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地緣衝突板塊與中國的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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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文 解放軍報社軍事歷史研究

2005-04-25 09:37:07 點擊:157

　　20世紀末，西方未來學家曾經預言，"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但是，當我們剛剛走進新世紀不久，卻看到地區衝突和危機接踵而來。阿富汗戰爭硝煙尚未散盡，第二次海灣戰爭爆發，英美聯軍規模空前的"倒薩"戰爭震驚了世界；巴以衝突逐漸升級，朝鮮核危機又成為世界的焦點。如今，亞洲已成為全球熱點集中的地區，嚴重製肘亞洲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因此，反思亞洲地緣衝突50年的歷程，研究其成因和發展趨勢，對於我們因應地緣衝突板塊的挑戰，營造有利於我國的安全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亞洲地區衝突板塊的特點與規律

　　亞洲地區衝突自二戰結束以來持續不斷，在冷戰結束後更是進入了頻發期，形成了一條西起中東，經中亞、南亞，到東南亞，環南中國海、台灣，再到東北亞，截止千島群島的一個大範圍弧形衝突地帶，並由矛盾動因、地緣關係構成中東（大西亞）、中亞-南亞、亞太（大東亞）三大相互銜接的衝突板塊。與此同時，曾經長期緊張的中蘇邊界橫亙北亞，而這個形如巨蟒的衝突板塊已經冷卻。

　　亞洲地緣衝突板塊雖各有成因，但也有共同特點。掌握它們的發展規律，有助於我們科學地制定地區安全與發展戰略，避免和減輕地緣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改善地區安全環境，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衝突板塊具有地緣衝突的特殊性。地緣衝突板塊的形成是一定地域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衝突的歷史沉積。政治、經濟、文化衝突和地緣關係的特殊性決定了板塊的特殊性，也成為衝突板塊間地緣劃界的尺度。可以說，不同衝突板塊的主要矛盾和矛盾動因都各有特色。比如，西方學者在對冷戰結束後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動盪帶"的劃分上把中東、中亞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劃為一個衝突板塊，稱為伊斯蘭教"新月形地帶"。但是，這一地區雖然是伊斯蘭教盛行地區，卻是地處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結合部，地緣關係和內部矛盾與中東地區有很大的差異。中東衝突板塊的標誌性特點就是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衝突，圍繞對阿拉伯半島能源的控制權展開。而中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與南亞次大陸的衝突聯繫更緊密，中亞-南亞衝突板塊的標誌性特點是美、中、俄三角關係制約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種政治力量的衝突，圍繞反對"三股惡勢力"--極端宗教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的鬥爭展開大國間、地區國家間地緣戰略的合作與衝突。亞太衝突板塊的標誌性特點是地區多極化格局下政治經濟新秩序形成過程中的矛盾衝突，圍繞對亞太地區海洋權益的爭奪展開。

　　衝突板塊具有地緣衝突的連動性。這取決於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的共性基礎，如中東地緣衝突板塊處於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經濟區，又是伊斯蘭文明的中心地帶；而中亞-南亞地緣衝突板則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內陸地緣經濟區，處於一個多元文明交匯區以及主流文化的邊緣地帶；亞太地緣衝突板塊體現太平洋，經濟區處於一個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多元文明交匯區以及主流文化的交融地帶。衝突板塊的連動性體現在板塊內部衝突力量相互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具有"馬太效應"的特點，即一種傾向一旦產生，將促發連鎖反應，加劇這種傾向，最終波及整個板塊，引發地區動盪。以中東為例，阿以矛盾引發四次中東戰爭，震動整個阿拉伯半島；而海灣戰爭，阿拉伯世界都被捲入其中。所有中東國家，特別是阿拉伯半島上的國家都同時面對巴以衝突和美伊衝突兩大熱點問題。而這兩大衝突之間又具有相互推動的必然聯繫，正如當前巴以衝突加劇之時，美伊矛盾也在走向激化，就反映了這一點。而美國試圖以允許巴勒斯坦建國為交換條件換取阿拉伯國家對美英打擊伊拉克的籌碼，更是說明地緣衝突板塊的連動性。同樣，"三股惡勢力"在中亞-南亞地區的泛濫，也加劇了該地緣衝突板塊的整體連動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剛告一段落，恐怖活動就流向中亞和南亞。旋即發生的印度議會爆炸案使印巴關繫緊張到核戰爭的邊緣，進而又繼續造成印巴內部矛盾激化，在印度引發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在巴基斯坦造成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的衝突，兩個國家同時出現政局不穩。在亞太，海洋權益衝突的連鎖效應也十分明顯，最突出的表現是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南中國海處於一個大範圍的危機連鎖反應鏈上。

　　衝突板塊具有地緣衝突的持久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板塊的形成是長期歷史積澱的結果，歷史矛盾不可能短期消失。地緣關係和地緣經濟、地緣文化、地緣環境的歷史繼承性，決定了地緣衝突的繼承性，從而帶來地緣衝突的持久性。從經濟決定政治的角度說，地緣經濟的矛盾是地緣政治衝突的深層動因。實際上，地緣衝突板塊與歷史形成的地緣經濟區基本相重，所以，這四個地緣衝突板塊同時也體現了亞太、中亞-南亞、中東、北亞四大地緣經濟區的傳統特色。從二戰結束算起，這四大地緣衝突板塊都有50多年歷史，都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動因。地緣衝突的持久性還體現在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周期性上，矛盾在衝突中得到緩和，在緩和中得到積累，由此導致地緣政治格局從衝突前的一種穩態經過衝突走向另一種穩態，體現為緩和與衝突的交替過程。

　　衝突板塊具有地緣衝突的時代性。不僅板塊內部固有的矛盾運動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不同的歷史階段還會受不同的外力影響，從而使板塊上的地緣衝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傳統矛盾在不斷地演繹和轉變，典型的例子是當前中亞與亞太地區出現的歷史回歸現象，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體現新的面貌，而不可能再回到歷史的原點。比如在中東衝突板塊上中東和平進程已經將衝突縮小在巴勒斯坦地區，即便將來重新恢復1967年以前的版圖，巴以之間的民族交融已經超越了國界，不會再回到衝突的起點。二是一個板塊一個時代只有一對主要矛盾，並隨着主要矛盾的緩和或消亡，次要矛盾可能上升為主要矛盾，從而勾畫出一個新時代的地緣衝突圖像。以亞太地緣衝突板塊為例，蘇聯的解體改變了美中聯手抗蘇的戰略格局，美、中、俄三角關係在該地區快速重組，過去占主導地位的美蘇矛盾轉化為美、俄矛盾，並隨着俄羅斯的削弱降為地區次要矛盾，過去處於次要地位的美中矛盾隨着中國力量的增長又呈上升趨勢。三是地緣衝突的表現形式也因時代而有所不同，當前亞洲地緣衝突的特點是總體和平，局部衝突；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其規律是經濟發展快的地區較經濟發展慢的地區更加穩定，其中，亞太地區呈現大國制衡下的穩定形勢，中東呈現局部衝突上升趨勢，而中亞-南亞則是動盪超過了穩定。未來各板塊總體上的發展趨勢是走向緩和，冷戰時期的中長期、大規模局部戰爭已降為中短期局部戰爭或戰爭行動，自上個世紀末以來更體現大危機、小衝突、偶發事件增多的特點，不斷增長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正在成為亞洲各國面臨的共同威脅。

　　二、亞洲地緣衝突板塊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

　　中國作為亞洲第一大國，地處東亞，跨接北亞、南亞、中亞等多個地區，陷入亞太衝突板塊、中亞-南亞衝突板塊、北亞衝突板塊的包圍之中，同時面對三大衝突板塊的直接威脅，成為受亞洲地緣衝突影響範圍最大的國家。當前，西起中東，穿越中亞-南亞，環亞太的大範圍衝突弧有三分之二的地區環繞中國的周邊，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地區衝突百般遏制中國，中國已成為受當前亞洲地緣衝突影響最多的國家，國家安全面臨來自多方向、多樣化威脅的嚴峻挑戰。

　　（一）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地緣衝突板塊，操縱領土、領海爭端和民族宗教衝突，企圖從東西兩線、海陸兩面構建針對中國的地緣遏制圈，對中國政治與軍事安全造成最直接的威脅，連鎖反應危機傾向凸現中國處於亞太和中亞-南亞兩大活躍板塊的夾板下，活躍於兩大板塊上的衝突沿中國的周邊自然形成對中國的向心輻射，而發生在中東板塊上的衝突也通過刺激中亞-南亞地區的矛盾間接影響到中國西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領土和領海爭端問題、民族宗教問題、外來干涉問題，無不捲入地緣政治與軍事衝突的浪潮之中。冷戰結束後，隨着世界經濟的發展，中亞-南亞板塊和亞太板塊出現新興的能源基地和全球新經濟區，其巨大的經濟誘惑力，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匆匆鞏固其對歐洲大陸的主導權後，即開始向亞洲實施戰略東移，企圖控制中亞和亞太。由於這些經濟資源分布在中國的周邊，美國視中國為其在亞洲地區的主要競爭對手和潛在敵人，利用、操縱和整合地緣衝突，由此形成環繞中國的亞太地緣衝突板塊和中亞-南亞衝突板塊上的各種衝突由東西兩線、海陸兩面對中國輻射、蔓延之勢，對中國政治與軍事安全構成最直接的威脅。

　　其中最大的威脅是中國在亞太板塊上的領土、領海主權威脅。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心腹之患，台灣與南海又構成唇亡齒寒的關係。從地緣衝突板塊的整體性角度看，新興的南海問題與台灣問題形成最緊密的連鎖效應，並連接釣魚島問題和朝鮮半島問題，形成一條威脅中國東部安全的海上連鎖反應帶。隨着亞太地區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的重心，台灣問題的走向不僅是改變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重心，而且成為改變整個亞洲戰略格局的地緣重心。其次，冷戰結束後中亞-南亞板塊上興起的民族宗教衝突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問題，使中國西部安全受到全面威脅，"三股惡勢力"的滲透促使中亞-南亞地區衝突對中國西部的安全威脅形成一條中印邊界-西藏-克什米爾-新疆的陸上連鎖反應帶，對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構成最直接的挑戰。

　　目前的形勢表明，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利用這兩大板塊上威脅中國安全的兩個連鎖反應帶，企圖使亞太和中亞-南亞兩大板塊上的衝突匯流中國，從而造成兩大連鎖反應帶上的衝突具有一定程度上針對中國的導向性，使得針對中國的地緣遏制圈正在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整體性。美國的主要手法體現為三步曲，首先鼓吹"中國威脅論"，煽動周邊國家、周邊地區與中國的矛盾；進而通過鼓動地區矛盾國際化，為其政治、軍事介入鋪路；最後通過政治、軍事介入，擴大其在亞洲的軍事聯盟，構築針對"中國威脅"的遏制圈。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美國利用反恐戰爭成功着陸歐亞大陸"世界島"的心臟地帶，使它獲得了面向中東和亞太的共同戰略支撐點，從而形成了由中亞和阿富汗的軍事基地與海灣地區軍事基地組成的對穆斯林世界的鉗制態勢，同時也正在形成由中亞和阿富汗的軍事基地與北約歐洲基地組成的對俄羅斯的鉗制態勢，以及形成由中亞和阿富汗的軍事基地與亞太軍事基地組成的對中國的鉗制態勢。由此，中國的政治與軍事安全不僅分別受到兩大板塊內部的連鎖反應威脅，而且也受到兩大板塊之間矛盾衝突的互動威脅，從而面臨陸上與海上、東部與西部大範圍的連鎖反應危機。

　　（二）西方利用對東方不對稱的經濟優勢和對"遊戲規則"的主導權，企圖控制亞洲經濟，造成衝突板塊上地緣經濟發生劇烈動盪，對中國經濟安全造成最廣泛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外部隱患沿周邊向中國輻射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大戰的危險減弱，全球經濟發展中的矛盾與衝突加劇。特別是在亞洲，目前活躍着全球熱點地區的三大衝突板塊上新興能源、資源和市場，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產生巨大的誘惑。美歐日利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開放經濟體系，加緊對三大板塊的資源控制、資本控制，並力圖主導亞洲地區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使亞洲地緣經濟受到全球化負面效應的衝擊，並將經濟動盪引向中國。其中，美歐日對亞洲油氣資源的爭奪已經白熱化，並通過鼓動南中國海的爭端和對中亞地區的軍事介入，來掌握對能源產地的控制權，有意阻止中國獲得能源。同時，西方國家力圖控制亞洲的經濟市場，利用它們對WTO和國際金融體系"遊戲規則"的主導權，影響亞洲經濟秩序，製造"禍水東流"。特別是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大多進入了國際開放經濟體系，但其在開放體系中的弱勢競爭地位和脆弱的經濟承受能力，使威脅亞太地區經濟秩序的外部因素迅速增長。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近年來日元貶值，促發了亞太衝突板塊上經濟動盪，矛頭直指中國經濟。中國加入WTO後，人民幣在亞太板塊和中亞-南亞板塊上將面臨美圓和日元的更大衝擊，中國已經成為阻擋地區性經濟危機的最後"防火牆"。未來，隨着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化大分工更體現為高、低科技含量的產業分工，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搶占亞洲高科技經濟市場，企圖把中國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制約在逐步萎縮的低科技經濟市場中，從而把地區經濟的矛盾衝突集中在中國與周邊發展中國家之間。亞洲地緣經濟的外部威脅從周邊向中國輻射，並隨着中國經濟開放度的增長而增長。

　　（三）亞太衝突板塊和中亞-南亞衝突板塊地緣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和地緣文化的巨大差異，造成中國東西部、邊疆與內地差距拉大，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整體性構成最深刻的威脅，新興的非傳統威脅對邊海疆的滲透成為社會分化的重要動因首先，地區矛盾的差異潛伏着社會分化的動因。與亞太經濟迅猛發展形勢相比，中亞-南亞地區仍處於動盪之中。除印度外，落後的地區經濟尚未加入國際經濟分工體系。在北亞，俄羅斯經濟長期低迷，影響中國北方經濟的開放效益。地緣經濟發展和經濟模式的巨大差異，加上中國沿海與內地城市改革開放起點不同、程度不同和政策不同的自然差異，造成中國東西部、南北方社會發展呈現明顯的不平衡勢頭，並隨着社會人群根據地緣經濟發展重新分流和聚集，地區間的文化差異正在加劇，形成對中國社會發展整體性的內在威脅。其次，中國地緣關係的一大特色就是陸地邊疆區90%以上是少數民族聚集區，與境外民族宗教關係密切，自然成為民族宗教問題的多發區。特別是跨國少數民族與境外同一或同根民族地理相連，在民族自治的寬鬆環境下，受到境外"同一民族、同一宗教、同一國家"的民族分離主義思潮侵襲，其中西部邊疆最為突出。而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又受西方海洋文化的影響，西方價值觀念的泛化也從沿海地區深入內地。因此，在中國陸地邊疆和海疆兩面出現了背離中華民族主流文化導向的傾向。"三股惡勢力"及毒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跨國犯罪的擴散等非傳統威脅正在當前亞洲三大活躍的地緣衝突板塊廣泛傳播，從周邊向中國邊海疆滲透，加劇了邊海疆地區黑社會集團向恐怖組織發展的趨勢，加劇了中國邊疆地區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並影響到中國內地的穩定。

　　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利用這些不穩定因素分化中國的圖謀正在加劇。一方面，西方利用社會信息化的特點，在亞洲推動西方價值觀念的泛化，企圖削弱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政府控制力。就亞太衝突板塊而言，歷史上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根基的中央集權制社會形態，形成了以主權意識凝聚民族精神的東方大同思想。而西方國家則利用民主、自由的泛化侵襲東方國家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借保護人權的幌子淡化亞洲國家的主權意識。目前受這種有背亞洲歷史發展自然規律的西方價值觀的泛化影響，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台灣都埋下了社會危機的動因，甚至已經出現社會動盪，並滲透到中國社會和文化中來。另一方面，西方利用衝突板塊上的非傳統威脅，特別是跨國民族分離活動，沿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扶持起各種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破壞中國社會結構的完整。如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採取兩種尺度，只打擊反西方的恐怖組織，縱容反華的"東突"等恐怖組織，並將之解釋為少數民族問題，實際上是有意分化中國版圖。1997年李登輝提出"中國七大塊"和日本右翼人士散布所謂"中國太大，不宜於由一個國家統治，應該象歐洲那樣切成小塊"的謬論，以及日本對華貸款向東三省集中企圖建立日元區的趨勢，都是西方分化中國圖謀的具體化。

　　三、因應亞洲地緣衝突的挑戰，營造中國安全環境的戰略思考

　　中國位於世界海洋地緣戰略區和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區的交接處，兼具大陸和海洋的地緣優勢。從地緣戰略角度看，中國是亞洲的重心，中國的安全與亞洲的安全息息相關。為此，立足於發揮中國地緣戰略優勢，正確定位衝突板塊的安全威脅，整體規劃亞洲地緣戰略，有針對性地籌劃地區安全政策，塑造地緣政治經濟新秩序，營造國家安全的地緣環境，促進亞洲的和平與發展，是我們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科學途徑。

　　（一）機遇多於挑戰，合作大於衝突。辯識當前亞洲衝突的主流是發展中的衝突，中國面臨的威脅主要是針對發展安全，而不是針對生存安全，地緣環境有利於我們在發展中緩解各種衝突和矛盾當前亞洲地緣衝突發展的總趨勢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和平與發展動力推動地緣衝突走向緩和與消融，而人類文明發展中出現的逆流加劇舊的衝突、引發新的矛盾。局部動盪並不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主流，威脅中國生存安全的因素呈下降趨勢，而威脅中國發展安全的因素上升到主導地位，中國處於一個可以在發展中處置多邊與雙邊衝突的地緣環境。一方面，對中國生存安全威脅最大的北方陸地威脅已經解除，長期緊張的北亞衝突板塊已經冷卻，中國的安全環境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從海上封鎖中國的島嶼鎖鏈也演變成戰略遏制圈，其基本政治目的也從顛覆中國轉變到遏制中國的發展，弱化了對中國的生存威脅。這兩大威脅源的作用和威脅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地緣戰略的基點已經不是突出如何保障生存安全，而是在生存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礎上突出如何保障發展安全，這是新時期中國安全戰略的最大特色。認清這一特色，就能端正在共同發展的大局下處理亞洲地緣衝突與開展地緣合作，特別是擺正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和中亞-南亞地區安全利益衝突的性質，把握建設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和開展中美經濟合作的歷史機遇，從而把准中美、中俄間開展地區合作與處理地區衝突的尺度。總體上說，當前發生在中美、中俄間直接政治、軍事對抗的危險已經減小，限制對抗的因素隨着雙方經濟依賴程度的加強正在增長，即便在發生地緣戰略衝突的連鎖反應帶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共同安全利益合作的基點。因此，當前我們在發展環境中擁有更大的安全政策迴旋空間，有利於緩解各種地緣衝突對中國的影響。

　　（二）因應歷史機遇，拓展安全空間。中國以經濟為紐帶，帶動亞洲各國樹立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促發展的共同安全新觀念，建立多邊信任與合作的地區安全新機制，長遠緩解地區衝突和美國聯盟戰略謀求單方安全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安全空間決定發展空間。安全空間有多大，發展空間就有多大。穩定的地緣環境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相反，混亂的地緣環境阻礙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長期以來，西方利用亞洲地緣衝突板塊壓縮了中國的安全空間，使新中國經濟的發展局限於國門之內，是導致中國經濟和科學技術長期落後的重要外因。當前，來自地緣衝突板塊的威脅不解決，中國的發展就受到限制。中國發展不起來，亞洲就不可能騰飛。另一方面，發展是促進安全的動力，發展空間拓展安全空間。隨着中國加入WTO和世界經濟步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的外向型發展和地區經濟的一體化，使進口石油、貿易通道等海外利益不斷擴大，中國產業大軍走出國門帶來的人身安全保障問題也日益突出，中國的安全利益也隨之地區化、全球化。從當前的發展需求看，中國的安全空間已不能局限於國內的穩定，而需要向周邊擴展，需要突破地緣衝突板塊的阻礙。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提出了穩定亞太、拓展北亞和中亞-南亞安全空間的客觀需要。

　　歷史上中國的地緣戰略充滿東方和平主義色彩，採取"和戍"、"親鄰"等懷柔政策，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是正和因素大於零和因素。因而，中國的繁榮和穩定起到了帶動周邊地區繁榮和穩定的作用，中國也因此成為亞洲安全的重要支柱。近兩百年來中國的落後和動盪使亞太和中亞-南亞地區失去了一個安全的屏障，與中國的動盪連在一起。歷史經驗表明，亞洲地區大多數國家與中國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需求，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東亞和中亞-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長期形成了對中國的安全依賴，對此，中國長期負責任地維護着亞洲的安全，從冷戰時期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懲越支柬，到冷戰結束後頂住金融風暴，都是實證。當前，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經歷了共同的苦難，有着共同的經濟發展需求，同時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共同經濟利益也有安全合作的基礎。這就使中國能利用經濟這個紐帶，以共同發展促進共同安全，以共同安全促進共同發展，建立多邊信任與合作的地區安全新機制，營造"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地緣政治經濟新秩序，政治解決相互矛盾，着眼於從根本上、長遠地緩和地區衝突。具體地說，就是利用西部開發拓展中亞-南亞安全空間，穩固"上海合作組織"，逐步消除"三股惡勢力"滋生的土壤；利用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加固北亞安全空間，進一步消除北方威脅的歷史動因；利用環太平洋經濟開發增進APEC合作效益，提高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提高共同安全戰略對美日聯盟戰略的競爭力。同時，中國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共同經濟利益也有安全合作的基礎，通過加強經濟互動，提高美日對共同安全利益的認同度，進而從根本上緩和中美矛盾。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企圖在亞洲謀求單方安全而強制推行地區聯盟戰略不同，以發展促安全符合亞洲社會發展自然規律，多邊信任與合作的共同安全機制是亞洲地緣關係發展的自然選擇。

　　（三）發揮地緣戰略優勢，運籌大小三角關係，維護地區戰略平衡。把握地緣戰略重心，分化和化解連鎖反應隱患，在連鎖反應帶上發掘戰略突破點。以兩手對兩手，擊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地緣遏制圈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地緣遏制圈的一大特點是，它們在幕後操縱亞太和中亞-南亞地緣衝突來遏制中國發展，威脅中國安全。從戰略利益和地緣關係上看，美國等西方國家為避免自己遭受損失，不願意直接與中國發生衝突，即便出現中美之間的直接對抗，也會表現出較大的控制力。它們對中國的遏制更多地是鼓動第三方與中國發生衝突，它們則起到衝突粘合劑的作用，借地緣衝突形成對中國的整體威脅。因此，中國面臨的直接威脅大多數來自亞太和中亞-南亞衝突板塊上的周邊地區，如兩岸衝突、南中國海衝突、印巴衝突、朝鮮半島衝突等，從地緣關係上說，這些地區是中美之間的中間地帶，既是美國對華的地緣遏制區，同樣也是中國需要拓展的安全空間和發展空間。對此，一個有效的解決途徑是維護中國周邊地區的穩定，避免地區矛盾的激化，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得不到遏制中國的衝突資源。

　　對此，中國在建立地區信任與合作安全機制過程中，特別是在矛盾和衝突較大的周邊熱點地區，可以積極發揮地緣戰略優勢和大國作用，在地區戰略格局中充分運用大小三角關係，發揮平衡作用，穩定地區局勢。歷史經驗表明，巧妙地建立和運用各種三角關係是營造安全環境的積極策略。冷戰期間，中國在北亞衝突板塊上，面對前蘇聯由陸向海的大陸擴張政策威脅。在亞太衝突板塊上面對美國由海向陸的邊緣擴張政策威脅。在兩面均臨大敵的危險形勢下，中國利用美蘇兩霸的矛盾，利用它們的利益差、時間差、實力差，搞戰略平衡獲得成功，變被動為主動。當前，新時期亞洲地區戰略平衡的歷史機遇是，我國可以在南亞發揮中印巴三角關係的主導作用，在亞太營造中俄、東盟和美日三角關係的穩定形勢，在中亞推進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使其起到對北約和平夥伴關係組織和穆斯林國家聯盟在該地區的平衡作用，從而通過積極營造地區安全小環境，帶動國際安全大環境的改善。

　　在解決中國面臨的現實衝突問題上，應着眼於地區的多樣性和整體性，遏制突發事件引發連鎖反應。為避免陷入兩線告急的最壞局面，我們需要在營造地緣安全環境的同時，加強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分化和化解連鎖反應隱患，始終把衝突的影響限制在局部地區、局部領域內，使之難以交叉震盪，使美國等西方國家難以有效形成地緣衝突對華的壓迫合流之勢，並最終分而治之。對此，正確的戰略選擇是放眼國際戰略大環境，着眼長遠的國家安全需要，不拘泥於短暫和局部的利益得失，始終把握戰略重心，集中主要力量遏制亞太和中亞-南亞兩大地緣衝突板塊上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最大危害，穩定大局，穩住陣腳。同時，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突破局部，帶動全局，充分發掘地緣衝突板塊上的積極因素，將軍事鬥爭與政治、經濟、外交、文化領域的鬥爭融為一體，靈活機動地與威脅國家安全利益的對手鬥智鬥勇，把握鬥爭方式和尺度，斗而不破，決而不裂，善於以側面的突破帶動正面的突破。對此，我們可以利用亞洲經濟發展的共同利益需要，率先在連鎖反應帶上與戰略重心緊密聯繫的經濟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上創造突破口，帶動連鎖反應帶和衝突板塊上的良性循環，推進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環境的改善，促成戰略重心的突破，從而徹底擊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地緣遏制圈