19:50 點擊:591

　　許多人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洲或太平洋的世紀。我說，這不可能。僅僅有經濟和市場是不夠的，僅僅有GDP的快速增長和外資的大量湧入也不能說明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其關鍵是因為中日兩國的戰略關係不能成為這一目標的基礎。甚至，以目前兩國之關係現狀反倒只能減緩或阻礙這一進程。正因為如此，即是滿懷報負的韓國或志大才疏的東盟也只能是報以仰天長嘯、悲泣而已。何以有此說？這是因為日本的國際觀是單向思維的，一心跟在最強之後。在處理中國關係時處處也都表現出單向思維：非此即彼，有我無你。因此，日本對兩國戰略關係的定位是競爭而不是合作，甚至是惡性競爭。

　　一、否認歷史，失去道德感召力

　　如果說，中美關係還沒有走出冷戰陰影、還經常在冷戰邊徘徊甚至倒退的話，那麼，中日關係則根本沒有走出戰爭的影響、心態、情結和思維方式。作為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日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滯後於世界政治的發展與走向。

　　如果將中日關係放到世界範圍內來看，其與歐洲的法德關係有着十分的相似。其一，兩國間有着長期的文化和交流，互相影響極深。其二，兩國都不僅是地緣政治中的決定性力量，也是世界關係的重要決定作用。它們關係的好壞直接決定着地區乃至世界的政治、軍事與外交。其二，中日與法德一樣，兩國間都有着長期的、複雜的歷史恩怨和民族、國家矛盾。作為弱者的一方承受過對方的殺戮和占領，發生過多次受害方自以為恥辱的戰爭。這種恥辱感已經深沉於民族的情感和社會的心理之中。

　　但是，德國已經走出了歷史陰影，又回到了道德的至高點上。法德兩國正因為認識到了歷史，認識到了歷史中的殘酷，才已經真正地超越了歷史、超越了歷史中的恩恩怨怨，眼光朝向了光明的未來。其關係已經從以情感為主要內容的國家的、民族的關係躍升為理性的、超國家和民族的關係。

　　而中日間的矛盾癥結正在於一方要求正視歷史，以史為鑑全面發展雙方的關係；而另一方卻試圖迴避歷史、模糊歷史、否認歷史來繞過矛盾和障礙。在雙方關係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交集。日本埋怨中國人糾纏於歷史，中國則憤怒於日本人對歷史的否認。中日關係至今仍然因為日本的頑固極右歷史觀而深受傷害。

　　雖然以德報怨是一種美德，但以德報怨不能成為一種原則，因為對邪惡的寬容本身就是
　　一種犯罪。歷史可以超越，也可以原諒，但決不能被忘記、否認或篡改。在對歷史的清算上，中國決不能迴避或再一次的以德報怨。法德的改善是建立在德國全面清算法西斯和對歷史的正確認識之上的。這一點在日本的政界和思想界並不存在。當代日本政府和人民完全不必對歷史負責，但必須承擔起對歷史反思的責任。中國要求的並不多，僅僅是承認並正確地認識歷史而已。這一點日本卻一概地否認。

　　中日之間能發展出法德那樣的關係嗎？我說，絕不可能。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都不可能。對邪惡的寬容不是智慧、更不是美德，更不是“新思維”，而是對邪惡的鼓勵。以是故，退而求其次，中國可以在日本對歷史的當前看法下，“堅持”中日關係的現狀，但絕不能從原則上再退讓以求“發展”“未來的”中日關係。堅持歷史不是感情用事，它正是一種理性歷史觀的體現。因為只有歷史的才是理性的，只有原則的勝利才是理性的勝利。超越歷史不僅需要智慧、需要勇氣，更需要理性地、原？地對待歷史。這一切，日本都沒有，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有。從這一點上說，中日關係比法德關係要落後六十年。

　　從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日本所作所為可以發現，日本人不怕韓國，但尊敬韓國人；日本人害怕中國，但鄙視中國人。僅舉一個事例，日本人為對韓國的殖民統治向韓國人道歉，但對中國卻是“絕不”。相反，正如有報道曾經說過的，小泉政府準備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冒犯”中國。所以，以善良願望從原則上退卻，只能自亂陣腳，“綏靖”外交只能授人以更為鄙視自己的理由。

　　二、利益面前：吃獨食心態嚴重

　　在現代世界，由於政治經濟的交織，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係已經不同於一百年前。當時，不論是歐洲還是東亞，坐大者只能有一，國與國間的利益分配是只是單向性的、非此即彼的，更是排他性的。所以才會有着一系列的戰爭與衝突。但是，今天的世界，各國利益已經交織在一起，沒有誰能於中獨“善”其身。所以國際關係中以互利、共利為主。在這種互相融合、一致的利益中，雙方或多方共同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其所獲得的利益要大於各自獨立所為。簡言之，也即是1＋1＞2。你有一份利益、我有一份利益，如果我們用之來交換和共享，那麼，我們每人都擁有兩份利益，在許多時候這種利益與參加者數量的多少成正比。這正是如今區域性貿易組織、多邊性國際組織不斷出現的原因。反之，如果一方一心想剝奪對方手中的那一份(或以之為己所有)，自己的也可能會愛到傷害，甚至會失去自己手中原有的。如此的童話或寓言在東西方文化傳統中都有。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並在讓別人活着的過程中使自己活得更好。這一點在歐盟國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地證明。
但是，日本在其本質上有着一種在國際和地區利益中“吃獨食”的“排他性”思想。由於在國際關係中，利益的穩定性是關係穩定性的前提，這必然會影響到國家間整體的雙邊關係。

　　這種排他思想近年來很多，比如：（1）中國率先提出並着手建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日本為之憤恨，就認為此舉是對其在東盟政治、經濟中作用的威脅。（2）日本作出參加在東南亞如東帝汶的維和行動，特別是目前在東帝汶的維和行動的努力，不僅是一項以填補東南亞戰略真空的行動，更是其要以之阻止中國發揮更大影響力的計劃的一部分。（上述兩點參見美《華盛頓季刊》2002－2003年冬季號，本傑明·塞爾夫撰寫的《中國與日本需要建立新型關係模式》；中譯文參見北京《參考消息》2003年2月10日第八版）(3) 經過從1994年到2000年長達七年的磋商與談判，中俄間達成了從俄西伯利亞的安加爾斯克油田達中國大害的輸出管線。這本來是兩個當事國之間互惠互利的事，一點也不傷害到任何立場上的第三國。但不料，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小泉親自出馬，允以重金妄圖攪黃了這一利中益俄的善事。要而言之，這並不僅僅是石油爭奪或石油戰略，而是一種典型的“吃獨食”心態，把中國擠出東北亞石油版圖；或者使俄方因為取捨不定時，在事實方凍結或放棄？方的計劃。如果這樣，日本最起碼也能給中國以羞辱。(4)也有報道說，日本曾打算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在東京主持召開瀾滄江(湄公河)流域開發會議，不打算邀請中國參見。且不說討論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6國的湄公河開發問題的會議，如果沒有河流上游中國的參加算不算關於湄公河的國際會議，即使？了又能有什麼實際意義。這種圖窮匕首現的舉動顯示日本近年的對華外交有着一種、非理性的、氣急敗壞的心態。我不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但很顯然，其目的正在於羞辱中國、挑戰中國。(5) 一九九七年底，朱？基總理接見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會長根本二郎時，保證人民幣不貶值。此一作法阻不僅阻止了金融危機，對於正處在經濟衰退中的日本來說可謂雪中送炭。可是二零零三年二月以來，正是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在經濟合作組織七國集團會議上率先提出了人民升值的提案，才點燃了美歐國家政經人士和輿論陸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怒火。中國不得不在本就堆積如山的外交內政中打起了人民幣保衛戰。這並不僅僅是日本傳統的過河拆橋、以鄰為壑的外交手法，聯繫到近年的中日外交的現實，這裡面有一個精心策劃的不言而喻的陰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以此使中國在內外交困中自亂方寸、耗盡無氣，達到東方唯我日本獨大之目的。

　　相反，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召開的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中，中國總理溫家寶倡議把中國和東盟，以及日本和韓國在一起組成一個範圍更大的東亞貿易區。盡顯中國寬廣的胸懷。

　　三、台灣問題：無視歷史的發展

　　這裡先不說隨時可能激化的釣魚島問題。在中日關係中，台灣問題如影隨行，揮之不去，卻之不能。

　　與美國不同，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干涉是公開的、以獲得直接的、現實的國家利益為目標，並盡力把此種利益最大化。而日本對台灣的干涉是以影響台灣一部分民眾的情感認同，在台灣厚植日本的“種子”和“精神”，即成就所謂的“哈日派”。其所為是默默地、點滴地從心靈入手。正因為如此，這一點要比美國的強盜做派利害的多。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不會一味聽任台獨者的言行肆無忌憚，也不排除他們在一定的時候對台灣與大陸某種形式的統一有着支持或默認。而日本卻不同，即便僅僅為了“削弱中國”這一目的，也要把台灣從心靈上徹底推向獨立。日本人把自己的利益定位在台灣獨立這一理論之上的，而沒有發展的眼光看到今日中國的現實。

　　換言之，如果說美國怕海峽兩岸出問題，把其卷進來而影響戰略利益，日本卻是非常盼望兩岸出問題，以便能參與進來達到其戰略利益。如果李登輝說台灣人已經失去了精神家園，在很大程度上這恰恰是其引以為自豪的“日本”造成的。

　　所以，日本不僅成了台獨的精神大本營之一，更是台灣問題複雜化的倍數器。日本的諸如修改和平憲法、自衛隊屬性的改變、美日安保條約列入台海問題、周邊事態法案等都暗含着因素。

　　有日本之如此台灣情結，就必然與中國的民族利益相矛盾。此種情結不除，矛盾何以解開？何言改善關係？更惶論成為法德那樣的關係了。

　　換言之，若要讓二十一世紀成為亞洲人的世紀，最基本的即是日本對待歷史應當做得比德國還要好，至少不要比他們差得太多。如何才能做到？問題又回到了出發點：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拋棄其戰略部局的單向思維，以合作的、歷史的、建設性的態度來定位中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